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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入侵自己国家的军队将官如此大规模地予以奖励，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只要能保住皇位不动摇，他们当然要“量中华之物力，结舆国之欢心”，尤其要结日本之欢心。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悲壮的一幕。然而，清朝统治者惊魂稍定之后，并没有像他们在煌煌上谕中所许诺的那样，“将来事定后，再行加恩”。相反，慈禧一伙出尔反尔，恩将仇报，对参加义和团运动的民众，“痛加剿除”，“不留根株”。更出人们意料的是，慈禧和清王朝的高层人士，居然筹划着大规模地向侵略者授勋。这的的确确是一件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怪事。 日本先占户部银库 八国联军耀武扬威地开进北京城后，杀人放火，干出了最卑鄙的事情。在这场野蛮的趁火打劫的过程中，日本兵力占进攻北京的八国联军总兵力的很大比例，气盛势壮，穷凶极恶。 据史料记载，1900年8月14日，由山口素臣中将率领的日军第五师团从东直门、朝阳门一带攻入北京。他们不但疯狂屠杀义和团民众，而且还肆意抢掠，无论是王宫府第，还是百姓民宅，都不放过。数日后，各列强开始对京师划分区域，分地而治。日军因为入城较早，所占据的北城，地面广阔，宫殿星罗棋布。日军较早设立了所谓安民公所。日军警务长《安民告示》称：“东自东四牌楼以北，西自北堂后身，直至阜成门城根以北，为大日本帝国所管辖。尔等良民，务宜各安本业，不可惊惶……倘若无故惊惶，纷纷奔窜，恐反不能分别良莠，自取横祸也。如有不法匪徒，身藏兵器者，一经查出，即照军法惩治，勿谓言之不预也。”发布者署名柴，即柴五郎，是日本陆军最早的中国通。柴五郎长期住北京，对使馆的兵力指挥得当，事后得到了各国政府颁发的勋章。 列强入侵京师，毫无例外均是明火执仗，疯狂掠夺财富，但德国占领区情况最糟，“性情暴恶，专以杀人为能事”。相对来说，“日本最安谧”，显得比其他列强侵略者狡猾。史料记载“洋兵入城后，日本先占领户部银库，以库内尚存银三百万两之数。此次日本劫得公私两款，较他国为多焉”。 朴笛南姆威尔所写的《庚子使馆被围记》则称：“银子一物，在今日已成市间滞积之货，盖人人均有之。初以为日本人之纪律最佳者，亦踵为之。彼将户部所存之银，一取而空，其数在百万磅以上。彼矮小之人，最为灵巧，不过取其多者而已。”日本政府还在《辛丑条约》赔款中，获得了三千四百多万两白银。 清政府奖赏侵华日军将官 可是，清政府还是觉得对日本过意不去。因此，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未久，即着手考虑如何感谢日本侵略者。 当时出使日本大臣蔡钧，向日本外务省呈递照会，转达光绪皇帝的谕旨说：“上年拳匪变乱，禁门以内，日本兵官严饬弁兵，极力保护，洵属睦谊可风，深宫甚为感悦。著蔡钧转达日廷外部，传旨向日皇伸谢。” 庆亲王奕劻是这一事件的策划与执行者。早在清政府正式通知驻日使臣蔡钧之前，奕劻已经开始为奖励日本在北京的驻军做准备工作，曾经致函日本驻北京军队指挥官师团长山口素臣，向他索取“各将官职务资格，以便分别赏给”。奕劻的举动，使这位日本军队的头目也感到莫名其妙。故而山口素臣答复庆亲王只是“谦谢”，并没把奕劻所提之事真当一回事。直到驻日使臣蔡钧将清政府的煌煌上谕和奕劻的亲笔信函送交日本外务省之后，日本人才真的相信，清政府的的确确要奖赏义和团时期的侵华日军了。于是，日本外务省便通知陆军省，开列当时驻北京的将官之官衔与姓名，并且很快由军方开出了一份包括90名将官的名单。 日本军方所开列的受赏名单，于1902年3月15日由日本外务省送交公使蔡钧。紧接着，日本陆军大臣素内正毅于4月20日又附送了第二份名单，其中包括步兵曹长笠井常一等109人。日本政府又把这些名单寄给日本驻北京公使内田康哉，征求他的意见。内田认为军方开列的名单，以山口素臣为首的第五师团人数过多。这与义和团期间，攻占北京的日本军队比例不协调。因此，内田对由日本国内寄来的名单作出修改。经反复交涉，日本政府最后确定了一份199人的名单。 对一个入侵自己国家的军队将官如此大规模地予以奖励，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只要能保住皇位不动摇，他们当然要“量中华之物力，结舆国之欢心”，尤其要结日本之欢心。 （作者单位：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