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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载全文 在国家撰修大清史的引领带动下，2012 年的清史研究延续了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气象，不仅在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课题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同时也在一些新兴的研究领域如城市史、文化史、环境史等方面渐趋成熟。 一、学术会议与重要著作 继2011 年辛亥革命纪念带来的研究热潮，2012 年以“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为契机，对清以来的国族构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于2012 年6 月召开了“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清帝逊位、民国肇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复旦大学也举行了“民族主义与近代外交”学术研讨会，从外交的角度讨论了清以来民族主义的形成、近代中国的国际化问题。以民族、国族、国家认同作为讨论主题，以“他者”和“边界”的学术视野对这一问题进行审视的学术会议，还有湖南师范大学的“近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国际学术研讨会和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边界中国： 现代性与可持续性”研讨会。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会议主题是将近代中国置于东亚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东亚共生——建构共同的历史认识”中日联合研讨会、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东亚城市的社会群体与社会网络”学术研讨会，以及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世界史/全球史视野中的东亚”暨第二届FTP 三校合作国际学术会议等。 本年度的清史研究会议还凸显了看重新史料、新视野的特点，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于2012 年5 月成立了满文文献研究中心，2012 年10 月又由该校国学院举办了“满蒙档案与蒙古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中央研究院”第四届汉学会议有“档案考掘与清史研究： 新材料与新视野”的特别专题，就清史研究中的档案运用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探讨。另外一些新的研究题目也因为新史料的发掘而受到学界的瞩目，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外语文献中的中国城市”国际学术研讨会就以外语文献作为切入点，探讨清代中国城市的发展变迁。而生态史的研究也在本年度得到了推进，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生态史研究中心并举办了“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历史的生态学解释”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建立在生态学研究基础上的清史研究所关注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由以上对于2012 年清史相关学术会议的回顾可以看出，当下的清史研究呈现出相当广泛的全球史视野和对于族群、生态、城市不同领域的多维关注，与此同时，朝向扎实的研究深度才能带来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突破。本年度出版的重要清史著作即以研究深度作为主要特点。冯尔康数十年来撰述的清代人物研究由岳麓书社结集出版，以《清代人物三十题》为名，体现了作者将历史研究落实在历史人物研究的学术旨趣，正如其在自序中所言： “历史学家通过研究人物，认识历史，描述历史，介绍历史，反映历史，使人读史明世，知人论世，予人智慧的启迪。”与此相类的、应当成为年轻一辈学者典范的，还有李治亭的《李治亭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5 月）、张玉兴的《明清之际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9 月）、许曾重的《许曾重史学论文选集》（故宫出版社，2012 年8 月）、岸本美绪的《風俗と時代観―明清史論集〈1〉》（研文出版，2012 年5 月）和《地域社会論再考―明清史論集〈2〉》（研文出版，2012 年6 月）等，这些出版于2012 年的学术文集，作为研究者毕生心血所集，在当前求新、求速的世风之下，这些扎实、勤勉的清史研究更能够体现史学应有的不浮夸、不媚世的独立思考精神。 二、学术热点 2012 年清史研究的学术热点是有关清代“民族与国家”的讨论。一方面是“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的研讨延续了学界对于上一年辛亥革命研究的热情，对于晚清的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关注达到了最高点; 另一方面是前几年对于美国“新清史”研究的讨论继续加温，对于以民族主义相关理论解构晚清民国的民族论说，以族群理论为核心看待有清一代的政治史的研究路径，在2012 年也出现了成熟的理论探讨。自清代肇基至清帝逊位，2012 年的这两大热点在时间断限上也浑然一体，不再有清史和晚清史、近现代史的分隔，共同构成本年度以“民族与国家”视角进行清史研究的鲜明特色。 美国“新清史”研究掀起的波澜在2012 年依然时有体现，值得注意的转变点在于国内学界对待“新清史”的态度不再停留在“挑战——回应”，而是试图将其纳入到中国本身学术话语的发展轨迹中。其集中体现是出版于本年度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3 月）论文集。正像该书主编刘凤云在《序言》中提到的，书中收录的文章“就如何超越传统的政治史研究，重构清代政治史的认识体系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而“新清史”所涉及的“清朝的国家与民族认同”是其中不可回避的一环，有关“新清史”讨论提醒研究者“在当今世界文化趋同性与多元性并存的发展趋势下，构建中国史学的自身逻辑，维护中国文化在国际学界的话语权尤为显得迫切与重要”。该书中收录的黄兴涛、常建华、祁美琴、杨念群、定宜庄、刘小萌等文章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民族国家”、“汉化”、“族群”的不同角度，对美国的“新清史”研究进行了解构与回应。不过正如李爱勇在《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史学月刊，2012 年第4 期》）一文中提出的疑问，国内学者对美国“新清史”的回应简直如同列强与清朝之间的关系——冲击反应论又复活了? 而2012 年出版的另一部有关美国“新清史”的回顾性综述《美国新清史三十年——拒绝汉中心的中国史观的兴起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6 月）中，作者党为也表达了对于“新清史”研究会给中国历史、现实的重新认识带来伤害的担忧。 研究者们的顾虑自然有其道理，而《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一书试图重掌清史研究话语权的努力不啻为一个好的开端，今日的中国历史研究者们可以用更理智的态度来对待西方学术研究的“冲击”，不仅仅是单纯的“回应”，而是藉此进行自身研究的反思和推进。正如定宜庄在《被译介的“新清史”——以“族”为中心的讨论》（收录于《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一书中）中指出的，“新清史”的核心是“族群”，是历史研究与人类学研究结合的产物，但我们现有的清史研究中显然对此关注不足，对于人类学、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借鉴太少。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因为有关“民族”、“种族”、“认同”，在我国现有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领域已经有相当丰富的讨论。而再如《清史研究》刊发的黄培《满族文化的转向（1583—1795 年）·导言》（董建中译，《清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一文，其中提及的“汉化”、“同化”、“涵化”这些词语的选用也是值得我们再进行更多探讨的问题。黄培的文中选择承袭何炳棣的“汉化”说法，这其实也提示我们回到“新清史”研究的出发点来审视这些问题的产生。所谓的“新清史”，正是来源于罗友枝对何炳棣的批判，而何炳棣先生自己也对罗友枝的批判有所回应。何炳棣先生于2012 年6 月去世，在这个时候对何先生的立论进行回顾是很有意义的。“新清史”的研究者们为了反驳何先生的清朝“汉化”理论而走向了“满族中心论”，如果从族群研究的角度来思考，这和“汉族中心论”在研究理路上近乎如出一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思考的话，作为统治者的“满族”，与其视作一个“族群”，更应该视作是一个“阶级”——统治阶级。其在清晚期进行的加强族群文化特征的种种举措，与其说是“族群”性的体现，不如说是其“阶级”性的体现更为恰当。再者，如果研究者把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一个族群上，不论是“满族”还是“汉族”，这难道不是和当今世界多元化的研究理念背道而驰? 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已经对我国的五十六个民族都有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深入发掘其他民族在清代历史中的活动及其与清朝统治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对所谓清朝的“满族”特性究竟是“族群”性还是“阶级”性进行进一步判断。 事实上我们依然可以对“新清史”研究报以乐观的态度，学术研究在今日早已突破国家、民族的边界限制，在信息的迅速交换与国际整合中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全球化的特征时，中国的清史研究者也可以在此基础上有自己的“新清史”研究，不再局限于美国“新清史”所提出的民族、国家、边疆的旧问题。张世明出版于2012 年的《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 1644—1945 年的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年8 月）专著就是这一点的绝佳例证。该书为张世明教授积十七年之力独立完成，全书分为导论、边疆民族、军事战争、司法场域卷和经济开发五卷本，共三百万字，可谓是近年来少有的清史巨著。该书体现了作者以新历史法学来建构总体史的尝试，行文处处浸润着深厚的法学、历史学的理论基础。戴逸先生认为该书可以说“构成了一部具有浓郁个人特色的‘新清史’”。陈支平于2012 年6 月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史学碎想录》，其中《重新审视清代与世界史的关系》，也很值得注意。该文从比较世界史的角度重新思考了清代的历史地位。该文由《北京日报》于9 月11 日予以转刊。 三、政治史 “变革”是2012 年度清代政治史研究的关键词。首先是有关明清之际的变革方面，有滕绍箴、李治亭两位资深清史学家合著的《陈圆圆后传》（岳麓书社，2012 年5 月）一书，对陈圆圆、吴应麒潜伏于贵州幸存的史事进行了考证，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嘉定忠臣——十七世纪中国士大夫之统治与社会变迁》，宋华丽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年9 月）则对清初嘉定侯氏、黄氏家族儒士为代表的清初文人进行了考察。同样关注清初史事的，还有何龄修的《读“争抢”柳敬亭文的感想和议论》（《清史论丛： 2012 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 年12月）和葛兆光的《乱臣、英雄抑或叛贼? ——从清初朝鲜对吴三桂的各种评价说起》（《中国文化研究》，2012 年第1 期）等文章。关注清中期变革的，有罗威廉（William T． Ｒowe）的《乾嘉变革在清史上的重要性》（师江然译，《清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以及张国骥的专著《清嘉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岳麓书社，2012 年7 月）。有关太平天国的研究，本年度有王明前的《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和农村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6 月），引入了社会运动理论的新概念，对之前太平天国研究的阶级分析论进行了反思。还有Stephen Ｒ． Platt 的《天国之秋》（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the West，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Knopf，2012），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中国看作一个与世界经济政治紧密联结的国度进行书写，该书因此获得了2012 年的坎迪尔奖（Cundill Prize）。同样对太平天国史事进行研究的还有邓攀的《太平军破南京仪凤门之战若干史实考证》（《清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 有关晚清变革的研究是2012 年度的热点。专著方面有王晓秋的《改良与革命——晚清民初史事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10 月），该书论及晚清的几次改良运动和五四运动、辛亥革命，论证了晚清历史上改良与革命的辩证关系。李细珠的《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 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11 月）一书则更多的从地方督抚的视角考察清末新政在地方层面的践行，认为至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演变成为“内外皆轻”的格局，其后果是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郑大华、邹小站主编的《辛亥革命与清末民初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10 月）收录了多篇纪念辛亥革命的论文，多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讨论了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相关问题。与晚清变革有关的外文专著有Peter Zarrow 的《走出帝制： 中国国家观念的变迁，1885—1924》（After Empire： 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tate，1885－1924，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03）。研究晚清变革的文章更是丰富，如王开玺在《辛酉政变前后两道谕旨考论》（《历史研究》，2012 年第4 期）中就以大量的清宫档案考证了辛酉政变的两道关键谕旨，其提供的确证、佐证、反证相当严密。茅海建在本年度发表了两篇有关张之洞的研究（《“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之六： 戊戌前后诸政事》，《中华文史论丛》，2012 年第1 期; 《张之洞策反邱菽园》，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 年第1 期），均运用了中国社科院近史所藏“张之洞档案”来讨论晚清变革的关键人物张之洞。而陆胤的《从“同文”到“国文”——戊戌前后张之洞系统对日本经验的迎拒》（《史林》，2012 年第6 期）则考察了张之洞对于日本经验的态度变化。有关李鸿章的研究有费志杰的《李鸿章苏州杀降事件还原》（《清史研究》2012 年第4 期）和姜鸣的《李鸿章“夺情”复出与“清流”的幕后筹划》（《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 年第3 期）。以重要政治人物的人际关系为切入点进行研究的还有马忠文的《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1 期），以及石文玉的《晚清政治变革中的议院与君臣之纲关系论》（《史学集刊》，2012 年第6 期）。 承2011 年纪念辛亥革命的余绪，2012 年度发表的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成果的数量相当可观。如黄克武的《从晚清看辛亥革命： 百年之反思》（《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5 期）一文，认为辛亥革命之成功在于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人士的妥协与合作，但这一妥协的性格也造成民国之后实施民主过程中的诸多困难。李庆英、郭世佑、王春林等人也就辛亥革命本身以及当时的社会百态做出了研究，[1]袁世凯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点。[2]2012年作为清帝逊位和民国肇建一百周年，与民族国家相关的论题也成为热点。杨念群的《清帝逊位与民国初年统治合法性的阙失——兼谈清末民初改制言论中传统因素的作用》（《近代史研究》）、章永乐《多民族国家传统的接续与共和宪政的困境——重审清帝逊位系列诏书》（《清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李喜霞《满族皇室分裂与宣统退位诏书》（《历史教学》，2012 年第4期）都对清帝退位诏书进行了新的解读。近代民族国家肇建过程中的国族认同变迁依然是学术话语的重点，如张永江《民族认同还是政治认同： 清朝覆亡前后升允政治活动考论》（《清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郭忠华《清季民初的国民语义与国家想象——以citizen、citizenship 汉译为中心的论述》（《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 年第6 期）、裴自余的《追寻现代国家的观念基础——晚清的国民国家论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 年第3 期），这三篇文章都致力于考察清末的国民、国家的表述与认同。而罗志田《国进民退： 清季兴起的一个持续倾向》（《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 年第5 期）一文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勾勒出清季“国家”与“社会”在公共领域的进退转化，以及“臣民”向“公民”身份的转变使得国民重新定位其与国家、社会的相应关系。 尽管有关政治变革的研究在2012 年度得到了诸多关注，其他领域的清代政治史研究也在稳步向前推进。有关清初政治的研究论文，有谢景芳的《清入关前决定满族命运的大讨论》（《明清论丛》，2012 年号）一文以档案和实录资料的梳理，再现了皇太极进行入关决策前后满、汉官员意见的分歧及当时历史情境的复杂状况。李治国的《礼敬明朝———清代“三恪二王后”探析》（《历史教学》，2012 年第2 期）则从新朝加封前朝宗室的礼制传统考察了清初政治的复杂性。王秀玲的《清代太庙祭祀及其政治象征仪式》（《清史论丛》，2012 年号）同样关注了清朝的太庙祭祀仪式在礼法层面的政治象征意义。除礼法层面之外，在清前期的政治实践层面，马俊亚的《盛世叩阍： 清前期的皇权政治与诉讼实践》（《历史研究》，2012 年第4 期）以“叩阍”这一特殊的政治诉求形式作为考察对象，指出清前期“叩阍”作为特殊的官员督察体系存在的意义，乾隆中后期转而对平民“叩阍”进行打击，削弱了统治阶层的执政能力。对于清朝官员的选拔、考察、监督的研究，晏爱红《清代官场透视———以乾隆朝陋规案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年2 月）阐释了乾隆朝典型陋规案的始末，审视了陋规案的立法缺位和执法畸重问题。许静、赵亮《嘉庆朝官员革职特点研究》（《清史论丛》，2012 年号），滕德永《嘉庆朝御赏贡参制度》（《历史档案》，2012 年第2 期）和周勇进《清代道员职衔考述》（《清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等文。政治权力在中央与地方层面的博弈也是清代政治史的重要视角，王志明考察了清代知府与京官逐渐一体化的倾向（《雍正朝京官与地方官双向任职分析》，《史学集刊》，2012 年第6 期），王瑞成则展示了晚清特殊社会历史情境下中央权力外移的截然不同的趋势（《“权力外移”与晚清权力结构的演变： 1855—1875》，《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另有一些研究者将关注点放在对地方官员的专题考察上，如王丽的《晚清地方候补官委署过程中的规则与“潜规则”》（《清史论丛》，2012 年号）、高俊的《清末劝学所督办地方学务述论》（《史林》，2012年第3 期）和龚小峰对江苏督抚的研究（《地域、权力与关系： 对清代江苏督抚的考察》，《安徽史学》，2012 年第4 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故宫博物院等机构发起的清代宫廷史研究，最近几年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对从另一个侧面深化清代政治史的研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有关清代司法律例的研究也在2012 年备受青睐。王巨新的《清朝前期涉外法律研究——以广东地区来华外国人管理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12 年7 月）一书运用案例、互证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深入探讨了清前期针对来华外国人涉外法律逐渐系统化的进程。梅利莎·麦柯丽（Melissa Macauley）的《社会权力与法律文化： 中华帝国晚期的讼师》（明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3 月）则以清代的讼师作为“社会分析”的对象，展现了一种更为世俗化的法律史阐释方式。基层司法审判所展现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提供了很多吸引人的案例研究，如郑小春的《清代的基层司法审判实践： 苏氏诉讼案所见》（《清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毛立平的《“妇愚无知”： 嘉道时期民事案件审理中的县官与下层妇女》（《清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以及李甜的《清代民事诉讼中的身份等级与赋役制度： 以道光泾县李氏主仆官司为中心》（《历史教学》，2012 年第5 期）和徐忠明《读律与哀矜： 清代中国听审的核心概念》（《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 年第1 期）。亦有对于司法律例本身的制度考察，如胡祥雨《“逃人法”入“顺治律”考——兼谈“逃人法”的应用》（《清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陈兆肆的《清代永远枷号刑考论》（《清史研究》，2012 年第4 期）以及史新恒的《清末司法官制改革中的臬司甄别》（《历史档案》，2012 年第3 期）等研究。 民族与边疆问题向来是清史研究的核心议题，本年度对于清代民族和边疆的关注仍然倾向于西部地区。贾建飞的《清乾嘉道时期新疆的内地移民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5月）一书以清代的满、汉文档案为基础，关注了清代中期经营新疆的政治理念和流向新疆的内地人口的相关发展，对于清代新疆的人口、环境以及族群关系都有生动的描写。贾建飞也在《清代新疆的内地坛庙： 人口流动、政府政策与文化认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 年第2期）中也对内地人口流向新疆之后对当地文化的影响多有关注。2012 年的《西域研究》中刊载了多篇有关新疆地区的研究，如王鹏辉的《兰州碑刻所见清代新疆史事》（2012 年第1 期）、郭胜利的《清末哈密“改土归流”研究》（2012 年第1 期）、王力的《浅析乌什事变与清朝回疆治理政策的调整》（2012 年第1 期）和张世才的《清代新疆天山南路维吾尔社会结构与变迁》（2012 年第1 期）等文章。韩国的赵柄学则利用《清内阁蒙古堂档》为基础考证了噶尔丹的准确死亡时间（《噶尔丹死亡考》， 《历史档案》，2012 年第2 期）。王希隆考察了清嘉道年间的“张格尔之乱”，就这一打破新疆60 余年平静局面的叛乱的背景、始末和影响进行了论述（《张格尔之乱及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 年第3 期）。 对于清代蒙古地区与民族的研究，首先有M·乌兰的《卫拉特蒙古文献及史学： 以托忒文历史文献研究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7 月）一书，该书对于卫拉特蒙古的研究建立在该民族特殊的文字文献——托忒文之上，对于清代蒙古文字、文献史的研究有相当重要的价值。有关清代蒙古地区的期刊论文，有包姝妹、宝日吉根的《援俗定例： 清朝统治蒙古地区法律制度特点探究》（《清史研究》，2012 年第1 期）对清代治理蒙古地区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探讨，冯玉新的《清代阿拉善蒙古与甘州、凉州二府的划界纷争及边界调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 年第4 期）和吕文利的《乾隆八年蒙古准噶尔部进藏熬茶始末》（《明清论丛》，2012 年号）都将关注点放在了清代蒙古地区与相邻区域的关系以及满蒙关系上。 有关西藏地区与民族的研究，有梁俊艳的《清代西藏亚东关署理税务司张玉堂事辑》（《清史论丛》，2012 年号）和陈志刚的《清代西藏与南亚贸易及其影响》（《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 年第2 期）关注清代西藏的经济贸易问题，也有对于清代西藏地区族群和历史事件的研究，如杨红伟的《沙沟总管设置与清代循化厅所辖藏区族群政策》（《史学月刊》，2012 年12 期）和日本学者柳静我的《1727 年のチベット政変と清朝の介入》（《史学杂志》，2012 年第9 期）。 与火热的“新清史”讨论相比，对于满族作为一支东北地区区域性族群的研究显得较为疏落，佟永功撰文介绍了满文的完善者达海（《满族的历史文化名人——达海》，《清史论丛》2012年号），周喜峰重现了清初雅克萨保卫战中的各族群关系（《清初黑龙江各族与雅克萨保卫战》，《明清论丛》，2012 年号）。刁书仁（《努尔哈赤崛起与东亚华夷关系的变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 年第3 期）、黄普基（《从“辽燕旧界”到“华夷大界”——朝鲜人笔下的山海关意象》，《清史研究》2012 年第4 期）和晁中辰（《由“兄弟之国”到“君臣之义”——清入关前与朝鲜关系的演变》，《明清论丛》，2012 年号）则都将注意力放在了满族崛起在东亚地区的族群关系中产生的影响，尤其是与朝鲜之间的关系。 清代南方地区的边疆和民族的研究，相对于北方的边疆民族，在数量上有极大的落差，显示出清代边疆民族研究一贯以来南北不平衡的特点，刘冬梅、欧阳洁的《清初海南黎族勇武抗清原因分析》（《史学集刊》，2012 年第6 期）考察了明末清初海南岛黎族参与南明抗清活动的历史事件，方铁用边疆大吏奏疏等资料重新审视了雍正朝在云贵等省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前因后果，认为清政府此举是对土司制度的改革而非彻底废除（《雍正朝改土归流新探》，《明清论丛》，2012 年号）。罗群则更多的将云南地区的族群政治与清末民初的边疆变迁联系在一起进行了研究（《论清末民初的边疆政党与政治———以云南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 年第3 期）。 四、中外关系 清代作为中国被整合进世界秩序最集中剧烈的时期，清代中外关系的研究得到了中外学者的最多关注。有关清代中日关系的研究，不仅得到了中国学者的注意，也有相当数量的外国学者的研究在2012 年度问世。戴东阳的《晩清驻日使团与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1876—189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8 月）一书考察了甲午战争前驻日使团的历史情况，对进一步了解当时战争爆发的因果很有助益。宗泽亚编著的《清日战争（1894—1895）》（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年6 月）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等处馆藏历史文献为基础，细致再现了清日战争双方军、政、经、民各方面的因素及其变化。国外学者的研究则更关注晚清的中国外交的演变，如Kristoffer Cassel 的《审判的基础： 十九世纪中日关系中的治外法权和帝国权力》（Grounds of Judgment：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Imperial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Japa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01）一书，通过对清末中日之间治外法权的研究，展现了当时中国、日本和西方之间的复杂关系。日本学者箱田恵子的《外交官の誕生： 近代中国の対外態勢の変容と在外公館》（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2 年2 月）集中研究的是清政府由科举官僚出身的外交官逐渐适应西方国际法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的过程，为我们了解近代中国外交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参考。渡辺美季的《近世琉球と中日関係》（吉川弘文館，2012 年5 月）关注的是琉球在中日关系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成为东亚近代秩序中的独特一环。同样关注清代东亚秩序的，还有冈本隆司的《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黄荣光译，三联书店，2012 年3 月），作者运用多种语言史料，凸显了19 世纪至甲午战争时期朝鲜“属国自主”的问题在东亚秩序中的焦点地位。王晓秋的《东亚历史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4 月）所涉及的范围更为宽广，内容涉及19 世纪中、日、韩各国在发展道路、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等重大问题的历史比较。 2012 年清代中外关系的研究中，以观念史的视角转换作为研究进路是一种值得特别注意的趋势，薛明的《清入关前的对日认识》（《清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一文指出清在入关前主要是通过朝鲜提供的情报形成对日本的认知，从而影响了其后清政府对于日本的实用主义态度。刘岳兵所著的《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三卷·1840—1895》（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6月）论述了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的认识从臆测到实证、从同病相怜到蔑视轻侮以至于兵刃相向的发展过程。同样关注日本对华观变化的，还有王美平的《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变迁——以报刊舆论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 年第1 期），文中指出日本精英阶层的“蔑华观”在政界则升级、病变为“侵略客体观”，是日本此后不断推行侵华策略的主要精神驱动力。杨念群则在整个“东亚”和西方殖民历史过程的层面上，剖析了中日韩在清末以来对“亚洲”的不同想象及后果，指出“东亚”的形成可以被理解为两个交错相关的过程： 一个是周边地区在形成自身的民族国家轮廓时所进行的“去中国化”过程; 另一个是所谓“东亚”内部的相互“殖民”和“被殖民”的过程，甚至还包括中国自身的“去中国化”过程（《何谓“东亚”? ———近代以来中日韩对“亚洲”想象的差异及其后果》，《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 年第1 期）。对于清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有吴伯娅的《陈昂父子与〈海国闻见录〉》（《清史论丛》，2012 年号）、陈国保的《越南使臣与清代中越宗藩秩序》（《清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和葛兆光的《朝贡、礼仪与衣冠———从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国王热河祝寿及请改易服色说起》（《复旦学报（社科版）》，2012 年第2 期）等文。 对于清代的中欧关系的研究，因为史料基础所系，仍然以清代传教士的相关研究为大宗。陈怀宇的《近代传教士论中国宗教： 以慕维廉〈五教通考〉为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6月）一书梳理了十九世纪传教士对于中国宗教的认识，涉及其宇宙论、认识论和生命观的基本认知逻辑，是一本出色的反思西方研究基督教本位、欧洲本位的宗教比较研究。周燕的《传教士与中外文化交流——李明〈中国近事报道〉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年3 月）则从法国耶稣会士李明对于康熙时期的中国的介绍入手，讨论其与中国形象的欧洲演变、与利益之争和对启蒙思想家影响的关系。同样有关耶稣会士的研究还有万德化（Artur K． Wardega）等编著的有关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日升（Tomas Pereira）的讨论文集（In the Light and Shadow of an Emperor： Tomás Pereira，SJ （1645－1708），the Kangxi Emperor and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12－05），作为与康熙皇帝关系密切的耶稣会士，研究者们认为徐日升的历史意义被低估了，对他的探讨有助于深化对清早期中西关系的了解。冯尔康在《“康熙帝与西洋文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历史教学》，2012 年第4 期）中则从康熙的角度谈及其与传教士的关系，认为康熙对天主教教义的认同是文化层面而非宗教信仰层面，招揽西士也多出于特殊历史情境的政治需求，是以难以在后代延续。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的《礼仪之争的中国声音： 游记、社区网络和跨文化讨论》（Chinese Voices in the Ｒites Controversy： Travelling Books，Community Networks，Intercultural Arguments，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2012）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18 世纪的中西“礼仪之争”向来被视作是纯粹的欧洲事务，钟鸣旦却认为“中国声音”在这一事件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礼仪的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分配与交换的在其中具有关键作用。钟鸣旦关注的跨语际“转译”问题，也是关诗珮《翻译与调解冲突：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方译者费伦（Samuel T． Fearon，1819—185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2 年，总第76 期）一文的立论基点，并且在汤开建《乾隆十一年福安教案述论——以巴黎外方传教会中文档案为中心展开》（《中华文史论丛》，2012 年第3 期）一文中同样得以体现，足见“话语”分析是当前清代中西关系研究中备受青睐的研究方法。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态度的演变（1830—1932）》（《历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更关注传教士来华后在实践层面的变化，认为晚清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从文化征服者变成了文化合作者”，这一态度的转变加快了基督教会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 五、经济史 2012 年度的清代经济史，有关整体经济运行的研究，首先是方行发表的《清代前期经济运行概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 年第1 期）一文。这篇文章是作者多年以来有关中国封建经济运行机制思考的一项总结，提出如何配置资源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内涵。清前期在社会生产力提高的前提下，具有两个特征，第一是以一定的资源投入获得了大量社会需要产品，实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 第二，以发达的地区分工来实现需求与供给的总量平衡。作为中国经济史“资源配置理论”的新思考，这篇文章具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山本进的《清代社会经济史》（李继锋、李天逸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 年1 月）一书也于本年度翻译出版，该书论述了中国经济被迫纳入全球化之前清朝的社会经济问题，同样也重视清代经济的区域分工，指出清代中国在经济层面并不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足立啓二的《明清中国的经济构造》（汲古书院，2012 年2 月）作为一部全面研究明清中国经济史的著作，对于封建国家的小经营生产、财政货币、商业、市场流通等都有很全面的研究，尤其是作者对于“封建”、“专制”以及中日社会结构的对比都有相当深刻的批判与反思。 有关清代财政史的研究，有邵义《咸丰朝户部银库实银收支数质疑》（《历史研究》，2012年第4 期）和韩祥的《1843 年户部银库亏空案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12 年第6 期）都将关注点放在清晚期的户部银库，对一些既有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周健《清代财政中的摊捐——以嘉道之际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一文则是对清晚期财政中“摊捐”这一具体措施进行了研究。与财政史紧密相关的粮食价格的研究，在2012 年度也有不少的成果涌现，大部分是以清代区域性的粮食价格变动为主题，如马国英等《晚清山西粮食价格波动、市场成因及政府行为（1875—1908）》（《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吴小珍《粮食生产供求变动与清代地方的社会经济——以湘南为中心》（《清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邓玉娜《清代中后期河南省粮价变化的历史地理学解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 年第6 期）等。罗畅撰文比较了《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和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清代粮价资料库”在数据和使用方面的异同（《两套清代粮价数据资料的比较与使用》，《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5 期）。人口史的研究方面，张鑫敏通过对《大清一统志》中对江苏左、右布政使司所属“滋生男妇大小”人口统计数字来源的重新考订，提出了这些数字并非嘉庆年间民数或男丁数本身，而是一统志编纂者主观编造的结果的观点，认为其是“嘉庆年间民数汇报与雍正九年人丁编审两种制度下的人工产物”（《〈大清一统志〉中“滋生男妇大小”考——以江苏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赵思渊的《十九世纪中叶苏州之“大小户”问题》（《史林》，2012 年第6 期）则是从广泛的社会矛盾爆发的历史背景下，指出“大小户”并不仅仅指向一种政治或经济身份，更大程度上是地域赋税的一种利益结构。龚义龙的《试析清代巴蜀地区的人口压力及其缓解途径》（《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 年第1 期）则讨论了巴蜀地区在移民不断涌入和土著人口增长的压力下，该地区人民生计模式的多样化的选择，构成了“巴蜀地区小商小贩、小手艺人、佣工数量巨大的历史根源”。和这一问题相关的，2012 年度还有周邦君的《乡土技术、经济与社会——清代四川“三农”问题研究》（巴蜀书社，2012 年3月）一书，从更宏观的角度讨论了清代四川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 清代的区域性商业、商帮的研究依然占据了经济史研究的很大篇幅，这大概和当前史学研究的区域化研究取向密切相关。刘凤云的《俸米商业化与旗人身份的错位——兼论商人与京城旗人的经济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 年第6 期）敏锐地注意到了在清代旗人经济状况变化的情况下，怎样以俸米商业化的形式与京城商人联系起来。刘文鹏《论清代商业网络传播与国家的社会控制力——以乾隆时期的伪孙嘉淦奏稿案为中心》（《清史研究》，2012 年第1 期）认为商人通过会馆、商行的商业网络传播了伪孙嘉淦奏稿的信息，藉此表达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是商业社会消解清朝国家力量的体现。区域商业史的研究，以徽州商业为重点。在徽州文书的不断整理、出版之下，有关徽州商业的研究得到很大发展。邹怡的《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1368—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2 月）一书考察了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对明清以来徽州茶叶发展的各种影响。王裕明的《明清徽州典商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 年9月）则是以徽州典商文书出发，将徽商典铺经营与明清社会变迁进行了综合考量。同样关注清代徽州典商的研究还有封越健的《十八世纪徽商典铺的经营管理与典当制度——以休宁茗洲吴氏典铺为中心》（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2 年12 月，总第78 期）一文。陈瑶的《从汉口到湘潭——清初湘潭县重建过程中的徽州盐商》（《安徽史学》，2012 年第4 期）则把关注重心放在徽州地区的盐商之上。还有研究者以比较的研究方法，将明清时期的两大区域性商帮——晋商和徽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对比（刘建生、燕红忠等，《明清晋商与徽商之比较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12 年8 月），对于建立区域经济比较分析的理论框架有新的探索。而有关晋商的研究，在2012 年有赖惠敏的《山西常氏在恰克图的茶叶贸易》（《史学集刊》，2012 年第6期）一文，利用档案等资料论述了清代山西商人在恰克图的茶叶贸易兴隆、利润丰厚的情况下，却因地方政府的捐纳、厘金之重，在俄商的竞争下趋于没落。对于清代广东地区商人的研究，有曹雯考察了清乾嘉道时期的广州贸易与行商问题（《乾嘉道时期的广州贸易与行商商欠问题再考》，《清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邱捷的《晚清民国初年广东的士绅与商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4 月）一书讲述了广东的“绅”与“商”在中国社会转型与早期现代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对福建地区商业的研究，有黄忠鑫对清末福州古田商帮的研究（《清末民初福州的古田商帮——以福州古田会馆碑刻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 年第1 期），还有史伟、林发诚对清代泉州海商的研究（史伟《海陆互动： 清代郊商经济多元化发展的经营特征》和林发诚《从清代泉州海商碑刻看闽台关系》，均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陈支平的《明清港口变迁史的重新解读—以泉州沿海港口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提出了政府对于民间乡族私属港口的的管理，是近代“港口”和“口岸”形成的基础。 有关清代航运、漕运、海关的经济史研究，在2012 年度也取得一定进展。专书主要有日本学者松浦章的《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研究》（杨蕾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5 月），以及任智勇的《晚清海关再研究： 以二元体制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10 月）。对于晚清海关的研究，还有陈勇的《晚清海关洋税的分成制度探析》（《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等文。有关清代漕运的研究，则以戴鞍钢的《清代漕运盛衰与漕船水手纤夫》（《安徽史学》，2012 年第6 期）和吴琦《国家事务与地方社会秩序——以清代漕粮征运为基点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为代表。 有关清代矿冶史的研究，常建华在《康熙朝开矿问题新探》（《史学月刊》，2012 年第6 期）一文中，认为康熙朝的政策较好的兼顾了国家与地方的利益，同时较好的维护了地方秩序。对于云南地区铜矿的关注，有日本学者上田裕之的《洋銅から滇銅へ——清代辦銅制度の転換點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第70 卷第4 号），通过铜矿开采对清代的货币政策进行了研究。王德泰的《清代云南铜矿垄断经营利润的考察》（《清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则考察了清政府对于云南铜矿的垄断而产生的大量“铜息”利润和铸钱局则借机大肆赚取“铸息”。贺喜在《明末至清中期湘东南矿区的秩序与采矿者的身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 第2 期）中，描绘了清初政府开放矿禁后湘东南采矿者的身份由“贼”到“商人、矿夫”的转变。 六、社会史 2012 年的清代社会史研究以城市史、环境史、医疗（疾病）史等较新的研究方法最受瞩目。城市史的研究在这一年中发展很快，且研究方法有更加多样化的趋势。清代城市史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北京和上海。郭松义的《清代社会变动和京师居住格局的演变》（《清史研究》，2012 年第1期）一文以严密的史料论证论述了清初统治者强迫京城汉族官民迁出北京城这一史实，并进一步指出，清统治者的人为隔离政策是失败的，之后北京城又产生了汉族官员内迁和在商业发展的影响下，汉族商民进入内城和旗民混居、旗人也有不断迁出城外的历史趋势。刘凤云的《北京与江户——17—18 世纪的城市空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5 月）以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较研究视角，将清代的北京和日本江户联系起来，将受政治体制影响的“城市”和能动的以商业影响着城市空间的“人”的因素结合讨论，在近年来有关北京的城市史研究论著中值得特别关注。同样是讲述清代的北京城市史，Andrea S．Goldman 讲述清代北京的戏剧与城市关系的新书Opera and the City：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Beijing，1770－190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06）提供的视角颇为清新，通过清代宫廷戏剧和商业戏班对社会文化和道德的考察，展现了清代北京城富有鲜活生命力的一幕。叶晓青的《西学输入与近代城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4 月）论文集，讨论了上海城市文化的萌芽与发展。仲伟民的《鸦片战争后茶叶和鸦片贸易与上海城市的发展》（《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 年第5 期）一文指出上海城市的急速发展，其实来源于鸦片战争后茶叶和鸦片进出口贸易的剧增。叶凯蒂（Catherine Vance Yeh）的《上海·爱： 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三联书店，2012 年11 月）考察了清末上海娱乐业的兴起和在城市变迁中的作用。除了对北京和上海的城市史研究，对于清代的云南（马亚辉，《乾隆时期云南之城垣修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 年第2 期）、重庆（谯珊，《专制下的自治： 清代城市管理中的民间自治——以重庆八省会馆为研究中心》， 《史林》，2012 年第1 期）、杭州（王健， 《明清以来杭州进香史初探——以上天竺为中心》，《史林》，2012 年第4 期）和芜湖（张祥稳，《晚清皖江城市火灾及其应对机制研究——以对外开埠通商后“皖江巨镇”芜湖为例》，《清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等城市的历史变迁，也有一些不错的研究。 宗族和地方精英、地方社会秩序的研究依然是社会史的热点议题。冯尔康的《清代宗族的社会属性——反思20 世纪的宗族批判论》（《安徽史学》，2012 年第2 期）一文对20 世纪激进批判、取缔宗族的行为进行了反思，指出宗族文化中的“宗法因素”不应被夸大为“宗法性质”。本年度对于宗族的研究集中在徽州地区的宗族，涉及徽州宗族的继嗣、继产及其与地方社会秩序的关系，如张爱萍的《继嗣与继产： 明清以来徽州宗族的族内过继》（《安徽史学》，2012 年第4期）和陈瑞的《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族与保甲推行》（《中国农史》，2012 年第1 期）。常建华的《清顺康时期保甲制的推行》（《明清论丛》第12 辑）更为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了清代顺康时期保甲制度的展开，从中央的奏疏、档案与地方的方志资料，层层细致的梳理了该历史时期保甲制度推行的状况。保甲制的推行较多的体现地方秩序的政府管理层面，另外也有一些研究是从地方动乱的实际情形来对此进行研究的。日本学者吉尾寛主编的《民衆反乱と中華世界―新しい中国史像の構築に向けて》（汲古書院，2012 年3 月）论文集收录了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多位学者撰写的论文，涉及清代的广东、福建、山西多个地区的地方动乱，是近年来有关地方动乱、民变的较为全面的研究。韩承贤的《文治之下的抗议： 嘉庆四年苏州士人的集体抗议与皇帝的反应》（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5 期）一文对比了嘉庆皇帝在处理儒士集体抗议事件时与乾隆帝的不同，认为“与过去的清帝相比，十九世纪的清帝们较为愿意去探讨是否因官员贪腐渎职而造成地方骚动”。柳岳武的关注重点也在江南地区，不过集中在清末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认为大量客民涌入造成的地方冲突，最终被婚姻、继承等亲缘方式所化解，地方社会走向融合（柳岳武，《清末民初江南地区主客冲突与融合———以江苏句容县域为主要研究对象》，《史林》，2012 年第2 期）。 宗教信仰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视角。刘正刚、黄建华考察了明清时期广东金华夫人神祇形象的转变，指出清初因广东人口的稀少而被赋予生育神职能的金华夫人逐渐正统化，体现出中国文化统一性形成的一种社会结构（《民间信仰的正统化取向——明清广东金花夫人形象的演变》，《安徽史学》，2012 年第5 期）。罗士杰对于清晚期温州金钱会事件进行了新的探索，指出其实质为东南沿海“斋教”传统形成的民间组织，在晚清地方军事化的背景下造成了地方秩序的激变（《地方宗教传统与“去中心化”的地方政治： 重探温州金钱会事件》，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5 期）。徐茂明的《明清以来江南妖术恐慌的衍变及其社会根源》（《史林》，2012 年第3 期）指出引发江南妖术恐慌的原因，既有该地区“信鬼神”的风俗背景，又和累积的社会危机、突发性的自然灾变相关，而政府的应对态度往往影响了事件的最后走向。 医疗史的视角常常引出对社会研究的独特关怀。余新忠的《复杂性与现代性： 晚清检疫机制引建中的社会反应》（《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考察了晚清西方检疫机制引进中国之时，社会各界（朝廷官府、士绅精英、普通民众）的不同反应，认为其中也存在相当程度的利益和权力关系，带给中国社会的不只是健康和进步，也存在民众权利和自由在卫生、文明的名义下被剥夺的事实。胡成的《西洋医生与华人医药──以在华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为中心（1825—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3 卷第3 号）一文认为西洋外来医生在行医、传教的过程中，不仅仅是西方医疗经验的输入，也参考和援借当地华人的医疗经验，促成“中西两种不同医疗文化体系之间的选择、转移、沟通与合作”。中西医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迄今仍然是社会热议的话题，有关清代这一问题的研究，除了胡成外，还有张宗鑫的《明清之际中医西传简论》（《明清论丛》第12 辑）。而周新顺的《晚清政论中的“病国”隐喻与中医思维》（《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 年第4 期）更是提供一个有趣的视角，描述了在以《东方杂志》为代表的晚清报章政论文中，把晚清中国比作一个“病人”，并以中医诊断方式来观察和分析其病情成为一种流行言论的历史现象。 环境史及其相关的生态史、灾害史研究在2012 年持续成为热点。赵珍的《资源、环境与国家权力——清代围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5 月）通过对清代东北围场资源利用和环境变迁的考察，揭示了其背后的生态系统、资源、景观、行政管理、制度的利益博弈，环环相扣，充分展示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关系。夏明方的《近世棘途： 生态变迁中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10 月）一书作为其十余年来围绕明清中国自然灾害的论文合集，重新审视了中国近代经济演进史，提出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相互依存、特定情境下可以相互促进发展的观点。朱浒的《民胞物与： 中国近代义赈（1876—1912）》（人民出版社，2012年6 月）选取了“丁戊奇荒”、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等一系列构成近代义赈发展过程中极具阶段性意义的事件进行描写，从灾害史的角度审视了晚清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本年度还有一部以“丁戊奇荒”为主题的研究论著面世，郝平在《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5 月）更加细致地刻画了大灾面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民间绅商、外国传教士、各种社会力量的救济行为、心态及其效果。 水利史的研究，有张俊峰的《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5 月）一书，充分挖掘明清以来洪洞地区的民间水利碑刻和地方文献，结合田野调查，提出“泉域社会”的概念。谢湜的《16 世纪太湖流域的水利与政区》（《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 年第5 期）一文分析了16 世纪太湖流域的水利总体环境和基层政区格局趋向某种平衡局面的成因与发展，提出在历史时期的区域发展中，政区间经济制度和行政体制的不断改善和有效磨合，对于区域结构的转变是十分关键的。王建革（《清代东太湖地区的湖田与水文生态》，《清史研究》2012 年第1 期）、潘春辉（《清代河西走廊水利开发积弊探析——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中国地方志》2012 年第3 期）、王培华（《清代新疆的分水措施、类型及其特点》，《中国农史》2012 年第3 期）则分别研究了我国江南和西北地区的水利区域发展。 七、文化史 2012 年的思想文化史领域取得的成绩，首先是陈祖武先生的《清代学术源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3 月）一书的出版。本书将有清一代的学术演进分为清初学术、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晚清学术三个阶段，以学术史结合社会史的治学方法，把握了清代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是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著作。戴景贤的《明清学术思想史论集（下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 年7 月）一书则侧重厘清清代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脉络，并且对于中国进入“早期近代”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断代划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徐雁平在《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三联书店，2012 年9 月）一书中，将对清代文学史的关注视角放在文学世家的形成上，通过对家族个案的研究，展现了清代文学史由具体的人物和活动方式能动结合的原生态。房德邻在《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兼答黄开国、唐赤蓉先生》（《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 期）中就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转变过程中受到廖平的影响程度及其他因素进行了讨论。吴岩从文本发生学的视角重新解读了梁启超在著述《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到改名为《清代学术概论》之间的时事与思想动态（《史林》，2012 年第1 期）。周祥森、谢想云在《中国生存论史学的现代转化——梁启超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的再认识暨纪念〈新史学〉发表110周年》（《史学月刊》，2012 年第3 期）一文中指出，梁启超是以倒置或价值逆反的方式展开对中国传统史学的革命性批判的。刘珊珊（《清末梁启超“国家”概念的演变》， 《历史档案》，2012 年第3 期）、袁咏红（《梁启超思想的自由主义色彩》，《史林》，2012 年第11 期）则分别撰文探讨了梁启超的“国家”概念和自由主义色彩。陈学然在《中日学术交流与古史辨运动： 从章太炎的批判说起》（《中华文史论丛》，2012 年第3 期）中重新讨论了章太炎对于古史辨运动受到日本疑古余绪影响的而进行的批判，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古史辨运动的产生背景及章太炎思想均有所助益。对清代学术的个案研究，还有谷敏的《天一阁藏黄宗羲〈明文案〉再探》（《清史论丛》2012 年号）、徐道彬的《戴震礼学思想及其学术史意义》（《清史论丛》2012 年号）和张凯的《清季民初“蜀学”之流变》（《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5 期） 有关清代的典籍研究，2012 年有蒋寅的《清代诗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4 月）对整个清代诗学文化性格和历史特征进行了论述，以细致梳理诗学文献为基础，展现了丰富的清代诗学理论内涵。朱则杰的《清诗考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年5 月）一书涵盖范围广泛，几乎对现有的清代诗歌研究都进行了考察订正，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清代诗歌研究的总结之作。李小荣《闺阁与重塑： 三百年中国女性诗歌的传统与嬗变，1650—1920》（Women's Poet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ransforming the Inner Chamber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2—09）在梳理了清代女性闺阁诗歌的演变后，十分有力地论证了明清女性文学是怎样与当时社会的文学权力结构相联系并对其进行挑战的。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的《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马睿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年1 月）被认为是西方学界迄今对明清宝卷这一宗教文献形式最详尽的研究。何诗海从文体分类学的角度对清人的文章总集进行了研究，认为《经史百家杂钞》构建的文体三级分类体系是在西学传入的背景下产生的，“既是传统文体分类学的终结，又意味着近现代文体分类学的开端”（《从文章总集看清人的文体分类思想》，《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 年第1 期）。 文化的译介与传播。德国学者郎宓榭（Michael Lackner）等编著的《新词语新概念： 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赵兴胜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 年7 月）论文集收录了对晚清中国多个学术领域学术译介的研究，分为“作为词汇交流媒介的汉语”、“政治术语的输入”、“关于对应词的商讨”、“对新词汇新概念的使用”、“科学术语命名方法”、“语法”六个主题。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主编的《西学东渐与东亚近代知识的形成和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6 月）论文集同样也涉及到清末西学译介的各种主题的研究。邹振环在《张謇与清末宪政史知识的译介与传播》（《史林》，2012 年第3 期）一文中以独到的视角切取清末立宪实践中的一个断面，提出张謇译介的《日本议会史》和《英国国会史》为国人提供了客观认识两种不同宪政模式的机会，构成了清末对宪政思想相对完整的社会思想结构。对于清末报纸等新式大众媒体的产生与作用，研究者们一向给予极大的关注，卢宁的《早期＜ 申报＞ 与晚清政府： 近代转型视野中报纸与官吏关系的考察》（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 年9 月）对《申报》进行了个案研究，展现了《申报》对于社会案件的轰动报道引起的社会、政府反应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Juan Wang 的《嬉笑怒骂： 1897—1911 年的上海小报》（Merry Laughter and Angry Curses： The Shanghai Tabloid Press，1897－1911，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12－10）关注的是清末上海一种极为民间化的新闻媒体——小报，认为这些小报的编辑者们以或幽默或讽刺的方式表达了普通大众的声音，动摇了清帝国的统治基础，也为新的民族国家的肇建进行了思想准备。崔波的《清末民初媒介空间演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8 月）以“空间”作为线索来考察清末媒介与地域秩序间的关系，以岭南、北京、上海、东京等地作为个案，兼及乡村—城市、北方—南方的多元视角，时有新见出于行文间。程丽红的《社会思潮与媒介嬗变——清末社会改革运动中的大众传播媒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 年第5 期）一文认为晚清的商业报刊、戊戌时期的政论报刊以及启蒙运动中的白话报、阅报社、讲报处与演说，皆与时代思潮相扶相长，经济并不是其间唯一动因，社会思潮有时会推动媒介的跨越式发展。 有关清代科举、教育的研究，张振国《清代举人大挑的次数与频率》（《史学月刊》，2012年第10 期）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奏折资料，考察了清代举人大挑的频率，修正了学界以往认为大挑六年一次的固有说法，认为其是具有相当的制度弹性的。谢海涛、徐建国的《清代八旗科举考试录取名额考论》（《史林》2012 年第5 期）对清代不同时期的八旗科举考试录取名额进行了考订，认为从录取数量上来看，清朝是把八旗当做一个省级科举单位来分配名额的。马镛的《清代科举的官卷制度》（《历史档案》2012 年第3 期）梳理了清代的官卷制度，认为其在维持清代科场秩序和公平方面的作用是积极的。白亚仁（Alian H Barr）在新史料《吴兴大事记》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清初顺治年间的丁酉顺天科场案，认为顺治皇帝的主要意图在于整治明末士风给科场带来的积弊，并非蓄意打压南方知识分子和士绅的行为（《从〈吴兴大事记〉看顺治丁酉顺天科场案》，《清史论丛》2012 年）。 除了科举教育以外，对清代政治文化的研究，2012 年较多的集中在对“礼”和政治秩序的关系上。林存阳的《清代基层社会对礼的诉求及践履》（《清史论丛》2012 年号）分析了清代基层社会对礼的诉求与践行，认为其现实运作中不免被权力所利用，但仍然在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邱源媛的《清前期宫廷礼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3 月）一书详述了满洲统治者从入关前至乾隆时期的礼乐制作情况，认为其间有对明制的模仿，也有意识的对满洲旧制进行改造而使之庙堂化、正统化，尤其是“乐”的部分加入了大量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使之成为一种多元性的礼乐。美国学者司马富（Ｒichard J． Smith）的新书《绘制中国与管理世界：帝国晚期的文化、制图与宇宙观》（Mapping China and Managing the World： Culture，Cartography and Cosmology in Late Imperial Times，Ｒoutledge，2012－11）中对《易经》及清代的“礼”的仪式、耶稣会士对《易经》的译介传播进行了研究，认为儒家经典和史学规范着过去，“礼”规范着现在，而《易经》相关的占卜规范着未来。赖毓芝的《图像帝国： 乾隆朝《职贡图》的制作与帝都呈现》（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5 期）考察了乾隆时期《职贡图》绘制的庞大工程，指出《职贡图》呈现了由中心到边缘、以地理为顺序安排的帝国图像，而通过分送此图像给来朝使节这一行为，乾隆帝不但赋予来朝各国一个帝国的集体意识，且定义个别成员于帝国中的位置。 2012 年清史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引人瞩目的新成果，但是毋庸讳言的是，在众多的清史研究成果中，存在着一些低层次重复劳动的平庸作品。从研究的领域看，在清代军事史、清代思想史、清代农村社会经济史等方面，相对寂静。我们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有所提升，深入发掘，齐心协力，把清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1]李庆英: 《应科学界定“辛亥革命”这个概论》，《历史教学》( 下半月刊) 2012 年第5 期; 郭世佑: 《辛亥革命的核心价值与近代民权政治的艰难》，《史学月刊》2012 年第1 期; 王春林: 《爱国与保身: 辛亥革命期间的亲贵捐输》，《清史研究》2012 年第1 期; 关晓红: 《辛亥革命时期的省制纠结》， 《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1 期; 杨栋梁、王美平: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大陆浪人的对华认知与行动》，《历史教学》( 下半月刊) 2012 年第3 期。 [2]骆宝善、刘路生: 《袁世凯与辛亥革命》，《史学月刊》2012 年第3 期; 马忠文: 《从清帝退位到洪宪帝制——〈许宝蘅日记〉中的袁世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 年第2 期; 张仲民: 《梁启超的一篇佚文——辛亥前梁启超同袁世凯关系之一例》，《史林》2012 年第4 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