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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义和团运动中心转移问题，以往流行的说法是：山东义和团，因受袁世凯的残酷镇压，其主力于1900年春由山东转进直隶（今河北），尤其集中在北京、天津地区。这样，义和团运动的中心，也就由山东转到了直隶，特别是津、京一带。 持以上意见者，不乏其人。如陆景琪在《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爆发及其斗争》一文中写道：“1900年春，在山东活动的义和团因受到袁世凯的残酷镇压，主动地将主力乾字团、坎字团撤出山东，去与河北、北京、天津等地的义和团汇合，从而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轰轰烈烈震撼世界的农民革命运动高潮。”（见《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73页。）张寄谦、杨济安等同志在《义和团在北京的战斗》一文中也说，“最先在山东活动的义和团提出了反‘洋人’、反‘洋教’的战斗口号，指出了斗争方向，团结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义和团的影响迅速扩大到国内许多地区。封建买办军阀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对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山东地区的义和团受到很大损失”，“山东地区的义和团一部分转移到直隶，……封建王朝的政治心脏——北京，成为人民反帝斗争的中心。”（见《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11页。）金家瑞在《义和团运动》一书中也写道：袁世凯在山东对拳民实行血腥屠杀的政策，致使“山东全省到处流着爱国人民的鲜血”；“义和团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一九○○年（光绪二十六年）初春，乾字团与坎字团等乃向北转进，往山东境外谋求发展。”由于“义和团主力向直隶转进”，“义和团在直隶境内又再度活跃起来”，“所以当一九○○年义和团在京津地区与帝国主义战斗中，就不得不由乾字团与坎字团担负起主要责任了”。（金家瑞：《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46、51页。） 我们认为，义和团运动中心转移的观点，不符合历史实际。其理由如下： 第一，它忽视了义和团运动的特点。 义和团运动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次较大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有很大的不同： （1）历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都是武装起义，都拥有一支武装力量；而义和团运动并不是武装起义，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2）历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都以武力向封建统治者夺权；而义和团运动只开展反对洋教、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抗封建统治者镇压的斗争，却不向封建统治者夺权。 （3）历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大都有一个或几个比较有影响的、能指挥全局的领导集团；而义和团自始至终没有形成全国的、或某省范围内的统一领导集团，它只有分散在各地的“坛”场组织者，他们领导着分散的地方性的群众运动，其间并无统属关系。 正因为义和团运动有上述特点，所以，它的中心是由群众运动的规模及其活动地区来决定的，而不是由什么主力的转移所形成。比如，反洋教，反侵略的斗争在山东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普遍兴起和蔓延之时，义和团就在山东地区形成了中心；当义和团反帝斗争在直隶及津京地区掀起高潮并在中国北方各地蓬勃发展之时，义和团运动就在北京形成了中心。 第二，它忽视了津京、直隶具有形成全国运动中心的条件。 北京是清朝封建统治的心脏。慈禧被各种因素所迫使，出于她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承认了义和团的存在，并企图利用义和团打击帝国主义列强。这是义和团在北京活动的重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没有清王朝的特许，义和团能在北京城里活跃起来吗？更不用说成为运动中心了。 北京是各国驻华使馆的所在地，这里也集中了一些全国最大的教堂。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计划，大量地通过他们驻北京的使馆去执行。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各帝国主义驻北京的使馆，又向清政府发号施令，甚至胁迫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这样，各国驻北京的使馆，也就愈来愈暴露出作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大本营的面目。 天津，实际是北京的海口。早在1860年，已辟为商埠，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块基地。帝国主义列强在天津紫竹林一带建立了“租界地”。海河沿岸，遍布他们的码头、银行、工厂、教堂。披着官员、商人、传教士外衣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在这里干着种种掠夺中国土地、财富，杀害中国人民的罪恶勾当。 保定，距离北京和天津都在百公里左右，京津保正好构成了一个三角形。保定当时是直隶的省府。自1870年天津教案后，总督衙门迁到了这里。帝国主义列强企图控制直隶全省和总督衙门，也把保定作为其侵略的重要目标，纷纷在此建筑教堂，故这里又成了侵略者在直隶传教的主要据点。 1900年前后，各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侵略，在直隶比其他各省都更加严重。 在经济上，铁路、轮船运输和邮电都被帝国主义霸占着。修铁路又直接侵占农民的大量土地，还要抓丁、拉夫，从事无偿的、繁重的体力劳动。并且使运河两岸和火车路两旁众多的船户、运夫、车夫纷纷失业，许多村庄肖条冷落，人们失去了生计，苦难重重。 帝国主义强盗们，在进行野蛮的政治侵略和残酷的经济掠夺的同时，还派军队来华，并且把部分皈依的教民组织起来，成为教堂的反动武装，经常屠杀无辜的中国人民。 帝国主义列强在直隶、天津、北京等地的种种侵略行径，是造成义和团运动在直隶高涨和形成全国运动中心的客观条件。 诚然，山东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和互相支援，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也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如果只有这个因素，而没有直隶本身的条件，直隶是不会在1900年成为全国义和团运动中心的。 第三，它忽视了直隶南部地区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并不晚于山东的事实。 历史记载直隶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比山东还要早。在义和团运动中，最早的一张揭帖是1898年4月27日（阴历三月初七）在直隶大名府贴出来的。文曰：“各省爱国志士，睹西人无法无天之行为，已决于四月十五日集合，屠戮西人，禁毁其居。其不与我同心一致者，男盗女娼。阅此告示，而不传播者，亦如之，完了。” 在光绪24年（1898年）9月至12月，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山东交界地已十分活跃。 早在9月15日，东抚张汝梅给直隶总督裕禄的电报中就说：山东冠县和直隶的威县交界，有“拳民聚众”，“忽聚忽散”，要求两省同时派兵，“并力弹压”。（林学□编：《直东剿匪电存》，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29页。）9月20日，大名道万培因连发几份电报给直隶总督裕禄，报告在山东的冠县、临清和直隶的威县、曲周等地“拳民随处皆有”，“党众地宽”，而且“裹胁日众”。这些拳众，在直隶的威、曲等县，“勾结蔓延，滋扰教堂”。（《直东剿匪电存》30—31页。）9月21日，东抚张汝梅又急电报告裕禄：“忽有（直隶）广平拳民姚洛奇等勾通红桃园匪类，于黎明放火，并杀害教民二名，受伤一名”，“派队追缉，匪走威、曲一带”，“乞即……会同弹压、兜拿匪犯”。（《直东剿匪电存》32页。） 到了光绪25年（1899年），义和团运动已在大名、曲周、丘县、鸡泽、威县、清河、枣强、冀州、景县、阜城、河间、献县等广大地区迅猛地发展起来。 11月17日，统领梅东益和直隶巡防营务处总理、候补道张莲芬给裕禄打电报说，“拳匪首犯武修和尚在（景州）刘八庄聚众起事，……十六早，武修率众千余人往攻朱家河大教堂，……各营官带队往阻，武修……率众迎敌”。梅东益、张莲芬还指出，武修领导的义和团已使用了各式各样的武器，如“大铁炮两尊、抬枪、洋枪、旗帜、刀矛、器械一百四五十件”。（参见《直东剿匪电存》62页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筹笔偶存》。（《筹笔偶存》是清代在山东的一个地方官吏写的关于直隶、山东义和团运动的手稿本。具体作者姓名目前尚不可知。近代史研究所荣孟源同志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金甫同志正在研究这部资料）） 梅东益、张莲芬在给裕禄的告急电报中又说：“查义和拳匪共分八九门，各教徒众，河间、深、冀各属，同时起事，烧拆小教堂”；“献县、景州肖张有洋人大教堂”，亦遭攻打；而“枣强、故城势甚紧迫”，“两武、衡、枣四县”亦需派兵“抚解”；“东益、莲芬驰近千里，势难兼办。”（《直东剿匪电存》64页。） 这些事例说明，直隶义和团运动并不是从山东转移过来的。 第四，关于山东义和团主力转进直隶的描述，在历史上是查无实据的。（详见李宗一：《山东义和团转进直隶说质疑》，见《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一期。本文不再赘述。） 综合以上四条，可以断言：所谓山东义和团主力转进直隶，义和团运动中心也从山东转移到直隶的观点，是缺乏历史根据的。 另外，我们要做两点说明：第一点，直隶、天津、北京义和团运动的部分领导者和传播者，是从山东或别省来的。这种情况在历代农民起义中是屡见不鲜的。例如清代中叶白莲教大起义中的领导人刘松、刘之协等就经常活动在河南、湖北、四川等省。兴起于广西的太平天国革命的领袖洪秀全、冯云山等人，是从广东去的。但这种个别人或少数人的“转移”，不是什么主力或中心的转移。第二点，北京、天津、直隶以及全国各省的义和团组织，其群众大部分是本地人，主要是本地的贫苦农民或城镇手工业者自发的组织起来的，因此谈不上什么转移。这与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军主力转移与中心转移的情况不同。例如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金田起义时，革命中心在金田；当太平军打到永安时，革命中心就转移到了永安；而当太平军进军到南京时，革命中心又转移到南京（天京）了。太平军主力的转移与革命中心的转移完全一致，而义和团运动却不存在这种情况。 （资料来源：《华南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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