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六年六月至一九二○年八月，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控制着北京政府。在他们统治期间，中国表面上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实际上却处处依赖甚至听命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受其操纵。因而，剖析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是北洋军阀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日本的对华政策 日本通过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和一九○四年日俄战争，把侵略势力扩张到中国东北地区。此后，日本历届内阁，均把确保其既得的侵略利益和伺机向中国内地伸展侵略势力，作为基本国策。一九○八年日本内阁制定的《对外政策方针文件》 中有关《 对清国政策》 部分，即露骨地提出：“在该国内扶植我国势力，万一该国发生意外事变之际，当确保我优势地位，达到永远保持满洲现状的目的，为此应采取必要的方策。”[1]一九一一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日本内阁即做出《关于对清政策的决议》 ，强调说：“在满洲，延长租借地的租借年限，就与铁路有关的各项问题作出规定，进而确立帝国在满洲的地位，以求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此乃帝国政府之所经常筹划未尝稍懈者也。……帝国政府认为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专待对我国家有利之时机到来，今后应着重致力于在中国本土培植势力，并努力设法使其它各国承认帝国在该地区之优势地位。”[2]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各国无暇东顾，日本一跃而成为远东的主要侵略力量。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认为，这是“大正时代日本国家命运的天赐福音”，应乘此机会“确立日本在东亚的利权。”[3] 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也普遍认为，“日本帝国政府能不能解决远东问题并使我们伟大的帝国政策付之实现，全在乎我们是否善于巧妙地利用世界大事的总趋势，并决定一种确实可行的对华行动方针”；“目前是日本迅速解决中国问题最有利的时机。这样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4]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日本政府便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出兵侵占青岛，夺取了德国在华的侵略权益。一九一五年又采取威胁利诱等手段，迫使袁世凯北京政府接受“二十一条”侵略要求。 在袁世凯统治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虽攫取了种种侵略利益，但始终认为袁是依靠英、美抵制自己的；特别当袁因推行帝制而声名狼藉时，它更加认为：“不顾中国人民的普遍意见而支持袁世凯，希望能与他解决中国问题，当然是一个错误”[5]，于是便决心“倒袁”。一九一六年三月七日日本内阁秘密决定：“袁世凯在中国的统治已成为达到上述目的（指所谓“确立在华优越地位”）的障碍。为执行帝国的方针，最好使袁氏退位，其继承人应远比袁世凯更有利于日本帝国。”[6] 为贯彻上述方针，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与外务省直接策划下，他们以巨额金钱支持东北地区宗社党组织复辟武装，进行暴乱[7]；并援助南方反袁势力[8]，企图搞垮袁世凯的统治，扶植一个更便于操纵的傀儡政权。 袁世凯篡辟帝制失败，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白本最初的企图是：大总统由黎元洪根据约法继任，以北洋各派合作（主要是段、冯合作）为基础，网罗包括进步党、国民党及南方反袁势力，组成稳定的亲日政府，以便于控制操纵。故日本政府在袁死的次日——六月七日，即拍急电给驻华公使日置益，令其向黎元洪转达如下意见：希望他在今后对内对外方针上，“努力融合统一国内各党各派分子，对南方主张予以慎重考虑，以达成妥协，根除全国动乱之祸根，为实现国内和平而尽力。但目前当务之急，首在不要重复袁世凯时代日中两国间的种种龃龉和矛盾。……新政府只要诚意地恢复国内和平，确实实行中日亲善政策，日本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将予以直接或间接的援助。”[9] 同时还通知日本驻上海、南京、广东、云南等地领事，将上述意见转达给张继、冯国璋、岑春煊、唐继尧等南北要人，要求他们与黎元洪和衷共济，相互合作，解决当前时局问题。[10] 一九一六年十月，日本大隈内阁倒台，寺内正毅继任。日本统治集团鉴于公开露骨的军事侵略不仅引起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国际上也加深了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于是便主张趁袁氏死亡之机，修正对华政策。寺内是日本军阀集团中的重要成员，此前曾任日本驻朝鲜总督；内阁的智囊人物胜田主计（藏相）、西原龟三都是他在朝鲜总督任内的心腹。他们都主张加强对华的经济控制，以达到日本独占的目的。胜田主计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间的经济战争，必将十分激烈。”日本国土狭小，人口众多，资源有限，如欲参加竞争，“必须从国外输入许多原料，并将其加工制成商品”, “若不如此，可以推想，十数年后，我国国民难以维持经济独立。是故，欲谋求我国经济独立的基础，当求诸地大物博的中国”[11]。胜田主计任藏相后，立即拟定了《对华借款方针》，其指导思想就是：“对华借款避免过去那种以获取权利为主，赤裸裸地强迫中国接受的作法，先以稳妥条件提供贷款，在增进邦交的同时，采取促其主动向我提供有利权益的手段。”[12] 西原龟三认为：欲排斥列强在华利益，完全控制中国，若仍继续醉心于“霸道主义”，将必然引起中国人民的反对，这是不明智的；日本对华政策应由“霸道主义”转为“王道主义”, “这样他们就会一致讴歌帝国，举国一致地主动听命于帝国……。”[13] 寺内正毅组阁前，曾于一九一六年六月间派西原前来中国活动。西原就日本对华政策广泛地与当时在华的日本官员、军人交换意见，并会见了段棋瑞的亲信陆宗舆、曹汝霖、徐树铮等人。回国前，他受到段祺瑞的接见，段请西原转告寺内：“日本因为我留学德国，故认为和德国有着特殊关系，这诚然是多余的顾虑。据说寺内先生长期在法国，并没有人说他与法国有特殊关系。我所想的只是中国和东方。”[14] 段表白自己不是亲德派，无疑是向日本暗示自己的心迹。 西原此次中国之行，是为寺内上台组阁制定对华政策搜集情报的。回国后他即向寺内提出一个《 在目前时局下对华经挤措施纲要》，其要点：一，组织对华实业投资团，确保日本在华之经济基础。二，为解决中国目前之财政急需，上述对华实业投资团，应提供二千万日元借款。三，稳定中国财政，其办法是：由日本提供资金建立省立银行，而由中国政府公布法令，发行一种金本位纸币，其形状名称应与日本现行金币划一，并规定可以相互兑换。西原一再强调“确保在华经济优势，其唯一途径，实为日华货币之并用流通，并辅以王道主义之贯彻实行。此举得以实现，则日本在华经济势力，当可日益发展，以至百世不衰。”[15] 西原的《 纲要》 和胜田的《对华借款方针》 ，实际构成日本寺内内阁对华政策的蓝本。寺内上台后，即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五点对华方针，表面上提出“尊重并拥护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对中国的任何政党或派系，均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涉及日本在华侵略利益时，则露骨地提出：“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帝国政府将按既定方针逐步扩大、增进帝国的特殊利益；在福建将根据明治三十一年（一九○一年）和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年）两次换文精神，确保中国所承认的帝国与该地区之特殊关系，并逐步努力培植我国势力；至山东问题，应俟和平恢复后再求其最后解决。当前的问题，是设法使德国战前在该省所享有的一切利权归于帝国所有。”除上述地区外，“帝国对中国的政策”，是“努力使列强逐步承认帝国在中国的优越地位”[16] 。 日本外相本野一郎向内阁提出的《 对华方针意见书》 ，对日本对华政策的修正，作了如下的解释：对华方针首要之点，应该是根据中国局势发展，随机应变地采取措施，以建立日本在华优越地位，抵制英美势力的扩张；并认为，“保证中国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对日本有利。[17]藏相胜田更是赤裸裸地说：“今日几乎帝国朝野一致的议论，均认为中国决不可被瓜分，不仅为中国，盖为东亚之和平或日本之利益，亦不可使其瓜分。置中国财政于列强共同管理之下，对帝国亦利少弊多，应使中国在其本国主权之下，达于统一。”[18]寺内内阁标榜不干涉主义，以示执行与大隈内阁截然不同的对华政策，实际不过是招牌换记，侵华本质丝毫没有变化。 二、日皖勾结的开始 寺内上台，虽然将日本对华政策作了一系列调整，但要具体实行，还有待北京政府作出积极的响应。一九一六年十月间，西原与胜田等密议，“深悉此时中国如能特派一适当的人前来日本表示敬意，并进一步磋商改善日中关系的具体办法，实在是最适机宜的事。……并表明以曹汝霖为特使最为适宜。”[19]他们将此意透露给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章立即电告段祺瑞：“近日晤后藤（时任内务相），谓两国亲善，宜从经济联合着手，为疏通意见起见，最好由中国政界素有名望之人来日一游。”[20] 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虽然控制了北京政府，但他们也深深感到自己的政权是不稳固的。他们不仅要对付南方各反袁势力，还要提防北洋系内各派的互相倾轧。所以，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此时也急于寻求日本的实力支持。因此，对日本的示意，立即予以响应。段祺瑞以赠予“日本大皇帝大勋章”名义，拟派曹妆霖为赴日专使。关于派曹赴日的目的，段祺瑞曾直言不讳地说：“他（曹汝霖）曾条陈中日亲善，不是空言。我们应该将中国关于农工商矿有价值的开列出来，同日本商量，何者中国自办，何者中日合办，何者让日本人办。一方面日本帮助中国，一方面日本亦获得利益，不必枝枝节节，遇事麻烦，以达中日亲善之目的。”[21]但曹汝霖的赴日之行，由于总统黎元洪及国会的反对，而未能实现。 于是，寺内便于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中旬派西原秘密前来北京，与段祺瑞皖系军阀直接洽谈。十二月二十二日西原到达北京，二十三日即与曹汝霖、陆宗舆会谈。根据西原回忆：“此次会谈，接触到日中两国密切合作的根本问题，双方充分地交换了意见。”[22]嗣后，西原又会见了段祺瑞及中国政界各要人和在华日人，积极进行活动。为了表示日本支持段祺瑞皖系军阀的诚意，十二月二十八日，由西原经手，与曹汝霖、陆宗舆草签了交通银行五百万日元借款合同，此即为“西原借款”之嚆矢。 与西原在北京活动的同时，段祺瑞也派其妻弟吴光新，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中旬，拜访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石光等，强调段祺瑞希望依靠日本的迫切性。一月十四日吴在与林权助密谈时说：“段曾拟认真与日本合作，唯一障碍即国民党。关于特派曹汝霖赴日，其实际目的即就有关中日亲善的方法与日本有关当局会谈”[23]。一月十五日拜会石光时说，日本怀疑段祺瑞是“排日派首领”，此纯系误解，“事实则与此相反，他鉴于世界大势，深知中日两国的亲善为当务之急”。并表白，前拟派曹汝霖赴日赠勋，意在促进两国政府的接近和亲善，但事为国民党侦悉、阻挠，未能实现，近正拟改派陆宗舆前去。希望日方谅解其苦衷，并予以相当帮助。[24]石光据此向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报告说：“吴一心为段谋与帝国接近，正向各方面积极努力，他向天津总领事松平正雄，也表达了大致与上相同的谈话内容，并要求帮助。”[25] 又上述材料完全道破段祺瑞皖系军阀急于投靠日帝的全部内幕。日本帝国主义与皖系军阀之间，一个积极引诱拉拢，一个急欲卖身投靠，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试探，终于如愿以偿地勾结在一起了。 三、“参战问题”的实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中国曾准备对德宣战，与英日共同出兵青岛，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侵略特权，只是由于日本的反对而作罢。一九一五年十一月，英、法、俄等国又与日本政府协商，企图使中国站在协约国一边，以便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因日本再次反对，未能实现。[26]日本一再反对中国参战，究其原因，主要是担心中国在战后以战胜国身份收回德国在华利益，使日本取而代之的阴谋落空。 一九一七年二月，美国对德绝交，并照会北京政府，希望采取一致立场。嗣后，美国通过驻华公使芮恩施，纠集了一批在华有影响的外国人，如莫理逊、福开森、安德逊等，积极在北京政府内外展开活动。他们的活动，得到中国国内一部分亲美派势力，如伍廷芳（时任外交总长）、陈锦涛（时任财政总长）、王正廷（时任参议院副议长）、伍朝枢、陈友仁（北京英文京报主笔）等朝野人士的响应。通过他们的影响，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段祺瑞以及国会等方面。都表示赞成对德绝交。但段祺瑞却在与美国讨论对德绝交间题的第二天（二月七日），电告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要他“密探日政府意见一般舆论”[27]，同时，还向日驻华公使林权助及总统府日本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等征询日本的意见[28]。面对这种形势，日本政府认为，如继续反对中国参战，将使自己在外交上陷于孤立。因此它一反既往主张，不仅赞成中国参战，并积极主张中国加入协约国。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二日，章宗祥向北京政府报告说：“今晨遵电面达本野外务，渠谓此次中国政府以诚意与日本政府接洽，深为满足。……惟为中国有利起见，深望（与德国）断绝国交后，再进一步加入联合战团。段总理既推诚接洽，此后一切进行，日本政府必以诚意与中国谋其利益。”[29]与此同时，西原奉寺内之命，第三次前来中国，并携带着事先拟好的引诱中国参战的所谓优待条款[30]。对这次日本态度的变化，日本《朝日新闻》曾作了如下解释：“日本人士对于中国放弃中立，向持异说，即赞成与反对二派也。反对者谓中国参与战事，将于和平会议取一席地，而获与日本对等之投票权，则会议处分青岛等问题时，日本将不利云。斯说也，杞忧而已。良以和平会议关于各国势力消长滋大，发言与投票权视国之强弱而为轻重。故中国虽获投票权，亦不足与日本抗也。即使投票以多数取决，实际上尤借于外交术，否则仍不能贯彻主张也。”[31] 事实上，日本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在其积极鼓动中国参战之际，另一面却与英、法、俄等国协议宰割中国。因为，中国参战是协约国迫切企望的，日本即以此作为交换条件，与它们进行幕后交易。一九一七年二月间，它先后与英、法、俄、意等国，签订密约，取得它们保证：将来在媾和会议中，支持日本要求割让德国在山东及赤道以北岛屿之领土权利[32]。侵略利益既已得到保证，日本遂利用它在华的实力地位，和段祺瑞亲日政府，直接导演了一幕参战的丑剧。 段祺瑞北京政府于一九一七年二月九日对德国无限制潜艇政策提出抗议，三月十四日宣布对德绝交。但段祺瑞在“参战”问题上，却受到黎元洪等人的反对。黎元洪反对参战，实质上反映了美国态度的改变。 对德绝交，愿出自美国动议，但当日本“顺水推舟”，变被动为主动，驱使中国离开美国的意图，完全按照日本的意旨行动时，美国却由积极转为消极，进而从中阻挠。在美国当局看来，如果中国在日本控制下“参战”，无疑将加强日本侵略中国的垄断地位，这与美国企图控制中国的野心，根本不相容。因而国务卿兰辛指示美驻华公使芮恩施转告中国政府：“美国政府极感激中国的动向，但不愿因此而使中国卷入战争的危险……”[33]。几天后再次发出指示：“中国政府于美国政府决定其途径前，不采取进一步行动，似乎比较妥当”[34]。 美国在此向题上与日本持相反方针，这就使受亲美派影响的黎元洪改变态度，而与坚决执行日本路线的段祺瑞处于对立地位。双方都有帝国主义势力作后盾，相互间立即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明争暗斗，此即所谓‘府院之争”。 黎元洪得到议会中国民党以及反对皖系的各派议员的支持，反对对德宣战；段祺瑞则纠集北洋派各省督军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赞成对德宣战。段并利用督军团向黎元洪及议会施加压力。“府院之争”愈演愈烈。到了五月下旬，黎元洪采取断然措施，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段棋瑞虽被免职，但实力仍在。他在天津与徐世昌相互勾结，于幕后操纵皖系军阀并利用张勋复辟势力，以武力威胁黎元洪。被黎元洪任命的继任内阁根本不敢赴任。在“府院之争”中，日本帝国主义大力支持皖系军阀，寺内派西原第四次秘密前来中国。西原化名山田宪三，住在曹汝霖家中，为段祺瑞暗中策划重返北京的阴谋[35]。同时又通过驻日公使章宗祥，频电北京政府，转达日本政府的意见：“顷本野非正式约谈，谓美使以公文劝告，显然干涉中国内政，日朝野均不谓然。深冀徐东海（徐世昌）诸公速将大局商定。若再迟延，恐外交上将大生纠葛。此为中国存亡关键，诸督军热心爱国，务宜注意。”[36]旋又说：“倾语寺内，谓中国时局宜速解决，宜乘此兵权在手，组织纯粹之强固政府。俟政局大定，然后再议调合，兼收并蓄。若现在即行迁就，恐自非根本解决之道。”[37]公然鼓动段祺瑞以武力夺取政权。 由于美国插手，日本政府迫切感到需要彻底驱逐北京政府中的亲美派势力，以巩固自己的侵华阵地。皖系军阀既然得到日本的全力支持，遂将蓄谋已久的计划（解散国会、驱黎下台）提上行动日程，而复辟派张勋则成为可供利用的工具。 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张勋在北京拥清废帝溥仪复辟，段祺瑞立即成立讨逆军，并通电讨伐张勋。为联络军队，段祺瑞急需军费，日本政府即通过天津的三菱洋行给予一百万日元的借款[38]。为帮助段祺瑞收买在北京的张勋部队，日本公使林权助下令北京正金银行给予八万日元借款[39]。在日本支持下，讨逆军迅速地打垮了张勋的辫子兵，段祺瑞便以讨逆英雄的身份重返北京政坛。这样，日皖之间的勾结，便进一步加强了。 四、日本的援段方针与直皖矛盾 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通电辞去总统职务，段祺瑞再度出任国务总理。但段拒绝恢复《 临时约法》 和被张勋解散的国会。孙中山举起“护法”的旗帜，在广州成立军政府。西南各省军阀即利用孙中山的威望，以“护法”为招牌，与段祺瑞北京政府相对抗，中国政局出现南北分裂的形势。 此时，日本公开抛弃了所谓不干涉中国内政的骗人幌子。内阁于七月二十日通过决议，宣称：“现鉴于各国既已对中国现政府成立的合法性表示承认，并表示同情，因此，帝国政府认为，给予段政府以相当友好援助，以期中国时局的稳定，同时设法解决日中两国间的若干悬案，方为得策”。并决定采取如下政策：“一，中国政府为改进其施政，向我要求所需之借款时，我财团可按照与有关各国财团之契约，或者与之保持协调，共同或单独予中国政府以所需要之财政援助。二，关于武器等军需品之供给，可权衡利益，审度机宜，对中国政府之希望，加以友好的考虑。三，帝国政府官宪须保持与南方派之间相当接触，同时，始终持以公正态度，要注意不要有引起南方派期待我援助之言行。四，南方派在我势力范围地域内之活动，除以该地为阴谋策源地外，帝国政府只可采取严密监视，要避免特别露骨地压制。五，关于南方派切望之借款及军需品的供给，帝国政府拒绝为之斡旋，且勿予以鼓励或后援。”[40]这说明日本已认定段祺瑞皖系军阀是其理想的侵华工具，决心全力支持段祺瑞的北京政府。 寺内内阁确定援段方针后，便以各种名目给予段祺瑞政府大量借款。段祺瑞再次出任国务总理后不久，即先后派傅良佐、吴光新拜会日本驻华武官斋藤季治郎，希望日本提供军械装备。十月六日，日驻华公使通知段祺瑞，日本政府决定给予军事援助。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北京政府陆军部与日本泰平公司签订一千八百余万日元军械借款合同；一九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又签订第二次二千二百四十二万余日元军械借款合同，两次购买日本军械计有：步枪125 , 000 支，子弹7 , 750 万发，机枪372 挺，子弹1 , 577 万发；山炮316 门，各种炮弹119，100发；野炮228 门，各种炮弹96 , 400发；榴弹炮27 门，各种炮弹3 , 360 发；以及各种武器的附件、配件等。[41] 另据日本大藏省理财局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编制的一份文件透露，寺内内阁在职两年期间，“对华借款总额约达386 , 000 , 000 日元的巨大金额。与寺内内阁成立前当时的对华借款总额120 , 000 , 000 日元相比，仅仅两年之间，就增加到三倍。”这其中“对中央政府借款：279 , 860 , 000 日元，对地方政府借款18 , 570 , 000 日元，对公司及私人借款88 , 020 ，000日元。”[42] ； 上述借款由西原亲自经手签订的共有交通银行等借款八项，共145 , 000 , 000 日元，此即所谓“西原借款。” 日本的巨额借款，大部分都充作皖系军阀发动内战的军费。据北京政府财政部所经手的电信、吉黑两省林矿、吉会铁路、满蒙四铁路、山东二铁路五笔借款一亿日元的开支明细帐，其中仅直接用于军费和购买军械之款即占总数35.3 ％。支付内债本利占34 % （内债系指北京政府临时挪用或借用交通银行等用作军政费之款），实际这笔钱也多用作军费。上述两项合并即占借款总数69.3 ％[43]，至于直接归陆军部门掌管的军械借款和参战借款，则全部用于内战军费开支。曾任段祺瑞财政总长的曹妆霖，在其《民初外交回忆录》 一文中说：当时军政开支“每月约需二千万元，而财政部可靠之收入，每月只余关余、盐余（海关、盐税抵押外债，每月付本息所余者）、烟酒税、印花税、所得税等等，合计不足一千二百万元，尚短八百万元，则藉借款为弥补”。[44]当时任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的陆宗舆回忆说：“若所谓卖国头衔者，实坏于吉黑之林矿借款。原来该借款之欲求汇行代转合同，系中日两政府之转圜办法，而为舆所拒谢。时润田（曹汝霖）长财政，需用孔急，以至我两人大生龃龉，致数日不相往来。一日舆为合肥（段祺瑞）所招，谓曹锟师将北溃，苟无大借款以撑此局面，则政局将生绝大波澜，除将二千万日金借款令汇业代转合同，以期速得款项救急之外，绝无其他办法”；“舆以义不容辞，而允为即签”[45]。上述有关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记述说明，若无日本的支持，段祺瑞皖系军阀则无力向南方用兵；而日本之所以积极支持段祺瑞向南方用兵，则是为了向长江流域南方各省扩张侵略势力。 段祺瑞的皖系，冯国璋的直系，是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中的两大实力派。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冯国璋的直系则盘据长江流域的江苏、湖北、江西等省。段主张武力统一，对西南各省用兵；冯却主张和平统一，与西南各省信使往来，双方明争暗斗，不时出现矛盾和磨擦。湖南战事爆发后不久，冯国璋即指使直系军阀王汝贤、范国璋两师通电主和，主张南北双方停战，并遽然退兵，致使皖系军阀湖南督军傅良佐仓皇由长沙溃退。直隶、江苏、湖北、江西四省直系督军，也相继通电主张南北停战撤兵，并声言愿任调停之责。直系这些活动，使皖系进攻湖南的计划破产。段祺瑞被迫向代理大总统冯国璋提出辞职，冯即任命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王士珍继任国务总理。在和战问题上，直皖矛盾表面化，并且随着政局的发展，日趋尖锐。 在直皖两派的矛盾和斗争中，日本总是站在皖系一边，压制和打击直系。对段祺瑞被迫辞职一事，日本政府非常关心。徐树铮在一九一八年二月三日致皖系军阀的密电中曾说：“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芝揆（指段祺瑞）去职，彼邦时相问讯，称以各省不拘留为疑。……又询此次结局如何，答以在个人之见，恐不免小则苏、赣易人，大则东海（徐世昌）出面收拾云云。彼即立电寺内，详报一切。昨燕孙（梁士诒）自日来电，言寺内已训令渠系内有力诸要人，并达林公使，谓段虽暂时去职，北系实力并无堕落，此后对支方针，仍认定东海、合肥为政局之中心，遇事尽力友谊援助等语。所关甚大，特飞闻。”[46]因而，段祺瑞下台后，仍气焰嚣张地向日人坂西利八郎说：解决时局的办法是首先将江苏督军李纯免职，“王（士珍）不认去李，可即去王，冯国璋不认去王，更恐有人起而去冯。”[47]皖系为反对直系，淮备发动政变。为实行上述计划，皖系还拉拢奉系张作霖，将奉军陆续调进关内。 日本虽然对直系的活动和段祺瑞下台深为不满，但也不赞成皖系的政变计划。因为日本顾虑北洋派发生内哄，势将引起北方政局混乱，这于日本对华政策的实施极为不利，且易引起英、美的干涉。所以，正当皖系积极布置政变之际，日本外相本野于二月二十一日致电驻华代理公使芳泽谦吉说。“本大臣于二月二十日邀章公使前来，作为私人谈话，对他说‘据各方面的情报，似有使冯总统和王总理退隐，使徐世昌与段祺瑞等掌握政权的计划。其根本目的虽系树立举国一致的中央政府，以谋求中国的统一，但北京政界将因此而更加引起混乱。鉴于世界政局的现状，并鉴于中国目前对外关系，相信此计划决非适当的措置。而且中国政界的动摇不安定，将对实现中日提携的两国方针，形成莫大障碍。希望此时在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等之间，充分疏通意见，取得同心协力，以谋求解决日前时局的办法，尚希章公使对此有所尽力。’其次，对于冯国璋，预定由青木（宣纯）中将，对于段祺瑞，预定由坂西（利八郎）少将，根据上述意旨予以劝告。希阁下即与二人协商，为完成此任务而采取适当措施。”[48] 与此同时，曹妆霖、陆宗舆通过驻日公使章宗祥邀请西原尽快来华。寺内、胜田认为西原应“立刻前往”。三月十八日西原抵北京，二十日见段，极力怂恿段再次复任总理，不要计较冯国璋是否有诚意。西原说：“当前中国的现状不容许吾人斤斤于此类问题。只要能灵活运用政权、兵力和财力，天下事何不可为？阁下既已握有兵力，只需掌握权力，倘若财力不足，本人可没法资助。如欲为日中友好奠基，舍今日又待何时，切勿失此千载难遇之良机，毅然拟定计划，出任总理。” [49]日本既不希望直皖兵戎相见，，又不愿自己苦心扶植的代理人失势，故而一面制止皖系军阀轻举妄动；一面向冯国璋直系施加压力，促其同意段祺瑞再次出任总理。 由于日本出面干预，直皖双方终于妥协。三月二十三日王士珍辞职，冯国璋任命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段一上台，即于二十六日召集国务会议，决定再次向湖南发动军事进攻，声言要在三、四个月内打下广东，并将唐继尧滇系军队逐出四川。对于段再次向南方用兵，日本帝国主义予以积极支持。日驻华公使林权助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给外相本野一郎的电报中说：“目前的（中国）政局，不仅是段内阁对西南政策的危机，而且就帝国的立场来说，也是非常严重的危机。”当前段应该“进一步南征，有必要再向南方施加压力。”在段夺回广东和肃清四川以后，“再提出南北议和较妥”; “在讨伐经费方面，如果我方不予相当援助，也显然难以成功。”[50] 为了支持段祺瑞皖系军阀对湖南用兵，日本政府于一九一八年四月三十日，以电信借款名义，给予段祺瑞政府二千万日元借款。对于这笔借款，“彼此心照，不用于电信方面”[51]，而大部分拨充皖系内战经费。 此时的日皖关系，正如徐树铮所说的那样：“我北军（实际指皖系军阀）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52]；日本政府也认为段内阁的危机，对日本来说，“也是严重的危机”，双方的勾结已浑然成为一体。 五、日本所谓的日中“军事合作”与“经济合作” 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段祺瑞第三次出任国务总理，日本寺内内阁即将其酝酿已久的所谓日中“军事合作”和“经济合作”的各项方案，一个个地提上日程，而签订“中日军事协定”，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所谓中日军事协定，即是以防止“俄、德势力东渐”为借口，以军事协定为依据，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及其军队的控制，出兵北满，夺取原沙俄在华的侵略利益。时任北京政府军事顾问的坂西利八郎，在写给寺内的信中，曾十分露骨地说：“此次在对俄国的军事协定名义之下，首先是把对中国军事指导控制在我国手中”；并主张“军事协定签订后，迅速援助中国政府编练其准备参战的几师国防军，加强中国对内对外的实力”；新编国防军“经费仰给于我国，其组织和训练，也由我国给予帮助。”[53]显然，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加强皖系军阀在国内的实力，更主要的是企图借此控制中国的军队，使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附庸。 一九一八年一月下旬，田中义一致函坂西利八郎，指示他采取措施，诱使冯国璋、王士珍同意并主动提出中日建立军事同盟，以免“万一由我方建议，而冯、王不表同意时，极有损我国体面”[54]。二月二日坂西复电说：“本职和参战督办段祺瑞（段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辞国务总理后，于十二月十八日任参战督办）与陆军总长之间，正在制定大体计划。”二月五日田中向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式提出，由冯国璋指定段祺瑞负责此事的交涉。段对日方的建议，欣然允诺，并表示将为日军提供一切方便。段对坂西说：“请放心吧！我所担负的互相协作的军事行动，一经开始，事实上不致使日军有任何不便。例如贵国军队对西伯利亚作战而使用北满，乃理之当然，在外交上应无任何障碍。”[55] 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五日，由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共同防敌的要求；日方函复表示接受；五月十六日中日双方正式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五月十九日又签订《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根据协定，中国军队参与日本在西伯利亚的的军事行动，则“应入日本军司令指挥之下”。中国军队及军需品经南满铁路运输者，须交由日方负责，而日军须经中东路运输者，“中日应设协同机关”负责。日本可以借口防敌，任意进入中国领土领海和占用中国的各项设施，而中国必须提供交通运输等一切方便条件，这就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满打开了方便之门。 中日军事协定签署后，段祺瑞即以参战处名义，密电北方有关各省确实遵守“协定”条款，并规定：“我军接待各国军队，和平为要，敬礼诚恳尤为要；途次为要，居处往来时为尤要。交邻之道，允宜抱信守礼，尽其在我。条文内既经声明，两国互相尊重其平等，万不宜时有强弱之见，或遇事过存猜测之心。务祈切饬各队行之以慎，待之以诚，持之以久，并明白誡谕所属官长兵士，共明斯义，一体遵行，不至失己失人，是为至盼”[56]。一副卖国嘴脸，跃然纸上。 军事协定一经签订，日本立即将其策划已久的阴谋，付诸实施。一九一八年八月二日，日本宣布对俄出兵，十三日即往黑龙江省调兵；十六日未与中国协商，即单方面宣布出兵北满；十七日陆续侵入哈尔滨、博克图、满洲里、齐齐哈尔等地，并强占满洲里驻军营房，勒令中国在满洲里的驻军“退驻后方”，限期将营房腾出。黑龙江驻军急电北京政府告 道：“此次日军举动，志在乘机侵吞北满，其借口满站我兵单薄，迫令退出，已事在必行。将来沿线驻军，恐亦在排斥之列，即不明为排斥，而路权若归日人主持，交通难免受制。”[57]同时，在黑龙江各地，日本公然行使军用票，俨然如占领军。十月十八日新疆督军杨增新报告说：日本调查员九人已来新疆，分赴塔城、伊犁、喀什等地从事调查，并“拟在兰州、肃州一带屯驻四师团之重兵，又酌分一、二师团集中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名义上仍托为防俄防德云云。”[58]上述日军的种种侵略行径，充分说明了中日军事协定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日本凭借这个协定，肆意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即使按协定规定应由两国共同商定的重大事项，日本也任意单独行动。当英、美等国询问北京政府，日本出兵北满是否事先征得中国同意时，日本竟蛮横无理胁迫中方出面澄清，声明双方事先已有所协商云云。[59]中日军事协定中所谓双方“互相尊重其平等”的漂亮辞令，完全是欺骗世人耳目的谎言。它实质上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提供了合法的条约根据。段祺瑞皖系军阀这种赤裸裸的卖国行为，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 当日本在华积极推行中日“军事合作”，的同时，也加紧实施中日“经济合作”的具体计划。这主要由西原具体贯彻推行。所谓“经济合作”的具体内容，主要反映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寺内亲笔拟定的题名为《借款问题及其他》 文件中。这份文件是寺内与外相后藤新平、藏相胜田主计共同商定后起草的。它提出了有关对华政策中中日经济合作的具体要求。[60]文件中所列各项，重点是矿产资源、铁路、币制改革。吉黑两省森林金矿借款、建立炼钢厂、放弃庚子赔款，是为了掠夺中国的铁矿、棉花、羊毛及其他重要矿产资源，变中国为日本的原料供给地及商品销售市场；组织中国铁路资本团，目的在于对抗和排斥欧美各国在华的铁路建设，巩固和扩大日本在华势力范围和战略地位；发行金本位纸币，是企图逐步改变中国的银本位货币，使之与日元联系起来，以便于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日本想以大量资本输出的形式，加强它在华经济上政治上的优势，准备战后与欧美各国在华进行激烈竞争。这也是寺内内阁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西原携带着寺内的指示，第六次来到北京，与交通总长曹汝霖会谈。六月十八日签订吉会铁路一千万日元借款合同；八月二日签订吉林黑龙江金矿森林三千万日元借款草合同；八月六日又就下列问题交换了如下文件：一、国营制铁厂借款合同，制铁及铁矿砂供给合同及其他附属文件。二、退还庚子赔款及产业发行议定书。三、关于中国铁路资本团的议定书。上列文件，俱作为曹汝霖、西原协定，拟成备忘录互换，言明俟征得日本政府同意后，另行缔订正合同。[61]同时，双方还就整理税制和改革币制等问题，具体交换了意见。日本提出的各项侵略要求，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大部分如愿以偿，西原非常得意地在日记中写道：“到燕以来，以七十天的时间，为日中经济合作结成纽带，为东亚永久和平打下基础。前年访华时值袁世凯去世不久，回忆当时日中关系的情况，实有隔世之感。”[62]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吉林黑龙江金矿森林、满蒙四铁路、山东济顺高徐铁路、参战等四项借款合同，而炼钢厂一亿日元借款，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危机，致使寺内内阁倒台，而被搁置下来了。 段祺瑞北京政府，对日本所提出的种种侵略要求，有求必应。只要日本给钱，给军火武器，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拍卖。段祺瑞的卖国行径，已远远超过其前辈袁世凯。寺内正毅下台时曾自夸侵略中国之功绩说：“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实际扶植日本在中国之权利，何止什倍于二十一条”[63]。 一九一九年以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美列强势力卷土重来，各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的对比，发生了变化，从而打破了日本在华称王称霸的局面。继寺内正毅任日本内阁首相的原敬，被迫采取与欧美各国协调一致的对华侵略方针，开始修正它的支持皖系一派军阀的对华政策 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上，日本根据它与北京政府所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和协定，与英、美、法等国狼狈为奸，竟把德国在山东的侵略特权，全部交给日本，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反成为帝国主义宰割的对象。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愤怒起来，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参与历次对日交涉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贼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皖系军阀祸国秧民的罪行，成为众矢之的。一九二○年七月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利用了全国人民反日反皖系的斗争情绪，发动了直皖战争，打垮了皖系的主力军队，长期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皖系军阀也倾刻瓦解。这样，日皖勾结、操纵中国政局的时期也随之结束。 [1] 日本外务省编：《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 上卷，第三○六页，日本国际联合协会一九五五年版。 [2] 《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 上卷，第三五六页。 [3] 一九一四年八月八日日本内阁备忘录。转引自（日）捷田植雄著：《 近代日本外交史研究》,有斐阁一九五六年版。 [4] 一九一四年日本《 黑龙会备忘录》 ，见龚古今等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 ，三联书店一九五八年版。 [5] 日本《 黑龙会备忘录》 。 [6] 《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 上卷，第四一八页。 [7] 《 日本与宗社党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 总35 号。 [8] 岑春煊著：《 乐斋漫笔》 ，载《 中和月刊》第四卷第五期，一九四三年五月。 [9] 《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 P24 , 7071 一7086 。 [10] 《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 P24 , 7071 一7086 。 [11] （日）胜田主计著：《 菊分根》。载（日）铃木武雄监修：《西原借款资料研究》 第二八八― 二九一页，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八年版。 [12] 《 西原借款资料研究》 ，第一六八页。 [13] （日）信夫清三郎著：《 大正政治史》 第二卷，第三六四页，河出书房一九五一年版。 [14] （日）北村敬直编：《 梦的七十余年——西原龟三自传》，第七三―七九页，平凡社一九七五年版。 [15] 《 梦的七十余年——西原龟三自传》 第八三― 八六页。 [16] 《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 上卷，第四二四页。 [17] 同上书，第四二四― 四二七页。 [18] （日）胜田主计著：《 菊分根》 ，见《西原借款资料研究》 ，第二九一页。 [19] 《 梦的七十余年——西原龟三自传》 ，第一二五页。 [20] 章宗祥著：《 东京之三年》 ，载《 近代史资料》 总38 号。 [21] 许田著：《 德奥参战》 ，载《 近代史资料》 总2 号。 [22] 《 梦的七十余年--西原龟三自传》 ，第一三三页。 [23] 《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 ，MT79 , 4380－4382 [24] 《 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MT 79 , 4383－4387。 [25] 《 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MT 79 , 4383－4387。 [26] （日）鹿岛守之助著：《 日本外交史》 ，第九四一—九五六页。鹿岛研究所出版会一九六五年版。 [27] 章宗祥著：《 东京之三年》 。 [28] 同上书。 [29] 同上书。 [30] 《 梦的七十余年——西原龟三自传》 ，第一四一页。 [31] 转引自《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之参战》 ，载《 人文月刊》 第七卷第一期，一九三六年。 [32] 王芸生著：《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第七卷，第七一—七四页。 [33] 《 美国对外关系》 ，一九一七年二月十日兰辛致芮恩施电。 [34] 同上书，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七日兰辛致苗恩施电。 [35] 《 梦的七十余年― 西原龟三自传》 ，第一五六页。 [36] 章宗祥著：《 东京之三年》。 [37] 章宗祥著：《 东京之三年》。 [38] 日本外务省编：《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第八○页。 [39] 《 林权助笔下的张勋复辟》 ，载《 近代史资料》总35号。 [40] 《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 上卷，第四三七页。 [41] 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电文，近代史研究所藏抄件。 [42] 《 西原借款资料研究》 ，第三五三—三五四页。 [43] （日）冈部三郎著：《 论西原借款》 ，见《西原借款资料研究》 ，第四九○—五一四页。 [44] 曹妆霖：《 西原借款之原委》 ，载《 近代史资料》 总38 号。 [45] 曹妆霖：《 西原借款之原委》 ，载《 近代史资料》 总38 号。 [46] 《 致各省督军江电》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徐树铮密电稿》 ，第二页。中华书局，一九六三年版。 [47] 《 致各省督军江电》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徐树铮密电稿》 ， 第二页。中华书局，一九六三年版。第九页。 [48] 《 日木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 ，MT 83 9106—9109 页。 [49] 《 梦的七十余年——西原龟三自传》 ，第一八二—一八三页。 [50] 《 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 ，MT164 , 37—51 。 [51] 曹汝霖：《 西原借款之原委》 ，载《 近代史资料》 总38 号。 [52] 《 徐树铮密电稿》 ，第二页。 [53] 《 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 MT 164，77—86 。 [54] 同上书，MT293 , 3—4 。 [55] 同上书，MT 293 , 46—47。 [56] 一九一八年六月一日《 北京政府参战处致奉天、黑龙江、吉林等省督军冬电》 ，近代史研究所藏抄件。 [57]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黑省代督军张焕相电，引自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中俄关系史料——西伯利亚出兵》 ，第二七七页。一九六二年台湾版。 [58]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八日新疆督军杨增新电。引自《 中俄关系史料――新疆边防》 ，第一二七—一二八页，一九六一年台湾版。 [59] 《 次长会晤日本林权助公使问答节略》 ，引自《中俄关系史料――西伯利亚出兵》 ，第三○一—三○二页。 [60] 具体内容参阅《 梦的七十余年――西原龟三自传》，第一八六—一八九页。 [61] 同上书，第一九八页。 [62] 同上书，第一九九页。 [63] 刘彦：《 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 第一一六页，太平洋书店一九三二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