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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李秀成有没有降敌？这是太平天国史上一个争论多年的问题。 我在一九四四年提出李秀成袭蜀汉姜维故智伪降曾国藩以图复兴太平天国的假设，经过十二年得不到证实，到一九五六年我向读者声明放弃了。 回顾多年来研究李秀成这一问题，有一个障碍阻挡住人们的思考。不少人认为：“李秀成自己在白纸上写下黑字，怎能把他洗涤呢？”其实，关于理解历史人物文辞的问题，我国杰出史学家章学诚早已给我们回答过了。他在《文史通义》内篇二《文德》里说： “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 章学诚所举有子故事见《礼记·檀弓》。有子是孔子的大弟子，子游还赞叹他极象孔子。但是，他对孔子那些有所为而说的话，因为不知道孔子的意图，就不能理解。章学诚举出有子这一个故事为例，说明要理解历史人物的文辞，不但要知道他的时代，还须知他本人当时所处境地的具体情况，然后才可以去作论断，否则就没有不陷于错误的。章学诚这一段话，是从中国古代历史事例总结出来的，对我们今天研究李秀成这一问题具有拨开障碍的作用。 《李秀成自传》正是一部有所为而写的文件。我在《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中曾经考出李秀成许多条假造的事实。几年来重新注《李秀成自传》，考出的更多了，概括起来，计有：甲、假造与天王不和的事实；乙、隐蔽天王对他的重任；丙、掩饰苏州失守后赶回天京的目的；丁、掩盖主持坚守天京的任务；戊、假说对叛徒的立场；己、虚构对敌人的仁慈；庚、自污的话随处露出虚假等等。 李秀成在自传里写了这许多假造的事实，显然怀藏有他的目的，可见《李秀成自传》是一部有所为而写的文件。这一点，是铁的事实，而为大家所公认的。《李秀成自传》既然是一部有所为而写的文件，那就必须先根据他的时代、他的一生历史和他当时的遭遇去稽考明白他的目的何在，然后才可以作论断；而不可以根据这一部有所为而写的文件的表面文字就来作断案。这一点，也应该同样是为大家所理解的。 论李秀成怀藏的目的，不是为着要投降怕敌人不肯相信而说，就是别有意图，二者必居其一，但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取决于历史事实。 但是，有些人研究李秀成这一问题却不是这样。他们首先根据《李秀成自传》断定了李秀成的降敌，然后才企图从思想上、生活上、实践上去找寻说明。 人们那些说法，是没有历史事实作根据的。但是，李秀成的真正意图究竟是什么呢？一直到去年八月底把《李秀成自传》新注做完后，我才看出他原来用的是一条苦肉缓兵计。 毛主席教导过我们研究历史人物，“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①。李秀成是百年前的历史人物，他在囚笼中运用这一条苦肉缓兵计，有他的历史条件，有他的当前形势，还有他个人种种具体的情况。情节是复杂的，内容是曲折而稳秘的。我们对他这一行动难于理解，诚然是不足怪，但它也不是一件不能理解的历史事件。 关于这问题，我写了一篇《忠王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将在《历史研究》发表。现在把它提要出来向读者请教。惟本文系概括叙述，不作冗长考据，许多引据也都不加注，均详见该篇考证中，请参阅。又那一篇考证系初稿，本文系改稿，对若干论据、论点已有所补充和修改，凡有不同的地方，读者指教，请以本文为据。再本文只是对事实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作考察，至于对李秀成这一事实应作如何评论，不在本文范围之内。 二 投降论的说法没有历史事实作根据 人们论李秀成为什么会投降变节，不外是：从思想上，对革命没有认识和坚定的信念；从生活上，贪迷财宝，生活腐化；从实践上，经不起失败的考验，失去对革命事业的信心，或者是毋视群众的力量，或者是贪生怕死，或者是受不起酷刑的苦熬，囹圄的苦楚，或者是受了敌人的欺骗等等因素去作说明。现在，我试来核一下这些说法能否成立。 第一、李秀成是对革命没有认识和坚定的信仰吗？ 当金田起义时，革命群众对革命就已经是“格而深信”。由于洪秀全是用宗教作工具来发动革命，故当时群众所深信的还是“上帝意旨”。但是，到革命一天天向上发展，据干王洪仁玕《英杰归真》记载，就个个都认识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是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李秀成出身于贫雇农家庭，在广西参加起义，从士兵一直提升到总理全国的军师，而说他对革命没有认识，那当然是没有事实做根据的。从李秀成对洪秀全靠天不信人的批评，以及总结太平天国的失败全部是人为的错误这一个十分突出的事例看起来，我们不能不说李秀成已经具有了人定胜天的观念。李秀成的被俘，他自己丝毫没有认为是天意使然，而英王陈玉成、翼王石达开、干王洪仁玕、遵王赖文光在被俘后都自叹天命，两两比较，李秀成的认识还在他们之上。久经革命战争陶熔锻炼的李秀成，他认识革命力量的伟大，了解敌人的虚弱，因此，他深信自己的力量，藐视敌人。他对封建统治者，是“何敌不摧，何攻不克”；他对外国侵略者的抗拒，斥为：“飞蛾扑火，自取灭亡”。直到被俘之后，他还在自传里流露出“我将兵数十万在外，任我风流，而何受此难者乎”这样一句十分自信的话。据此考查，可见李秀成并不是对革命没有认识和坚定的信仰的。 第二，李秀成是贪迷财宝生活腐化吗？ 有人论李秀成为什么会投降变节，在生活上举出三件事：一、苏州忠王府富丽堂皇；二、积聚金银财宝；三、国破家亡时心迷珍珠宝物。关于建造王府是太平天国的制度，封王的都建造王府，“穷极侈丽”。不仅如此，就是镇守外省不在天京的有些三等王，除了在镇守的地方兴造王府之外，还在天京建造一座规模宏伟、前后七重的王府。其次李秀成积聚金银财宝事，其来源有二：一是缴获敌人，二是生日统下官民进献，这也是太平天国的制度。至于国破家亡时心迷珍珠宝物一事，考李秀成所带的珍宝，乃是他的王冠上和手执的玉如意上那些镶嵌的珍珠宝石。他携带这些珍宝出走，为的是要保存太平天国的衣冠仪制。李秀成在自传说：“我用命散财，肯救贫人。”李秀成一生爱民散财的事迹，举不胜举，至今尚存的常熟报恩牌坊碑和流传在民间的民歌民谣，都雄辩地证明了李秀成没有为个人的享乐、贪迷财宝而脱离了群众。 第三、李秀成是经不起失败的考验，失去了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吗？ 李秀成曾论兵事说：“胜负之事难言，能胜能败，乃是本领。”我们翻开李秀成一部历史，从丙辰六年冬孤军保卫安徽桐城起，经过石达开出走后艰苦支持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保卫浦口，壬戌十二年冬进北攻南，癸开十三年十一月向天王提出放弃天京踞西北以图中原的大计，以至天京陷落时领头冲锋保护幼天王出走，无处不说明李秀成正是一个胜而不骄、败而不馁的著名军略家，正是一个百折不挠的革命者。到被俘以后，他对敌人认为天京已陷，他已被俘，天下已太平无事的看法提出了反问。他并且提出革命的无穷无尽的力量，警告曾国藩说：“杀之不尽。”这些地方，表现的形式虽有不同，但同样是对革命前途具有信心。根据李秀成一生的历史，考不出他有过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和失去对革命事业的信心的事。 第四、李秀成自以为已被俘，太平天国没有他来领导，不会再有前途而放下刀枪吗？ 李秀成曾经说过：“非有我才”，又说：“习久而知”，说他的能力是从学习得来的，是从革命锻炼得来的。他说六解京围，都由于“善心用意，和就外臣”，得到大众的力量。壬戌十二年夏，他在苏州召开两次军事大会议。他在《会议辑略》的序文中，大声疾呼说：“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先须联万心而作一心。”他教育众人要群策群力，去打倒敌人。到被俘后，他问敌人说：“今天京陷，某已缚，君视天下遂无事耶？”这一句话，除表示他对革命前途的信心外，也表示了他的认识很清楚。他完全知道，革命前途并不决于他个人的存亡，而在于广大群众的无穷无尽的力量。由此可见，李秀成决不是自以为已被俘，太平天国没有他来领导了，不会再有前途而放下刀枪的。 第五、李秀成是贪生怕死吗？ 李秀成对革命耿耿精忠，对个人生命毫不考虑。他一生的历史摆出了这一个彰明显著的事实。例如己未九年困守浦口时用忠贞感悟天王的事，天京失陷时临难让马救幼天王的事，落难方山时不肯剃发出险的事，都分明看出李秀成每当生死关头都不为个人作考虑的精诚。到他被俘后，他在自传里虽然极力掩饰自己，但一种对生死付之度外的态度却仍然流露在纸上。在就义那天，他就大书特书说：“死而足愿，欢乐归阴”。临就义时，他又手书就义歌十句，表示他尽忠革命的气节。人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每当心烦意乱时根本就不能作文；当情绪不安定时，写作就会东涂西抹。今天得见原稿影印本，全部没有涂抹的地方，只偶尔圈去一两个字。李秀成如果不是视死如归，怎样能够每天以约写七千字的高速度写成这一部委婉曲折、条理井然的自传？在现存原稿上，李秀成还记有十多个撰写字数的统计。这一点极小地方，更充分反映出李秀成安定的心境，说明了只有不为个人生死打算，为着革命事业而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才能做得到。 第六、李秀成是受不起酷刑的苦熬、囹圄的苦楚吗？ 考李秀成既被执，解到曾国荃军营，曾国荃痛恨李秀成坚守天京不下，屡次把他打得惨败，他自己先悻悻然用锥狠命地遍刺李秀成，又叫刽子手用刀来割李秀成，要用寸磔［ｚｈé哲］的酷刑来杀李秀成，把李秀成全身刺割得血流如注。李秀成在这种惨毒的酷刑苦熬下，仍如山地屹立不动，给敌人以极度的藐视。而在当天晚上，李秀成却乘曾国荃的幕僚赵烈文等前来谈话之间，就向敌人提出“天下遂无事耶”、“夷务不靖”、“散遣旧部”然后“瞑目无憾”等问题作试探。从李秀成被捕当天的表现，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一件事实，就是：当敌人用寸磔的酷刑使他受尽捶心剔骨的苦楚的时候，李秀成在血肉淋漓的酷刑之下，就山岳似地挺立不动，表现出革命英雄威武不能屈的气节；但一到敌人放下屠刀的时候，他却抓紧时机要利用最后一刻的生命把敌人引导到泥坑去，尽他未死以前所能尽的责任。可见所谓李秀成受不起酷刑的苦熬、囹圄的苦楚，那是想当然的说法，并无丝毫事实做根据。 第七、李秀成是受了曾国藩的欺骗吗？ 有人说李秀成被执，最初曾国荃用寸磔酷刑去割他，李秀成挺立着，丝毫不动。到曾国藩从安庆来后，经过曾国藩和他谈话，他受了曾国藩的欺骗，开始写自传，态度就软化起来。案李秀成是在阴历六月二十日被解到曾国荃营。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在当天晚上曾国荃的机要幕僚赵烈文等去看他，李秀成就向敌人提出“天下遂无事耶”、“夷务不靖”、“散遣旧部”等问题进行试探。这就是后来自传上所提出的“招齐章程”以及“防鬼反为先”的原版；自传实在不过是这一天所说的话的放大罢了。而曾国藩却是在李秀成被解来五天之后才从安庆赶到的。所谓李秀成受曾国藩软化之说，并非事实。 大家都知道，要论断李秀成就必须根据他的时代和他一生全部的历史去考查，而不可能从一些片段的表现去作结论。不过，就算可以这样做吧，但是，经过我们逐一考查，所有李秀成投降论的论点，就没有一条有历史事实作根据的。 三 历史事实证明李秀成自传那些自污的话和向曾国藩提出招齐章程乃是一条苦肉缓兵计 甲 李秀成在什么条件和形势下行使这条计？ 历史事实否定李秀成降敌的说法，也证明了李秀成向曾国藩提出“招齐章程”是一条苦肉缓兵计。 为什么叫李秀成这一条计策做苦肉缓兵计？因为李秀成先在自传里故意自污自辱，以示信于敌人，其目的是要使敌人暂缓进攻，使太平天国得有时间实行早已定下的踞西北以图中原的大计，所以叫做苦肉缓兵计。 我们首先要讨论有何历史条件使李秀成用这条计？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每一次农民起义，都好似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封建统治者知道只用武力镇压是不行的，同时，要用招降去瓦解农民起义。这就是封建统治者对付农民战争的剿抚兼施的政策。 在农民起义方面，每当极度艰危的时候，起义农民也就常常利用伪降的策略去钻封建统治者的空子，在渡过难关之后，抓紧时机，又再度向封建统治者进攻。与曾国藩同样凶狠的反革命巨头胡林翼曾经再三论过招降的事，他说：“讨‘贼’之策，不可全恃招降，兵强则降，‘贼’至又降‘贼’。”又说：“招降之手段，惟汉光武、唐太宗之时之将帅能之，下至宋世宗汝霖辈已不免竭蹶矣。”他还加以解释说：“招降之事，才大力量大，乃可行之，如汉光武之时，唐太宗之力，则指挥自如，群雄听命于上，则群奸自敛手于下，下此则宗汝霖之留守汴京，偶一行之，然已万分吃力。”这就是说，封建统治者必须掌握绝对的优势才能招降，中国历史上只有汉光武、唐太宗曾用招降瓦解过农民起义，此外无不反为农民起义军所利用。所以李鸿章有“受降如降敌”的说法，胡林翼也有“招降之祸，必有奇变”的话，他又论胜保“一意招降，此非‘贼’降，乃降于‘贼’耳。”但是，封建统治者虽明知如此，却仍被迫不得不招降。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不少的农民起义军在穷蹙［ｃǜ促］的时候，利用伪降以取得重振旗鼓的机会。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便经过两次伪降，在招抚的幌子掩护下，渡过了难关，最后终归倾覆了明皇朝。 太平天国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农民战争。封建统治者也同样用剿抚兼施的政策来对付太平天国。清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三日，正当清军向天京、江苏、浙江发动全面进攻的时候，清廷颁布招抚的谕旨，命令江、浙各督抚将谕旨刊刻，各路张贴，企图剿抚兼施，双管齐下去瓦解太平天国。而在这一年二月，曾国藩就已经说了用招降瓦解太平天国的梦呓。到清廷颁布招抚谕旨后，他又在这年八月，从安庆派人带了一封招降书到苏州去要招降李秀成。 李秀成就是处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这种条件之下，所以才会有用“招齐章程”的计策去哄骗曾国藩。 使李秀成用这条苦肉缓兵计，有历史条件，也有当前的形势。当天京失陷时，太平天国大军由扶王陈德才统帅的驻在湖北麻城，由侍王李世贤统帅的入江西就粮，在广德、湖州两地还由堵王黄文金统帅一支精兵扼守，以保卫苏、浙、皖、赣四省的交通。天京守军不过一万多人，牺牲的不多。所以天京失陷，太平天国的兵力是没有什么损失的。李秀成所问敌人那一句“天下遂无事耶”的话，正反映出了他的心中有数。而从为着去打动曾国藩而举出的“捻匪作乱”一事看来，知道他对当时捻党斗争的新形势也有着清楚的了解。 另一方面，从反革命方面的兵力看，李秀成多年以来，就藐视曾国藩的湘军“全不能战”。李秀成对新起的李鸿章淮军也同样藐视，他指出苏州等地的失陷，“非算李鸿章本事”。而早在天京陷落前一两年，湘军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情况，高级军官克扣军饷，下级军官和士兵普遍组织哥老会与高级军官对抗。在天京陷落前两个多月，湘军发生抢劫粮台的事，当时湘军内部已经不稳，曾国藩惶惶然感到恐惧。这种显著的情况，在注重间谍工作，情报灵通的太平天国，作为最高统帅的李秀成肯定是知道的。 总之，当前的形势对太平天国革命仍然是大有可为的。但是，当时天京失陷，不待说对分驻各省军队的震动却是极巨大的。摆在李秀成面前的问题，就是要稳定人心，和使各地军队集中起来，得到统一的指挥。要稳定人心，就首先要掩护幼天王。要使各地军队集中，就首先要掩护广德、湖州军队的安全撤入江西，进一步还要使敌人暂时停止攻击，然后长江两岸军队才得乘机迅速完成会师的任务。 李秀成这一条苦肉缓兵计，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当前的形势决定的。后来幼天王到达湖州，就决定即刻进行去江西、出湖北、会师取西北的军事行动，实行半年前李秀成要行的大计。这又可见李秀成这一条苦肉缓兵计，乃是从实际出发，并没有幻想。 乙 李秀成如何进行这条计？ 李秀成进行计算，利用受讯问的机会。沉着机警的李秀成，从敌人的讯问中，特别是从曾国藩的亲自讯问中，看出敌人的愿望，知道要向敌人怎样进行计策。他又抓到写自传作为用计的手段。 李秀成首先要掩护幼天王。曾国藩向他查问幼天王下落，他就以一定已经被杀答复。他写自传写到突围出天京时，又加以铺叙，把定然被杀的情由，一层层地阐说，就使得曾国藩更加深信。其实，当天京突围时，李秀成舍死领头冲锋。到冲过敌人营垒后，李秀成把军队分为两队，前队保护幼天王急走，李秀成领后队以拒追兵。突围时在初更，至四更曾国荃接报，始派马队去追，仅追上后队，前队已去远。李秀成是十分清楚的。 李秀成预料到幼天王到达广德州后，消息就一定会传出来的。果然，在他就义后三天，曾国藩就接到情报。他为着要拉曾国藩的后腿不向广德、湖州追击幼天王，也为着下一步计策生效起见，所以，他虽然一面说幼天王定然被杀了，但另一方面却放着活结，在“招齐章程”十要里，特专立一条说：“查幼主果能到外，再有别样善谋，又再计效（较），此人必不能有了。”这样，就使得曾国藩不疑心他。这是李秀成用计十分稳重的地方。反革命巨头李鸿章论过他“谋狡而稳”，我们正可以从这些地方去认识李秀成。 李秀成给幼主打了掩护，他还要给将要保卫幼天王向江西进军的广德、湖州军队打掩护。他乘着曾国藩向他讯问，就对曾国藩说广德、湖州的军队不用去打它，就会逃跑的。以“进军”说为“逃遁”，以“强兵”说成“不攻自遁”的“残兵”。他对即将出现的军事行动并不隐瞒，但把目的隐藏了起来。这样，既可以使曾国藩发生错觉，掩护了广德、湖州军队的向江西进军，又可以取得曾国藩的相信，为下一步计策做了地步。李秀成跟敌人斗智正在这些地方。 李秀成计策最后一步是要用“招齐章程”使长江两岸太平军得在“招抚”的掩护下，取得机会以完成会师的任务。就当时军事形势来看，长江以南的太平军，大部分已在江西，广德、湖州军队即将入江西。长江以北的太平军已驻军湖北麻城。太平军要会师距离并不远。清朝军队以攻陷天京的曾国荃湘军五万人为最大的一支，这时已成为“强弩之末”，左宗棠湘军是一支屡遭败北的军队，另一支是李鸿章淮军。这三支军队都在长江下游。在长江上游的有鲍超霆军，因克扣军饷最厉害，故内部矛盾最尖锐，士兵和下级军官不肯卖力。因此，清朝没有陆军可以阻止太平军会师。至于清朝水师，在长江两岸都有太平军架起大炮对它控制的情况下，也不可能阻止南岸太平军渡江会师。不过，当时长江南北的太平军距离虽不远，但都不在长江两岸，一边要渡江，一边要接应，军队就得集中、开拔，既要抓到可乘的机会，还要有一定的时间，这肯定是有困难的。因此，为着取得机会，取得时间，以完成横渡长江会师的艰巨任务，就必须打掩护。李秀成的“招齐章程”，便是估计了这一种军事形势而提出来的。 李秀成向敌人提出“招齐章程”，经过极曲折的途径，运用非常委婉的文笔。他先向曾国藩献谀，陶醉了曾国藩，又向曾国藩谈气数，麻痹了曾国藩，再装模象样地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受命运摆布的可怜虫，而今甘心情愿，悔过赎罪。他说主死国亡，他不能卫国，又使部队扰乱民间，都是他的罪过。他要“保民为乐”，把部队收齐回来，为百姓做完这件事，得完了心愿而后死。他说内讧后人心早有散意了，只因为清朝不赦广西人，故团结至今。如果多杀两广人，则越加团结不散，军务永无了期。现在应该特赦两广人，各省人俱赦，用仁爱为刀而平定天下，不可以杀为威，杀之不尽。他说得这样娓娓动听，说得这样入情入理，曾国藩不由得不入他的彀［ｇｕò够］中。 李秀成还向曾国藩提出“要防鬼反为先”，叫曾国藩转移目标，同时暗示曾国藩“要防鬼反”的前提，在于“能收复此等之人齐来，免大清之患再生”。这也使曾国藩不得不投到他的“招齐章程”的网罗里去。 到李秀成就义那一天，曾国藩派幕僚李鸿裔去告知他。李秀成听了，叫李鸿裔回去告曾国藩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愿图报。”这是一条用软计做成的绳子。他直到临就义前的一刻，还用这条绳子紧紧地拉着曾国藩的鼻子走。 丙 对理解李秀成计策的一些要点和事例 李秀成的计策是隐秘的，深藏在浮在表面的现象里面。它又是曲折的，不是一条直线似地显现出来的。因此，要理解它，必须探微索隐，阐幽发潜，除了在上文已经说明之外，还得把对李秀成计策有关的一些要点和事例说说。 要理解李秀成这一条计策，在他被执后某些行为里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件是隐瞒湖州、广德驻屯军队的目的，却哄骗敌人说“即可不攻自遁”。上文曾经说过，太平天国在天京失陷前半年，苏、浙大军开去江西就粮，特留大将堵王黄文金统帅一支精兵扼守浙江湖州、安徽广德州，以保卫苏、浙、皖、赣四省的交通。这一个布置，使江西大军到秋天回救时保证交通无阻，而在天京守不住要突围时也就作接应。这是太平天国坚守天京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布置，当时幼天王突围得脱，正是走向湖州、广德，由那里驻军保护他向江西转移。这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密就断不能让敌人知道。六月二十八日，曾国藩派幕僚讯问李秀成，在问辞上有一条：“黄文金在湖州是候伪天王溃围同窜否？”敌人正在猜测着湖州、广德军队的动向，李秀成却把目的隐瞒起来，并哄骗敌人说“即可不攻自遁”。他骗了曾国藩，使曾国藩没有向湖州、广德进攻，并要把进攻湖州、广德的李鸿章军队调往皖北。我们今天把曾国潘的问辞与李秀成的答辞勘合起来②，可以了然李秀成的用计。 第二件是隐瞒“让城别走”大计。让城别走大计，就是放弃天京，经江西，出湖北，会合扶王陈德才大军踞西北以图中原的大战略，是天京失陷前七个月李秀成向天王提出的，乃是当时太平天国救亡唯一良策。这一个战略，虽被天王拒绝，现在，天京虽已失陷，李秀成虽已被擒，但是，太平天国仍然是要走这条路线的，所以就不能让敌人知道。因此，李秀成在自传里用了四百十五字来铺叙天王的拒绝，以表示他与天王矛盾的尖锐，对让城别走大计的内容却只字不提，全部隐瞒起来，而叛徒纳王郜永宽在降敌之后，和动摇分子潮王黄子隆在被俘之后都分别赶向敌人报告。这是一个何等不同的鲜明的对照！李秀成这一种做法，使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出，毋须千言万语去讨论他的立场，他的立场就在这里。李秀成这一种做法，也使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出，毋须千言万语去说明他的用计，他的用计也在这里。 第三件是拒绝曾国藩勒索太平天国埋藏的金银一事。曾国藩派幕僚讯问李秀成，其中有一条问：“城中窖瘗［ｙì亦］金银能指出数处否？”这是曾国藩向李秀成勒索太平天国在天京埋藏的金银。如果把这些金银供给了敌人，那就是古人所说“借贼兵，赍［ｊī基］盗粮”，自取破败的大事。于是，李秀成就利用自传来对付曾国藩。他在自传里好几处适当的地方，十分巧妙地作了委婉曲折的叙述，然后分别引出“国库无存艮（银）米”，“家内无存金艮（银）”的结论搪塞了曾国藩。我们知道，当天京城陷时，全城的口号是：“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李秀成被俘了，敌人向他勒索太平天国的财富，他不可能再喊出战斗的口号了，但是他运用软计，用他的笔委婉曲折地去对付敌人，终归达到了与战斗口号同样的目的。这是李秀成对付曾国藩的手法。我们理解了这一个手法，就会很好地理解到李秀成在自传里左一句“老中堂”，右一句“九帅”，这一处“感恩”，那一处“戴德”的话里，是包含着些什么目的了。至于当时天京相传“金银如海”，到城陷之后，清军就到处掘窖，就是曾国藩在奏报里也公然提出掘窖金的话。其后南京民间还有得太平天国窖金致富的事，如所传蒋驴、王豆腐致富的故事便是。直到辛亥革命以后，还有军阀要掘太平天国窖金发财的事。可知天京大大小小的窖瘗是不少的。假如李秀成是个叛徒，他正好趁曾国藩叫他指点窖瘗的时候，就把几处窖金指出来，以取曾国藩的欢心。他没有这样做。他却用巧妙的手法对付了敌人，即此也可见李秀成的立场。 关于李秀成的“招齐章程”，有人说：李秀成提出招齐章程，如果得到实行，岂不是瓦解了太平军？这是不懂得李秀成招齐章程的关键才会有这种疑问的。李秀成在招齐章程里提出的办法是曾国藩准他保几个自己的人作为“差使”，由曾国藩派一、两人同往，同时他自己又须要到安庆去，居中好办长江两岸的事。这样，李秀成要做这一件事，是以自己人作主的，曾国藩派的一、二人作陪，实际是作掩护。他就可以把他这一条秘计经由差使传达到军中去，他的部将就会明了他的真正的意图，而且知道如何进行了。李秀成的自己人，当然是用广西人。广西浔州、梧州一带人的方言、隐语，不是外省人所易听得懂的，就使曾国藩监视得严密，也无法对此防范。这也不是小事。李秀成办法的关键就在这里。他自己虽然在禁，但他到了安庆去，处在长江适中的地点，他外面打着“招齐”的幌子，暗中却作两岸的联络，指挥两岸的军事行动。因此，假如李秀成的招齐章程到得实行的话，就断不会导致瓦解太平军，而却可以使敌人暂时停止攻击，太平军就得利用这一个机会，以谋取长江南北大军会师任务的完成。 在李秀成的教育中，我们应该注意到他所受演义小说的影响。李秀成在童年时只读过三年书。因此，儒家《四书》对他的影响还不如当时流行的演义小说的大。根据李秀成现存文件来检查说明了这一点。在那些演义小说中，《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水浒传》对他都有影响。李秀成常引《三国演义》人物教人论事。《三国演义》上那一个最动人的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形象，无疑地对他更具有深重的影响。“兵不厌诈”，“可刚可柔，别有斟酌”的对敌战略战术，正是通过诸葛亮的口着重地来教导了他。曾国藩狂吠李秀成“狡诈百端”，李鸿章狂吠他“谋多于战”，又说“诡谲多谋”，“谋狡而稳”，“狡狯异常”等等。敌人对李秀成这样狂吠，说明他一生专以智取。到了被关在囚笼里面，他又利用受讯问，写自传，动心忍性，委屈曲折，进行他的秘计，他同样是要以智取敌人。我们正可以从他的教育来源去理解他的行动。李秀成读《东周列国志》也很熟。他在自传中用的“不忿”、“铁桶”等词，都是《东周列国志》习用的词语。他向敌人假做交心说的“我不故（过）在秦为秦，为（在）楚为楚”的话，乃是苏秦、张仪那一班朝秦暮楚纵横家的故事，也是从《东周列国志》而来。《东周列国志》给过他“宜刚宜柔，相机而动”的教导。《东周列国志》所记勾践沼吴故事，也给他以影响。在太平天国人物里面，领导捻党抗战到最后的梁王张宗禹在徒骇河覆军时，便是学《东周列国志》故事里面伍员挂衣江边的妙计得脱的。所以当时人对太平天国用兵有“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而行之”的评论。这就因为他们的主要教育都是从演义小说得来。 李秀成那一种“外柔内刚”的性格③，与用软计对付反革命分子的做法也值得我们的注意。李秀成一生，对内部则委曲求全，对反革命势力或反革命分子在某一些场合下则采用软计。壬戌十二年五月同日消灭苏、松、嘉、湖广大地区土豪恶霸的武装组织枪船，与同年冬逮捕苏州恶霸大地主徐少蘧，便是李秀成最著名的外面用柔一手里面藏着猛若迅雷的刚一手的手段的事件。而今李秀成被敌人关在囚笼里面了，他不可能刀来枪往跟敌人在战场上决胜负，就只有用软计暗中跟敌人搏斗。古诗说，“绕指柔，纯金坚”，我们不要看见他表面的软，就说他是“软骨头”，要知道在柔韧的包裹里面，正藏有一把百炼的钢刀。这是李秀成的性格，这是李秀成在某一些场合下对付反革命势力或反革命分子的战术。对李秀成这一点有了理解，就会对他这一个苦肉缓兵计得到理解。 我们还得谈谈一些有关的事例。有人说，太平天国被俘的英雄没有人如同李秀成这样的事例。是的，李秀成采取苦肉缓兵计是取决于当时的军事形势的。如果不是由于要牵着敌人的后腿不去追击幼天王，不去截击湖州、广德军队的撤退，不是由于当时太平天国的几十万大军完整地分布在长江南北，根本就谈不到缓兵。因此，要把其他与李秀成所处的时与地都不同的被俘的太平天国英雄作比较研究，是不合适的。虽然如此，作为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的被俘的英雄中，他们各处在不同的时与地的条件之下，也仍然还是有用诈降计或考虑用软一手的事例的。如北伐大将李开芳便是用诈降计以图突围的。到被俘之后，他还向敌人提出如果得到释放，愿回天京说降的话，以图脱虎口。又如英王陈玉成在安徽寿州被俘之后，他威风凛凛地把他手下败将清朝钦差大臣胜保笑骂了一场，使胜保羞惭无地。但到敌人问他能否招致石达开、陈德才的时候，他为了要争取时间，等候当时远在陕西的陈德才大军回救，却回答敌人说“必须亲笔之书”，又说“尚须斟酌”，也曾考虑过要用软一手去对付敌人。此外，据现存李鸿章的亲笔信，那一位在天京失陷后，领导捻党纵横黄河、淮水流域抗击清朝的遵王赖文光，也曾向敌人施行过诈降的策略。我们必须记住太平天国乃是中国史上的一次农民起义，农民起义经常利用诈降去钻封建统治者的空子是一件历史事实。太平天国有些英雄们如李开芳、陈玉成、赖文光，用诈降或软一手去对付敌人并非怪事。同样，李秀成在囚笼之中，用苦肉缓兵计去对付曾国藩，用招齐章程去哄骗曾国藩，也并不是一件不可以理解的事。 要理解李秀成这一事件，也得看看古代的苦肉计和反间计。在太平天国时代就有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例，那就是黄畹向太平天国的献策书。黄畹是英国侵略者豢养的走狗。黄畹是王瀚的化名。辛西十一年冬，太平天国与英国外交决裂，向上海进军。时上海英军单薄，须要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调得救兵到来，因此嗾使王瀚到苏州去，伪装投靠太平天国，向太平天国上了一封取上海策，要太平天国不要调动大军与洋人硬碰，只要用计就可以不战而取上海，以延缓太平天国以压倒的势力攻取上海的军事行动。太平天国果然中了计。后来王瀚那封献策书落到清军手，清朝方面，上自朝廷下至在上海的官僚地主买办无不起了恐慌。皇帝下令查拿王瀚，上海英国领事不肯交人，向英国公使卜鲁斯（Ｂｒｕｃｅ）交涉，也遭拒绝。卜鲁斯当然不肯摊开他的牌底，但在回复清朝的照会里，仍然不能不半吞半吐地说出了王瀚原来是“假为此与‘贼’同心之论，令贼改图不进攻沪”的话。我们今天还看见王瀚这一封洋洋三千言向太平天国献策书，他句句都站在太平天国立场，条条都为太平天国设计定策。所以太平天国见了它，中了他的计；清朝见了它，吓得举国惊慌；只有英国侵略者知道葫芦里卖些什么药，心里暗笑。古语说：此事虽小，可以喻大。我们不是对《李秀成自传》那些污辱的话，那些“招齐章程”陷于疑惑难于理解吗？请看看王瀚这一事例，请记取卜鲁斯这一句假作“同心之论”自己供出自己秘密的话。 我们从上面举出的一些要点来看，有的可以使我们看出李秀成的坚定立场和他保卫太平天国的主观愿望，有的可以增进我们对李秀成所用来对付敌人的手法的了解。至于从所举的两件事例来看，前者可见作为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人物，也有与李秀成相类似的事例；后者可见在历史上，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为着要哄骗敌人走上歧途，就不得不假作与敌“同心之论”。人们曾经因为看到《李秀成自传》的表面字句而感到惶惑，看此当可以释然。 丁 曾国藩中了计 （一）曾国藩因何中计？ 现在我们要谈到曾国藩的中计。或许有人会说，曾国藩是第一号反革命巨头，他怎么会中李秀成的计？根据对曾国藩的情况分析起来，他之所以中计，是有着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原因，而决不是偶然的。（⑸⑹） 先说主观原因。第一、胜利冲昏了曾国藩的头脑。用兵须胜而不骄，曾国藩却是打了胜仗就骄盈的人。九江之役，水师覆败，差一点给太平军活捉去，就是由于“屡胜而骄”的缘故。现在攻陷天京了，“耳中所闻，无非吉语，纸上所见，无非谀词”，他更骄盈得不得了。他在两军相对时由于骄盈还打大败仗，而况这时已把李秀成捉到，根本不再把李秀成放在眼里。因此，他把李秀成的深谋秘计，看成是“反复重沓，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之一命”，这就不能不使自己失却了警惕性。第二、曾国藩早做了百万太平军同时“归降”的大梦，所以李秀成的“招齐章程”，正迎合着他的梦想。第三、曾国藩是一个喜谀易受骗的人，李秀成在自传中满纸对他恭维，那些糖衣炮弹，恰恰是打中他的要害而使他受了骗。第四、曾国藩不知用奇谋，所以他遇到专以智取的李秀成跟他暗中斗智的时候，便不能不败于李秀成之手。第五、曾国藩性钝见事迟，到他发觉时，已经来不及了。 再说客观原因。第一、曾国藩与清朝皇帝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他在攻陷天京之后，就把应付皇帝提到第一位，而对首都已经倾覆的太平天国军事就存有早日了结的想望。李秀成的“招齐章程”正符合他的想望，因此，就使他中了李秀成的计。第二、曾国藩的军队，盛暑鏖战，攻陷了天京，又把天京抢光，发了大财，兵将都不愿意作战，作为统帅的曾国藩就不能不迁就他们。因此，曾国藩听了李秀成说的幼天王定然被杀和湖州、广德军队不攻自遁的话就容易入耳，从而就中了计。 总之，主观原因使曾国藩不知道李秀成是用计，客观原因又使曾国藩不得不中了李秀成的计。 （二）曾国藩怎样中计？ 曾国藩信了李秀成说幼天王“定言（然）被杀矣”，他没有派兵去广德、湖州追击。他信了李秀成说广德、湖州军队即可不攻自遁，他不但没有派兵前去会攻和截断入江西的路，而且要把正在向广德、湖州进攻的李鸿章军队调去皖北。他还认为李秀成“招齐”的话可采，向皇帝和有关方面初步提出。曾国潘是全部中了李秀成的计。 先说曾国藩中李秀成掩护幼天王的计。曾国藩于阴历七月初六日杀害了李秀成，第二天，就照李秀成的话报告皇帝，说幼天王“必死于乱军，当无疑义”。七月初九日曾国藩始接到幼天王入广德州的情报。他在当天写信给他的儿子曾纪泽说：“伪幼主有逃至广德之说，不知确否？”他对情报采取怀疑的态度。先是七月初六日，左宗棠把幼天王到广德入湖州的消息向皇帝奏报。七月十四日清廷接曾国藩奏报，以为幼天王已死，举朝铺张扬厉，正议上两宫皇太后徽号，要颁诏宣告天下，举行大典。第二天，左宗棠奏报到，知幼天王实未死，已到湖州，十分着急，立刻取消大典，并以六百里谕令钦差大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督办江西皖南军务杨岳斌、江苏巡抚李鸿章、江西巡抚沈葆桢等，将幼天王等悉数歼除，不准旁窜皖南，以为江西后路之患。七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在从南京回安庆的船上接到这道谕旨。他对皇帝命令他将防范不力的员弁从重参办及向皇帝报告幼天王到湖州消息的左宗棠都感到气愤。七月二十九日，他奏复皇帝还不相信幼天王尚存，认为还要等待访查明白。而他对向皇帝奏报消息的左宗棠则认为是故意倾陷他，因此，他在奏章中极力痛诋左宗棠。但是，事实不待访查，而幼天王已经到了江西，举国都知了。于是曾国藩老羞成怒，从此与左宗棠绝了交。关于这一件事，据曾国藩门生薛福成说：“世之议者于曾、左隙末之事，往往右左而左曾。”当时反动统治舆论为什么帮助左宗棠而反对曾国藩呢？就因为曾国藩中了李秀成的计，认为幼天王已死，没有向广德、湖州追击幼天王。 次说曾国藩中李秀成掩护广德、湖州军队向江西进军的计。广德东达湖州，西通东坝，北接建平，乃当时安徽、浙江、江苏三省枢纽，为太平军来往要道。曾国藩早已知道广德的重要。当时军事形势是，太平天国已不能再守苏、浙，必须转移江西、湖北，而清朝则必须在苏、浙地区消灭太平军，不使入江西过湖北。李鸿章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复吴仲仙漕帅说：“金陵、杭州如即收复，上窜江、楚，亦成不了之局。廷议可暂缓克复金陵，而必欲聚歼悍族，识虑甚远，恐力量终不及耳。”清廷这一个对策确实十分狠毒。李鸿章所论不是患湖州太平军不他去，而是“且正要遮其他窜，防其溃决”，正是对清廷这一对策作了说明。曾国藩在攻陷天京前两个月复恽次山中丞信说：“浙江之‘贼’窜皖南者，仍络绎于徽、歙、婺、绩之间；窜江西者，已蔓延于广、玉、弋、贵一带。将来湖州果克，冲出之‘贼’，舍江以外，亦复别无去路，为患方长。”据此，曾国藩又不是不明了湖州太平军必将向江西转移，与太平军入江西后发展的形势的。早在同治三年正月初二日，皇帝已经命令他进攻广德了，那时是无兵可分，那是没得说的。而到攻陷天京后，曾国藩有五万大军在南京。他为什么不派兵去进攻广德、截断湖州太平军的出路呢？就因为他中了李秀成的计，相信广德、湖州太平军是一支败兵残将，再没有什么善谋计算，也毋须截击，就会自行逃走的。因此，他没有派兵前去。七月初二日，他把李秀成的话告知左宗棠说： “据伪忠王供，湖州、广德之‘贼’，均可不击自退。”七月初七日，他又向皇帝奏说： “据李秀成供，湖州、广德之‘贼’，即可不攻自遁。”曾国藩不但不派兵去进攻广德、湖州，在七月初二日还要把正在向湖州、广德进攻的李鸿章部淮军调去防皖北。他给李鸿章信说： “湖北之‘贼’，尚在黄岗、麻城一带，终当入皖。拟请雄师北渡，肃清淮南北各属，以保珂乡，亦即以卫苏疆。”这时候，左宗棠军队已被太平军打败，军营被围，李鸿章派了四个将领带兵去救还抵敌不住，正要把全部兵力开上前线增援，而曾国藩却要把全军调去淮河南北。那里并无太平军，只是为着预防驻屯在湖北黄岗、麻城的太平军入境的布置。七月初六日，李鸿章把广德、湖州前线军情告知曾国藩，拒绝调往皖北。七月初九日，曾国藩接到李鸿章复信。同日，他又接到幼天王入广德的情报。七月初十日，他再接到六月二十九日皇帝命令他即派兵进攻广德，勿稍延缓的谕旨。他在十三日夜里，在应办的事十四项里面，才记有：“留万五千人作游击之师，中秋后进剿广德”一项。七月十四日，他复李鸿章信也同意了不调准军过皖北。同日，他又接到左宗棠报告幼天王入广德，请派兵进攻的信。但是，这时候曾国藩对幼天王果否尚存仍在怀疑，对广德、湖州太平军的势力也没有足够的重视，所以没有采取紧急的措施。到七月二十五日，他再接到皇帝命令多拨精锐派得力将领统率赴广德攻剿的命令，才派定进攻广德的队伍。而在三天前，太平军已从湖州撤出。就在曾国藩派定队伍这一天，湖州太平军已到广德会师，立即向江西进军。曾国藩中了计，麻痹了思想，到他要行动时已经是太迟了。 再说曾国藩中李秀成“招齐”的计。七月初二日，他写信给李鸿章说： “据伪忠王供，……劝官军不宜多杀两广人，恐粤‘贼’势孤，而心愈固结，则军事仍无了日等语。”同日，曾国藩也把同样的话告知左宗棠。七月初五夜，曾国藩与李秀成讨论“招齐章程”，当面答应了李秀成。七月初六日，曾国藩杀了李秀成。七月初七日，他就向皇帝报告李秀成的话，并表示自己的意见说： “又力劝官兵不宜专杀两广之人，恐粤‘贼’愈孤，逆党愈固，军事仍无了日。其言颇有可采。”案这一段话，乃是“招齐章程”的概括；“招齐章程”乃是从这一段话提出来的具体条文。所谓“其言颇有可采”，就是说“招齐”的办法可行。只因为“招降”是与当时清廷企图在苏、浙聚歼太平军的决策抵触，所以曾国藩这时只是向皇帝及有关方面进行试探，并向皇帝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还不敢明白地提出“招降”的建议。但是，不能说这个早就做了百万太平军同时“归降”的大梦的曾国藩没有中李秀成的计。 有人说，曾国藩既中李秀成计，为什么他不留李秀成去办“招降”，却把李秀成杀了呢？考曾国藩六月二十三日在安庆上奏皇帝说：“臣国藩拜折后，即行驰赴金陵。李秀成、洪仁达应否献俘，俟到金陵后，察酌具奏。”他在六月二十五日赶到南京，当晚讯问了李秀成，第二天，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就说：“伪忠王曾亲讯一次，拟即在此杀之。”曾国藩为什么讯问了李秀成就决定不献俘而即在南京杀害呢？这是因为怕李秀成到北京去会利用他与清廷的矛盾把他对皇帝的大欺骗揭穿出来。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记曾国藩向他商量，要即杀李秀成，不候旨。他与曾国藩都认为李秀成“甚狡，不宜使入都”。赵烈文的记载，暴露出曾国藩在南京不候旨而赶快杀害李秀成的真正原因。至于曾国藩怕李秀成到北京去揭穿他的大欺骗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抢光天王宫财宝一事。因为当时中外纷传天王宫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清廷正垂涎着这些财宝，到七月十一日果然由御史贾铎出面奏请饬曾国藩将天京所储金银查明报部备拨。而现在它们都给曾国藩的部下抢光了，放火灭迹，曾国藩却捏说幼天王城破积薪自焚去欺骗清廷。曾国藩到南京，一问李秀成就知道了真相。他怎能留下李秀成不杀呢！他杀了李秀成，灭绝了生口；他还可以假借李秀成之口编造出“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苏州存银稍多于金陵，亦无公帑积储一处。惟秀成所得银米尽数散给部下，众情翕然。此外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等语”，去搪塞清廷。曾国藩的阴险毒辣，正在这里。因此，他就不能因为要“招降”而留下李秀成不杀。 当日曾国藩对李秀成“招齐章程”向皇帝陈述了意见，皇帝对他这一个意见没有作表示。曾国藩向左宗棠、李鸿章进行试探，左宗棠有没有答复，我们还不知道。李鸿章却复信反对。李秀成这一颗“招齐章程”的香饵，敌人没有吞到肚里去。但就曾国藩本人来说，他却中了李秀成的计。 （三）在这条苦肉缓兵计的掩护下所取得的效果 李秀成在这条苦肉缓兵计的掩护下，究竟使太平天国取得些什么效果呢？那就是掩护了幼天王与广德、湖州太平军进入江西。 掩护了幼天王进出广德、湖州地区，与掩护广德、湖州的太平军保卫幼天王进入江西，这就完成了天京陷后首要的军事行动。因为太平天国在国家组织中用的是君主政体，建国十多年，天王逝世后，即由幼天王继承大位，所以只要幼天王存在，就可以维系人心，号召各方。沈葆桢在《席军生擒首逆折》里论其事说： “窃念洪福瑱黄口小儿，无足介意。惟洪秀全窃号十有余岁，流毒十有余省，遗孽犹在，则神奸巨憝，倚其名号，足以挥召群凶。臣诘洪仁玕以由浙入江意将何往。据供定议从抚、建合康、侍等逆，出湖北会石达开、陈玉成余党，踞荆、襄，以窥长安。不料汪海洋、李世贤业经官军剿遁，是以寻踪西行等语。 “臣查李世贤已入南雄，复回龙、定，击退后，又由粤境东趋；汪海洋回犯宁都，迨偪入武平，又折窥汀界；湖北之‘贼’，亦舍英、霍，而入广济，无非思得幼逆，妄冀死灰复燃。……当幼逆遁至广昌，去康逆已间不容发。幸席宝田昼夜穷剿，迫至石城，鲍超援宁都，克瑞金，使康逆无可容足，而幼逆辗转荒谷，十有余日，不为饿莩，卒就生擒。此皆列圣在天之灵，与皇太后皇上威福所致。东南大局，从此底定矣。”当幼天王入湖北后就定下全局大计，即到江西抚州府、建昌府会合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等军，出湖北，与扶王陈德才军会师，踞荆、襄以图长安。当进入江西后，已入广东境的李世贤军即回师东趋，汪海洋军回攻宁都，陈德才军也从霍山、英山进入广济，都是为着要迎护幼天王而来。到他被俘就义后，太平天国失掉了这一面维系人心、号召各方的旗帜，长江南北大军遂被敌人分别消灭。敌人在幼天王被俘时，就预言“东南大局从此底定矣”，后来事实证明并没有错。由此可见幼天王关系太平天国的重大，也就可见李秀成这条苦肉缓兵计所取得的这两部分效果的重大。 幼天王军覆被俘，是在江西石城县杨家牌之役。石城覆败，有两大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英勇的统帅堵王黄文金不幸在刚刚向江西进军的途中就在安徽宁国县病死了，军队没有好统帅，就被敌人在江西打垮。黄文金是太平天国一员以英勇著名的大将，敌人最怕他，称他做黄老虎。甲子十四年春，苏、浙军队开入江西就粮食，特留他镇守湖州、广德，以保卫苏、浙、皖、赣四省的交通。他在湖州双打左宗棠、李鸿章，围了左宗棠的军营，打败了李鸿章的援军。当湖州、广德撤出时，在他统帅之下，军威振奋。到他死后，军队统帅的责任落到干王洪仁玕身上。洪仁玕没有军事经验，在军队里面又没有威信。这时候，后有追兵，前面都是敌境，处处被拦截。军队失去了英勇的统帅，军心就都散了。第二个原因，是侍王李世贤等军队已经进入广东，湖州军队到江西后，寻踪西行，仓皇奔走，遂致为敌人覆败。 假如黄文金不死，肯定不致有石城覆败，李世贤等军队虽已入广东，仍会顺利地取得会师。从石城之役来看，中午太平军还把追兵打败，到夜间，洪仁玕因战胜而麻痹，解除警备，遭敌黑夜劫营，措手不及，才致覆败，可见敌军并不是强兵。假如李世贤等军队仍在江西，则黄文金虽死，湖州军队一到江西就取得会师，也肯定不会有石城覆败。这样一来，湖州军队与李世贤等军队取得会师了，形势就完全不同了。扶王陈德才大军已经从霍山、英山入广济，再进便是长江北岸了。幼天王这一面号召太平天国军民的大旗，由李世贤大军高高举起，不但可以稳定北岸军心，不致有后来叛徒纷纷叛变，大军瓦解，陈德才服毒而死的事变，而且北岸大军既将接近江边，南岸大军也要设法向沿江推进，那么，虽然“招齐章程”最后这一步计没有成功，长江南岸大军在北岸大军迎护的情况下，就很有可能达到完成渡江会师的目的。只要幼天王尚存，南岸太平军保护他渡了江会师，太平天国依然有个中心，军力依然完整，政权仍然集中，太平天国的形势就完全不同了。天京陷落，将不是太平天国的灭亡，而是太平天国复兴的起点了。 黄文金的病死，与李世贤军队的入广东，都是意外的事变。正是这两件事变，才使得李秀成掩护幼天王，掩护广德、湖州军队向江西进军，失却了原来所预期的最后大目的。我们当然不能因为这意外事变所产生的后果，就毋视了李秀成这条苦肉缓兵计所已经取得的掩护幼天王、掩护广德、湖州太平军进入江西的作用的重大。 （四）清朝方面各种文件与外国侵略者报纸评论都说明曾国藩中了计 以上从复杂、曲折、隐秘的事件里面，考明了曾国藩中了李秀成的计。我们说曾国藩中了计，是从事实提出来的结论，也是一件当时清朝方面各种文件与外国侵略者报纸所反映出来的或者是公开评论的事。 第一件说明曾国藩中计的文件，是李鸿章给曾国藩的复信。这封信，就是李鸿章在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回复曾国藩七月初二日要调他的正在向广德、湖州进攻的军队去淮河流域以防太平军入皖，和向他试探“招降”太平军的意见的那一封信。李鸿章在信里说： “缘堵、辅诸悍党围攻浙军蔡元吉已旬余矣。蒋方伯援剿不下，左帅屡书告急，谓有句广德余逆入湖并窜嘉兴之意。郭、刘、王、杨四镇现甫由长兴进吕山，横截泗安、湖州中路。而‘贼’垒坚且多，未易尽拔，仍拟调守常州之张树声一军赴平望、南浔，与潘鼎新、刘秉璋两军并力东路，并分刘铭传守句、溧一军与南渡各营进规广德，与郭、杨等并力西路，皆以剿为堵，为节节进蹙之势，庶广湖各‘贼’夺气，而腹地不嫌空虚，卓见以为然否？尊谕欲令敞部赴淮南北各属。鸿章与刘铭传、张树声等亦有此志，似须湖州克后乃可派出。江、浙只此一隅孤立，而堵、辅尚无窜意，且正要遮其他窜，防其溃决，左公已自信独力难为，鸿章敢少存畛域之见耶！…… “……军事似难即了，各路悍‘贼’计尚二、三十万，其头目凶猾善守能阵，稍一差池，便起波澜。粤人即不尽杀，放归亦无生理。”④李鸿章军队正在广德、湖州地区作战，曾国藩却命令李鸿章把部队调去防淮河南北。李鸿章不从命。他告知曾国藩：湖州太平军已经把左宗棠军队打败，并且围困起来了，左宗棠屡次向他告急，他派去的四支救兵仍然吃不住！还要把分守常州、句容、溧水等地全部兵力开上去作支援。我是江苏巡抚，还不分畛域派兵去浙江救左宗棠，你是两江总督，广德是你辖境，又是钦差大臣，并辖浙江，湖州也是辖地，你现在有五万大军在南京，不派兵前来，已经不成话了。你还要把我派去的救兵调去淮河南北，是何道理！曾国藩是李鸿章的老师、荐主，又是上司。李鸿章不敢驳他，却忍不住用了“鸿章敢少存畛域之见耶”一句话，把曾国藩也刺得够伤了。曾国藩把李秀成劝他不要杀两广人的话告诉李鸿章。李鸿章知道曾国藩的用意。他在这封信中提醒曾国藩，太平军势力尚强大，办理“稍一差池，便起波澜”，他对曾国藩要做“招降”的打算，明白地提出反对。李鸿章这封信，说明了曾国藩不但自己不派兵去进攻广德、湖州，并且把在广德、湖州作战的李鸿章军队都要调走，还说明了曾国藩听了李秀成的话有要做“招降”的打算。曾国藩为什么要这样那样的做，那是因为他中了李秀成的计，上文已经考明。李鸿章这封信，正是说明曾国藩中计的第一个文件。 第二件说明曾国藩中计的文件，是左宗棠的奏报。左宗棠在同治三年九月十五日奏报皇帝说： “前经提督衔总兵刘明灯搜获忠逆李秀成之子李士贵经臣饬提来省鞫讯，供……本年三月，由丹阳窜至广德，复来湖州与黄文金合股。六月间，幼逆洪福瑱自金陵缺口冲出，沿途除擒斩逃散外，至广德实有五百余人。内有伪养王吉庆元、伪扬王李名（明）成，即李秀成之胞弟，并李秀成之母及李秀成亲生两岁之子……该逆由湖州、广德、宁国窜至歙南、建口被擒。时洪幼逆及伪祐王李远继、伪偕王谭体元、伪干王洪仁玕、伪扬王李名（明）成及李秀成母子已先渡河，以后事均不知道。……据所供各情，则李秀成所供广德之‘贼’，不击自退，并劝官军勿专杀两广之人，意在庇纵逆党，亦可概见。”⑤案左宗棠据部将的报告说这个被俘的太平军是李秀成的养子忠二殿下，那是清将为着冒功而假托的⑥。但这人是在建口被俘的人员中搜出⑦，他大约是太平军中的一个将领。他说的话，据当时的事实和后来发生的事实考核起来却是实情。左宗棠根据这人所说幼天王与李秀成的母亲、胞弟扬王李明成和亲生儿子以及养王吉庆元等都到了广德，又与干王洪仁玕、祐王李远继、偕王谭体元等从湖州、广德向皖南进军等情况，与他所见湖州、广德太平军撤退时那种有步骤有计划的情况联系起来看，他了然于李秀成对曾国藩所说湖州、广德太平军即可不击自遁，及劝清朝不要专杀两广人，以免太平军势愈孤，而心愈固结，军事仍无了日的话，断不是替清朝设想，而实是要骗曾国藩，叫他不向广德追击，以保护幼天王和太平天国的兵将，俾湖州、广德军队得安全撤出向江西进军。所以左宗棠向皇帝奏报，作出了“据所供各情，则李秀成所供广德之‘贼’，不击自退，并劝官军勿专杀两广之人，意在庇纵逆党，亦可概见”的结论。不仅左宗棠是这样看法，当时人根据事实也都作出同样的结论。所以反动统治舆论对曾国藩因愤恨左宗棠向皇帝报告幼天王入湖州消息而绝交一事，都帮助左宗棠而反对曾国藩即由于此。左宗棠这一封奏报，是说明曾国藩中计的第二个文件。 第三件说明曾国藩中计的文件，是《上海新报》评论。《上海新报》甲子（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清同治三年）十一月初八日短评说： “前据忠逆李秀成口供称，伪干王洪仁玕、伪恤王洪仁政俱死乱军中。今阅上谕，始知忠逆狡狯异常，身在囹圄，犹朦混大宪，为幼逆等漏网地步。讵知罪恶满盈，万无逃脱之理。今将各逆首悉数歼之，想天下人心，无不称快者也。”⑧案《上海新报》是外国侵略者出版的中文报纸⑨，这篇短评是对本日新闻所载上谕在江西俘获干王洪仁玕、恤王洪仁政事的评论⑩。又案《李秀成自传》没有说到洪仁玕、洪仁政死乱军中，而是说幼天王“定言（然）被杀矣”。《上海新报》的记者是把李秀成说幼天王的事误记为说洪仁玕、洪仁政的。但是，李秀成虽然没有说到洪仁玕、洪仁政死于乱军，却说了幼天王定然被杀，故其论据与论点仍然是一致的。这篇外国侵略者报纸的评论，对太平天国表示极度的仇恨，以太平天国首脑人物被俘而“称快”，评论李秀成“狡狯异常，身在囹圄，犹朦混大宪，为幼逆等漏网地步”。所谓“大宪”，指曾国藩。“朦混大宪”，就是说李秀成用计骗曾国藩，为幼天王等作掩护。尽管外国侵略者的评论用了多么刻毒的咒诅语词，但它说的正是曾国藩中了李秀成计这一事实。《上海新报》这一篇评论，是说明曾国藩中计的第三个文件。 第四件说明曾国藩中计的文件，是同治四年四月二日翰林院编修蔡寿祺弹劾曾国藩纵幼天王的奏章。蔡寿祺这封奏章，现在尚未找到，此处系据李鸿章给曾国藩信，并参考赵烈文日记考出①①。所谓“纵”，也是反革命的语词，就是说曾国藩中了李秀成的计，没有派兵向广德、湖州追击，使得幼天王能到江西去。蔡寿祺这封奏章，是说明曾国藩中计的第四个文件。 四 结论 李秀成有没有降敌？有历史见证，已经作出肯定的回答了。 李秀成没有降敌，为什么在自传里面说了那些自污自辱的话和向曾国藩提出“招齐章程”？经过我们考证，历史事实证明那些自污自辱的话和“招齐章程”，乃是一条苦肉缓兵计。 我们说李秀成用苦肉缓兵计，我们说曾国藩中了计，并不是从一些象迹作出的结论，而是历史事实提出来的，清朝各种文件和外国侵略者报纸的评论暴露出来的。 尽管李秀成的计策没有收到全部的效果，尽管李秀成的计策所收到的部分效果中途又流了产，但是，李秀成这一条计策却已经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①《纪念孙中山先生》，见《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②曾国藩的问词见《忠王李秀成答词手卷》，答词是七月初二日曾国藩致左宗棠、致李鸿章信及七月初七日上皇帝奏。李秀成对这一条问词的回答，曾国藩的幕僚没有记在纸上，但我们从讯问的时间与曾国藩致左宗棠、李鸿章信的时间来断定，曾国藩所述李秀成说湖州广德军队不攻自遁的话，正是回答这一条问词。 ③关于李秀成这一个“外柔内刚”的性格，是忠殿左同检能万荃对华翼纶说的，见华翼纶《锡金团练始末记》。案忠殿左同检是忠王府高级官员。熊万荃这一个从经常观察得来的看法是确实的，与我们对李秀成的分析得来的结论正一致。 ④据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原件录。此信并见《李文忠全集·朋僚函稿》卷五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上曾相》。案刻本“蔡元古”误为“蒋元吉”。 ⑤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十《提讯李士贵口供贼情请暂缓处决片》。 ⑥考证见我著的《太平天国志·李容发传》。 ⑦据左宗棠同治三年九月初六日《提讯忠逆义子李士贵确供并起获堵逆黄文金尸首枭示片》，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十。 ⑧据陈光贻编《上海新报所列有关太平天国史料纂录》，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未刊稿本。 ⑨《上海新报》是一八六一年上海字林洋行出版的一种中文报，据陈光贻编《上海新报所列有关太平天国史料类纂·绪言》。 ⑩据陈光贻编《上海新报所列有关太平天国史料类纂》。 11见《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六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复曾相》，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四年四月初二日记，及王先谦《同治朝东华续录》卷四十四同治同年三月辛亥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