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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随着义和团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其中对义和团的性质、作用、口号及其本身的缺点和局限所提出的新见解，以及对义和团运动的经验教训的深入总结，都是有益的。义和团运动是在极端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中产生的。因此，许多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本文仅就以下几个问题略加剖析，以就教于同志们。 一、义和团是否反对清朝封建统治？ 义和团运动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的性质，这是无须论列的事实。但是，它是否反封建，却是历来众说纷纭、结论截然不同的。早在义和团运动始见端倪之时，就在官绅之间和清朝统治集团的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劳乃宣、袁世凯等人为代表的“主剿派”，认为义和团以邪教倡乱，抗拒官军，实为白莲教之余孽，因而坚决主张镇压。以张汝梅等人为代表的“主抚派”则认为义和团旨在自卫身家，捍卫乡闾，因而力主“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一五页），企图使之成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工具。在山东、直隶两省地方官绅之间，也经常在如何对待义和团问题上争吵不休，互相倾轧，互相攻讦，形成尖锐对立的两派势力。“凡两省官吏来京，多谓邪教支流，必须剿办；而两省绅士，则谓系良民自卫身家，并非谋乱，即或聚众滋事，只可设法解散，不宜轻剿。议论纷歧，实有格格不入之势。”（同上，第八三页）而且，这两派在清廷统治集团中都有一批支持者，遂使“在廷臣工，议及此事，意见各殊。有谓拳民为义民者，有谓拳民为叛民者。由前之说，意在敷衍了事；由后之说，意在剿捕严惩。”（同上，第一三一页）特别是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后，清朝统治集团从上到下的争论更为激烈。有的认为义和团“立意扶清灭洋，实是中国义民，不宜剿办，以挫其气，”（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一三七页）反对者则认为义和团“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号召群不逞之徒，乌合肇事”。（《义和团》第四册，第一六五页）直到八国联军打进国门之后，两派还在慈禧太后紧急召集的御前会议上大吵大嚷，愤然相争。就连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也都为之大动肝火。从清朝统治阶级自己还弄不清义和团是否反对他们自己这一史实来看，说明义和团是否反封建的问题确实是个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因此引起史学界的争论则是势所必然的。我们认为，判断这一问题，除依据史乘记载和民间口碑等资料外，更主要更直接的资料依据是义和团自己的文献，应据此作出明确的回答。 从现存的义和团文献的内容来看，大都具有鲜明的杀洋灭教的内容，但在是否反封建问题上大体可归纳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既反贪官，又反皇帝，具有比较明确的反封建的内容。这一类传单以当时日本《邮报》刊载的义和团《告白》为最突出、最鲜明。《告白》除了反洋教、反侵略之外，还以较大的篇幅指斥清廷重用赃官，并痛斥贪官污吏的秽行。《告白》说：“五世以来，赃官见信于朝廷，官府为卖官鬻爵者开，惟富者任职于朝中”，“大小官吏，辗转盘剥，鱼肉百姓，劫掠民食，陷黎民于水火。衙门败坏，不堪言状”。而且怒斥贪官污吏“天良丧尽”，指斥“罪魁乃当今皇帝，断子绝孙，后嗣无人。”（《告白》全文转见阿诺德·兰道尔：《中国与联军》英文版，第七——一○页）诚然，光绪皇帝比较开明，且被夺去实权，如以“罪魁”目之未免言过其实。但他毕竟还是大清的皇帝，因此对清朝黑暗政治愤恨已极的义和团，怒骂光绪皇帝为“罪魁”，虽然不尽全面，但也反映了他们对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痛恨。 在义和团传单里，不单骂了光绪皇帝，有的还指责了慈禧太后。例如在《义和拳歌》中有一句：“帘内休问国家事，刀兵滚滚在眼前。”（《拳时杂录》）刀兵滚滚系指义和团运动，“帘内休问国家事”正是对慈禧太后擅权独裁、祸国殃民的罪恶提出了微弱的抗议。 在义和团文献中，尚可看到一些反对贪官、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此类传单大多文字晦涩，语多隐讳，内容荒诞无稽。但也有近似民谣和文字通俗的篇章，其内容尚可一目了然。例如，有的义和团《乩语》中说：“你问吾，吾问虽（谁）？十个官，九个肥。盗入内，不拿贼，放走了，瞒（埋）愿（怨）虽（谁）？”（《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第八页）显然这些辛辣的嘲讽，是对清朝贪官污吏的无情的痛斥，也是义和团反对清朝赃官的见证。贪官污吏是封建制度腐朽本质的表现，也是封建剥削制度的必然产物。因此，反对贪官污吏历来成为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重要内容。 在一些语多隐讳的义和团乩语和碑文中，也若明若暗地宣传了反清的内容。特别是宣传了“真龙、真主”的出现，表示义和团希望有自己的“理想”皇帝去取代清朝统治。例如，在《庚子年圣帝鸾语》中说：“天下各省谁为主，满天星斗与孽妖，生灵到底归何处，只见明灯路一条。”（同上，第一二页）这似乎是说清廷虽然还统治着天下，但归根到底义和团将率领人民走向光明。在《马家堡碑文》中说：“大清归大清，谁是谁的主。”据当时抄录收藏此碑文的孙敬自注说：“内中□语，含有更朝换代之义。”（同上，第一三页）显然，此碑文是宣传反清的。另外，还有一些宣传“真龙、真主”出现的传单，如：《庚子乩语》中说：“众人未看清，上帝降神兵，扶保真君主，挪位让真龙。”（同上，第一七页）义和团宣称要保护真君主，要求“挪位让真龙”，实含有要求改朝换代、反对清朝统治的意图。 虽然，这些传单带有反对贪官、反对封建压迫，要求改朝换代等内容，但它没有触及封建制度，没有提出土地问题，更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封建的纲领和措施。他们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要求和表现，至多还是以农民理想的皇帝去取代清室。这说明义和团反封建的深度和广度还很不够，基本上还是以拥护好皇帝，或要求改朝换代为中心的皇权主义的产物。但不能因此而全然抹煞义和团具有反封建的性质。义和团毕竟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运动，由于阶级利益的根本不同，它们同封建势力的尖锐对立经常时隐时现地表现出来。在义和团运动初期，“其处心积虑，在乎聚众而抗官。”（《义和团》第四册，第四五六页）即使是在运动高潮时期，义和团仍有打击封建势力的活动，明显地表现出义和团具有反对封建势力斗争的内容。所谓“近日匪到各村，凡有所需，莫不责供于富户。”（同上，第三七八页）所谓“团横行都门，士大夫莫敢谁何！”（《义和团史料丛编》第一辑，第一三五页）所谓“北省创痍满地，然受害烈者，大抵良善之民，饶衍之家。”“王府相府，翰林院等，官署宦宅，悉遭焚毁”（佚名：《综论义和团》，稿本），以及所谓“稍有名望之富人，皆为团民觊觎，时耽惊恐，日不聊生”（《庚子记事》，第二二页）之类的记载便是证明。特别是在天津、北京相继陷落后，义和团从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夹击的教训中有所清醒，于是由“扶清灭洋”变为“扫清灭洋”。从此义和团在打击侵略者的同时，还和清朝统治势力相对抗，出现所谓“土匪蜂起，各据村镇山寨，拒敌官军，剿则兵民不分，抚则抗不听命，官军屡次失利”（《周悫慎公公牍》卷二，第十六页）的局面。义和团“已将县官戕害，狱中囚犯尽行放出”（《义和团》第一册，第二一二页），并且打击地主和教民势力，以致出现“贫者倏然而富，富者家产一空”（同上，第九五页）的现象。一九○一年以后，四川义和团在揭帖中鲜明地提出“灭清剿洋、兴汉行事”（《四川巴县档案》）的口号，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统治者进行殊死的战斗。并以“打富济贫为名，择肥而噬”（同上），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遂使义和团余部的斗争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性质。类似的情况在直隶等地也时有发生。 第二，和第一种类型的传单截然相反，在一些揭帖和告白中明确地表示拥护清朝皇帝，并向皇帝表示痴心的忠诚。它除了反对洋人之外，连反贪官的内容也不曾涉及。而且还明确地表示一旦杀尽洋人之后，立即各归其所，而没有反对封建秩序的任何要求。著名的《警告国闻报揭帖》和《马兰村义和团告示》就是这类传单的典型。《警告国闻报揭帖》劈头就说：“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神团是忠臣”；结尾还进一步表示：“等待杀尽洋人后，快快回转旧山林。”（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卷三）在《庚子□蜂录》中所收的《义和团乩语》里，亦有“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辑，第一八页）的内容。有的咒语中也有“除灭鬼子保大清”（《义和团》第四册，第一五二页）的词句。这些都是部分义和团只反洋人而拥护皇帝等保守思想的表现。这类传单大多出现在义和团运动的高潮时期，同庄王载勋等人所制订的义和团《团规》的精神很有相似之处。在《马兰村义和团告示》中提出：“出力于国家而安社稷，佑民于农夫而护村坊”；并说：“义和团，义者仁也，和者礼也。仁礼和睦乡党，道德为本，务农为业。”（同上，第一四八页）从而把斗争的宗旨局限在只反洋人，不反朝廷和维护封建秩序的范围。 第三，一些传单明确地表示只反卖国官吏，而不反皇帝，号召人民要在义和团的率领下翦除卖国祸根。例如，《张德成揭帖》中说：“君非桀纣兮，奈佐非人，上行下效兮，民冤不伸，和约各洋兮，羽翼洋人，趋炎附势兮，肆虐同群。”这是对清朝卖国官吏的无情揭露和棒喝。揭帖还明确地表示义和团要同心协力把那些羽翼洋人的官吏同洋人一起来个“剪草自除根”。（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第二卷）这类传单曾在京津等地广为张贴，颇引人注目。 从以上义和团文献的三种内容来看，各地团坛在是否反封建的问题上，认识和行动是不一致的。但在一九○○年运动高潮时期较普遍、较突出的则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封建斗争虽时隐时现的存在着，但由于民族矛盾空前激化而居于从属地位。当运动进入尾声阶段后，义和团则打出了“扫清灭洋”的旗帜，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由此可见，各地团坛在各个不同时期，其反封建的情况是不尽相同的。一般说来，多数团坛或多或少地具有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表现，但也有部分团坛则没有反封建的要求与活动。因此，有的同志笼统断言义和团既反帝又反封建，有的则断言义和团只反帝不反封建，或者说义和团反封建只是“□断”，等等，均未免失之于以偏概全，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我们认为，对这些复杂的历史现象应该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义和团为什么在反帝问题上认识和行动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在反不反封建问题上却存在着差别？究其原因，大约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由于教会势力的猖獗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不但平民百姓不能安其生业，就连官绅士大夫亦人人自危。这不能不激起中国各个阶级、阶层中的大多数的强烈反对。特别是中日甲午战败以后，举国上下大为义愤所激，万众同心，反对侵略，遂为义和团反帝斗争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加上农民和地主绅士当中本来就存在着狭隘的排外思想，于是在反对洋人侵略方面很容易取得大体一致的行动。特别是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反帝斗争是在“扶清灭洋”的旗号下进行的，遂使居于统治阶级地位的一些人更有支持或利用农民群众的可能。所以在反帝问题上能够出现一呼百应的局面。 其二，由于义和团始终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统一组织和统一的旗号，各地坛、团同地主和官府的关系很不一样。因此它们必然在反不反清朝统治等问题上态度截然不同。义和团的分散性，也很难使它们在对待清朝统治问题上有统一的认识和行动。 义和团基本上是“各就村落，练习拳棒，杂以神怪”（《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二○二页）的自卫身家的武术团体。这种组织往往是“一村有，村村皆欲效尤。”（《义和团》第一册，第四○一页）而且，各坛、团大体上是在村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们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队伍。义和团流入城市后，仍然保持着这一特点，大体上以一街一巷为单位分别建立一坛或数坛。义和团在组织上的极端分散性，在信仰上的多神性，及其迷信、神秘等特点，则大大障碍了团民的政治视野，使之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难以处理同封建统治阶级的关系。因此各地坛、团也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和行动，以致于在是否反封建问题上各行其是，相差天渊。 其三，义和团成分复杂是它们认识不一、行动互异，在反封建与否问题上判若两家的另一主要原因。在义和团的成分中有农民、手工业者、失业群众，也有富户、官绅以及一些趁火打劫者。“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义和团》第一册，第三○六页）成分的复杂，当然参加义和团的目的要求也大不一样。多数是为了反对外国侵略者，特别是反对洋教横行为恶，也兼有反对封建压迫的要求。但是也有不少人专事仇洋灭教，而不参与任何违抗封建秩序的活动，还有一些挂起义和团的招牌而大肆抢劫的歹徒。义和团流入城市后，成分更加复杂，行动更难统一。时人说：“近观各州县之义和团民，粗食布衣，尚有朴实耐劳之气象。京城内各坛之团民，立坛愈多，勒财之法愈奇……，有希图分肥入团者；有与人挟仇借势报复者；有糊口维艰，入团而要求安饱者；有富豪之人，恐遇团民欺讹，自立坛场而谓保家者。”（《庚子记事》，第二五页）可见，同为义和团的旗号，却有真团、假团之分。一些王公卿相和殷实之家，身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员，自然不会有反封建的要求和行动。但是他们之中确实有人因痛恨洋人侵略、痛恨教会势力而支持或参加义和团杀洋灭教、反抗侵略斗争的。因此，对这样一些官绅控制或建立的坛、团不可一概以假团目之。当然，也有不少官绅“自立坛场而谓保家者”的假团。还有一些“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杀人寻仇”（《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七九页）的冒牌货。这些假团根本谈不上具有任何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只不过是义和团运动中的一股逆流而已。 但是，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农民和手工业者始终居于主力军的地位。他们与地主和官府的阶级矛盾不会因为仇洋灭教而泯灭，只是由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激化而暂时降为次要的地位，遂使义和团运动成为以反帝反洋教为主要斗争目标的群众运动。然而，由于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并未解决，因此在义和团运动中二者之间的磨擦和斗争始终是存在的。即使是在清朝政府招抚义和团之后，也出现义和团愤然“抗命”，声言“吾团民知有祖师之命，不必问朝廷之命”（《义和团》第一册，第一三五页），“京官虽一二品大员，亦不能不为所胁”（《义和团》第一册，第七九页）之类的现象，有的义和团还大骂“官亦是二毛子，私通洋人”。（《拳时北京教友致命》第八卷，第二页）这些都说明义和团在反帝斗争的同时，和封建势力的矛盾还是很尖锐的。只是由于民族危亡空前严重，反帝斗争理所当然的成为运动的第一要务，从而使反封建斗争暂居于次要地位罢了。因此，决不能因为义和团没有突出反封建斗争而从根本上否定它具有反对封建的性质。 二、“扶清灭洋” 口号是不是“策略”？ “扶清灭洋”是义和团的主要的政治口号。这一口号是否具有策略的性质和作用，史学界颇有争论。有的认为“扶清灭洋”不是义和团的策略，因为农民小生产者提不出类似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那样的政策和策略。显然，这就给“策略”规定了高标准，并把无产阶级的策略作为衡量“策略”的尺度。然而，如果一提“策略”就理解为只有像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那样的策略才叫策略，那么，不但义和团根本不能做到，就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也不可能做到，甚至也不是所有的无产阶级政党都能一下做到的。可见，有关“扶清灭洋”问题的讨论，关键在于应以什么方法、什么标准去评价义和团的斗争手段的问题。其实，所谓“策略”并不是神秘的、高不可攀的，它通常是指在民族斗争或阶级斗争中，某些阶级或政治集团为实现其政治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斗争手段和处理矛盾的方法。 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正是这样，它是义和团为实现其“杀洋灭教”的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斗争手段。所谓“扶清”、“助清”之类的提法，其本身恰恰说明义和团与清政府是联盟的关系，而不是主仆关系、或上下级的关系。因为扶清的前提是“灭洋”，有利于“灭洋”则扶，否则义和团就自行其是。所以袁昶恼羞成怒地说：“扶者倾之对，能扶之，即能倾之，其心不可问，其言尤可诛。”（《义和团》第四册，第一六五页）如前所述，由于各地团、坛在反不反对清朝封建统治问题上态度不尽相同，当然在扶清问题上也各有差异。少数只反洋人而忠于朝廷的团坛，其扶清是真诚的，而不存在策略的用意。但这不是义和团运动的主流。就多数团、坛来说，其“扶清”只是迫于斗争形势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正如他们在揭帖中所说：“先拆电线杆，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一三三页）明确地表示了灭了洋再反大清，而“扶清”只是暂时的现象。时人曾说：义和团“声气渐广，名迹显露，其中黠者亦虑官方干涉，率加以‘不轨’二字，肆行剿刈。乃特创‘扶清灭洋’四字口号，即悬是为彼教标识。一以号召人民，一以抵塞官府。”（《义和团》第三册，第三七三页）可见，其策略的性质是明显的。 “扶清灭洋”的口号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义和团通过对社会主要矛盾和客观形势的科学分析提出的，而是他们在反侵略、反瓜分的斗争实践中，自发地顺应了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已降为次要地位的客观现实。虽然农民小生产者没有科学的世界观，还不可能自觉地制订和运用科学的斗争策略，但是他们毕竟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者，因此他们能够从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摸索出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朴素的斗争手段和策略。“扶清灭洋”口号，正是人民群众长期的反侵略和反洋教斗争的产物。因为，在历次反洋教、反侵略斗争中，总有或多或少的官绅、士大夫和一般文人直接或间接地参加斗争；在清廷的一些上谕或官吏的奏折和告示中，也不乏申斥教士教民仗势欺人及地方官吏办案不平的言词，遂使反洋教斗争的群众看到，在清朝统治阶级的营垒中，也有同情他们而痛恨洋人的力量。因此，他们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旨在得到封建官府和地主士绅的同情和支持，至少能以减少封建统治者的阻挠和破坏。这是“扶清灭洋”口号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 “扶清灭洋”之类的口号最早出现在一八九八年的反洋教斗争中。这年七月，余栋臣在四川大足县发布的反洋教起义的檄文中，曾揭露外国侵略者的侵略罪恶，并宣布“本义民但诛洋人，非叛国家，倘若视为仇雠，反戈相向，则兵丁官役皆畏洋人，并非我朝臣子，于国家法在必诛，于义民理难容宥。”于是，他们提出了“顺清灭洋”（《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四期，第二九页）的口号。这说明，四川人民群众从受奴役、受压迫的现实生活中朴素地认识到外国侵略者是中国人民最凶残的敌人。于是，他们断然把斗争的主要锋芒指向了外国侵略者，并警告清朝兵丁官役不要“反戈相向”，否则起义群众决不宽宥。显然，“灭洋”是他们的斗争宗旨，“顺清”则是为达到“灭洋”的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可见，“顺清灭洋”口号一出现，就具有明显的策略性质。 一八九八年秋天，山东著名的义和拳首领赵三多、阎书琴等人在冠县聚众三千余人，树起“助清灭洋”或“扶清灭洋”的旗帜，其性质与余栋臣的“顺清灭洋”的口号是相同的。山东是义和拳起事最早和最活跃的地区，也是侵略势力异常猖獗的地区，就连一些封建官吏亦深感外侮严重，因而对义和团反帝爱国的正义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并在奏章中为义和团鸣不平。有的说：“臣闻山东义和等团非欲谋乱也。平日受侮教堂，久已痛深骨髓。”（《义和团档案资料》上册，第四四页）有的说，拳民“结会之由，实因各处教民欺侮过甚，地方官又复一味祖庇，不足以服其心，乃藉会以资保护，并无与官为仇之意。”（《义和团档案资料》上册，第八三页）有的地方官因不满于教士挟制，“亦思藉民力以报复”，“或对众讽煽，不啻潜导而阴驱之。”（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二）曾经镇压过义和团的山东三任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也都是中途改变了主意，转而支持义和团的“杀洋灭教”的斗争。就连清廷统治集团，也在外侮紧逼的情况下，曾于一八九八年冬谕令各省督办团练，并令沿海督抚整饬防务以御外侮。可见，在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封建统治营垒中这些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舆论和动向，正是清朝统治集团一度接受和容纳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历史条件。“于是办团令下，便树旗曰‘义合团’、或又曰‘义和团’，有奉旨团练之旗，有替天行道之旗，有助清灭洋之旗。”（《义和团》第一册，第三四五页）这说明，“助清灭洋”之类的旗号很快流行，恰是当时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激化、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地位的产物。尽管这一口号缺乏科学性，但它却明显地体现了义和团把解决民族矛盾摆在了头等重要的地位，而对清朝统治者则采取“扶助”与合作的态度。 特别是一九○○年春天，帝国主义侵略者多次要挟清政府加紧镇压义和团，并于五月间以保护使馆为词调集洋兵入京后，不但激起义和团的强烈反对，也使清朝封建地主阶级和那些盲目排外的顽固势力对洋人更为疑惧，于是仇洋的情绪遍及朝野，出现了“普天率土，谁不恨外侮之强横”（《偏善斋存稿》卷下，第八三页）的局面，遂使“扶清灭洋”之旗不胫而走，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义和团各坛场，均门前竖立大旗，上书‘保清灭洋’等字，人皆耀武扬威。”（《庚子记事》，第一八页）有的则大书“奉旨义民保消灭洋，更有书写替天行道、保国卫民等字”者（同上，第二○页）。这说明，在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情况下，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以争取联合清朝统治者，而集中力量打击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则是顺理成章的，是时代的要求，其主流是应当肯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没有理由要求义和团一手反帝，另一手反封建。事实上，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形势下，这一口号在实际斗争中也确曾起到了策略的积极作用： 第一，这一口号广泛地争取了清朝爱国官绅、士大夫和清军将士的同情和支持，从而扩大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群众基础，促进了这场运动的迅速高涨。镇压义和团的刽子手劳乃宣惊呼“扶清灭洋”口号所起的作用说：义和团“以扶中朝灭洋教为词，声言为国家出力，非特托名于义，抑且托名于忠。故与教民有嫌隙者为其所动，与教民无嫌隙者亦为其所动。其簧鼓众听得力全在于此。”他还说：“非特愚民为其所惑，学士大夫亦所不免。”（《义和团》第四册，第四七三、四七○页） 天津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后，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使他们的反帝斗争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同情。在驻津清军中，除聂士成部之外，其余清军对义和团的“灭洋”活动“均不过问”；“在津各官员，均仇视洋人，见团匪与洋人为难，私心窃喜。”而且在义和团反对洋人的斗争中，出现了“官兵暗与之合”（佚名：《综论义和团》，稿本）的局面。事实上，不论是攻打天津租界，还是攻打北京使馆和教堂，无一不是义和团与清军的联合行动。在直隶，“其始愚民惑之，今则贤士大夫几乎无一而不为所惑”。（杨慕时：《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六月二十二日）有的官吏还夸奖义和团“大有替天行道之势，不愧上能保国，下能安民者也。”（《拳时北堂围困》第七二页）此外，在山西和东北也有类似的情况。可见，“扶清灭洋”的口号扩大了义和团的群众基础，壮大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声威。 第二，加速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分裂，打乱了清王朝统治人民的秩序，从而削弱了反动的封建统治。义和团运动一开始就遭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使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多次遭到损失。但是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后，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混乱。有的坚持残酷镇压，有的一意“主抚”，遂使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裂痕迅速扩大，出现了“政出多门，剿抚两歧，茫无主见，嗣是匪势日益鸱张”（佚名：《综论义和团》，稿本）的局面。所谓“茫无主见”，恰是清朝统治集团的章法大乱；所谓“匪势鸱张”，正说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有利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剿、抚两派吵吵嚷嚷，剑拔弩张，从而削弱了对人民的控制力。封建统治者无可奈何地说：“如今外电与内廷主持不能合意，见视不同，大局不能圆通，此亦劫数，天意大变，非人力可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八六页。文中所言“外电”，系指东南等处督抚以电报的形式向清廷发表意见。%>可见“扶清灭洋”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 然而，这一口号在一定程度上也模糊了义和团对清朝统治者的认识。这些消极作用主要是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所造成的，但不能因此而抹杀这一口号的主流和本质。义和团运动失败的悲剧不在于“扶清灭洋”的口号，而在于义和团自身的闭塞和分散性等致命的弱点。闭塞和落后必然模糊了义和团的政治视野，加上他们仇外心切而被顽固派的王公大臣、乃致慈禧太后的“嘉许”所迷惑，并在这些统治者的诱骗下，使他们的正义的反帝斗争陷入盲目仇杀洋人和教民，进而进攻租界和使馆的盲动窘境。义和团没能形成统一的队伍，只是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没有集中的领导核心。当义和团同清朝统治者取得暂时的联合“反洋”后，没有也不可能左右清朝统治者，反而被清朝统治者控制和利用。这是义和团运动难以避免的历史悲剧。 三、义和团是否反对新生产方式？ 在义和团运动中，普遍存在着拆铁路、砍电杆以及焚毁其它洋物洋货的现象。这说明，义和团不光仇视洋人、洋教，还仇视洋人所传来的一切事物。“凡关涉洋字之物，皆所深忌也。”（《义和团》第二册，第一○页）因此，在义和团的传单中，也有不少宣传拆铁路、砍电杆、烧砸其它洋物的内容。有的揭帖还以通俗的民谣形式号召人们“烧铁道，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卷三）《南京义和团揭帖》中宣布：“先将教堂烧去，次将电竿毁尽，邮政、报房、学堂，自当一律扫净。”（佐原笃介：《拳乱纪闻》卷三，第六二页）此类内容在时人的记述中以及至今流传的义和团歌谣和民间口碑中，更是不胜枚举。义和团不但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还在一九○○年五月掀起焚砸铁路、电杆及其它洋物洋货的高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历史现象？它在反帝斗争中起了什么作用？这是义和团研究中引人注目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这种现象正是义和团“仇视新的生产方式”的表现，是要根绝一切与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科学技术。因此，就其性质和作用来说，“不但不是革命，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反动和倒退。” 然而，我们从这种历史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原因、作用及其社会反响来看，却得出与此截然不同的结论。我们认为，尽管义和团焚砸铁路、电杆及洋货的行动带有盲目性、落后性和扩大化等严重的缺点，但其主流和本质却是反帝斗争的表现，是反帝斗争的必要手段。这是因为： 第一，十九世纪末期中国铁路的发展，基本上不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象征，而是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掠夺中国的标志。特别是中日甲午战后，英、法、俄、美等国激烈争夺中国铁路的修筑权，并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强行修筑铁路，遂使铁路主要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中国人民的工具。特别是帝国主义修筑铁路时，常常毁坏农民的田舍，铲平农家的坟茔，迫使很多农民流离失所，给沿线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例如，德国人在山东敷设铁路时，“所至之地，尽将村落民家拆坏，遇坟墓建物即毁掘，不惟不遇路避之，且毁坟拆舍亦一文不与，……其土民田庐皆归乌有，无以饮食，无以栖止，父子夫妇兄弟流离道路，相转死亡于沟壑不知几人矣。”（《清议报全编》卷一八）于是山东等地人民便不顾生死地奋起拆毁铁路，与德国侵略者多次展开搏斗。其中尤以高密县人民的反抗最为激烈。据御史高熙□奏称：一八九九年底，德人在高密境内强行“修造铁路，阻塞田间水道，有碍小民生计，因向洋人拦阻，洋人枪毙平民数人”，因此不但遭到深受其害的农民群众的坚决反抗，也激起伸张正义的官绅的愤慨。高熙□愤愤不平地说：“洋人如此凶横，地方官不能申理，尚复成何事体！夫中国毙一洋人，必抵偿数命，抚恤巨万，而洋人毙华民，如屠犬豕。百姓何辜，遭此涂炭！”（《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七一页）其实，这种情况并非例外。据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日本驻汉口领事向日本外务部的秘密报告中说：“铁路沿线及附近的人民，特别是妇女，经常吃到铁路员工的苦头。满洲铁路和芦汉铁路就如此。那里的铁路工事多是欧洲人担当。这些欧洲人中有一些下贱流氓，他们深入沿线内地调戏妇女，引起当地人民的怨恨、喧哗和斗争，并引起种种谣言。”（《日本外交文书》第三三卷，《北清事变》上册，日文版，第一四四页） 农民群众正是从这种饱受外国侵略者的掠夺、凌辱和压迫的痛苦中感到“铁路、电线皆洋人所借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杆。”（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第三页）或者认为：“电报、铁路等与洋人声气相通，则亦毁之。”（《义和团》第一册，第三○五页）这些正是义和团焚毁铁路、电杆及其它洋物洋货的根本原因。他们便自然地把焚砸铁路、电杆及其它洋物洋货作为反对洋人侵略和压榨的手段。当时人说：“拳匪不过贫民乌合耳，彼等多属天津工人，因设铁路而绝其生业。而铁道工役，又多属教民，彼等蓄怨于衷，久思报复，遂至联群结党，酿成大变。”（《记京都团匪丛事》，稿本）当北京地区的义和团兴起时，“先烧铁路火车，于是顺（天府）属州县中穷民，失车船店脚之利而受铁路之害者，遂□起应之。”（《义和团》第一册，第三四七页）可见，义和团起而焚毁这些洋物，恰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所引起的，也是义和团向洋人出气、泄愤的表现。正如时人所说：“中国受外国凌侮，平民受教民欺压，人人衔恨，无以制之。一旦传闻义和拳烧洋楼，毁电杆之奇技，明知非正，未始不足以称快。”（《义和团》第一册，第四○四页）这说明，义和团焚毁铁路、电杆及其它洋物洋货的手段虽然不尽可取，但却得到了饱受外国侵略和欺凌的人民群众的拥护，是农民群众不堪忍受外来侵略与压迫，奋起反抗洋人侵略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由于农民小生产者仇视新生产方式所引起的。事实上也不是所有的义和团都焚砸铁路等洋物洋货的。例如，新城某团“其团规不赴调出战，不滥杀教民，不拆铁路，颇守正。”（《义和团》第一册，第四六○页）又如，“白沟拳欲拆北河铁桥以阻运兵，定兴拳因与官绅约不拆路，力阻之，甚至叩头。白沟拳不允，竟烧桥。”（《义和团》第一册，第四五五页） 第二，义和团大规模的焚毁铁路、车站、电杆，是从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拆毁涿州铁路开始的。目的是为了阻止直隶提督聂士成运兵镇压义和团，也包含打击洋人的因素。因为五月下旬，涞水境内的义和团击毙了前来镇压他们的清军副将杨福同，他们予料到“既拒杀官长，祸必不免，毁路所以阻兵，烧站而死西人，更可图快。”（《义和团》第一册，第二四六页）于是他们迅速“将沿途铁道并巡捕房、电线杆均行焚烧拆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一○八页）第二天又“将琉璃河至长辛店铁路焚毁，高碑店迤北各桥梁、各车站车辆焚烧殆尽。”（同上，第一○七页）可见，这次烧毁铁路电杆是义和团进行自卫的手段。此外，“保定铁路向归洋人经理，是时义和团烧铁路、毁车站、坏电线，专与洋人为难。”（《综论义和团》，稿本）所以义和团采取“烧站而死西人”的办法，是企图打击洋人。 至于丰台车站及该站机房、西太后的龙车被焚毁并不是义和团所为，而是一些趁火打劫者乘站长及其属员擅自逃散而大肆抢掠，最后放火灭赃。据目睹这一事件的人说：“……得悉芦沟桥亦遭团匪焚毁，于是（丰台）西人站长、电报学生，一律避至天津，除银钱要物收拾带去外，其余什物悉行抛留，反扃其门而去，时九下钟也。附近乡民及购票客商，见卖票房、机器房、电报房一律扃门，且无人迹，遂深讶异，于是黠者破门而入，乘间抢物，当时无人阻止，声势汹汹，终则付诸一炬。除烧各洋房外，且有龙车一座，系戊戌予备阅兵者，价值六万金，亦遭土民烧毁。”（《义和团》第一册，第二四七页）这就清清楚楚地说明烧丰台车站的事件，既与义和团无关，更不是仇视新的生产方式，而是土民抢劫，更主要的是站长擅自逃跑所引起的恶果。 第三，当各国使馆调集侵略军乘火车进入北京后，更激起义和团和清军中爱国将士的强烈不满。于是大批义和团“由京乘坐铁路火车至津，一路即将铁路拆毁……铁路桥梁亦遭毁去。”（同上，第一二二页）其目的是防止侵略军继续进京。因此，当义和团在北京附近拆铁路、桥梁时，“华兵在旁观者甚众，一任所为，并不阻止。”（同上，第一二六页）当义和团闻知俄国调派哥萨克“马兵五营火速进京，顷刻可到”的消息后，立即“将天津铁路毁坏，以阻俄兵来攻。”（同上，第一二三页）当西摩尔率领联军企图乘火车强行入京时，义和团纷纷起来拆毁京津铁路加以阻止。八国联军登陆后，为了阻止联军进攻天津、北京，义和团起而拆毁津塘之间的铁路。就连清朝大员也上奏呼请，“此时铁路徒以资敌，团民拆毁，正可断其来路，似不必再行修筑。”（《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一六九页）还有人上奏建议将“海电总线，宜密设法拔去，以断各国消息”，并认为“榆关铁路宜急焚毁，以绝各国东寇之望。”（同上，第二一八页）本来，当义和团开始拆铁路时，清朝统治者极力反对，上谕中曾申斥义和团“似此□不畏法，其与乱民何异！”（同上，第一○六页）但是为了对抗八国联军，清廷也谕令盛京将军增祺拆毁“关外锦州铁路”，“以遏敌人（指俄兵）来路”。（同上，第二○○页）在盛京地区出现了“连日拳民与官军在省城南北两路拆铁路，攻击洋兵，尚称得力”（同上，第三二二页）的情形。凡此种种，都说明义和团拆铁路、电杆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保卫京津的必要手段，而与反对新生产方式毫不相干。 第四，义和团焚毁其它洋物洋货是否出于反对新的生产方式？也不是。义和团焚毁洋物洋货虽然有其盲目排外的落后的一面，但主要也是出于对外国侵略者的憎恨，而不是出于反对新的生产方式。正如时人所说：义和团出于对洋人、洋教侵略的痛恨，“更旁及一切与（洋）教俱来之货物与西法之制造，而小则禁洋货物，大则拔电杆、拆铁路，事以纷而祸益亟矣。”（《见斋文稿》，第九页）虽然义和团焚毁洋货洋物的声势很猛，但也不象一些记述所描绘的那样对洋货采取“一扫光”的政策。事实上，他们对洋药、洋布等有用之物“皆以‘土’字代‘洋’字。”（《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一三三页）就连义和团自己也是使用洋货和乘坐火车的。例如，有的使用红洋绸作巾带，有的使用洋油（即煤油）烧铁道，“老团则用洋枪，以为无忌也。”（同上）又如，有的教民从锦州乘火车逃回关内，“见火车上义和拳成群，同坐火车”。（季理裴：《庚子教会受难记》下卷）又如义和团“烧高碑店火车，亦因赴涿州时，往买火车（票），付价，无客座与之。次日又如之，激怒放火。”（《庚子记事》第一七一页）他们不但乘坐火车，而且还照章付款购票，只是由于购票时受到冷遇才怒而举火。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里对这一事件有更详细地记载，它同样说明乡民照章购票而被铁路人员欺弄和敲诈才烧铁道、毁火车的。可见，这里丝毫不存在仇视新生产方式的因素。 综上所述，义和团把烧铁路、砍电杆同反侵略、反瓜分和反洋教摆在同等的地位，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是打击侵略者的需要，具有鲜明的反抗侵略的正义性。正如时人所说：义和团兴起的主要原因“约有三端：一、列国无故分据中土；二、当设铁路时坏坟墓、拆卸民房；三、基督教民倘犯不端，皆极力袒护。”（佐原笃介：《拳乱纪事》第六卷，第二四页）由此可见，瓜分中国和铁路、洋教，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三种“洋祸害”，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事实上，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的行动，对狙击八国联军的入侵是颇有成效的。当时，“海口各国皆有轮船，载兵不进者，均因海线未造齐，铁道不通，进退不速之故。如道路信音灵通，决不能照此时滞钝。”（《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九七页）当西摩尔率联军强行入侵北京时，义和团迅速地拆毁京津铁路，挫败了联军的侵略图谋。侵略者沮丧地说：“我们前面的铁路遭到极大的破坏，不可能乘火车继续前进。”（胡滨译：《英国兰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辑》，第七一页）他们被迫狼狈地退回天津租界。 但是，义和团极力扩大焚毁的范围，甚至殃及洋钉、洋书与洋学堂等等，则是他们盲目与偏激的行动。这种极端盲动的排外行为，却大大损害了他们的正义事业。义和团这些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恰是他们笼统排外、狭隘复仇和农民小生产者闭塞、落后的表现，并为后人留下了深痛的教训。 从义和团运动的斗争形式上看，它是一场旧式的农民运动；从它的斗争宗旨和内容上看，则是一场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同时，还同封建势力进行着不懈的斗争。这一事实的本身，恰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特有的历史现象。一个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小生产者群众，却勇敢地起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加上本国封建统治阶级大都持反对的态度，以及资产阶级的不合作，遂使义和团反帝斗争处在腹背受敌的困境，它们所遇的困难和挫折是可想而知的。他们英勇地进行着保卫国家的神圣的“民族战争”。但是，他们的斗争形式和斗争手段的陈旧、落后，他们思想狭隘和盲目排外、组织松散等缺点，在斗争中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如果把义和团和红卫兵发生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有两种不同性质、内容、作用的运动纠缠在一起，这就很难对义和团运动作出公正的评价。我们不赞成这种研究方法，更不同意由此而得出来的结论。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