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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命阽危我独嗟 ——《翁文灏日记》中的重庆大轰炸[1] 李 学 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内容提要：地质学家出身的翁文灏，战时担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由于其战时所记日记时间及记录完整，而且主观上比较注意对日机空袭情形的记录，因此是重庆大轰炸研究有价值的资料。翁文灏日记中不仅记录防空警报及日机来袭时间、来袭日机数量及空战情形、受损单位、受炸程度及损失情况，可补充纠正已知大轰炸史料之不足或错误，而且记载了空袭之下的个人经历、政治活动、空袭对国民政府所产生的影响等重要历史信息，对于更全面地了解与认识重庆大轰炸颇有裨益。 关键词：抗日战争 重庆大轰炸 翁文灏日记 一，翁文灏其人及其日记的史料价值 翁文灏，字咏霓，浙江宁波人，生于1889，卒于1971年。他少年时曾是中国的末代秀才，青年时留学欧洲，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民国初年回国后，翁文灏致力于开创中国地质科学事业，长期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在矿床学、构造地质学、地震学及地理学等许多学科领域都作出过开创性的工作，成就斐然。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地质学、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而且是近代中国具有极高国际声誉的少数科学家之一。在他主持领导之下，（中央）地质调查所取得了“北京人”发掘和研究等一系列重要成果，成为中国近代最成功的科学机构之一。翁文灏还曾先后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会长（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代理校长，中国科学社理事、社长，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秘书、院士，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中国矿冶工程师学会会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董事长等众多科学文化机构的重要职务。翁文灏是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之一，特别是对民国时期中国科学事业发展进步，做出过重要贡献。 然而，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翁文灏逐渐由原本比较纯粹的科学家向公众学者转化，甚至进而厕身政界，变成一位政治人物，被视为所谓“学者从政”的代表人物。他先是于1932年末受蒋介石青睐，亲自力邀其出任参谋本部国防设计委员会（1934年后改为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均由蒋本人亲任）秘书长。1935年末蒋担任行政院院长后，又延揽其入行政院任秘书长，成为蒋的重要幕僚和亲信人物。全面抗战爆发后，翁文灏先后任军委会第三部部长、工矿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1938年初行政院改组后，他出任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工矿调整处处长，负责主持抗战期间大后方经济行政及工矿业生产，后又兼任战时生产局局长，并以行政院副院长兼经济部长直至抗战胜利。此外，他还兼任着国民经济建设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等众多相关职务。抗战胜利后，翁文灏一度出任行政院院长，后因金圆券改革失败而辞职。 1949年后，翁文灏初居法国，后于1951年初回归大陆，被举为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积极参政议政，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对他所表现出的真诚爱国之心也颇为肯定和称赞。 作为一位曾在中国近代史中有过多方面重要影响的人物，翁文灏的历史价值长期被低估甚至湮没于喧嚣尘埃之后。各中原委实多，其中亦恐与相关史料搜集整理不足与滞后有很大关系。 日记当然是历史人物研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史料之一。本文所指《翁文灏日记》，系指由翁文灏家属捐赠、现存台湾“国史馆”的1936年至1942年翁文灏亲笔日记。翁文灏在他的日记中，对其每日工作、参加会议及见客等活动均有具体记载，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科教文化诸多领域，涉及的人物即有蒋介石、孔祥熙、张群、戴笠等党政要员，胡适、竺可桢、李四光等教育科技界名人学者，也有许多工商界企业家及专业技术人员，如卢作孚、吴蕴初、胡子昂、孙越崎等等。该日记不仅是翁文灏研究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对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及科教文化史的研究，特别是对抗日战争史研究同样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台湾“国史馆”也将该日记做为其馆藏最重要史料之一，由专门机构特别保藏。 本文即欲从《翁文灏日记》着手，就其中战时日机轰炸中国特别是重庆的记载，以及相关内容作一简要梳理与分析，相信对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与认识重庆大轰炸也有帮助。 二，日记中与大轰炸相关的史料 从1938年7月末飞抵重庆办公至抗战结束，翁文灏除短期到外地视察或赴香港开会、到安南访问外，始终都居住在重庆。日记文字内容虽有详有略，但对空袭警报和大轰炸的时间、地点、所造成损失的情况，其本人跑警报、钻防空洞的经历，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研究资料。日记更记录了空袭之下的政治活动，空袭对国民党政府所产生的影响等等重要的历史信息。 重庆大轰炸前的日机空袭记录 七七事变爆发之前，翁文灏正以中国总代表的名义，出席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的第17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并担任大会副主席及煤田地质组召集人。此前，翁文灏已于4月抵达欧洲，其公开身份系中国庆贺英王乔治六世加冕使团秘书长（团长为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他的另一非公开的任务是：奉蒋介石之命与欧洲各国当局进行广泛接触，探讨一旦中日开战后欧洲各国的对华态度及可能采取的政策。与此同时，他还与英国安利公司、德国克虏伯公司等重要企业谈判，并签订了一系列工业设备与技术进口合同。在国际地质学大会召开之前，翁文灏即转赴苏联，以驻苏大使蒋廷黻的客人的身份，与苏联外交部及重工业部等相关部门讨论中苏经济合作的可能，并参访了众多的苏联集体农庄及工矿企业，如第聂伯河水电站等等，了解苏联建设成就与工业组织制度。 卢沟桥事变打断了翁文灏的既定行程，他历经曲折地于8月31日抵达香港，当天日记即记载有：“今晨日机炸广州。”9月3日翁文灏由香港飞抵汉口，5日船抵南京。当日，蒋介石即面命其担任军委会第三部（国防工业）部长，“实管资委会及第三部，专心工矿生产”，“准备振作西部基地的生产力量”，为“坚守西部（平汉粤汉路之西）以备及时反攻”提供物质基础。此后，翁即全力投入于沿海工矿企业内迁及后方工矿业建设与生产的指挥筹划之中。 据翁文灏记载，9月19日“上午九时、下午三时，日飞机攻京”。9月20日“日飞机至京掷弹。海军司令通告：各国外交官应离开南京，以避彼方大举炸击。”果然，25日“日飞机大举炸京，电、水俱停；卫生署死二人，伤九人。”此后一段时间里，日机几乎天天来炸，翁文灏不得不在研讨、指挥工厂内迁与防空事宜的同时，也在峨眉岭的家中开挖了两个地下室，其中10月7日开工的第二个地下室包工费为3100元。 11月17日，军委会正式命令所属各机关迁移，当天资委会、第三部、工矿调整委员会机关的大部分职员由津浦路经河南转往武汉。20日国民政府宣言迁渝，翁即于当夜乘长兴轮赴汉口。同行者中有南京政府重要官员何应钦、吴鼎昌、邵力子、高宗武、梁寒操、王世杰等多人，孙科也自芜湖上船加入内迁的行列。 自11月22日抵达汉口至次年7月31日由武昌迁至重庆办公，在武汉的半年多时间里，翁文灏组织领导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西迁运动。在此期间，国民政府于1938年初实行军政机构大调整，以行政院实业部为核心，合并国民政付建设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水利部分及军委会的第三部、资源委员会和工矿调整委员会等机构，组成行政院经济部，翁文灏出任部长。 据《翁文灏日记》所载：自七七事变至1938年6月，“敌机轰炸中国不设防城市2472次（内广东903次，江苏428次，交通线429次，余地在100次以下），投弹33192枚（内广东11801枚，江苏5489次[枚]，余皆二千枚左右及以下），死亡16532人（内粤、苏二省四千以上，浙江2484人，余千以下），伤人21652（粤8900人，苏4420，浙2897人，余千以下）；（二）在同期内，日机伤害美国人：死13，伤19；英国人死一伤五；义国人死三；法国人死一。（三）侵害第三国财产，英南京和记洋行、徐州亚细亚公司、德和轮船，美美孚轮三艘、巴纳兵舰… 德闵行游艇… 法闵行游艇…（四）第三国慈善及宗教机关被毁，广州、海州、武昌、青岛、福州均有。”（1938年7月21日） 日记对于重庆大轰炸研究的史料价值 1937年至1942年的《翁文灏日记》中，虽然直接记录战时日军对华空袭（主要是重庆地区）的内容仅约3万字，但其史料价值颇为珍贵。这是因为： 1，时间及记录完整。在日本对重庆实施大轰炸的1938年至1943年期间，除1943年日记末见存世外（1943年日机仅有一次轰炸），其余时间几乎没有间断；而且从1938年7月末飞抵重庆办公至抗战结束，翁文灏除短期到外地视察或赴香港开会、到安南访问外，始终都居住在重庆，即日军对重庆大轰炸的主要时间段，都在《翁文灏日记》包括范围之内。 从目前对《翁文灏日记》的检索情况看，翁文灏中对重庆大轰炸最早的记录是1939年1月15日。日机对重庆大轰炸期间，除1940年4月赴香港出席中基会董事会议，后赴安南访问并至云南视察外，翁文灏均在重庆；而且日记文字内容虽有详有略，但对空袭警报和大轰炸情形几乎均有记录。 2，翁文灏主观上比较注意对日机空袭情形的记录。尽管翁文灏日记不是专门的日军空袭记录档案，而且日记体载也决定了他的记载不可能非常详细，但是他主观上比较注意对空袭情况的记录。这其中原因： 一是日机空袭对重庆政治、经济及人民生活影响极大。每日警报声声，炸弹轰鸣，时时处处置于危险之中成为战时重庆人日常生活状态，自然不可避免地在他的日记中有所反映。 二是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经济主管官员，空袭与他的日常工作密切相关。日军空袭既造成过他的办公室被毁、家中房屋被震坏，更致使其所主管之国营、民营工矿企业常常遭袭被毁，生产中断；大燧道惨案发生后，翁文灏还曾受命担任防空工程技术改进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陈立夫），因此他也比其他人更多地关注空袭情形。他甚至统计计算日军空袭重庆所耗用的财力，以估计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如，“每架敌机每次往来（汉至渝）约费美金2000元以上，387架即共费774000美金。”（1940年6月8日） 第三个原因，翁文灏的次子在抗战爆发后投身空军，担任战斗机飞行员，时常升空与来袭日机作战，且曾在重庆附近作战。翁文灏在每日所记日机空袭重庆及中日空军作战的文字中，也包含着一份对爱子的牵挂，凝结着一份父子深情。[2] 3，作为国民政府高层官员，《翁文灏日记》所记日机空袭重庆的时间、地点、所造成损失的情况，其本人跑警报、钻防空洞的经历，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历史研究资料，更何况日记还记载了空袭之下的政治活动，空袭对国民党政府所产生的影响等等重要的历史信息。 4，日记既可对已知大轰炸史料之不足有所补充，且或于已有史学研究著作尚有纠谬之处。 例如，1940年9月13日中国空军在白市驿上空与来袭日机交火，中国空军40余架E15与50余架日机激战，结果“我方大败，被击下16架，死者10人，重伤者亦多。日机皆安全飞返”。造成中国空军此次空前大败的原因，据《翁文灏日记》（9月19日）所载其次子来函中言，实因中方所驾自苏联进口之战机“性能太低之故”。 另据《重庆防空志》所记，1939年日机空袭造成重庆人员伤亡9416人，其中死亡4437人，重伤4979人。（重庆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编《重庆防空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然而，据《翁文灏日记》（1939年5月30日）所记，当天行政院（第416次）会议上公布的数字是：“本月份重庆被轰炸死人4779名，伤4721名。”虽不知《重庆防空志》一书所依史料为何，但按常理而言，事发当月行政院会议上公布的数字应当更为准确也更具权威性。如果仅5月份一个月内空袭死伤人数即达9500人，当然全年空袭死伤人数绝不会是9416名，况且行政院公布的5月份死亡人数已超过《重庆防空志》所记全年死亡人数。 《翁文灏日记》记录重庆大轰炸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翁文灏日记》所记日机空袭重庆的主要内容及特点有四： 一是对防空警报及日机来袭时间都有比较具体的记录。 如“上午九时半空袭警报，十一时解除，但无紧急警报”（1939年10月10日）；“七时半空袭警报，夜中一时始解除”（1939年月10月24日）；“晚有空袭警报，渝未被击，闻攻嘉定”（1940年5月19日）；或“空袭自九时至下午三时”（1940年5月27日）等等。 二是对来袭日机数量及空战情形多有记录。 如1939年1月16日记：“昨日，敌机空袭。警察局查明死124人，伤126人。敌机27架，华机9架曾应战。” 5月4日：“第一次空袭警报，旋即解除。第二次警报，日机二十七架来袭，甚烈。” 1940年5月20日：“晨，日机攻梁山。日机二十四架中，被击落七架。” 6月12日“今日，敌机四批共154架，投弹四百八十余枚，被我击落七架，分落于城庙北部、忠县汝溪镇、万县瑞池场、南川、涪陵西南郊等地。我国空军陈梦鲲、杨孤帆、柳哲生等均特尽力，蒋特发奖金二万元。” 9月13日：“昨今两日中国空军奋勇作战。凤书（翁心翰字凤书）移住白市驿，亦参加拼命。安危如何，未知确息，为国努力，不惜性命，思之黯然！日人记载，本日中国飞机被击下二十七架，日机完全安返，且华机五十余架击落占半，日驱逐机仅二十余架。” 也有转记当时中日双方公布的空袭统计数据，如： 1940年6月8日载：根据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报告，空袭统计如左：
截止1940年9月，“日本飞机炸击重庆36次，共投炸弹768，燃烧弹2512枚，共计10196枚。每弹重量以平均250公斤计，即所投弹共重2549吨。”（1940年9月7日） “据日人宣布，本年（4月22日至9月16日），敌机袭川渝40次，击落华机83架，毁地上机53架，共计141架。”（1940年9月18日） 三是对被炸地点或受损单位、受炸程度及损失情况多有比较具体的记录。 如1939年5月25日：“下午四时，日机过宜昌西飞。六时十五分，重庆空袭警报。六时三刻，紧急警报。七时至七时十分，沙坪坝高射炮轰击，并见汉奸信报红光十余处。九时半解除。川盐银行、经济部附近发十三弹，皆炸弹，无燃烧弹。工矿调整处房屋全毁，幸档卷已全移出。” “今午化龙桥附近南岸一带被炸甚惨，复旦中学亦受损。本处（指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翁文灏时兼任该处处长）所辖各厂无恙，铜厂亦无损失，电工器材厂稍损，过江电线被毁，顺昌及维昌或须停工一二日也。”（1940年5月26日） 再如，据翁文灏1940年10月17日所记：“十一时半至二时空袭警报，日机十八架，专击大溪沟电力厂，落弹五十余颗。厂中三弹，变机受损，电力全停。”次日，翁文灏亲自前往电力厂，视察该厂昨日被炸后情形。据其所记：该厂“锅炉房受二弹，但锅炉仍可用；发电机未坏；变压机房受一弹，机受损，但可修正。余尚完好。”（1940年10月18日） 第四，在有关重庆大轰炸情形的历史资料中，《翁文灏日记》最突出特点之一是为我们提供了其本人及国民政府要员们，在战时大轰炸环境下日常工作生活情况的珍贵记录。 据翁文灏记载，日机的空袭致使国民政府的政务活动时常受到影响。例如，1939年9月11日国民参政会举行大会之时，在翁文灏报告经济部工作后，财政部长孔祥熙向大会报告财政部工作，“发言未完，因空袭警报停会”。（1939年9月11日）次日上午，孔再至参政会补作财政部报告，当参政员刚刚开始质询之时，又因空袭警报不得不再次停会。 又如，每周二的行政院例会也曾多次因日机空袭而被迫停会，部长们纷纷避入行政院防空洞内。据翁文灏记载，1939年12月19日（星期二）“日机来袭，停会。警报自十时至二时半始解除，余在行政院防空壕内。” 因国民政府礼堂被毁，1940年9月17日的中枢纪念周只得改在军委会礼堂举行。次日的行政院会议之时，部长们看到院子里还有一枚尚未爆炸的巨弹，据何应钦估计，此弹重约800公斤。（1940年9月20日） 1941年8月日机持续猛烈的空袭，更致使翁文灏10日、11日两日“工作皆停”，12日的行政院每周例会再次因空袭警报而停开。 翁文灏本人及政府要员们的工作生活同样受到严重影响。1941年8月12日上午，“约九时至十一时”，位于沙坪坝南开中学内的翁文灏宅后草房被炸，“死十余人”。翁家人员虽未受伤害，但其宅“受震破漏，饭室及客室尤甚”。为避空袭，翁文灏不得不将其家属分居几处，他和一个女儿留住家中外，其夫人与另一个女儿搬到郊外金刚新村，其老父则住到染整厂（那里有比较好的防空洞）。8月22日，日机再炸沙坪坝，南开中学中十余弹，“死厨子一人，伤差役九人，饭厅、礼堂受毁”。翁宅虽未中弹，但再次“受震烈，屋顶、门窗受损”。（1941年8月12日） 1940年7月8日，“日机分三批来袭，警报自上午十时半至下午三时一刻。嘉陵江畔之交通银行、孔祥熙宅、张群宅大溪别墅九号皆全炸毁，秦景阳、钱乙藜住宅亦受损失。” 1941年8月30日轰炸中，经济部次长何廉房屋倒塌，何廉夫妇皆被压受伤昏迷，其一子被炸身亡。（1941年8月31日） 三，大轰炸下的部长生活 有关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料中，《翁文灏日记》最突出或者说最具个性化的特点，是为我们研究大轰炸情境下国民政府要员的日常工作生活情况提供了真实而宝贵的记录。 1938年7月31日，翁文灏正式开始其在重庆的战时生活（此前他曾于5月19日至24日一度飞抵重庆视察部内工作，正式宣誓就职），并应老友南开校长张伯苓之邀将家安置在位于沙坪坝的重庆南开中学内，大门外挂着一块“四明翁宅”的小木牌（因为房前屋后栽种着许多芭蕉，女儿为其起名为“蕉园”）。同翁一起生活的有妻子、老父及几个尚在读书的儿女，另有两位男仆。因翁家人口较多，居住比较拥挤。如前文所述，重庆南开中学内的翁宅曾多次在日机空袭中受损，1940年5月，翁文灏部分家属不得不避居中福公司在郊外金刚碑所建金刚新村居住。为工作方便，翁本人仍坚持住在南开中学，每日办公，早出晚归。大轰炸剧烈时，也曾移住牛角沱资委会或华严寺躲避。 在翁文灏抵达重庆前后，经济部机关及所属机构也陆续迁至重庆。翁文灏除担任部长外，还亲兼部直属机构资源委员会（主管国营工矿企业）的主任委员和工矿调整处（主管民营工矿企业）的处长。1944年末，翁更出任新设立的统领全部后方生产的战时生产局局长。 国民政府迁渝初期，重庆一时人满为患，经济部部机关与资委会、工调处四处借房办公。经济部初借川盐银行办公，后迁上清寺118号。资委会1938年3月在上清寺租屋办公，不久又租牛角沱滨江26号，将上清寺改为宿舍。工矿调整处则先在牛角沱后迁张家湾。 对于自己担任的各项职务，翁文灏都认真从事，亲历亲为。他每周六天工作，一般是上午在经济部，下午到资委会及工调处，1940年7月7日开始，星期日上午也照常办公。翁文灏在上述几处的办公地点均多次遭受日机空袭，其本人也曾险遭不测。 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经济部为躲避轰炸，决定由川盐银行迁至郊外华严寺。为此，翁文灏于5月14日亲至华严寺查勘。然而6月26日，蒋介石以“干部训练团拟用华严寺”，亲令经济部“即日移让”。虽然翁文灏据理力争，呈请蒋介石令干训团另觅他址，还函请张群、贺耀组转为说项，但似乎没起作用。川盐银行的经济部机关后来果然屡次被炸。 例如，1939年7月6日，日机在川盐银行附近投弹，经济部办公室窗户受到严重破坏。1940年8月20日中午12时至下午3时，“日机四批（并有战斗机一批）来炸小梁子一带，燃烧极烈，川盐银行受一弹毁五六两楼”。翁文灏与经济部次长秦汾适在部内，虽然二人先后被救出避至资委会，幸免于难，“但部中人皆受惊”。 1940年7月31日，牛角沱资委会也再次中弹，许多办公室被毁，所幸翁文灏在该会的办公室尚存。1941年4月28日，翁迁入牛角沱新址办公。 翁文灏每日工作除批阅公文、召集僚属商讨公务外，几乎每天都要会见大量来访的各方客人、中外记者（如白修德、田伯烈、斯诺等均曾多次采访过他），或至下属工矿企业视察。每周一的纪念周，周二的行政院例行会议，没有特殊情况他也都是必到的。 翁文灏战时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即研讨与制订工厂防空及工矿企业兵灾保险办法，视察受炸工厂情形，帮助和督促企业恢复生产。如，1940年6月25日行政院第471次会议，即研究制订了《公务员空袭损害救济办法》。为协助工厂疏散及保安，翁文灏9月7日呈文蒋介石及行政院，请发给工调处500余万元作为基金。行政院于10月4日核准拨发400万元，用于电力公司移装鹅公岩之用。10月18日，翁还向蒋当面报告了重庆电力厂受炸情况，争取到蒋“命贺耀祖速改高射炮地位，专保护电、水二厂”。 在翁文灏日记中，还留下大轰炸也难以掩饰的贪官污吏们的劣迹丑行。据翁日记所载，1940年9月13日，在交通银行防空洞中躲避空袭的财政部次长徐堪（字可亭），“对农民银行徐子青大发威风，高声责骂”。因为农行有人向蒋报告徐的错误，“徐可亭自认彼之发言为人误解，或谎报，因之大发雷霆，对叶琢堂、周佩珍、徐子青诸人均大表不满。徐子青唯唯顺受。”翁文灏不禁感叹：“不论曲直如何，可亭态度骄横至此，可叹！” 大燧道惨案发生后，翁文灏更是十分气愤，认为“防空司令部工作不力，卫戍司令部办事糊涂，市政府徒有虚声。为官如此，可叹！头等国耻。”（1941年6月5日）为此他于9日“折呈蒋，死难数决不止数百，请蒋（一）令主管官拟实报告死亡数目，不得掩饰；（二）寻集死人身上之纸币、财物开列清单，电市政府退还原主，其无人领取者，由公家充作抚恤接济之用，并将款数及用途公开发表；（三）下级办事人员空袭时办理不善，窒死多人，解除后照料不良，任人进洞抢钱，丧心背理，应查明惩处，并应早为办理，以彰公道而平民愤。并附送紧急号外。”（1941年6月9日） 对外揭露日军大轰炸暴行给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及经济生活造成的损失和破坏，也是翁文灏的一项工作内容。1941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居里（Mr.Laughlin Currie）抵达重庆访问之时，蒋介石特意指示翁文灏：“可邀Currie、Derpres参观工厂，使见日机炸击情形。”（1941年2月10日）在翁文灏的安排下，25日居里和助手Derpres分别参观了兵工厂及经济部所属厂矿。翁文灏本人也多次受邀在电台对外广播，揭露日本侵华的事实和罪行。 作为部长，翁文灏还承担着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三青团训练班主任教官的职务。中训团当时设于复兴关（浮图关），翁文灏几乎每期均要到场讲授与经济相关的课程，如近代工业化的历史与理论等。据其日记所载，中训团也曾惨遭轰炸，“新建房屋多被炸毁”。1940年6月29日，翁文灏“至浮图关中央训练团，讲《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即因新屋被毁，只好“移至山顶旧屋讲”。大燧道惨案发生之时，翁文灏则正在复兴关茶亭三民主义青年团训练班演讲《国防经济》。 此外，翁文灏还以其在中国科技界的地位与影响力，兼任着众多重要科学文化机构的负责职务。在重庆期间，他先后或同时担任着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1941），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矿冶工程学会会长，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秘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执行委员、非常委员会主席，中法文化交流协会中方会长及西南经济建设研究所董事、《新经济》月刊发起人，以及中央大学兼职教授等等。特别是中国地质学会、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几项职务翁文灏最为关注，投入许多精力。在翁文灏的这些活动，也时常地笼罩着大轰炸的阴影。 例如，1939年“五四”大轰炸之日，翁文灏正在中央大学青年节纪念会上演讲《中国经济建设之必要及其途径》。 1941年3月14日“上午，中研院评议会在中央图书馆开会。十二时，空袭警报，会暂停。” 严峻的战争形势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令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政府官员内心中既充满了矛盾，也蔓延着一股悲观主义的情绪。有一次，翁文灏的同僚和好友“张丽门偕朱炳鸿来宅谈话，沈宗瀚亦来谈”。他们在谈话中甚至论及亡国的悲痛，“沈宗瀚谓，（如果亡国）只有（到）中学教书，并言胡宗南曾言，那时只有上山落草”。翁文灏也不禁感慨万分：“预想亡国之悲，绝少活动之地，极可伤慨，然又徒唤奈何。蒋以一人苦心支持，在朝大吏公忠体国者能有几人？”（1940年6月30日星期日） 总之，不仅翁文灏的战时日记因为记录了防空警报及日机来袭时间、来袭日机数量及空战情形、受损单位、受炸程度及损失等等情况，可补充已知史料之不足，是重庆大轰炸研究有价值的资料；而且他在日记中所记录的空袭之下的个人经历、政治活动、空袭对国民政府所产生的影响等重要历史信息，对于更全面地了解与认识重庆大轰炸都非常有益。 [1] 本文题目取自翁文灏1939年所作《痛哭》一诗；文中所引资料除注释者外均引自《翁文灏日记》（手稿复印件）。 [2] 翁文灏次子翁心翰上尉后于1944年9月在对日空战中壮烈殉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