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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影像史料——包括纪实绘画、照片、电影记录片等——的存在，是近代历史记录方式与古代历史最重要的区别之一。摄影技术的发明与传入，让近代中国的“存在方式”有了迥然不同的新途径和新面貌。历史不再是仅存在于“故纸堆”中、枯燥聱牙的文字，而变得生动可见。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史学界对这些“新史料”的整理与利用尚处于“初级阶段”，但令我们欣喜的是，有关近代中国影像史料的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学术机构所关注和重视，也不断有“新的”老照片被发现、挖掘、整理面世，乃至在中外文物市场高价拍卖成交。我们相信，随着这些影像史料的不断面世、整理、汇集，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也一定会呈现出新的面貌和新的方式，甚至是新的方向。在通往这个愿景的路上，我们最近我们又看到了新成果——紫禁城出版社以超精致的印刷和装帧，出版了由故宫博物院编纂的《最后的皇朝——故宫珍藏世纪旧影》。 当然，看见不等于发现，看见历史也不等于看懂，更不等于看透历史。我们在欢呼甚至陶醉影像史料带给我们对历史新感觉之时，也千万不要低估了在利用“新史料”时所需要面对的困境。影像史料应该如何整理编辑，如何准确解读影像史料中的历史信息，以发挥它的最大使用价值？本人不揣简陋，将一点心得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并求教方家。 一、影像史料既具有一般史料的共性和价值，它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又往往比文字史料更直接和准确。 史料是一切历史结论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史料，历史学就无从谈起。以往史学界一般将史料分为三类，一是档案、文献；一是遗物、遗址；一是口述史料。但是，摄影技术的发明与传入，使近代历史的“存在方式”有了迥然不同的新途径和新面貌。特别是近年来借助数字化技术手段，使历史照片与记录电影的存储与传播变得简单方便，于是越来越多的影像史料被“发现” 近代影像的历史认知价值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已有所关注，其作为历史研究基本史料之一的地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重视。令人欣喜的是一些档案馆、图书馆也已开始开展专门的影像史料搜集收藏，史学家们也已有专门的论文、著作中在利用影像史料，或专门讨论视觉史料文献。但是总体而言还只能算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对影像史料的利用基本尚停留在插图阶段，也更缺少从史料学角度专门对影像史料的系统探讨。 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史料之一种，影像史料具有一般史料的共性和价值，如记录承载历史信息，说明历史过程，印证历史事实等，但是它对读者的视觉冲击力与震撼力是文字史料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它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往往比文字史料更直接和准确，具有直观、形象以及瞬间性的特点，是“看得见”的历史，是历史最直接、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历史纪实照片，也是档案史料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说就是影像档案，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它以具象、纪实的记录方式，令难以用文字描述清楚的事物、人物得到明白展现。一张照片可以使读者“一目了然”，顿开茅塞，避免或减少因理解歧义而造成的不解、误会及错误。故宫博物院编纂的《最后的皇朝——故宫珍藏世纪旧影》。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1万余幅老照片中，选辑1200余帧，按内容分为宫殿、陵苑、帝后、宫廷、工业、军务六个分册，既有人物肖像，也有建筑旧影，以及记录近代新式工业机器、厂房形状，新式军队装备、训练情形的大量影像。应当说，故宫将所收藏的这些历史影像选编出版，其性质与以往整理出版清宫大内档案类同。借助摄影术的真实性和直观性，我们看见了固化成图像的遥远的历史瞬间。 二、影像史料应该尽可能与文献史料相互参照配合解读，以最大程度上发挥其使用价值。 影像史料印证历史活动与人物的真实性，可补文字史料之缺。然而，照片史料的瞬间性特点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让我们在影像史料的识别和使用中面临着新的困境。表现之一便是记录史事不像文献史料那样全面完整。现在互联网上公布的、甚至公开出版的许多历史照片，来源复杂，身份不清，许多图片往往只有名称，拍摄时间、地点、摄影者或有或无，文字说明极少甚至没有，画面中的人物、事件等具体内容也模糊含混。而且互相转载，也没有收藏者及原始来源的信息。面对这样的“新史料”，如何利用它帮助我们更全面准确地了解历史过程，准确解读它的历史内涵，确实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新问题。尽可能与文字史料相互配合，以达到相互印证、相互说明的效果，或许是方法之一。对于一些来源不清，辗转流传，使用之时更需慎重，否则极易张冠李戴，甚至南辕北辙。 从史料学的角度而言，影像史料的搜集整理编选公布，与文字史料的整理有相似之处，也有相异之点。例如故宫所藏历史影像中《京张铁路工程照片集》，如《最后的皇朝——故宫珍藏世纪旧影》中所选录的《北洋陆军保定一镇暨京旗兵操照片》等，更近似于官方档案，对照片中的人物、事件均有较具体的著录，相对而言整理较易，研究者使用也比较方便放心。也有一些历史照片，如莫里循所摄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各方面影像，著录具体清晰，已整理出版的《莫里循眼里的近代中国》、《1910，莫里循中国西北行》，犹如私人影像笔记，编辑整理水平也很高，已成为研究者经常参考利用的重要影像史料。 毋庸讳言，因为原照片著录不清或相关历史研究不足，以及编选者知识水平等各种原因，目前国内出版的许多历史影像集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各式各样对历史照片编选、著录、标识错误的现象。以影响颇大的刘香成所编《一九一一》为例，该书第311页第一图，图片说明是：“陆军大臣荫昌与官兵，孝感，1911年10月。”虽然注明的来源是“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伦敦传道会/世界传道会档案馆”，但实际上这是光绪三十二年新军彰德秋操之时，九月初六日校阅大臣袁世凯等在文王庙校阅时的情形，画面中突出的校阅大臣旗帜是其明显标志，而且相同场景的照片不止一幅。（见《光绪三十二年彰德附近秋季大操照相》）该书同一页的另一张照片“革命军在襄河旁守卫，1911年”。尽管编者注明照片摄影者为施塔福，收藏者为上海市历史档案馆，但是熟悉辛亥革命历史照片的读者，从这些士兵军服的颜色上就可以轻易地分辨出，这些士兵应该是北洋军而非起义的革命军。因此，如何摆脱这些困境，避免让类似的错误干扰和误导我们的历史认知？与文字史料一样，我们对影像史料同样面临着大量去粗取细、去伪存真的考辨工作。  “陆军大臣荫昌与官兵，孝感，1911年10月。”（《一九一一》，第311页。）  “九月初六日校阅大臣在文王庙校阅之景况。”（《光绪三十二年彰德附近秋季大操照相》） 三、《最后的皇朝•军务卷》若干问题的商榷。 故宫博物院从其所收藏的万余幅老照片中，选辑编纂的《最后的皇朝——故宫珍藏世纪旧影》，堪称近年影像史料整理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该影集不仅图片数量多而且非常清晰，来源明确，著录具体，其史料的珍贵性不言而喻，一定会给近代史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帮助和方便。笔者愿就《最后的皇朝•军务卷》中几点需进一步说明和考辨的地方，与编者与读者商榷。 （一）《最后的皇朝•军务卷》并非“为今人编辑出版的第一部晚清军事题材摄影选集”。 因为至少在2008年6月，天津古籍出版社已经出版了由陈克、岳宏主编的《新军旧影——清末新军照片文献资料选》。该书所选历史照片的范围虽不及《最后的皇朝》军务卷广泛，但确实也是一部晚清军事题材的摄影选集。该影集收录240幅历史纪实照片，全面系统反映清末新军装备、训练情况，而且所选照片，与《最后的皇朝•军务卷》第四部分“1910年秋操”部分照片的来源完全一致，即《校阅陆军第三镇撮影》、《校阅陆军第一混成协撮影》和《校阅陆军第二混成协撮影》。或许编者在撰写《最后的皇朝》军务卷前言之时，《最后的皇朝•军务卷》尚未出版，亦未可知。遗憾的是，两书的编者均将原影集题目的“撮影”，误识为“摄影”。事实上，撮影一词在摄影术传入中国不久的晚清，还是很常见常用的。所不同的是，《新军旧影》的编者将照片的摄影时间认定为1908年巨流河“演习的留影”，（此点笔者在《清末新军的一批珍贵图像史料》一文中，已经略有考辨，推断这些照片应是庚戌年（1910年）开始的新军系列校阅工作的一部分。见《中华读书报》2010年2月2日。）《最后的皇朝》军务卷的编者很确定地认为这些照片摄于宣统二年（1910年）。但据笔者考证，校阅第三镇的时间可能已在1911年初。 （二）部分照片的归类、专题名称及说明文字，似不无可疑可议之处。 《最后的皇朝•军务卷》的编者从故宫数个晚清军事题材的摄影专集及相关的零散照片中，选辑其中部分，重新编组成：“军事将领和有关人员”、“1905年春季军事演习”、“1907年秋操”、“1910年秋操”、“各地军事要塞和海军舰只”等五个专题。其中除“军事将领和有关人员”及“各地军事要塞和海军舰只”这两个专题内容与名称都比较单纯明晰外，其他三个专题的内容与说明文字有不少令人怀疑之处。 除“各地军事要塞和海军舰只”未注明外，其余照片多是一个专题来自同一册摄影集，如“军事将领和有关人员”选自《大臣官弁亲兵照片护卫等附》影集；“1905年春季军事演习”来自《北洋陆军保定一镇暨京旗兵操照片》；“1907年秋操”来自《近畿陆军第一第六镇在涿州附近演习战守图》，“1910年秋操”则来自《庚戌校阅第一镇撮影》等6部7册摄影集。 质疑一：“1905年春季军事演习”，是考验还是军演？ 编者将选自《北洋陆军保定一镇暨京旗兵操照片》的影像定名为“1905年春季军事演习”，并依据照片收藏记录中“兵部尚书长庚、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跪进”的题字，考证确认这次军事演习并非该年举行的河间秋操，笔者对此非常认同。但是，编者将这些照片定性为“1905年春季军事演习”，进而确定为：“陆军第一镇正是1905年春季野战演习的部队。”“袁世凯为了显示自己的练兵成就，1905年3月特请练兵处奏派大员前往考察。清廷派兵部尚书长庚和署侍郎徐世昌前往。考察时，由北洋陆军第一镇进行了一场规模不大的军事演习。”甚至称“北洋陆军第一镇1905年初由原京旗常备军改编而成，由凤山任统制，是北洋六镇中唯一非袁世凯亲信指挥的军队，驻京仰山洼”等等，则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了许多错乱。 清末新军的编练，庚子之前胡燏棻、袁世凯的小站练兵过于遥远，暂且不述。北洋新军的编练，事实上是从庚子之后开始着手的，以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三十日发布的上谕：“著各省将军、巡抚，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为始。（《袁世凯奏议》第291页） 袁世凯九月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具体实施募练，并陆续拟定《北洋练兵营制饷章》等规章制度。按照新订营制，袁世凯先后创练常备军左右两镇，并于光绪三十年二月将左右两镇改为北洋常备军第一、第二镇。同年又新募山东、河南、安徽三省兵丁，编成第三镇。同年六月，袁世凯以三镇全部编成上奏朝廷，并将各镇翼长、统领、统带、管带等官衔开具清单，恭呈御览。其时三镇翼长分别为第一镇王英楷、第二镇吴长纯、第三镇段祺瑞。八月，练兵处会同兵部奏定新的陆军营制后，北洋三镇又进行了部分编改，并于十月初一日一律编改完成。三十一年（1905年）正月，袁世凯咨请练兵处奏请朝廷派员前往考验。于是就有了二月初九日上谕：“命兵部尚书长庚、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考验收编三镇新军。”（《德宗实录》，第541页）二十一日，长庚、徐世昌随带良弼等启程赴永平府迁安，随后又赴天津马厂和保定分别考验三镇。长庚于三月十九日将考验情形具折上奏：三镇“章制、操法均一律合格。”（来新夏《北洋军阀》一，第543页）。与此同时，清廷还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七发布上谕，命在八旗中挑选兵丁，交袁世凯认真训练，期成劲旅。后经袁世凯奏请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按照北洋常备军章程，名为京旗常备军。但到光绪三十一年初时，该镇在保定只先练成一协，尚未正式成镇。这应该就是《最后的皇朝•军务卷》“1905年春季军事演习”照片的背景来历。 原摄影集名为《北洋陆军保定一镇暨京旗兵操照片》，名称极有讲究，审慎且准确。如前所述，袁世凯所称北洋常备军第一、二、三镇之名均尚未经钦定，故影集只以其驻扎之地名曰“保定一镇”。此保定一镇是指驻扎保定的那一镇，而非驻保定的第一镇。因为袁世凯所称的王英楷第一镇驻迁安，驻保定的是段祺瑞的第三镇，吴长纯第二镇驻马厂。此次考验之后，练兵大臣奕劻方奏请钦定各镇协标号数，其中将驻迁安一镇编为第二镇，保定一镇为第三镇，马厂一镇为第四镇。九月十六日再奏请颁发第二、三、四各镇标旗。至此三镇方称正式成军。不错，凤山任统制的北洋陆军第一镇确系由京旗改编而成，但此第一镇非王英楷的驻迁安一镇，也非段祺瑞驻保定一镇。三十一年四月练兵议复长庚、徐世昌奏折时，尚称“拟筹办添足一镇”，说明长庚、徐世昌考验之时该镇尚未练成。五月奕劻奏请颁发名号时，以此为京旗禁旅，宜居各镇之先，乃预留第一镇番号予该镇。长庚、徐世昌考验驻保定一镇的同时，也察看了同驻该地而尚未编练成镇的这支京旗练军。该军编练守完后，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方由保定移驻京北仰山洼。该年十二月至次年春，经考验近畿各镇大臣荫昌奉旨考验合格之后，由荫昌于三十四年三月奏请“照章准其成镇”。（来新夏《北洋军阀》一，第670页）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其一，影集制成之时尚未钦颁各镇番号，故影集名称只言“北洋陆军保定一镇”，该镇应是袁世凯所称之北洋第三镇，而非后来的陆军第一镇；其二，由京旗编练的陆军第一镇当时尚未成军，则只称“京旗”不称镇，且尚驻保定而非仰山洼；其三，这是成军“考验”而非“军事演习”。 质疑二：《北洋陆军迁安马厂两镇兵操照片》是否1910年所摄？ 如果稍留心一下其标题表述方式及用语，就会发现“北洋陆军迁安马厂两镇兵操照片”，与“北洋陆军保定一镇暨京镇兵操照片”有某种可能的联系。参考1905年长庚、徐世昌奉派考验北洋常备军迁安、马厂、保定三镇的史事，基本可以断定这就是1905年长庚、徐世昌考验北洋新军三镇之时的另一部影集，双璧合一，完整记录了考验全过程。如果再细观其内容，可见“马厂一镇检查工程队军装器具”一图，与“保定一镇编制统领统带参谋等官序立”一图中人物军服样式明显一致。例如军服上衣都尚为中式对襟，军帽也为传统清军式样，而1910年时完全西式的新军服装与此已大不相同。该影集不可能是1910年所摄。 质疑三：1910年是否举行过秋操？ 第四专题“1910年秋操”共收录108幅图片，不仅数量丰富，而且照片选自6种7册影集，来源广泛。可惜的是，给我们造成的困境似乎也更多。 清代将军事演习性质的秋季大操，简称为秋操。清末新军先后举行过三次半大型秋操，即：1905年河间秋操，1906年彰德秋操，1908年太湖秋操，以及半路夭折的1911年永平秋操。大规模的军事调动与演习乃国之大事，所以这些秋操每次均经练兵大臣具奏请旨之后方得举行，清代官方档案中也都留有相关文字记载。影像方面，就笔者目前所见，至少彰德、太湖两次秋操也都分别编印有《光绪三十二年彰德附近秋季大操照相》、《光绪三十四年太湖秋操照相》。 除《北洋陆军迁安马厂两镇兵操照片》外，“1910年秋操”专题所选照片来源很明确：《庚戌校阅第一镇撮影》、《庚戌校阅第二镇撮影》《校阅陆军第三镇撮影》、《校阅陆军第一混成协撮影》、《校阅陆军第二混成协撮影》。编印这些影集的首要目的，是呈报太后和皇上御览的，函匣用黄绫装裱得极为精美，其名称更绝不可含糊或模棱两可。 就军事术语而言，校阅是军队统帅或军事统率机关通过采取点验、巡视、考核、观看演习和阅兵等方式，对部队实施全面考察的活动，目的是检查军事实力和战备程度，包括武器装备、教育训练、后勤保障、军风军纪等状况。清代前期一般由王大臣或督抚定期对八旗和绿营进行校阅，皇帝亲自检阅部队则称为大阅。清末编练新军之时所订《营制饷章》中规定：校阅有三种：“一钦派校阅，每三年由练兵处、兵部随时奏请派知兵大员数人，轮赴各省，认真校阅。二本省校阅，每年由各将军、督抚亲阅该省军队。三本军校阅，各镇各协各标统将，按期校阅所部。”（《大清光绪新令》第14册，转引自《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第59页。）校阅内容一般有军容、军技、军学、军器、军阵、军律、军垒各项。《北洋海军章程》也规定：“每逾三年, 由总理大臣、海军事务衙门王大臣请旨特派大臣,会同北洋大臣出海校阅一次,或由王大臣与北洋大臣亲自出海校阅海军。” 有必要分清秋操与校阅、考验的区别。虽然秋操最后也会有检阅的项目，考验、校阅中也有演练攻守的野外科目，但校阅与秋操毕竟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不应混淆。这些照片命名为“1910年校阅”或许更为准确。同时，这一组影集名称中所共同的“庚戌校阅”一词，已明显地显示出这是对新编北洋陆军一系列校阅工作的官方影像档案。 总之，我们在享受影像史料带给我们的新感觉之时，也要充分估计到它可能同时给我们埋下了“新陷井”。如何扬其长避其短，从“看见”进而到“发现”，准确深入地解读影像史料中的历史信息，我们的路还很长。 《最后的皇朝——故宫珍藏世纪旧影》，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2012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