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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笔者曾写过一篇《国民政府与台湾光复》的文章[1]，此后，有学者对此作了更进一步的研究[2]。最近在查阅蒋介石档案时，又发现了一条涉及此问题的重要史料，似还未见两岸学者在写文章时利用，朱家骅档案中的有关内容，台湾学者虽已整理出版，但与档案原件也略有出入，现就几份重要档案稍加整理，就此问题再做一点补充。 一、蒋介石明确提出要收复台湾是在什么时候？ 蒋介石明确提出要收复台湾的时间，李云汉依据《徐永昌日记》等史料，指出是在1933年3月[3]：这年3月，蒋介石北上保定部署对日军事，3月12日在孙中山逝世八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抗日必先发扬民族精神》的演讲，即提出要收复朝鲜、台湾；4月在另一次讲话中再次提到十年后，必可“驱逐日本出境，光复朝鲜，收回台湾”。蒋演讲的内容，按徐永昌3月21 日日记所记为：“日前（十日左右），在石庄于中山誓师（应为逝世－引者）八周年纪念日开会时，……蒋先生讲八年后不但收复东三省，且要收回朝鲜（此两字又被圈掉－引者）台湾琉球，盖以八年前之今日，国民党之力量只能在粤地，而今国民党则视昔如何，所以云八年后国民党可以云云也。予一向颇钦蒋之深沉，然则八年后云云得无与几星期肃清江西共党之语同其成效乎（前年在平与张岳军谈蒋先生之平共语似有失）”[4]。在当时那种东北已失、长城告急的极其艰难的形势下，徐永昌等对蒋的这种“豪言”，自然是觉得令人难以置信。 褚静涛提到的则是蒋介石1934年4月23日在江西抚州的一次演讲，蒋在演讲中指出：“父母既生我们下来，作了国家的主人，当然是要做一个独立国家的国民！当然要使我们的国家由我们手里复兴起来！不仅是东四省的失地我们要收复，而且朝鲜、台湾、琉球……这些地方都是我们旧有领土，一尺一寸都要由我们手里收回！”[5] 而笔者最近在蒋中正档案中看到，1933年2月19日，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道：“倭寇之传统政策，在并吞满蒙，为东亚之霸王，吾党之传统政策，乃在恢复朝鲜台湾等失地，以行王道于世界也。”[6]这条史料恰好可与《徐永昌日记》的记载互相印证，甚为珍贵。 根据上引几条史料，蒋介石在1930年代初就对收复台湾有了十分明确的主张，且从其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毫不含糊的情况来看，蒋形成此一民族革命立场的时间当在更早得多的时候。而他1938年[7]、1946年，何应钦在1962年几次说孙总理在世的时候就立下收复台湾的誓言，恐也有可信之处。只是现在还找不到直接的文字史料。 二、蒋介石直接布置对台工作 1940年3月30日，蒋介石发出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及陈立夫，王芃生等的“极密”代电，称“查汪逆傀儡登场在即，我方对倭亟宜加大打击，赞助日本台湾朝鲜的各项革命运动，使其鼓动敌国人民群起革命如罢工等等，以骚扰敌之后方，减其侵略势力，即希兄等负责约同日韩台在渝之革命首领，会商筹划推动为要”。[8] 4月1日，朱家骅即致函内政部长陈立夫、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三青团中央团部处长康泽、军委会政治部秘书长贺衷寒、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特种经济调查处李超英等，约上述诸人于4月2日下午到中央组织部会商此事。4月26日，朱家骅向蒋介石报告初步商谈结果，其中关于台湾的部分为：“台湾本我辖地，兹拟迅速成立本党党部，为工作便利计，暂用化名。查有前在政治部供职之刘启光一名，系台湾籍，当先约其谈话，俟议有具体办法，再呈请核定经费及负责人员。”[9]朱家骅通过原在中央调查统计局之部属、当时供职于军委会政治部的台湾籍人刘启光（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秘书长），令他“设法使台湾革命团体事实上与中国国民党发生统属关系，以利革命事业之开展”。6月下旬，经刘启光介绍，朱家骅约见了联合会领导人谢南光，宋斐如等，了解“台湾革命运动之现状”，并表示了台湾革命团体“可暂保持独立性”，“但暗中须与本党保持极密切之关系，并受本党之指导”的意见[10]。经多次协商，双方决定先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刘启光介绍民初即参加同盟会的台籍人翁俊明参与筹备工作。 但对翁俊明其人，1941年2月，戴笠曾致函朱家骅表示怀疑：“骝先先生赐鉴：据报香港大道西210号俊明医院主人翁俊明于去年十月间忽告离港，外传其已赴沪，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港大诚中学教务主任姜适君接翁由渝来信，谓其在渝与毛庆祥同志倡办中国战时促进会。查翁在港行动值得注意者计有下列各点：（一）由日领署援助在港注册行医；（二）加入福建同乡会为一甚活跃之分子；（三）以翁俊明医生招牌掩护无行医执照之台人石霜湖在跑马地黄泥涌道一号设美容院，而石系台湾总督府间谍，该美容院即石间谍机关；（四）港之俊明医院为台奸出入繁杂之地等语。查翁现准备在渝组织平民诊所，最近复以经商为名，并拟离渝飞港，其行踪颇有可疑。惟其所填乘机保证机关系中央党部总务处。翁对于国家之忠实程度如何，及可否准其离渝之处，谨特函陈查报情形，以供参考，并祈示复为祷。专上敬请崇安。晚戴笠敬启，二月十九日。” 1941年2月21日，朱家骅复函戴笠，为翁俊明作担保，函称：“雨农吾兄勋鉴：本月十九日手札敬悉，翁俊明系本党老同志，早年加入同盟[会]，致力台湾革命数十年，此间台湾革命同志均知其人，并钦佩之。此次赴港奉有本部使命，办理台湾党务，即请准其出境是荷。承询特复，敬颂台祺。弟朱家骅。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11] 经朱家骅说明后，军统对翁俊明放行。1941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在香港正式成立，翁俊明为筹备处主任，刘启光为秘书，陈哲生、李自修、叶永年分任组训、宣传、总务三科科长，林忠为重庆联络站负责人，谢东闵为桂林联络站负责人。香港沦陷后，筹备处迁移广东及江西泰和。 1943年4月，国民党中央将筹备处正式升格为直属台湾党部，派翁俊明为主任委员，但工作实际进展甚少，1943年11月18日翁俊明中毒身亡，死因不明，国民党中央乃以林忠继任。 三、朱家骅回忆抗战时期开展台湾党务的梗概 国民党到台后，对翁俊明的工作仍是肯定的。1950年10月25日，台湾《中央日报》出版台湾光复节特刊，以一个整版发表司马思真的《中国国民党与台湾－追记光复前的台湾党务》一文，上面有不少篇幅介绍翁俊明，并配发了他的照片，是该文配发的唯一照片。10月28日，与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台工作关系极为密切的朱家骅在此文的上方批注道：“本党对于台湾港澳等地向以海外相视，故台湾隶属东京总支部，港澳则直属海外部。余深以为不妥。十六年在粤时曾提议将港澳总支部划归广东省党部也。二十八年底由秘书长调长组织部后，发现本党在台既无组织，亦无活动可言，即东京总支部亦因战事而瓦解。惟台湾同胞怀念祖国之心仍切。在渝努力于抗战之同志甚多一面随日军进入沦陷地区之人亦复不少，而台湾又为日军南进基地，对于战事颇关重要。因于到部不久即约集当时在渝之台湾革命同志刘启光、林忠、谢东闵等一再商谈，发展台湾党务工作，并由刘启光于第一次谈话后，介绍与翁先生见面，相谈甚得，即请其参加商谈。时为二十九年一月也。至春间，计划妥当，即草拟提案，设置台湾党部，直属中央，等于省党部，并以翁先生主持其事，当经常会决议通过。暂设于香港，先从沿海一带之台人工作着手，徐图深入岛内，以岛内工作为主。以后一再督促，率以日人监视严密，仅能由港澳、厦门两地派员进入台湾，展开地下活动，党部本身于光复之前未能移岛内。翁先生曾以工作关系，有时由港到渝商谈，最后似在三十二夏初，我不复记忆。岂知渠于是年冬竟遭牺牲，痛哉。骝注。三十九，十，二十八。”[12] 这份批注保留了朱家骅亲历的一些战时对台工作的内幕情况，也表明了对翁俊明等人的肯定性态度，但1940年1月这个时间不准确，从蒋介石1940年3月指示他们研究对日韩台工作问题，到6月下旬才约刘启光等人谈话，见翁俊明至少应在6月之后。 四、1940年国民党中央对台湾问题的定位 1940年6月4日，康泽致函朱家骅，将其答复“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对台工作问题若干请示的意见上报朱家骅，朱家骅又就此作了一些修改，反映了国民党中央对台湾问题、对开展台湾工作的一些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是一份值得重视的历史文件。原函如下： “骝先先生赐鉴： 顷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对于台湾革命问题，函询中央之具体政策，以为今后活动之纲领，曾提几种问题，央为商讨，并予见复，谨将该函所请各点，与拟答之意见（带［］者是）并录于左，敬祈指示。 一、中央对台湾之根本政策如何？ 1、中央希望台湾完全复归祖国？抑由日本脱离后，保持独立形态，受祖国保护？［当然复归祖国。］ 2、台湾受日本统治已久，社会形态与祖国，略有不同，倘实行复国，中央对台湾政制，拟采如何办法？［可成一省或一行政区，依照地方自治原则，组织各级政府。］ 二、中央对台湾革命运动之具体意见如何？ 1、组织问题？［可暂称为台湾国民党。］ 2、统属问题？［可暂保持独立性。］ 3、目前之中心工作？［在敌军中发展组织，提倡反战反正，暗杀日本高级军官等。］ 4、可否帮助台湾革命同志建立武装？［可。］ 三、中央对回国参加抗战之台胞的国籍问题，拟如何处理？ 1、可否不经过法律手续，即可取得中华民国公民权？［可。］ 2、可否请通令全国，保护台湾革命同志？［可开列名单，送中央党部或青年团中央团部，惟须确实为革命同志。］ 肃此奉闻，祗颂崇安。 晚康泽，六，四。” 6月20日，朱家骅复函曰（此处除引用了档案中由朱家骅部属抄写的复函外，还参照朱家骅亲拟原稿作了补正）： “兆民吾兄勋右：四日惠札祗承尊拟答复台湾革命团体意见，甚善，敬佩，兹有补充数点，条列后方，即请察照为荷，专复顺颂公祺。弟朱家骅。 一之1、［当然复归祖国］下加［因台湾原系福建省一旧府属］一语。 二之1、［可暂称为台湾国民党］下加［必要时用其他名称亦可］一语。 二之2、［可暂保持独立性］下加［但暗中须与本党保持极密切之关系，并接受本党之指导］数语。 二之3、答案分为a、b两项，a项为原文，b项新增：a、［在敌军中发展组织］云云；b、［在台湾各地从事秘密活动，创立组织，宣传三民主义，恢复我国固有道德，增进人民爱护祖国之心，挠乱地方秩序，相机发动革命与罢工怠工等等］ 三之2、最好确定由一机关办理，免生枝节，似以中央党部为宜。”[13] 上引史料表明，国民党中央这时已形成十分明确、成熟的对台政策：就是理所当然要回归祖国。不同部门的领导人看法都完全一致，这与30年代初蒋介石讲了，高级将领还将信将疑的情况比，有了相当进展。显示出即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一些国民党高级干部已经具有了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并收回被日本窃取的台湾等失地的决心，开始积极推动台湾人民反日、在岛内建立国民党组织、引导台湾人民心向祖国的工作，这无疑是国民党历史中值得肯定的一页。 [1] 刊于《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2] 褚静涛：《蒋介石与台湾收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3期；《国民政府收复台湾考论》，《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3] 李云汉《蒋中正先生与台湾》，台北《近代中国》第109期，1995年10月出版。 [4]《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影印版，第4页。
[5]（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二，第198页。 [6]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困勉记，卷二十四，1933年2月19日条。 [7] 1938年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孙中山总理在世的时候，就为国民党定下了“恢复高台，巩固中华”的目标，“因为高丽（朝鲜）原来是我们的属国，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在地势上说，都是我们中国安危存亡的生命线，中国要讲求真正的国防，要维护东亚永久的和平，断不能让高丽和台湾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要“以解放高丽台湾的人民为我们的职志”。见秦孝仪主编、张瑞成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3集《抗战时期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8]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全宗号：301，宗号：30，册号：1，标题：台湾党务－策动日韩台革命运动。 [9] “朱家骅档案”，全宗号：301，宗号：30，册号：1 [10] 秦孝仪主编、张瑞成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2集《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309页。 [11]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全宗号：301，宗号：30，册号：2，标题：台湾党务－台湾革命运动与中国国民党。 [12]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全宗号：301，宗号：30，册号：2，标题：台湾党务－台湾革命运动与中国国民党。 [13] “朱家骅档案”，全宗号：301，宗号：30，册号：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