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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各地学生纷纷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由对外抵抗的诉求延伸到开放民众运动等对内的诉求，由对内的诉求，到将矛头明确指向政府。形式也由温和的请愿变为激烈的示威。国民政府最初采取的是外宽内紧，慰勉劝阻的对策，但随着学潮的不断升级，而改为武力驱散，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基本上还是一种“有限强制”的政策。学潮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国民政府的错误国策，但学运目标本身是否过于激进？本文也将略加探讨。 ［关键词］ 九一八事变；学潮；国民政府；政府对策 “九·一八” 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略不敢以武力抵抗，而欲通过外交途径“专依国联”以迫使日本撤兵，却无以阻挡日本的疯狂入侵。同时，由于宁粤冲突，内部仍是纠纷不断。这自然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他们开始自发地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关切，其中学生的抗日请愿与示威运动尤具代表性。从当时国民政府的活动来看，9－12月间，除了抵挡日本入侵、化解宁粤冲突之外，应付学生请愿几乎成了政府疲于招架的又一件大事，到后来甚至要特别成立一个与“特种外交委员会”类似的 “特种教育委员会”来处理，可见其困扰之深。本文拟对这一运动及国民政府的应对作一个初步的讨论。[1] 一、抗日学潮的兴起与政府力谋控御的初衷 事变发生后，9月19日下午，南京政府接到张学良从北平发来的报告事变经过的电报，此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正在由宁赴赣的途中，在宁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于右任、丁惟汾、戴季陶、朱培德等，立即通知相关人员，于当晚8时举行临时中央常会。会议由戴季陶主持，与会者还有王正廷、吴稚晖、邵力子、陈立夫、陈布雷、张道藩、恩克巴图、克兴额等人，决定了若干应急事项：“会议中众意对外仍采诉之国际联盟，请其主持公道，对内则亟谋全国国民及本党同志牺牲成见，一致联合，又电催介石迅即返京妥商一切。……并由中央通告国民及党员，除剿赤救灾工作外，全国国民须一德一心，共御外侮等语。至晨1时许始散。”[2] 20日上午，还在从南昌返回南京的军舰上，蒋介石即对日方请国民政府保护其在中国各地日侨的要求，作出了及时回应。他电令叶楚伧，告以“顷接王部长正廷电称，日使馆上村书记官来称，日政府已下令加意保护在日华侨，希望我对日侨亦尽力保护云云。着即由国府通令各省市，切实劝谕可也。”[3] 也许是日方保护侨民的要求正提醒了蒋介石，在致叶楚伧电的同时，蒋介石致电韩复榘，令其注意防止民众激烈反日，以免使日军更有扩大的借口：日侵沈阳后，“我政府正严重交涉中，各地方民众爱国心理之冲动，自所难免。但切不可有激烈反日运动及报复暴举，使日更有所藉口，使外交益陷困难。应力持镇静，严守秩序。请兄负责维持为要。”[4] 21日下午2时，蒋介石从南昌返回南京后，下午6－10时召集吴稚晖、张静江、戴季陶、邵元冲等会商处理方针，蒋对日前中央临时常会决定的若干办法表示赞同，主张此事“应先提国际联盟会及非战公约各国，以求公理之战胜。而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至于军事，忍耐至相当程度，出自卫最后行动，与倭寇决战。”[5] 22日上午，蒋出席南京市召开的临时党员大会，即公开提出了“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的处理方针。蒋也知道，这种既不抵抗，又不交涉的方针，民众是很难理解的，故在报告中也谈到了要如何应对民众反日情绪的问题，强调要劝告民众“服从统一之指挥”，“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因担心民众甚至国民党下层不能接受，蒋介石对此解释说：“此刻暂且含忍，决非屈服，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到时必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6]晚电烟台驻军师长刘珍年，嘱“先劝告民众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一面严防日本浪人借端滋事，“一面应保护其侨民，”避免发生意外。[7] 2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团结一致，信任政府。 由于对日本侵略者横暴行为的愤怒，事变一爆发，中国民众就开始以各种方式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而青年学生则是最早作出反应的群体。从这时起至一二八事变前，以南京、上海、北平的学运最为激烈。事变后，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贵阳、开封、保定、广州、福州、武汉、南昌、兰州、芜湖、安庆、扬州等地的大中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 9月20日，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学生自治会致国民政府的代电称：日本帝国主义者“今又悍然不顾，大肆武力侵略……当此国破家亡之时，正吾人同仇敌忾之际，深望当轴诸公，立息内争，一致对外，并望我国民众，实行武装，誓做政府后盾。”[8] 9月21日，在北平各校学习的东北籍学生3500余人，举行“东北学生抗日会”成立大会，组织了敢死队，决心与敌人相拼。22日，私立北平燕京大学全体学生致电国民政府，希望“吾政府依顺民情，积极备战，吾燕大全体学生，誓以一死，为政府作后盾，为民族争存亡。”[9]22日，南京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三民中学等校的学生自治会均举行紧急会议或向政府请愿，“敦促外交当局，严重向日交涉”，“全国同胞本敌忾同仇之精神，在政府指挥下，奋发图存”。[10]这时，因尚不了解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学生所持的还是完全拥护政府的立场，均表示要“为政府后盾”。其后，随着南京政府软弱退让态度的公之于世，学生对政府的态度开始改变，逐渐转向批评与对立的态度。 9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职员召开大会，通过决议，致电批评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国家养兵，原为抵御外侮，我国兵额之多，冠于全球，而一遇外敌，辄取不抵抗政策，洵属其耻。此次日本入寇东省，如入无人之境，辽吉既已沦陷，平津又受威胁，似此情势，尚能持不抵抗主义乎。”[11] 9月27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批评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向国联报告请求公判”等政策，是“软弱无效，坐以待毙的政策与行动”；呼吁“全国的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12] 鉴于民众开始怀疑政府的方针，又得知次日上海市要开抗日民众大会，25日，蒋介石致电上海市长张群、市公安局长陈希曾，为次日将举行的上海民众大会亲自拟定了17条标语口号，其主旨便是要将民众运动纳入政府可以控制的轨道：“6、抗日要严守秩序；7、抗日要行动一致；8、抗日要注重学问；9、抗日要增长知识；10、罢课使学问荒废；11、罢工使生活困难，就不能抗日救国；12、罢市使经济损失，就不能抗日救国；13、学生要加倍勤学，洗雪国耻；14、工人要多加工作，洗雪国耻；15、商人要畅销国货，洗雪国耻；16、严守秩序，表示爱国精神；17、遵守纪律，发挥救国精神。”要求上海当局“即时印刷分发”。[13]在这里，抗日就是服从当局，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在私下，对一些地方已出现的自发的反日示威，蒋介石颇为不满，认为是国民的程度太低，25日晚曰：“上海学生，愤激蠢动，而无聊政客，又籍外交攻击政府，国人之无程度如此，何能抗日？何能雪耻？思之真痛心哉。”[14] 2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告全国学生书，要求全国学生“在中央统一指挥下，同赴亡国灭族之难”，希望“学生能一心一德，服从指挥”，至于是否出兵、宣战，“此在信任政府之人民，所不必问”[15]。 一方面是政府对学生自发行动的不以为然，一方面则是学生对政府软弱反应的日渐不满，请愿的口号，由最初的请求断交、请求实行征兵、请求宣战等对外的诉求，延伸到提出“请政府惩办不力外交官”、“撤换王正廷”、“明令恢复民众运动”等涉及内政的诉求（其后的10月20日、27日，南京各校抗日救国会及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在请愿主张与对宁粤和平会议之提案中均提出了“恢复中俄邦交”的主张），这种延伸是学运主张的第一次重要变化[16]。 9月28日，南京、上海两地学生5000余人，冒雨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因未获得结果，随即转向外交部。得到的答复仍然是等待“国联”解决，并要求学生返校复课。学生们激动之中，冲开警卫的阻拦，殴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17]这是学运行为方式带上暴力色彩的一个开始（在这次学运的后期，暴力行为成为经常呈现的方式）。蒋介石对此的判断是：“此或为反动派所主使，而有政治作用乎？”[18]并于当日第一次出面接见请愿学生，告诫他们：“应用冷静的头脑，热烈的血，以应付国难，如果浮躁气太甚，不过加增国耻而已。政府同人可以接受请愿的意见，一定尽职用力量去办理。”[19] 同日，国民党中央又发表《告全国学生书》，声称“人民应受统一之指挥，政府有军事处分之权衡，宣战与否人民所不必问，此后如再见于国家有害者，职责所在，不容姑息。”[20] 9月29日上午，蒋介石致电上海市长张群，“告以上海学生不得再来南京，并令路局不准特放车载学生来京。学生此等浮动散漫举动，徒表示我民族无能，中以为此事是上海当局不顾大局之咎也。”下午，再次与上海请愿学生5000余人见面，因是当面交流，蒋的语气要委婉客气得多，说是“足见人心不死，前途实有绝大希望，并使本席增加十二分勇气与力量。”表示国民政府决非军阀时代之卖国政府，决不签订任何辱国丧权条约，真正爱国者必一致拥护现政府，以统一谋对外。“政府同人，为诸位不断的请愿，不无分去若干时间与精神，以致影响于一切政治与外交之筹划，而敌人反得有扰我之余地，且恐转贻反革命派以利用之机会”，希望学生顾全大局，相信政府之处置。[21] 9月30日，上海大夏大学学生数百人到南京请愿，蒋介石第三次出面接见。鉴于十余天来国内日趋激烈的反应，蒋在政治会议上决定，“国内之纪律秩序不辞任何牺牲必须保持。”[22]由国民政府颁布“维持全国秩序令”，称当此国难方殷之际，政府当负其全责，保持威信，“嗣后国内如有违反革命纪律，或挠乱秩序者，政府当本其职守以制止之。”同日并颁布了《保护日侨令》。[23] 经过这番处置，学潮似暂告一段落，但外部的压力又随之而来：10月5日，日本政府决议，对中国中南部之抗日救国运动，向国民政府提出重大警告，并令派军舰50艘，开入长江向我示威，形势益趋严峻。蒋介石感叹国人不能理解政府的苦衷：“粤方虽稍缓和，而国内仍有多人，不明国情，不量民力，不察国际形势，贸然要求政府对日宣战，甚至怨望政府，攻击政府，不遗余力。”6日，他电示张群：“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在取此种行动之时，必须迅速通告各国领事，声明日本应负责任”；而“党部方面，应尽力劝导民众万勿中日人奸计，最近沪市是否有妨害日人事件，希详查电复。”这反应出蒋介石对上海的态度与对东北不同，尽量避免冲突、避免事态扩大，如日方逼迫太甚，实行抵抗，很大程度上也是想唤起国际同情。6日下午，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在南京的各级党务人员、卫戍警宪治安机关人员、各学校当局，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地方维持秩序、指导民众运动办法，蒋介石参与并讲话。[24] 10月7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赴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宣布对日政策，发给中大步枪2000支，对日方要求中国停止一切反日运动的蛮横要求，质问政府将如何应付。因蒋介石不在，由教育部长李书华代，学生拒绝，又转赴中央军校见蒋，蒋出面作答后，学生始离去。 10月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增进各级学校救国运动效率及齐一步骤起见”，要求“学生参加各种集会时，应由教职员负责领导”“学生一切行动，应悉遵中央意旨，并遵行中央及政府颁定之法规”，“学生救国运动必须遵守中央统一之规定，……任何团体之主张，其有违背中央之教令及规定办法者，各校学生，概不得轻予附从”[25]。 10月9日，国民政府发出限制民众运动的通令：“外患突起，政府自应负处理外交全责，值此国际联合会议决限期撤兵案尚在限期中，凡我国人，尤宜镇静，谨守秩序，保护外侨生命财产，严防反动”。同日，总司令部又“训令各军事机关职员不得参加反日团体”。10月20日，国民政府发出“公务人员不得参加民众运动”的通令。[26] 并让各地党部对抗日会的活动多加防范。 各地学生又发起了赴京组织全国学生抗日救国总会的运动。[27]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即于10月27日致函中央秘书处，希望各地国民党部“暗中领导各地学生厉行反日工作”，而“表面上不失自动精神”。30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复函，“查此项总会，在事实上并无组织必要，请中央迅密电各省市党部设法劝告制止，”要求各省市党部遵照执行。[28] 二、学潮的激进化与政府“有限强制”的立场 从9月底至11月上旬，国民政府积极向国联申诉、对国联抱有较大幻想。国联在9月30日、10月24日两次作出日军应从现占领地撤退的决议，国民政府籍此作接收日本撤退之占领区域的准备，以各种方式敦促日本撤兵。在此期间，宁粤交涉亦有转机，学运不似前一阶段的激烈。但实际上，日本对国联的决议毫不理睬，反而变本加厉，自11月上旬起，向黑龙江、锦州扩大进攻，在天津、汉口挑起事端；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陷于困境，却未见有积极筹划军事抵抗的迹象。学生的请愿、示威，掀起了新的高潮。 11月7日，东北各界民众请愿团650人到南京。 11月8日，天津北洋工学院请愿团400人到南京，9日到中央党部请愿，蒋介石出面答复。[29] 11月9日，蒋介石即致电张学良，告以：“近日津平各地学生纷纷来京，闻尚有拟续来者，不但荒废学业，且足影响秩序，迅即就近设法劝止，并转饬各有关系机关劝止为要。”[30] 11月10日，天津中等以上学生抗日救国会请愿团470人到南京。11日这天上午，天津学生救国会请愿团向国民党四全会请愿，东北民众请愿团到中央党部请愿，北洋工学院请愿团到国民政府请愿，称得上是一日数起，轰动京师了。下午3时，蒋介石接见前两个请愿团并训话。 11月15日，又有天津南开中学请愿团72人到京。22、23日杭州学生请愿团1600多人到京，蒋介石接见训话约1小时。[31] 17日，蒋接见中央大学学生请愿团。其后，蒋自记：“今日对学生讲话，以青年之情感太丰富，理智太幼稚，而不适于处理大事，又念其确为爱国之表现，故余言词之间，未免大气勃然，此乃修养不足故也。……戒之戒之。”[32] 11月22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决定第二天赴南京请愿，每校至少派代表10人，24日在沪举行游行示威，提出要求蒋介石北上视师，限张学良三日内收复失地，以暨南、复旦二校学生最为激烈。上海中学生救国会决定以十分之一为代表赴南京请愿。[33] 11月25日，江苏中等以上学生请愿团2700余人到南京。 11月25日下午，蒋介石“闻各地学生来京请愿者益众，并有请缨愿北上杀贼者”，叹曰：“青年爱国之心，固甚诚洁可感，然安知此事关系国家之重大哉！余既历次对学生表示决心与苦衷，何尚不悟哉！岂彼知识幼稚之青年，为反动派所鼓惑，故意捣乱，使余为难哉！”[34] 26日上午，蒋介石见上海各中学请愿学生。下午，又有学生千余人，聚集国民政府门前，要求蒋亲书誓师词，蒋怀疑曰：“国民之程度低下如此，殊为我国家危也。岂其间果有共产党与粤派之主使乎？何竞历次披沥心肝，与之讲说，而迄今不能使之觉悟哉？”“乃派人对学生苦劝之使散”。晚上，再去中央党部见清华大学学生。[35] 27日下（上）午，见上海各大学请愿学生并训话，此前学生等候已逾一昼夜。蒋训话毕，学生要求蒋写一手谕，表示决心北上收复领土，蒋推托不过，又书一手谕，要学生安心求学，拥护政府，“勿越法纪”。学生不满意，“公始大怒，命站立二十八时以罚之。”下午，蒋自记：“数日以来，接见各地请愿学生约二万人，可谓用尽精力以应之，幸未发生事故，且得几分好影响。是乃对内最难最险之关键。呜呼，对倭寇故难，而对内更难，”[36]粤系的捣乱，招致外患，也影响到“血气纯洁青年学生”，“乃命将惩罚站之学生释之，使各返沪”[37]。 27日晚8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临时会议，“以此时各学校及民众团体时时来京请愿，且必直接与主席见面，措辞不可有伸缩余地，且多危险，故以后决不直接应付，而以组织数个委员会，以应付学生及指导民众团体。”[38]但此后蒋仍有接见请愿团体（11月30日、12月2日、4日、7日、11日、12日、14日又七日八次与请愿学生见面）。 令国民政府更为头疼的是北平南下示威团的学生。 11月下旬，北平学生开始分批南下：25日，清华大学240多名学生南下；26日，民国学院450名学生南下；28日，燕京大学190多名学生南下。此时，东北的形势更加危迫，南京政府无奈之下，于11月25日由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由英、法、意等中立国军队暂驻，以挡住日军的进攻，日军在“中立区”成立后15日内撤出占领区。在学生看来，这显然是一个胆怯的、苟且偷安的计划，而加重了对政府的失望与不满，学生决定将南下“请愿”改为南下“示威”。 11月30日，北大学生召开大会，会上，一部分激进的学生与服从当局的学生会组织发生了严重冲突，他们抛开原学生会，决定：1、北大全体同学南下示威，而不是请愿，以“给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以一个威胁”；2、即日起罢课，扩大反日运动；3、改组旧的听命于政府的抗日会，并停止其一切活动。 12月1日下午7时，北大示威团230余人乘上火车南下，并在出发前起草了一份措辞激烈的“告民众书”，内容有：政府“无能与卑劣到极点”；政府有几百万军队，只是用来打内战、对民众运动屠戮残杀，对帝国主义者则连毫毛也不敢拔一根；命令政府立即以武力收回失地，如果不立刻武装抗日，就是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就要一致联合起来打倒它。示威口号有“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利益！”“反对政府接受国联议决案！”“反对投降帝国主义的外交！”“反对政府压迫民众运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绝对自由！”“全国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全国民众武装起来”等等。[39]从对外的诉求，到对内的诉求，到将矛头明确指向政府，号召如果不立即抗日，就要打倒它，这是这次学潮进一步升级的明显标志，用后来人们所熟悉的话来说，这反映了学潮性质的改变，转变为一场反对政府的示威了。本质上处于弱势的学生选择这种方式与政府打交道，政府的应变措施亦相应升级。 北大示威团12月3日中午到浦口车站（次日有第二批100多人到达），中央党部派代表将他们接至中央大学体育馆安顿。晚上，中央训练部部长方觉慧对北大代表提出，“你们是爱国来的，谁也知道，不过名称要改正”。4日晨，卫戍司令部扣留了他们的“告民众书”，说是“宣言对政府太不留面子，会使民众发生不良的印象”，希望将“示威”改为“请愿”，但未被接受。[40]蒋介石得知后，很不高兴，说：“不向敌国示威，而向政府示威，此中国之所以被人侮辱也，殊为可叹。”[41] 12月5日早晨，卫戍司令部送给示威团公函一份，令停止一切活动，否则将“加以正当之制裁”。示威团仍于11时30分从中央大学出发，行进至成贤街附近，即被上千名军警包围，在冲突中，一些学生被打伤。185名示威者被捆绑后，押送到孝陵卫警卫团一营营部，被捕者以绝食表示抗议。中央大学、南京五卅中学的学生得知消息，即与北大未被捕的同学一道，冲进卫戍司令部，欲营救被捕同学，但未成功。6日深夜，军警将示威者押上汽车，随后又送上开往北平的火车，强行遣返北平。上车后，押运士兵即任由学生自由活动，到郑州时，士兵下车，改由几名路警护送至北平即解散。 对各地学生的抗议，12月8日，蒋介石复电称：该团“到京以来，扬言示威，拒绝招待，传单口号，公然有煽动扰乱打倒政府之表示，军警劝阻，又行暴动，秩序所关，不能不将一部移地隔离，加以管束，现已送之回平，更无所谓释放。政府爱护青年，决不使反动者遂其牺牲青年之毒计，多方宽容，事实俱在，诸君自不必轻信浮言”。但学生运动仍在发展，8日上午，中大、武大、北大三校学生在南京联合总示威，10日，南京全市学生总罢课，5000人游行示威。[42] 12月6日，上海学生抗日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援助北大同学，反对划锦州为中立区等项决议。[43]12月7日，上海1.5万名学生举行示威，抗议国民党政府压迫学生爱国运动。12月9日，上海学生抗日联合会代表大会开会时，上海当局指示特务绑架了从南京到上海进行联络的北大学生，激起了学生更大愤怒。当天下午，上海各校学生数千人，包围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许多工人和店员也起来支援。[44]一些学生将市党部办公室捣毁。第二天上午，上海市政府终于被迫释放了北大学生，交出了绑架学生的凶手。接着，上海学生组织了人民法庭，准备公审凶手，并票传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陶百川和公安局长陈希曾，吓得陶、陈全家逃匿。法庭又起草了通缉令，悬赏捉拿，并迫使国民党上海市长张群签字盖章，送到各报刊登，轰动了全上海。张群亦电行政院引咎自劾。[45] 因学潮汹涌，12月9日上午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特种教育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大员特别是与党务、宣传、教育、警务有关者多列名其中，蔡元培为委员长，戴季陶、于右任、吴稚晖、叶楚伧、何应钦、朱培德、李石曾、邵力子等25人为委员，杨铨为秘书长（几天后，杨铨辞秘书长，由教育部长李书华继任），组织和职权与“特种外交委员会相同”，主要职责为应付学潮。晚8时召开第一次开会，蒋介石出席并致词。对于“应付学生骚动事，决定仍好为劝慰，并将中央大学先行放假，若至各机关骚扰时，亦决避免武器制裁云云，十一时半散会。”[46]据参会的邵元冲记载，10至15日，该委员会天天开会。蔡元培14日在国府纪念周报告该会任务时称，国难期间学生之爱国运动决不能荒废学业，荒废学业之害“几与丧失领土相等”，言语中似亦包含着为国家前途与大计忧虑的一层含义（1932年1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21次临时会议上，主席于右任提出，特种教育委员会因“学潮既告平息，亦可无须赓续存在”，获得通过）[47]。 12月10日，杭州市学生全体罢课示威游行，捣毁省党部及省教育厅长张道藩私宅，殴伤省党部委员胡健中、许绍棣等，张道藩电教育部辞职。 12月11日，太原学生2000余人到山西省政府请愿，无人理会，学生冲入正在开会的省政府会议室，将室内陈设捣毁，随后沿街示威，又将省教育厅及山西《民国日报》社捣毁。 12月14日上午，北平学生抗日救国示威团到国民政府示威，直截了当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机关——国民政府”，“工农兵联合起来，建立革命政府”等口号[48]。同日，蒋介石与请愿学生见面谈话后“曰，青年学生有理性者居多数，但少数败类，横行无忌，害群之马，苟不除去，结果必至玉石俱焚，亦殊为国家之基本而悲痛也。”[49]对日益严重的学潮，蒋介石已渐动杀机。 12月15日，北平示威团500余人又赴外交部、中央党部示威，经过情形先看示威团告民众书的说法：“壮严而华丽的外交部被群众捣毁了，外交部的招牌被粉碎了，国民党的旗帜也被扯了下来！”又至中央党部，“蔡元培和陈铭枢出来接见。蔡答复质问，我们第一个质问题：为何北平市党部压迫反日运动。蔡答应查办北平市委。我们回答他说：北平市委是受中央党部领导的，他的错误中央党部应该负责。……我们认为，现在整个国民党是欺骗群众的，屠杀群众的，出卖群众的帝国主义的走狗政党，我们要从此拒绝他们的狗东西的欺骗我们，要高呼打倒！”我们“捣毁了中央党部的窗子，打僵了蔡陈两个走狗，然后还由纠察队的维持分队分路归来了，至中央大学住所时，正是午后一时半左右。过了两小时后，被捕同学十一人，被释放归来了，这是吴稚晖、于右任一方籍以缓和群众的反抗情绪，另方还在别有企图的把戏”。学生被枪杀者还有2人，被打伤者3人，被捕失踪者六七人。[50]另据邵元冲日记：当时里面正在开中央临时常会，蒋介石提出辞职，获得通过。学生“夺门而入，逢人即殴，遇物即毁，并劫去守卫枪支，欲加放射，中央工作人员以忍不与较，受伤颇多。常会乃推蔡孑民、陈真如两君前往答复，即为暴徒攒殴，并将蔡拽去，中途始释，陈亦受伤倒地。……当时中央工作人员以自卫计，不能再忍，乃截捕暴徒十一人，……嗣右任、稚晖不予深究，乃稍加训导，遣之归去”。[51]一说“于右任恐事态扩大，欲将被逮学生释放，党部及军警强烈反对，于跪地相求，方将被捕学生释出。”[52]对此，蒋介石很不以为然，“曰，学生之横狂如此，而先辈诸书生，犹主宽柔纵容，将使全国秩序不定，陷于无政府态度矣”。[53] 12月17日，南京、北平、上海、江苏、安徽等地的学生数千人，在南京举行联合大示威，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因党部大门紧闭，学生将悬于大门口的党徽、岗亭布告栏等砸毁，将门外之警察、党部职员等7人抓去。下午又将《中央日报》报社捣毁，并放火焚烧。国民政府出动大批警察和宪兵镇压，在珍珠桥附近打死打伤学生30余人，逮捕约百人。 12月18日晨，首都卫戍司令谷正伦奉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之令（此时蒋介石已下野），派军警数千人将成贤街、大石桥、石婆婆巷及中央大学包围，将北平学生约六七百人、济南约2500人、上海约千余人押上车船，强行遣返，共4列车，“于每列车各派一连饬令押送至蚌埠镇江等处，以脱留京畿。又以北平路远，每学生给伙食洋一元；至安徽学生约有三百余人，亦送至下关，并给洋二百元，代雇小轮两只，运送回籍”。国民政府通电严令各地军政当局制止学生团体出境赴各地游行示威，“如有危险事件发生，即予紧急处置”，并发表《告诫各地学生书》，要求学生“迅即觉悟，服从法纪，遵守秩序”，如再有借口爱国之暴动行为发生，“应由各地长官严厉处置”。“乱机遂得停止，秩序亦稍安定”。次日，南京各校学生抗日救国会决议：1、暂忍痛于21日复课；2、发表复课宣言；3、援助此次被难同学；4、要求卫戍司令部释放爱国学生。[54] 三、对相关几个问题的讨论 （一）、当局对学潮性质之判断与具体应对措施 对于学潮的性质，在12月初北大学生南下示威之前，认为基本上还是出于爱国动机，是爱国行动，但有的受到了共产党或其他反政府党派的指使和煽动，这在蒋介石的日记、张群致行政院的电报及下引中央训练部吕奎文的报告中均有体现。南下示威开始之后，认为学潮中有一部分是暴徒、危险分子、打着学生团体旗号的“共党分子”，爱国学运已被反政府分子所利用。 根据以上估计，国民政府针对不同情况和激烈程度，分别采取了化解、控制、有限强制，直至强行取缔、押送出京等措施，但总体上还是为了息事宁人，只要示威学生解散，就不再过分追究。 第一步，规定学生的活动不得逾越常规，不得罢课、请愿，对违反规定者，各地、各学校要尽量加以阻止。如9月2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即复电上海市长张群，指示对“罢工罢学及有妨秩序行动，应设法消弭”。24日，张群又致电行政院，表示“值此日兵压境，舆情愤激之秋，民众爱国运动既未便强行制止，而反动乘机鼓煽，又必须取缔，若不明定范围，应付至感困难。”感到分寸不好把握。25日，行政院复电，告知教育部在23日已作出规定，“内有学生应照常努力学业，不得罢课之规定。中央为策励学生，雪耻救国，昨已公布全国各校一律组织义勇军，……希即会同市党部召集各学校校长会商，劝谕学生遵从中央及教育部命令，不得罢课。……学生推举代表来京请愿，亦宜设法劝阻。”[55] 第二步，学运起来之后，进行秘密调查，查清组织、活动情况，并尽可能将之置于党部的指导和控制之下，防止为“异党”所利用。如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所派吕奎文、王珏等在上海作秘密调查，11月27日提交的《上海抗日救国运动调查总报告》对此种策略反映得十分清楚： “上海中等以上学校均有抗日救国会之组织，其组织系统大半根据市党部所颁发之组织大纲，至于联合会之组织，该组织大纲并无规定（仅准其必要时开联席会议）。但市党部因系爱国运动，又不便制止，故只得从分散其力量着手，第一步使中学与大学分开，于是有‘上海市各中学抗日救国会’及‘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两大单独之组织，不相连属。” “中学方面负责者教职员居多，而此辈教职员又大半为党员，其余参加之学生又多属纯洁分子，故党部较易指导，虽其间不免有反动分子活动，然亦颇难着手也。” “大学方面分子则较复杂，反动分子亦欲乘机操纵其间，如前次来京之大请愿，反动分子即有造成惨案之计划，幸本党应付适宜，未遂所愿，并因之引起其内部互相攻击之纠纷，市党部亦利用此机会，而作第二步之分化，指导本党学生党员，居中活动，使凡有较激烈和越轨之提案，均设法不予通过。” “‘上海市教育界抗日救国会’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团体所发起，国家主义派即活动于其间，故市党部不予备案，并暗示各校教职员组织‘上海市各校教职员抗日救国会’以控制之。”[56] 第三步，如果各地劝阻无效，请愿团到了南京，中央训练部、中央组织部等部门则出面接待和安排，提供交通、食宿、谒中山陵等的便利。 9月29日，上海学生一到下关车站即有中央组织部职员“在站招待一切”，到中央军校后，“军官学校及国民政府均备有茶点招待。”蒋介石等“训话毕，由军校招待晚膳，乃复旦、暨南及同德三校学生竟不食而走”。[57] 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杨立坦11月间负责接待各地来京请愿学生，经常是起早摸黑，迎来送往，安排车辆，联系住宿，当然也包括弄清请愿者的单位、人数、组织、负责人、请愿要点等，有时忙到凌晨两三点钟才安顿完毕。他在给部负责人的报告中，既有赞扬学生不避风雨泥泞，整队步行，精神奋发的地方，也有批评一部分学生乱占车厢、打乱交通秩序的内容，反映了群众运动中容易看到的一些逾越常轨的现象。如11月13日送北洋请愿团返天津时，天津扶轮中学131人“事前并未声明今日返津，故未代其交涉车辆，全体拥上头二等客车，内将玻璃窗捣毁数块，车站秩序为之大乱，经多方劝导无效，最后与车站交涉临时加挂客车一辆，方能开行，但已误点二时矣。”11月24日杭州学生返校时，原定下午2时出发，部分学生已先去车站，但部分学生拖至5时才同意离京，1600多人准备了客车16辆，照每辆百人计，本已够用，但农学院及国立艺专学生“复籍口劳顿不堪，拥挤不肯登车，要求加挂二等客车二辆。是时已夜十一时，开沪之快车入站，该二校学生不问青红皂白，一涌而将头二等客车完全占据，而下午先行登车之学生催促开行甚急。该二校学生既不听劝解，只得先将专车开出，余任自便，同商之路局，勿再售二等客票，防与乘客发生冲突也。事后闻局云：二等车全为若等占去，方能如时开行。籍爱国美名，而破坏交通，至此可叹也。”11月26日，“常州学生约二百人，初则不肯坐所备之四等客车，继则曰车辆不敷分配，百般为难劝解者，……不得已乃与路局交涉临时加挂三等客车一辆，至车开行时已十一时矣。”12月1日下午送北平民国学院请愿团渡江，“路局预为备车四辆，足敷分配。登车后，各人独据一椅，不肯二人合坐，将四辆客车占满，尚余百余人未能登车，彼等欲将乘客驱下，让彼等乘坐，乘客不肯，几至冲突，后又向路局交涉加挂客车一辆，方得开车，但已误点三时矣。”[58] 第四步，学生发动示威，将矛头主要对准政府后，加以阻挠和取缔，但以强制吓退、驱送为目的，尽可能避免流血冲突。 12月5日，蒋介石得知北大示威团“在京暴动，甚至胆敢殴辱警军，公叹曰，狂哉，蠢哉，非加以制止不可，乃令拘捕百余人，一面禁止军警开枪抵抗”。6日，“闻北平大学学生示威团尚未肯回去，公曰，蠢动青年，不可再事姑息，乃决心令饬护送上车回平”（此与北大示威团报告吻合）。并令北平张学良、济南韩复榘不许再让学生乘车来京。发电后，“又恐各地军警过用武力对付血气纯洁青年，心不能安，乃再电张学良、韩复榘，告以政府对学生方针系于爱护之中，紧管束教导之责，使其感悟免入歧途，学生有不可理喻者，军警仍应极端忍耐，如学生有蛮暴举动，军警亦只能用警察宪兵所使用之方法，加以制止，绝对不可开枪击人。希通饬所属遵照办理为要。”[59] 12月8日，戴季陶主持特种外交委员会第59次会议，他在会上表示，“至国内方面一定要做到举国一致，虽然有许多人不愿一致，决不许彼等旁观笑骂，逍遥事外（此处应主要是指粤派－引者）。惟对学生，又应另外看待，看做教训子弟一般，只能用口，不能用手。”[60]在此问题上与于右任、吴稚晖、蔡元培等类似，属蒋介石所不满的“老派书生”。张群在上海亦较为克制。实际上，蒋自己也几次告诫不许开枪。因此，从总体上看，虽然17日在南京，18日在太原发生了流血事件，但南京政府对学潮采取的还是一种有限强制的方针。 12月24日，上海学生代表团向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严办惨案主使人。陈铭枢、陈公博接见，谓沪京济学生多数已释放，北平学生已移交法院，因有危险分子，不能即释放。政府对惨案，非预定的，更无主使人，军警处理失当，政府自应予以处分。28日，国民政府以上海市公安局长陈希曾对学潮处理失当，下令撤职。[61]陈铭枢关于政府并无故意制造惨案的预谋，从现有史料看，似非虚言。 （二）、这次学潮的意义和价值 1、发出中华民族的怒吼，促进民族觉醒。南京政府作为执政者，决策有顾虑，左顾右盼，摇摆不定，学生则顾忌较少，可以直言不讳，大声疾呼，唤醒了人民的觉悟。如果日本人横行无忌，政府一时软弱，人民也一片死寂，任人宰割，那成了什么样子？中国还有什么希望？世界上还有谁瞧得起中国人？应该说，学生的觉醒，推动着全国人民的觉醒。[62] 2、向政府表达人民的意愿，对政府也是一种强大的威慑和推动。如王正廷辞职、张群提出辞职、宁粤合作、蒋介石下野、顾维钧、施肇基提出辞职，放弃划锦州、天津为中立区的提议，学潮都起了间接、直接的作用。学潮成了这时期政府急待处理的三件大事之一，蒋介石直接出面接见训话20次以上，经常分心考虑如何应对此事，对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它也是推动国民政府最终走上全面抵抗道路的第一步。 3、使日本侵略者感到潜在的威胁。日本侵略势力实际上很害怕中华民族的觉醒，害怕中国人民的反日运动，害怕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奋起抵抗，因此每次谈判，签订协议，都要求取缔反日运动，希望利用政府的软弱压制抗日力量。当然，学潮对蒋介石南京政府造成极大困扰，如果南京政府并非不抗日，而只是希望在有所准备之后再抗日的话，如果南京也是一种潜在的抵抗力量，这种困扰在一个短时期内有无负面的影响呢？有人说，“1931年末，日本军方被南京发生的反对唯一有可能抵抗日本在东北的扩张主义的政府的动乱弄得得意洋洋”[63]，这或许也是事实，中国国内不统一，各种力量之间互相牵制，不能整合起来一致对外，是近代以来极其严重又十分常见的现象，日本人又非常善于利用这一点，这是一个大家都很明白、但真正实行起来又很困难的道理，一直到今天，中华民族不知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当时的学潮，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度比较合适，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三）、学潮的起因、不足与平息学潮的根本途径 学潮的起因是学生幼稚？反对党派操纵？政府的问题？前两项是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方面经常提到的因素，但这种认识是片面的，根本的原因还是政府对九一八事变处理方针失误，不抵抗主义，专依国联，既不抵抗，也不交涉；宁粤分裂，闹得不可开交；如果说是国力太弱，军事落后，前几年打内战又那么积极投入，“剿共”也是毫不放松，因此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 南京政府处理学潮，虽然知道有共产党在背后活动，但策略、方式还是化解，驱走，不闹也就算了，还不是张网以待，大开杀戒的做法。这也是蒋介石当时的三难之一：对日本侵略，抗也难（缺乏准备，内部一团糟），不抗也难（日本人步步进逼，国内一片非难）；对粤系，和也难（要蒋下野），不和也难（国难当头，舆论压力）；对学生请愿示威，严也不是（学生毕竟不是外敌，下手太狠政府也很难对内对外交代，太失民心），不严也不是（学潮越闹越凶，党政甚至不能正常运作）。但要想学生不闹，成千上万的学生，打死打伤逮捕行不通，押走也不是根本办法，只能是政府得到人民的信赖，负起政府应负的责任，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尊严，这个时候，就是要切切实实的抗日，有实在的措施和行动。否则，你今天赶走了，明天又会闹起来，一二八前后，一二九运动，新的学潮还是不断，到全面抗战爆发，就很少见了。 学潮背后有共产党介入，如北平的示威团，为加强领导，北平的中共党、团市委成立了示威团的领导核心——党团。示威团一到南京，党团即与中共南京地下党取得联系，有组织地向南京各界宣传，并派工作组与上海、芜湖等地的学生联络，号召各地学生到南京举行总示威[64]。但主要还是对南京的妥协不满，大多数还是普通学生，受爱国热诚驱使。有些受国民党党部控制的请愿活动，更明确提出反共口号，如武汉大学抗日救国请愿团10月5日在武汉请愿，口号9就是“肃清共匪”；11月23日杭州学生请愿团的口号：“拥护革命领袖蒋介石同志”，“拥护四全大会议决案”，“中华民国万岁”，这些显然与中共无关。[65]有些学生又跑到上海去迎接汪精卫。应当说，学潮在抗日问题上比较一致，但国内的政治背景却是复杂的。 学潮也有不足之处，即使是中共领导和影响下的部分，中共当时是要将运动引向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方向，这时中共正处在王明路线之下，斗争策略还是相当僵硬教条的，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为了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为了整个民族的生存，而不只是为了某个政党的利益、某个或某几个阶级的利益，只能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共产党的几十万军队，都是中国的军队，反蒋抗日，消灭了几百万国民党军队再抗日，这不现实，反蒋抗日要逐步发展到逼蒋抗日、联蒋抗日；蒋介石“围剿”共产党，又围了5年，最终也只能放弃。民族危机日深、大敌当前的现实，使任何一个不愿意当亡国奴、不愿意当汉奸的中国人，都只能先顾这个根本的诉求，而暂时放弃其他相对次要的诉求。因此，九一八后的示威，直接反对国民政府，提出打倒国民政府，从策略上、从后来的发展看，应当还不是一个十分恰当的口号。另外，学潮带上暴力色彩，打砸机关、殴辱官长甚至是蔡元培、陈铭枢、王正廷等人，也不恰当，如果是为了要求政府出兵抵抗，反对对日妥协，这样做的结果，也毫无益处，只能是激化矛盾和失去对学生的同情。当然，当时蒋介石在杀共产党，又不具备逼蒋抗日的形势，在阶级矛盾向民族矛盾主次变化过渡的最初阶段，需要一个调整和认识的过程，是毫不奇怪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抗日，是后来的事，这个时候学生所看到的，只是一个软弱的、不抵抗的、混乱内讧的、对日本的步步紧逼毫无办法的政府，是一个民气低落、记录很差的政府，还无法得到学生的信赖。从这个角度看，学生的不断请愿，甚至示威，又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要求蒋介石北上，要求惩办不抵抗的张学良，后来的抵抗，后来的兵谏，一部分不也是种因于他们这种强烈的抗争和刺激吗？ [1] 有关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应对的论著颇多，难以一一列举，但有两部著作笔者想在此提到，即：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台北）国史馆印行，1995年版；周美华：《中国抗日政策的形成－从九一八到七七》，（台北）国史馆印行，2000年版。专门论述学生运动的文章，则有（美）唐纳德.A.周丹《九一八事变后抗日运动中的中国学生》，载《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 《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5页。与会人员名单见1931年9月20日天津《大公报》。 [3]《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台北“国史馆”2004年12月版，第81－82页。 [4]《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82页。 [5] 蒋中正总统档案：困勉记卷十九，1931年9月21日条，台北“国史馆”藏。 [6]《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87－88页。 [7]《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90页。 [8]《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学生自治会代电与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页。 [9]《北平私立燕京大学全体学生代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第289页。 [10] 《全国青年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情况简明统计表（1931年9月22日-12月1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第150-151页。 [11]《各级学校抗日救国运动益烈》，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9月26日，第2张第4版。 [12]《青年爱国热血沸腾》，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9月29日，第1张第3版。 [13]《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97－98页。 [14]《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98页。 [15]《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国学生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第144页。 [16]《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第166－167页，200－204页。 [17]《各大学学生二次晋京请愿出兵》，《申报》1931年9月28日，第3张第2版；《申报》1931年9月29日第2张第6版。 [18] 蒋中正总统档案：困勉记卷十九，1931年9月28日条。 [19]《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106页。 [20]《东方杂志》第28卷第22号（1931年11月25日）“时事日志”。 [21]《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107－109页。 [22]《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110－111页。 [23] 韩信夫等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三册，第245页。 [24]《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134－139页。 [25]《教育部关于压制学生抗日救国运动要点及注意事项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第146-147页。 [26]《国府通令保侨救灾严防反动》、《公务人员不得参加民众运动》，1931年10月10日、21日天津《大公报》。 [27]《各大学抗日救国会六次代表大会》，《申报》1931年10月13日，第3张第10版。 [28]《国民党中央训练部等关于制止各地学生来京组织全国学生抗日救国总会与中央秘书处往来密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第148页。 [29]《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杨立坦关于到南京学生请愿团名称、人数、负责人及主要活动情况的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第309－317页。 [30]《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252－253页。 [31]《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杨立坦关于到南京学生请愿团名称、人数、负责人及主要活动情况的报告》。 [32]《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351－352页。 [33]《张群致行政院祃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第276页。 [34]《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414－415页。 [35]《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416－417页。 [36] 蒋中正总统档案：困勉记卷二十，1931年11月27日条。 [37]《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417－421页。 [38]《邵元冲日记》，第800页。 [39]《北京大学全体同学南下示威告全国民众书》，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九册，1981年印刷，第568－570页。 [40]《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代表团报告》，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九册， 693－756页。 [41] 蒋中正总统档案：困勉记卷二十，1931年12月4日条。 [42]《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代表团报告》，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九册， 693－756页。 [43]《首都学潮波澜壮阔，上海亦将卷入旋涡》，天津《大公报》1931年12月7日，第1张第4版。 [44]《上海学潮甚严重》，天津《大公报》1931年12月10日，第1张第3版。 [45]《沪学潮暂告段落》，天津《大公报》1931年12月11日，第1张第4版。 [46]《邵元冲日记》，第804页。 [47] 韩信夫等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第288页；《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第220页。 [48]《北平学生抗日救国示威团为遭国民党军警镇压告全国劳苦大众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第323页。 [49]《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459页。 [50]《北平学生抗日救国示威团为遭国民党军警镇压告全国劳苦大众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第324页。 [51]《邵元冲日记》，第807页。 [52]《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第289页。 [53] 蒋中正总统档案：困勉记卷二十，1931年12月15日条。 [54]《谷正伦关于派军警强制押送北平上海等地请愿学生回籍情况的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第327－329页。另参见《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第290－291页；《邵元冲日记》，第808页。 [55]《张群关于防止上海学生抗日救国活动与行政院往来密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第252－253页。 [56]《上海抗日救国运动调查总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第257－258页。 [57]《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吕奎文等关于上海学生抗日救国请愿团在宁活动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第302－303页。 [58]《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杨立坦关于到南京学生请愿团名称、人数、负责人及主要活动情况的报告》。 [59]《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443－444页。 [60] 李云汉主编、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 [61]《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第293页。 [62] 即使是国民党中下级人员，对政府反应也有不满，主张对日抵抗，而同情学生甚至是十分激烈的行为，如黄埔军校六期生，后成为军统高级人员的唐纵在九一八后即表示：“日本对中国的事，急死了许多人，我是主张打，人家问我，我都是这样答复，除了这样，别的还有什么”（9月27日）！“今天写文章，写到晚上，定名为‘对日不战宁蹈东海而死 ’。中央大学学生痛外交无策，今天把王正廷的头也打破了。我听得这话，我说，可惜我没有在旁边，不然我也要掷他一石子”（9月28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7页。 [63]（美）唐纳德.A.周丹《九一八事变后抗日运动中的中国学生》，载《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页。 [64] 共青团北京市委青运史研究室：《北京青年运动史》，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164页。 [65]《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第176－177页，32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