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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战争发生时，清朝统治者围绕主战与主和，展开了激烈的帝后党争。朝廷的许多官僚从各自利益出发，分别集中于慈禧与光绪的周围相互攻讦，争斗不已。后党以顽固派为骨干，内有李莲英，外有奕□、孙毓汶等。洋务派头子李鸿章也倾向后党，他权力很大，一人独当军事外交之冲。帝党的中坚是翁同和，他既是光绪的师傅，又是户部尚书，光绪“每事必问同和，眷倚尤重。”（《清史稿·翁同和传》）此外，文廷式、志锐、张謇等号称清流的人物，也属帝党。他们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对形势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因而对外反对列强蚕食，对内主张革新政治。但他们大多没有实权，只是对慈禧的内外政策深为不满，支持光绪掌握政权。 面对日本猖狂的战争挑衅，帝后党态度迥然不相同。帝党主张“有争无让，事在不疑。”光绪接连发布上谕，要北洋“厚集兵力”，“不可意存轻视”（《清德宗实录》第三四一卷）。他们认为“我若急治军旅，力敌势均，犹冀彼有所惮，不敢猝发；是示以必战之势，转可为弭衅之端。不然，则我退而彼进，虽欲求无衅不可得也。”（《中日战争》二、第623页）而后党所担心的是战争会削弱他们的最高统治地位和军事实力，慈禧更害怕战争会冲击她的万寿庆典。因而她极力反对抗战，支持李鸿章屈辱求和。而李鸿章则被侵略者的炮火吓得如同惊弓之鸟。他忧虑的只是战争会削弱淮军和北洋海军，造成自己地位下降。因此，力主避战求和，要前线清军“静守勿动”，等着挨打。 后党的这种态度，决定了战争的结局。从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日军在丰岛海面无理偷袭中国运兵船只，接着又袭击驻守牙山的清军起，到一八九五年三、四月间，中日双方先后在平壤、黄海、辽东、威海等地发生激战，每次战役几乎都以清军失败而告结束。尽管这些战役中，曾涌现了象左宝贵、邓世昌那样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的将领和许多对侵略者奋起作战的士兵。他们所进行的气壮山河的斗争，无疑是可歌可泣的，然而，英雄们的生命和热血却未能挽回战争之败局。究其失败原因，最根本的当然是腐朽透顶的封建专制制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列强之干涉，官吏之怯懦，军纪之腐败等等。而清政府上层的帝后党争及其结局，未尝不是导致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解放以来，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论文不少，但对这一时期的帝后党争的研究却是一个薄弱环节。许多著作对于党争的性质及其影响，或避而不谈，或语焉未详。对于帝党在战争中的表现缺乏具体的分析，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有的稍稍为帝党说一两句好话，便赶紧声明，帝党也是统治阶级，是为了争权云云，以示划清界限。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这个问题简直成了禁区。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绝对化、公式化的理解，代替了对纷纭复杂、千差万别的历史现象作具体的分析，以简单地套用公式代替了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于是得出了帝党后党是一丘之貉的结论。更有甚者，认为光绪比慈禧更坏，要求对慈禧重新评价。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对长期以来人们对帝党的种种非难作一些具体分析，以便从中引出合乎历史事实的结论： 其一：“战争是帝党轰起来的。”这种说法历来就有。慈禧就认为光绪主战酿成了甲午之祸。奕□临死之前还指责翁同和主战，认为“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戊戌变法》三，第381页）；而“李鸿章之主和，原为国家之利益”（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第372页）他们荒谬地要主战派承担战争的责任。而李鸿章主和“原属不得已之苦衷，力沮战端，终不见纳，致遭不幸”（《中日战争》五，第506页）。这其实是为后党投降行为涂粉抹脂的理论。 事实是，侵略朝鲜和中国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既定国策。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就在列强纵容支持之下，把侵略势力逐步深入朝鲜，下一步就要入侵中国。一八八七年日本制订了《征讨清国策》，跃跃欲试要对中国进行一场冒险战争。一八九○年日本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工人大批失业，农民生活贫困，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异常。日本政府为了摆脱困境，便决计发动侵华战争。加之帝国主义列强暗中支持，使日本更加野心勃勃。一八九四年日本驻美公使建野乡三在同美国副国务卿的谈话中，直言不讳地承认：“为了使日本国民的注意力从对国内现状的不满中转移出来，我们宁愿欢迎反华战争。”（田保侨洁：《中日战争外交史》第264页）日本政府甚至训令驻朝公使大乌圭介：“促成中日之冲突，为今日之急务。为断行此事，可取任何手段”（陆奥宗光：《蹇蹇录》第57页）。可见，日本发动这场战争蓄谋已久，是其反动政策的必然结果，决非帝党所能轰起的。 面对如此险恶的局势，后党不做任何战斗准备，而寄希望于欧美列强的调停。李鸿章的头一招就是“以俄制倭”。俄国调停的幻想破灭之后，又转而乞求英国斡旋，而对前线防务漫无布置。李鸿章甚至指示前敌将领“可守则守，不可守则退”（《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7第16页）。帝党坚决反对这种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指导方针。光绪再三责成李鸿章认真备战，反对临敌退缩，指出：“彼顿兵不动，我先行撤退，既嫌示弱，且将来进战，徒劳往返。”（《清德宗实录》第342卷第11页） 大量历史事实说明，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在侵略者兵临国门，国家和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考验的严重时刻，主张急治军旅，力挫敌锋，完全是无可非议的爱国行动。相反，慈禧、李鸿章之流畏敌如虎，妥协退让，把制止战争的希望寄托于帝国主义的善心，这只能助长侵略者的野心，加深中华民族的苦难。 其二：“帝党主战是为争权夺利。”翻开各种版本近代史，大都人云亦云，重复这样一种简单看法：“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利。” 其实，历史上任何阶级和政治派别，都要为本阶级本集团谋取利益，剥削阶级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和人民利益对立的，但在特定的环境下，剥削阶级中某个集团的利益，也可能与人民利益相一致。例如在对抗外来侵略的时候，从地主和资产阶级中通常会分化出抵抗侵略的爱国派。爱国派进行的斗争虽然也基于自身的利益，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于人民的意愿。甲午战争时的帝党就属于这种情形。当时帝党反对后党已不仅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狗咬狗，而是具有鲜明的爱国和卖国之争的性质。我们且看看帝党是如何反对后党的。首先，他们把矛头对准慈禧，要求她停办点景，移作军费。认为“羽书旁午时，为此娱目聘怀，似与哀惧之意相背，将何以申警将士，振发庸愚？”（《中日战争》三，第56页）最后发展到安维峻公开指责慈禧“既归政我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乎？”（阿英：《近代外祸史》上册，第148页）他们冒着杀身之祸，敢于指责当时最大的专制独裁者，没有足够的勇气和爱国热忱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其次，他们攻击慈禧的亲信、操纵军机大权的孙毓汶、徐用仪“玩法营私”、“□张舞弊”，并揭露淮军头子李鸿章“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惧敌怯战，丧师辱国的种种罪行，直至处分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黄马褂。 他们的这些言论和举动是无可厚非的。慈禧、李鸿章一伙置民族安危于不顾，认敌为友，屈膝求和，对内又死抱住统治权不放，致使“军无斗志，民有怨言”。那么，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为什么不可以奋起争权呢？难道有只许后党操权卖国而不许帝党争权抗战的道理吗？显然我们不应该指责帝党争权夺利。因为如果帝党掌权，对抗日多少会有利一些。可惜的是帝党力量软弱，争之不力，没有能把权利掌握在自己手中。 其三：有人指责“帝党在战争中只会说空话，唱高调。”确实，帝党手中无兵权，对战争没有太大的作用，而且说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话。翁同和开始对日本力量估计不足，以为清兵一到，便可将侵略者“一鼓荡平”；随后又有人主张雇用外国船只袭击日本大后方；有的主战派还主张“连英伐倭，欲以二三千万饵之”（《中日战争》四，第499页 ）。这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空话和幻想，是由于帝党见闻不广、脱离实际以及对帝国主义列强面目认识不清而造成的。然而，事物往往是在对比中才能加深认识。倘若我们把帝党的言行和后党加以对照，便不难看出，帝党的言论有不少可取之处。 譬如，当威海卫陷落，议和开始时，光绪为战争担忧，“声泪并发”，他反对割台，主张“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均见《翁同和日记》，《中日战争》四）而后党却“得意洋洋，若有喜色”，“必欲以割地为了局”。他们为了把祖国的大好河山送给侵略者，还炮制了一种所谓“宗社为重，边徼为轻”的投降哲学，美其名曰“以散地易要地”（《中日战争》）三，第577页）。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理论。 又譬如，当李鸿章签署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后，帝党慷慨陈词，交章谏劾，认为是“剜肉以补疮，饮鸩以止渴”（《中日战争》三，第595页），要求拒和毁约，迁都再战。光绪在慈禧面前，一再“敷陈西迁之议”。这是当时顺应人心，继续抵抗，挽救败局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却遭到慈禧的拒绝。后党认为战万无把握，而和则确有把握。孙毓汶迫不急待地手捧条约，逼迫光绪批准。易顺鼎在《盾墨拾余》里有一段生动的描述：“众枢在直立候，上（指光绪）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奋笔书之。”光绪为慈禧所迫，不得行其志，不能施展其爱国抱负的情景不是跃然纸上了吗？诚然，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在甲午战争中的活动，未能扭转战争之败局，但他们爱国心切，不畏强悍，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对于揭露投降派的面目，唤起人们觉醒却不无积极意义。 其四：还有人指责“帝党指挥战争同样一败涂地。”帝党手中没有军队。刘坤一等湘系军阀因同淮系军阀矛盾重重，争权夺势而倾向帝党。当李鸿章的淮军连连败北，旅大陷落，京师震动，光绪任命湘系首领刘坤一为钦差大臣，湖南巡抚吴大□为帮办，指挥山海关外军事。刘坤一却胆小如鼠，停留京津，迟迟不敢出关，对军事掉以轻心；吴大□则是一个腐朽的封建文人，对军事一窍不通一触即溃。但是，湘系军队的失败与帝党的爱国是两回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清朝军队十分腐败，人皆乌合，来去无恒，各级将官只知营私舞弊，贪污中饱。文廷式在《闻尘偶记》中记述了清军窳败情形：“甲午之秋，神机营出兵，有遇于芦沟桥者，见其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则十一二龄之童子也，余多衣□不周体，蹲踞道旁，不愿前进。”象这样军纪荡然、士气沮丧的军队，无论是谁来指挥都打不赢这场战争。我们对帝党在战争中的表现给予一定的肯定，并非说由他们来指挥就能战胜日本，而是指帝党在国家民族遭到日本侵略者野蛮入侵的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反击侵略，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并能在战争中总结经验教训，摸索救国救民的途径。翁同和就是一例。战前思想守旧，顽固地拒绝接受新鲜事物，对于“火轮驰骛于昆明，铁轨纵横于西苑，电灯照耀于禁林”，他感到愧恨交加，“忧心忡忡”（《洋务运动》八，第245页），可见其何等迂腐。然而在战争中，他目睹前方战事每况愈下，“焦灼愤懑，如入汤火”（《中日战争》四，第532页），并进而思索战败原因。严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不变法便不能救中国，不学西方便不能进步。经历了这场战争，翁同和前后判若两人。由一个反对向西方学习的顽固派，一跃而为维新派的支持者。而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便开始筹办洋务的李鸿章，在战争中幸民族之灾，乐社稷之祸，思想愈加堕落，直至战后扮演了反对维新变法的极不光彩的角色，这是何等显明的对照。 列宁说：“祖国是个历史的概念。”（《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8页）爱国主义是有其具体内容的。近代中国真可谓多灾多难，许多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欺负过我们，所以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而民族矛盾又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十分错综复杂。甲午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击日本侵略的斗争，是十九世纪末叶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总体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这个时期的帝后党争，尽管仍具有统治阶级内部宫廷斗争的色彩，而其性质则是要不要反对侵略，要不要维护国家和民族主权的斗争，说到底是一场爱国与卖国之争。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1980年7月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