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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史华慈问题》发表后，先后有高王凌先生和任锋先生撰文指正，读后受益良多，但总觉意犹未尽，再聊抒几点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最高权力”的构成 史华慈自承对东方专制传统有过持久关注，探讨“史华慈问题”，皇权专制必然是一个绕不开的核心话题。 纵观人类的发展历程，有一个悖论就一直存在着：人类的每一次进步，反而成了人类自己进一步发展的禁锢和障碍。事物的联系本是纷纭复杂，但人类窥知一隅，却认作全局。以偏概全，故步自封，已有的成就反而阻挡了后来的发展。“知识的狂妄”，其根源也正在此。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每一个进步都为后一个进步提供了借鉴。但突破成规的时候总是有限的，更多的是成规在起作用的时候。所谓创造性思维，很多时候无非就是排除自己脑海中已存的顽固性成见而已。这也许就是有人反对向幼儿过早进行知识输灌的原因，一旦幼童脑海中有了太多的定向思维，他们反而折断了想象的翅膀，丧失了童真的自由和更好地开发大脑潜能的机会。 在人类社会的制度演进史上，我们也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当人类突破了原始洪荒的蒙昧阶段后，那种原始的自由状态就结束了，人类个体为了整体的生存就不得不让渡一部分个体的权力，于是就有了权力的集中与英雄崇拜；但一旦这种权力的让渡成为常态，在个人私欲的驱使下，掌权者就有了不断扩大权力的冲动，于是这种权力的不平等状态便会成为社会成员谋求个体权力的羁绊。 如何祛除权力之魅，也就成为人类走出“中世纪”的必由之路。如果说西方的近代主要表现为祛除神权之魅，那么中国的近代就是必须祛除皇权或集权之魅。 皇权占据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高点，“史华慈问题”的指向也正是针对这一结点上的权力结构的复杂性。它不仅仅是权力或暴力的构成，在权力的结构之下，还有许多隐性的结构并存着，它又随着中国的历史变更而不断变化，融入我们文化的各个层面。 《易传》上有一句话：“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这一段话精辟地概括出古代威权社会的结构特征。威权社会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绕不开的一个门槛，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只不过，在中国古代，这个威权社会又碰巧遇到了另一个人类文明的成果——“大一统”。两相结合，互相利用，逐步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威权社会体制，这就是中国大一统的皇权体制。这一帝制形态存在了两千多年，许多特征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成就了我们今日行为的“集体无意识”，也成了困扰我们的说不尽的话题。[NextPage] 渐趋僵化的“大一统”和倾斜的中央之国 “大一统”的观念，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它既成就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种种辉煌，使得“秦皇汉武”的荣耀至今仍不时被人提起，同时也与皇权紧密结合进而禁锢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活力，成了中国自身发展的一道枷锁。 本来，“大一统”的产生有它的正当性。“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隐公元年》）徐彦疏为：“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初民无序的社会总会逐渐走向有序，由国家的力量制定一个诸如历法、文字、度量衡等统一标准对于人们的交往无疑是有好处的。更何况，古代的华夏社会始终总面临所谓“夷狄”的侵扰威胁，大一统的提出，也顺应了抵御外侮的需要。 贾谊在《论治安疏》中曾说：“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辏并进而归命天子。”这种势能，当然能产生“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的效果，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一旦打跑了外敌，对内呢，更是权威的无远弗届。大一统的观念一旦与专制皇权结合，就必然要求对国土之内的人民实行思想与精神的一统，于是“异端”、“左道”便成了它堂而皇之的打击利器。试想，处处千篇一律的思想同质化，结果一定是社会的僵化和自闭，于是，发展到后来，它就变成一道禁锢整个民族的“紧箍咒”。大一统格局下的专制后果，也早已为古人所道出：“为上易骄，为下易谀；君日益尊，臣日益卑。是以人君之贱视其臣民，如犬马虫蚁之不类于我，贤人退，治道远矣。”（唐甄：《潜书》） 中国古代从秦汉时期渐渐成形的皇权体制，随着历史的进展，其权力构成的重心不断上移，以致明清时期已成为一种畸形的倾斜态势，直至帝制后期出现“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 这种权力的倾斜，至少体现于三个方面： 其一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地方权力逐渐削弱。汉唐两代，还有一定的地方自主权，宋代呢，朱熹曾有过评论：“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散。”（《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八）这种“强干弱枝”的政策，越到后来越是加强。 其二是在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上，表现为个人的权益越来越无保障。这一点仅仅从对待隐士的态度上即可看出，在先秦时代，夷、齐之行是被褒扬传颂的“道德楷模”之一，张良为巩固刘盈的太子之位还特意向吕后建议去请“商山四皓”出场，归隐山林成了中国古代士人最后的精神寄托。而到了帝国后期，朱元璋就明令宣称：“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大诰二编·苏州人才》） 其三是体现于传统文化的整体气象上，越来越“阴”，越来越“狠”，权谋文化也好，潜规则也好，整个社会都是那种“劣币逐良币”的结果出现。如何谋权，也就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持续关注点，因此，在这一权力构成的迷局中，权谋的盛行，盲目地崇拜权势，成王败寇的思想，都是这种权力格局造就的必然后果。但这种权力结构的过分倾斜，也造成处在权力顶点的统治者力不从心，那种如影随形的不安全感，从他们自称“孤家寡人”来看还真是“实录”。在这一权力布局中，没有赢家，只有输家。它是一种畸形的社会，一种只着眼于生存而忽略了质量的体制构成。在这一体制下，缺少了地方的活力，也缺少了社会的缓冲地带，没有平衡力量，很容易造成覆巢之下无完卵的悲剧，其结果是连皇帝自己也说“愿生生世世无生帝王家”。 与秦汉之制的“大一统”体制相对应的，我们古代历史上还有一个周代的“封建诸侯”体制。它的优点，也不能一概抹杀。除了它那绵延八百载的超长寿命可做证明外，它的文治、德治理念也曾让儒家先师孔子一直念念不忘，甚至他还坚信后世的人仍将遵守此道而行。从政治体制的格局上看，这种有分有合的安排还真是充满了智慧，虽不能媲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度，但对于中国的文化发展，也是影响深远。如此复杂地处理好统一与自治的关系的政治智慧，可以说暗合了西方联邦体制的某些特点。但遗憾的是它未能找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平衡点，以致诸侯割据，王权虚无，出现后来战国时代的无序。而且在治国理念上，它的依靠血缘关系的世袭制，也隐含着后世统治者滑入腐朽堕落之途的必然性。如何避免它的“私天下”之弊，实现儒家“天下为公”的理想，在“家天下”的大语境中，自然便没有太多后文。[NextPage] 兼采中西，弥纶古今 在关于西化还是中化的争论中，好像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假设，一谈到民主自由之类的概念就一定是西方的，一谈到专制独裁一类的概念就一定是东方的，一旦赞同了前者就成了西化，一旦肯定传统就一定是赞成传统体制。这其实已经有一种过敏的反应隐藏其中，以反常为正常了。对待中西之争我们还缺少一种正常的心态，正像身处病中的人有点讳疾忌医一样。中国的传统里面也有不少有益的人文资源，在对权力的架构设想中也有过很多的尝试与运作；西方的文化必然也有可供我们借鉴的东西，如果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健康地发展，有选择的汲取就必不可少。 徐复观曾说：“中国文化，应由与西方文化的接触而开一新局面；中国的历史，应由与西方的接触而得一新生命。代表西方文化的民主与科学，一方面可以把中国文化精神从主观状态中迎接出来，使道德客观化为法治，使动机具体化而为能力；并以可视的可量的知识，补不可视不可量的道德文化所缺少的一面。另一方面则由科学民主而提供了我们以新的生活条件与方法，使我们可以解决二千年久悬不决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 我们之所以关注“史华慈问题”，并非是褒贬中西，而是秉持这样的观点：要真正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必须要认清我们自己的短处，看清我们自己文化的缺陷，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知彼知己，吸收外来文化，正如传统儒家借鉴佛学而发展为新儒家一样。一味排斥外来文化只能是故步自封，只有为我所用，补己不足，才能使传统文化真正延续下来并且不断发展壮大。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时至今日，我们仍不能说有全面的了解。更何况，面对社会上种种精神领域的乱象，今日的西方文化也显出了迷惘和困惑，史华慈认为西方现代性的核心是一种“浮士德冲力”（FaustianSpirit），一种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知识的无限欲望，一种全方位开发人的潜在能量，用以无止境地控制、主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外在世界，从而几乎完全忽视了人类内心世界的调控，特别是精神、道德品质的提升，因此出现的主体（心灵）和物质的二元对立，一直得不到解决。而处在东西思潮裹挟中的中国社会，在思想领域的乱象，更有甚于西方：一方面是现代社会的转型仍未完成，一方面是后现代的种种问题又接踵而至。我们离不开自己的传统，但又不了解自己的传统，在西方思潮的震撼激荡下，近代国人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应有尊重与耐心调理，弃之如敝屣，必欲割断而后快，结果，根基没有了，来自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也找不到嫁接之物，成了人人可用的标签，全不管里面的内容真假。整个社会只能一步步地走向分裂与动荡，只能在跌跌撞撞中寻找现代化的途径，其过程之曲折，结果之苦涩，已让国人吃尽了苦楚。所幸的是，我们开始回归理性与常识，如何兼采中西，弥纶今古，结束“道术为天下裂”的局面，正成为今日思想文化领域之“一大事因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