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筹组中央临时政府的议争
（一）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对于建立革命政权这一重大问题，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同盟会成立的初期，就把它提上议事日程。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人曾就武装起义成功后应该建立怎样的组织机构，采取怎样的政策进行研讨，共同制定了《革命方略》。其中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略地规则》、《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等十一个文件，准备各地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使用。《军政府宣言》对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分别作了解释。在“建立民国”一条下，它说：“今者由国民革命，以建民国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而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个《宣言》，不仅规定革命成功后所建立的“中华民国”的性质、建立的方法，而且规定了具体的步骤，即在革命后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时期，逐步实现以上的纲领。(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页14、15。)
但是，同盟会的领导者们在制定这套《革命方略》时，他们的认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例如，他们从反满的角度出发，不但没有把汉族的官僚当作革命的对象，反而认为这些人论地位虽为仇讐，但“论情谊则为兄弟”，“同受满洲政府之压制”，只要他们能起来反对清廷，就可以化仇敌为兄弟(《招降满洲将士布告》，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页33。)。再如，他们根本没考虑到武装起义成功后，怎样对待象立宪派这样一支政治力量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有了这套《革命方略》，只要按照它去做，理想共和国就可以顺利实现。他们对武装起义成功后将会出现的错综复杂形势缺乏应有的估计，这可以从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由美国到伦敦走访吴敬恒未遇所留下的字条中看得十分清楚。他说：“近日中国之事，真是央央大国民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看，凡我同胞，自当喜而不寐也。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致吴稚晖函》（1911年11月1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页546。)1907年以后，同盟会日趋涣散，它的主要领导人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争取武装起义的胜利方面去，再没有对起义胜利后怎样建立起革命的政权并把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问题进一步做认真的研究。武昌起义后，伴随着革命风暴的迅速遍及全国，袁世凯集团和立宪派人，以及其他政治力量乘机崛起，觊觎政权，在形势极为复杂的情况下，革命党人却缺乏统一的方针和政策，内部意见分歧，孙中山又远在海外迟迟不归，这样，革命派在组织全国政权，肩负起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以夺取胜利的这一重大问题上，就不能不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
武昌起义后，象黎元洪这样一个人被革命党人推出来做首义省份的都督，这就使革命党人在组织与掌握革命政权这件事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地位。黎元洪被推举出来做都督这件事不论具体经过如何，却有力地说明了革命党人对政权问题在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的弱点。诚然，在革命党的上层领导人中也有人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如宋教仁为防止黎元洪挟武昌首义的声望对起义各省发号施令进而控制中央政权，“曾有策率南京新军夺江南诸省以制天下”的打算，并在黄兴于10月24日到上海后，准备由黄兴进取南京以实现这个计划。但后来由于武汉战事吃紧，乃决定改由柏文蔚、范鸿仙负责光复南京事宜，宋与黄同去武汉指挥全局。宋、黄抵武汉后，宋曾主张先组织中央临时政府，以取得交战的合法地位，但黄则认为可立一战功，然后为之(〔日〕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中译本，页48。)。10月28日，黄兴抵武汉的当天晚上即赴汉口前线。29日，黄设总司令部于汉口满春茶园，30日下令进攻，31日全日激战。11月2日清军火烧汉口，黄兴被迫退往武昌。这时，宋教仁、田桐与文学社的蒋翊武、杨王鹏等曾酝酿推举黄兴为湖南、湖北大都督，或称南方民军总司令，将两湖军政府置于黄兴的节制之下。企图通过这种形式，把黎元洪置于同盟会的领导之下。但由于这时在武汉的革命党人并无统一的领导，事前又酝酿不够，以致当11月3日在商讨防守汉阳策略的会议上，蒋翊武、杨王鹏提出这一建议时，遭到了刘公、孙武、蔡济民等人的反对。面对这种情况，宋教仁无力解决党人中意见的分歧，只好放弃原来的设想，出来加以转圜(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册，页211、212。)。结果弄成了由黎元洪登台拜将授黄兴以民军战时总司令，使革命党的领袖屈居于黎元洪之下。这就为黎元洪后来盘据首义省份都督的席位，分化革命党人，日益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镇压革命党人，提供了条件。
上述宋教仁等人的活动，表明了武昌起义后，革命党的上层领导者虽也有人考虑到组建并掌握全国统一的革命政权问题，但总的说来，当时多数的领导人是把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到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上去，没有把组织与掌握政权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并采取有力的措施。这就使他们在组织中央政府这个问题上，继续陷于被动的地位。
1911年11月7日，黎元洪用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名义，以“义军四起，大局略定，惟未建设政府，各国不能承认交战团体”的理由，向各地军政府发出征求意见电。接着两天以后，便通电要求各地选派代表到武昌来筹组临时政府。
在黎元洪发起筹组临时政府的同时，江浙一带的立宪派人也把筹组临时政府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武昌起义后，形势巨变，江浙一带的立宪派人立即开始从事紧张的应变活动。10月14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当天，赵凤昌在上海家中的惜阴堂召集立宪派的骨干分子雷奋、杨廷栋、沈恩孚和黄炎培等人密议拥袁世凯组阁的办法。上海光复一周后，赵凤昌等又提出“总机关如何组织”的问题，并拟订了“宣布临时国会成立计划”和《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稿》。在这份通告书稿上所列的十八个发起人，除个别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外，绝大多数是各省在上海有影响的立宪派人(见《赵凤昌藏札》第107册函电稿，《辛亥革命在上海史资选辑》，页1052)。接着，他们便于11月11日将这份《通告书稿》用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的名义，在苏州以向沪军都督陈其美通电的形式发出，提议在“上海设立临时议会机关”。电文说：“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共和政治为全国舆论所公认。”“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于上海设立临时议会机关”，“务请各省举派代表，迅即莅沪集议。”(《民立报》1911年11月14日，第2版，专电。)
集议的方法是：一、通告各省旧时谘议局举代表一人常驻上海；二、通告各省现时都督府派代表一人常驻上海；三、有二省以上代表到沪，即先行开议，续到者随到随议。
程、汤二人致陈其美通电发的第二天，即11月12日，江苏代表雷奋、沈恩孚，浙江代表姚桐豫、高尔登，又以同样的旨趣通电各省，要求各省公认伍廷芳、温宗尧二人为临时外交代表，并请各省派代表来沪组织临时议会机关。但是，武昌是首义之区，当时革命党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又正在那里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而奋战，成为中外集视的地方，相形之下，上海显然缺乏象武昌那样有成立临时政府的条件。因此，张謇等又于13日议定，“请求各省都督府公认武昌为中华民国新政府”(《赵凤昌藏札》第107册函电稿，《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页1050。)。后来，张謇把这一方案称之为“政府设鄂，议会设沪”(《张謇等庄蕴宽密函》，《赵凤昌藏札》第107册函电稿，《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页1070。)。
程、汤二人致陈其美的通电11月11日从苏州发出，但正式在《民立报》发表是11月14日。在这一天，陈其美致各省都督邀请各省派代表来沪商组临时政府的电报也在《民立报》上发表。陈其美的这封电报，没有提到要各谘议局派遣代表，与程、汤的电报有所不同。但陈很快就接受了程、汤的主张，派代表出席他们发起的临时议会机关。
11月15日（农历九月二十五日），江苏都督府代表雷奋、沪军都督府代表袁希洛，俞寰澄、朱葆康，福建代表林长民、潘祖彝等，便根据“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开议”的集议方法，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式打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旗号，并发出广告，要求各省代表到沪后，即到会参加会议。
在江苏，上海、福建三地代表以“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名义，开议的第二天，即11月16日，程德全以《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为题，在《神州日报》上发表了为请孙中山归国组织临时政府致各省都督的通电。通电说：“大局粗定，军政民政亟须统一，拟联东南各军政府公电恳请孙中山先生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以一事权。中山先生为首创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组织临时政府舍伊莫属，我公力顾大局，想亦无不赞成。”(《神州日报》1911年11月16日（辛亥年九月念六日）。)
《神州日报》在刊登了程德全上述那封通电的第二天，即11月17日，就刊登了武昌临时政府的成员名单。这份名单是：
总统 孙文
内阁总理 黎元洪
陆军部长 黄兴 次官 徐绍桢
军谘长 孙武 次官 潘口
外交部长 伍廷芳 次官 胡瑛
财政部长 张静江 次官 沈懋昭
邮传部长 温宗尧 次官 马君武
民政部长 汤化龙 次官 高松如
农部长 张謇 次官 谭人凤
法部长 宋教仁 次官 詹大悲
殖民部长 冯自由 次官（未详）
海军部长 萨镇冰 次官 林口口
学部长 于□□ 次官 汪□□
枢密院长 章太炎 王口口 胡口
柯逢时(《神州日报》辛亥年九月廿七日（1911年11月17日）。)
这份临时政府成员的名单中，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当时湖北、上海两地军政府中的革命党人是占了相当比重的。同时，它也考虑到新附和革命的旧军官、旧官员和立宪派人。这份名单是怎样提出的不得而知，但显然是以确认同盟会是这次革命的领导者，同时并考虑到武昌与上海两地参加光复活动的有关人物而确定的。
从上述江、浙立宪派人在武昌起义后的活动来看，他们在筹组中央临时政府的问题上，是先于革命党人，并考虑得较为周密的。很明显，他们是想运用原谘议局联会的体制，把各省立宪派人重新集结起来，将具有临时国会性质的“临时会议机关”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借以操纵新政府筹建事宜的。与此同时，他们还力图把包括上海在内的整个江苏省行政权力抓在自己的手中。他们下面的活动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11月13日，唐文治、赵凤昌、雷奋等十三人上书沪军都督，声称“今苏垣恢复后，各军队及各属士兵公推程（德全）都督主持一切，诚足以付全省之望”，“上海亦苏省之一部分，若行政亦经分立，殊与全省统一有碍。”(《大事记》《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页1248。)这里，他们显然是想把陈其美为都督的上海军政府置于程德全的统领下。接着，张謇于11月17日在苏州致函赵凤昌，策划在苏、浙联军攻克南京时，由程德全接管南京。他说：“南京之下不远矣。宜豫备公推程都督移驻南京，趁此并宁、苏为一，所有现在办事人一同前去，选添宁属人协同办事。下走亦必前往，以议会襄助。此意顷已再三与沈、杨、雷、黄、史诸君言之，仍祈公为力言，赞成鄙意。千叩万叩。”(《张謇致赵凤昌密函》，《大事记》《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页1063。)如果说，原立宪派人有意识地力图操纵中央政权的筹组工作并控制江苏省行政权力，而革命党人对此则未加注意，他们接受张謇所提出的要程德全移驻南京，任江苏都督的意见。在苏浙联军12月2日攻克南京的当天晚上，章太炎、宋教仁和黄兴就联名致电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镇江都督林述庆，推举程德全，“移驻江宁，为江苏都督。”(《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页1255。)
立宪派人虽然力图操纵筹组中央政府，并把江苏省行政权力掌在自己手中，可是，迫于当时的形势，他们不得不承认武昌为临时中央政府的所在，同时也不得不承认革命党在这场革命中的领导权。张謇要求各省都督府公认武昌为中华民国新政府，程德全通电恳请孙中山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以一事权，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二）
如何对待原来与自己在政治上处于对立地位的立宪派人，是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所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由于同盟会对这一问题，事前似乎根本没做过认真研究，当然也就谈不上制订出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方针与政策。这样，就决定了当江、浙一带立宪派人出来从事筹组临时中央政府的活动时，一些同盟会的领导人，只好根据各自的认识作出不同的反映。有支持的。如沪军都督陈其美在接到程德全、汤寿潜的建议后，很快就派出了俞澄寰、袁希洛、朱葆康为代表出席各省都督府代表会。有的含蓄地表示对立宪派的活动不能承认，如马君武(详见《民立报》1911年11月15日，社论。)。
马君武之外，当时在上海的武昌军政府的临时代表何海鸣等人虽未对立宪派人的筹组临时政府活动公开提出议异，但他们却有把筹组临时政府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用以抵制立宪派人行动的打算。这具体表现是11月19日，何海鸣、胡瑛、胡仰、胡伟、邹廓等五人(何海鸣等五人，是10月29日由于汉口战争吃紧，离武汉东下求援的。)，以武昌军政府临时代表的名义，在《民立报》上刊出了成立“中华共和民国联合会”的通告。通告说：“武汉义旗首举，四方响应”，但“临时政府未立，对内之统一无联合，对外之交涉无机关”，“本会同人深望及此，乃共同组织斯会，以促进中国临时共和政府成立，暂设临时外交总机关为宗旨，乞各省及团体派代表二人赴会，共商办法。”(《民立报》1911年11月19日，页1。)并规定于11月21日（十月初一日）午后二时在西门外江苏教育总会开会，风雨无阻。
在这个“通告”后面，陈列有发起人何海鸣等五人外，还列有赞成员二十一人。其中除少数为同盟会员外，多数为与同盟会联系较多的上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没有江浙立宪派的头面人物。这说明何海鸣等在发起成立这个“中华共和民国联合会”时，确有把筹组中央临时政府的主动权掌握革命党人手中的意图。
在何海鸣等发起成立“中华共和民国联合会”的第二天，张謇、程德全、赵凤昌、应德闳等人也在苏州策划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11月20日，他们在《时报》上用发起人程德全、章炳麟的名义，发表了“中华民国联合会启事与简章》。《简章》共十一条，第一条为“本会联合中华民国各省志士，为消除畛域、一意进行起见，故命名为联合会。”第二条为“一则扶助临时政府之成立，一则调查各独立团体之性质，而监督其行为，务使共和国家前途毫无碍障。”(《时报》1911年11月21日（一）。)
显然，张謇、赵凤昌策划成立这个“中华民国联合会”，其目的是以它作为在上海成立具有临时议会性质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的后盾的。所列的发起人主要是江浙的立宪派人(《中华民国联合会发起人名单草稿》，《赵凤昌藏札》108册函电稿。)，至于把章炳麟和马君武列为发起人只不过利用他们在革命党人中的声望而已。
章炳麟（太炎）是11月16日才从日本回到上海的，当即赴吴淞李燮和的光复军司令部小住。后经乌目山僧专程到吴淞迎接到市区，住进著名的哈同花园爱俪园。程德全、张謇在苏州“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列章为发起人的通告见于20日的《时报》。这时章到上海刚三天，很难认为张、程列章为发起人，事前是征得章的同意的。
何海鸣和程德全分别于19、20日发起成立“联合会”，虽然一列章为赞成员、一列章为发起人，但看来章太炎开始时并未参预其事。由于章这时政治上已倾向于张謇等立宪派人，何海鸣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华共和民国联合会”，实际上并未取得章的支持。这可以从几天以后章炳麟就将何海鸣所发起成立的“中华共和民国联合会”，同张謇、程德全在苏州成立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加以合併，此后，何海鸣等再没有参加这方面的活动，得到证明。据报载：何海鸣的“中华共和国联合会”，于11月21日开首次会议，会议由沈漫云主持，何海鸣宣布章程，最后推定章太炎等六人为起草员(《时报》1911年11月22日。)。但不久又有消息报道，何海鸣在上海成立的“联合会”，“现拟与苏州所发起之联合会合併，由章太炎赴苏接洽。”(《民立报》1911年11月25日)此后，“中华民国联合会”就成为江浙立宪派人活动的基点。
对于立宪派人筹组临时政府的活动，同盟会的一些领导人，除实际上加以支持、或公开表示异议，或暗中加以抵制者外，也还有人从理论上论证应该消除原来革命派与立宪派的界限，共同努力建立共和新国的基础。如少白于11月17日在《民立报》上，以《统一的国民》为题发表社论说：
“今无论共和党（按即指革命党）及立宪党，其目的所在，无不望革命之成功，以建我中华民国，盖今日之事，已越党派之界限而为国民的事业。”“昔日之党见，仅手段之相异其目的既俱在救中国，则当此民族兴败存亡之间不能容发之际，彼共和党人（指革命党人）无论矣，即向之所谓立宪者，孰肯捐损其目的而保持其手段出于异族之一家而使汉族罹灭亡之惨哉！”“昔之政党已消尽，国民脑筋中，惟有一严肃真挚之爱国心使之起义，使之捐生，将士效命于疆场，商贾输财于都府，智者竭其财，强者用其力，以多年散涣之民族，而一日化为统一的国民，以求建我共和新国之基础。”(《民立报》1911年11月17日。)
江浙立宪派人在上海的筹组临时议会的活动，既已得到象陈其美、章太炎等这样一些有影响的革命党人的支持，又有人认为应该消除党见，共建新国，这样，马君武、何海鸣等人的异议和抵制，也就起不了多少作用。不过，张謇等在上海设立议会的打算，却遭到湖北方面的反对。当湖北方面接到上海代表会11月17日要求湖北派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的通知后，则以既认湖北为中央军政府，代表会亦应设在军政府所在地为理由，要求各省代表到武昌集会，并派居正、陶凤集赴沪进行磋商。
在派出居正、陶凤集的同时，在武昌的革命党人谭人凤、刘揆一、刘公、孙武、田桐、蒋翊武等十四人，特意向在上海的革命党人景耀月、于右任、马君武、章太炎等发出通电，要求他们迅来武昌参加筹组中央临时政府的工作。(《民立报》1611年11月30日。)
上海方面找不出适当理由拒绝武昌方面的要求，遂决定各省代表各留一人在沪联络声气，其余皆赴鄂筹组临时政府，并将这一决定通知各省。
11月29日至12月3日，福建、山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安徽、直隶、河南、广西、四川等11省代表23人先后到达武汉。这时汉阳已于11月27日陷落，武昌危机，代表会议只好改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举行。11月30日开第一次会议，举谭人凤为议长。在这以前，袁世凯所推行的和谈阴谋早已通讨各种渠道进行。代表会议举行的前一天，即11月29日，袁世凯“派代表朱君其（芾）理（煌）来鄂，并赉汪君精卫函，约南北联合，要求清帝退位，拟举袁公为临时大总统等语。都督府开会讨论，佥谓如袁公实行南北联合推倒满清政府，我等愿举袁公为大总统。”(《李国镛自述》，《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版，页507。)这说明在代表会议正式举行之前，湖北军政府内部已流行着只要袁世凯赞成推倒清朝政府，同意实行共和，就可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妥协气氛。而代表中占有相当数量的立宪派人，原来就希望袁世凯出来收拾局面，代表中的革命党人也有一些人希望借袁世凯之力推倒清廷，实现廉价的共和，这就无怪乎代表会议于12月1日开会时，做出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议。12月2日，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四章二十一条。同日南京为江浙联军攻克，次日消息传到代表会上后，会议当即决议：“临时政府设南京，各省代表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南京，有十省以上代表到南京，即开选举会，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以前，仍以鄂军都督府为中央政权，有代表各省军政府之权。”(《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页246。)12月4日代表会又决议：一、推倒满洲政府；二、主张共和政体；三、礼遇旧皇室；四、以人道主义待满人等四项议和条件，并密电伍廷芳来湖北与袁世凯代表议和。接着，会议又于12月6日议决各省代表于次日同船去南京。
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在得悉南京克复的消息后，于12月3日同程德全、汤寿潜、陈其美一起，也和在武汉的代表一样，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并于12月4日投票选举黄兴为暂定大元帅，黎元洪为暂定副元帅，黎仍驻武昌任鄂军都督，即日发表通电说：“临时政府前经议定武昌，现在南京光复，鄂军务适紧，援鄂之师、北伐之师待发，急需统一。今同人公议不如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举黄君兴为暂定大元帅，黎君元洪为暂定副元帅兼任鄂军都督，藉勿动摇而牵大局，俟赴鄂代表返沪同到南京再行发表，所有编制日内併力准备俾进行无滞。事机紧迫，不得不从权议决，务乞鉴原，并请转达到鄂各省代表，请即日来沪会议。”(《革命文献》，第一辑，总页6。)
次日，留沪各省代表复议决大元帅职权，主持临时政府。陈其美、程德全并于江苏教育总会发起成立欢迎黄兴大会。黄兴坚持不就，主张选黎元洪为大元帅，再由各都督中选一副元帅，自己愿领兵北伐，至于组织临时政府，非他所能胜任。并表示“中山先生将回国，可当此任。”各代表坚请，黄兴始允暂时充任。
按照原议，留上海的各省代表，只是一个通信机关，他们没有确定临时政府所在地与选举临时政府首脑的权利。留沪代表的这一行动，标志着汉阳陷落南京光复后江浙方面在筹组临时政府过程中的地位上升。而这一行动的策划者则为宋教仁、陈其美、程德全、汤寿潜等人。宋教仁和陈其美本不愿黎元洪所控制下的武昌成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张謇、赵凤昌、汤寿潜、程德全等原拟在上海召开各省代表会议，进而控制临时政府的筹建，只是迫于形势才不得不提出“政府设鄂，议会设沪”的方案。后来由于武汉方面的反对，连“议会设沪”的主张也不得不放弃，同意各省代表会议迁武汉举行。汉阳的陷落和南京的光复，改变了原来的形势。黄兴又恰巧在江浙联军攻克南京的前一天由武汉到上海，这就为上海方面的举动，创造了条件。
黄兴在接任大元帅，负责筹组临时政府以后，也曾一度有积极表示。他曾于12月8日“电胡汉民北上，商组临时政府事宜。”(李云汉：《黄克强先生年谱》，页212。)但实际上，黄兴并未真正着手筹组临时政府。这主要是由于遭到黎元洪和部分江、浙军人的反对。当黄兴被举为暂定大元帅的消息传出后，12月6日在武汉的各省代表认为，此举事先瞒着他们，是荒谬行为，表示不予承认，并议决，“由黎大都督电沪都督，查实如另有人在沪联合推举大元帅、副元帅等名目，请其宣告取消。”(《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页247。)这自然正合黎元洪意，黎遂于12月8日致电各省都督说：“忽据来电称沪上有十四省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元洪为副元帅之说，情节甚为支离，如确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以免淆乱耳目。”
在上海方面，选举黄兴任大元帅，本来就有争议，参加会议的章太炎，就即席表示反对。事后，江浙军人仍有人拒不承认，引起了激烈的斗争。章太炎在他的《自订年谱》中说：
“江宁既下，浙府属余为浙江代表。各省代表半已上武昌矣，其半尚留上海。克强欲自为大元帅，代表多屈从之。议于江苏教育会，苏浙二都督亦至。余言克强功虽高，已受黎督委任为汉阳总司令，不得以部将先主帅；且前已推武昌为中央，焉得背之。诸代表未有言。蛰先称浙江有事，遽引去。苏军偏将顾忠琛横刀直入曰：‘诸君议何故不决，吾军人，不能容诸君犹豫。’诸代表皆起，决推黄兴为大元帅。余曰：‘武昌先起，今处黎督何地。’乃推黎元洪为副元帅。议罢，江苏督部总务厅湖南章驾时闻之，怒曰：‘南方倡义，可录者两大功耳，发难自武昌，下江宁者程公之力。黄兴何故得先之？若然，吾将举兵攻兴。’克强大惧，让大元帅于雪楼。雪楼初反正，尚不能制顾忠琛，亦不敢受。英士闻，遽以商团四十人护克强，其徽识曰禁卫军焉。后十余日，代表先上武昌者皆返，以前所推举非代表全体意，复上江宁，议于江苏谘议局。主黄者犹未屈，诸军讻讻，浙司令朱瑞尤愤。克强微知之，急请程、汤陈三督同赴江宁。浙军责蛰先规避，语未终，英士狠狈走还上海。”(《太炎先生自订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辑，页124、125。)
章太炎这一段话，有不合事实之处，如说“克强欲自为大元帅，代表多屈从之。”但却反映出江、浙方面内部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一般多谓浙军反对黄兴，是因为黄兴在武汉打了败仗，其实这只是借口而已。实际上，这其中包含着同盟会同光复会之间在武昌起义后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尖锐矛盾。所谓“主黄者犹未屈，诸军汹汹，浙司令朱瑞尤愤”，就正是这种矛盾的表现。至于章太炎的反对黄兴支持黎元洪，这除了因为章与同盟会有旧怨和他的旧观念在作怪外，立宪派人的从中挑拨也起了很大作用。至于陈其美、宋教仁等同盟会员，不愿让黎洪控制的湖北军政府成为临时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趁光复南京的机会，推黄兴出来做大元帅，即所谓“主黄者”，他们坚持同盟会的领导权，本无可非议，但他们的做法欠妥。同时，他们（包括黄兴在内）没有把黎元洪同湖北军政府内的革命党人区别开来，在筹组临时政府的过程中，对于有重要贡献的武汉革命党人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也有助于黎元洪对革命党人的分化，以致造成后来南京临时政府与武汉方面的尖锐对立。
12月12日，各省代表先后由上海、武汉齐集南京。14日，开代表会选出汤尔和为议长，王宠惠为副议长，并议决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但15日从武汉续到南京的浙江代表陈毅向会议报告说，袁世凯的议和代表唐绍仪到武汉时表示，“袁内阁亦主张共和，但须由国民会议议决后，袁内阁据以告清廷，即可实行逊位。”(《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页250。)这时，王正廷、胡瑛也从武汉急电各省代表说，唐绍仪到武汉后，“探其意旨，极欲平和了结。瑛等讨论此行，于我辈抱持之义，大有希望。瑛等与唐即日赴沪，宁会选举，务迄稍缓。俟唐、伍会商后再举，必得美满结果。此事关系极重，乞诸公极力维持。”(《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辑》，页1075。)前此，代表会议在汉口开会时，为了争取袁世凯反正，本已议决，如袁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这时，代表会议为了虚位以待袁世凯，又承认上海选出的大元帅与副元帅，并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增加一条：“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任之。”
但是，这时黄兴因为黎元洪与部分江浙联军先后反对，坚不就职，并于12月17日通电力辞暂定大元帅，建议推黎元洪为暂定大元帅。代表会接黄兴的来电后，于当天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驻武昌，黄兴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负责组织临时政府。但黄兴仍然坚持不肯就职。而代表会议的正副议长汤尔和与王宠惠又分别因病和议和住沪，这样就弄得各省代表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为了摧脱这种局面，代表会于12月20日举景耀月为代理议长，并备公函请黄兴速来南京组织临时政府。21日，黎元洪通电接受大元帅名义，并委黄兴代行职权。22日，江浙联军代表李燮和专程去上海迎黄兴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这时，黄兴已获知孙中山已回国即将抵沪的消息，就缓赴南京等待孙中山的到来。
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受到上海各界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回国，临时大总统的人选，已是众望所归。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月1日，孙中山正式宣誓就职，接着组成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至此，酝酿议争二个月之久的临时政府，终于组成。
（三）
武昌起义后，筹组中央临时政府之所以出现上述曲折复杂的过程，是与革命党人在认识上和组织上的弱点分不开的。他们在这两方面的弱点，首先是把革命的直接对象局限于清朝皇室和满洲贵族。他们不仅没把清朝政府的汉族官僚列为革命的对象，反而认为只要这些人能站到反满共和的立场上来，就可以化仇雠为兄弟。这就是为什么武昌起义后湖北的革命党人会推出清军协统黎元洪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江苏的革命党人会承认清朝江苏巡抚程德全为江苏军政府都督的原因所在。黎元洪、程德全被拥为都督后，光复各省纷纷效尤，于是就出现不少省份原清廷地方大员和新军将领被拥为都督或副都督的情况(清廷地方大员与新军将领先后被拥为都督或副都督的（有的未接受拥戴）计有江西巡抚冯汝骙、协统吴介璋、安徵巡抚朱家宝、广西巡抚沈秉堃、广西提督陆荣廷、福建新军第十镇统制孙道仁、四川新军第十七镇统制朱庆■、山东巡抚孙宝琦等。)。这些清廷地方大员与新军将领被拥为都督或副都督，无疑对光复各省的政权建设带来不利的因素。既然清廷各省的地方文武官员只要表示拥护共和就可以举为都督、副都督，那么，清朝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如果赞成共和，拥他出来做大总统，也就是合乎逻辑的事情。这就无怪乎，各省代表会议在筹组临时政府的过程中，在汉口做出如果袁世凯反正，就公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议。
其次，由于认识和实践上的限制，同盟会事前没有能制订出对立宪派人和原清廷文武官员，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转而拥护共和的一些人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他们在武昌起义前似乎根本没有研讨过这类问题。这就决定了各地的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按各自的认识自行其是。这种情况对革命党人建立和掌握政权来说，是十分不利的。一般说来，革命党中的上层领导者在武昌起义后筹组中央临时政府的过程中，对立宪派人是没有采取排挤态度，而是力争与他们合作的。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蔡元培、于右任等革命党人，在与张謇、汤寿潜、赵凤昌、汤化龙等立宪派人交往过程中所持的态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问题倒是革命党人对立宪派人所固有的拥袁反孙的基本政治立场，缺乏应有的警惕，缺乏必要的批评与斗争。立宪派人的这种政治立场，到了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以后，表现得愈来愈加突出，最后终于成为袁世凯反对革命破坏共和的同盟军。
再次，革命党人虽然很早就制订了《革命方略》，把建立革命政权放在重要的地位。可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建立民国后要进行建设，必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却没有足够认识，缺少为革命而掌权的强烈意识。在这方面，黄兴可作为典型代表。作为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他本应把尽快建立起全国性的中央临时政府放在突出的地位，并担当起领导责任。但事实上，黄兴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不够积极的。南京光复后，留沪各省代表选举黄为大元帅，要他负责筹组临时中央政府，他坚不就职，主张另选黎元洪为大元帅，再由各省都督中选一副元帅，他自己愿领兵北伐，就是证明。黄兴是如此。孙中山亦有类似思想。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归国道经伦敦，听道国内有举黎元洪为大总统的消息，竟致电民国军政府说：“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尉。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孙中山：《致民国军政府电》（1911年11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页547。)作为革命党的领袖的孙中山，竟然认为推翻清朝以后的共和民国，可以允许象黎元洪、袁世凯这样的人物来做第一任总统，其他的革命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可想而知。孙中山既然对于争取掌握政权问题作如是观，这就无怪乎当他后来迫于形势，让位给袁世凯时，根本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最后，革命党人本身组织的涣散，内部意见纷歧，许多革命党人地域观念严重，随着革命胜利，一些人日渐膨胀起来的个人权欲，也明显地影响到他们对革命政权的建立与掌握。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和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比，虽难以改变孙中山最后让位给袁世凯的格局，但如果不是革命党人组织上的涣散和意见上的纷歧，把更多的省一级的军政府掌握在自己手中，是完全可能的。总之，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在筹组临时中央政府这一重大问题上，之所以处于被动地位，不能迅速地建立起临时中央政府，并把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除了客观的环境不利于革命党人外，还与革命党人在认识上和组织上存在的弱点有着明显的关系。
【资料来源：《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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