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三学士”就义沈阳的启示
距今367年前的后金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四月十一日（公元1636年5月15日），后金汗皇太极于沈阳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事先，遣使通报朝鲜国王，要其断绝与明朝之友好关系，并参与拥戴行列，被断然拒绝。从而导致了一场战争，随之出现了动人心魄的三学士事件。
原来，该年二月，皇太极派出由后金大臣率领并有蒙古上层首领人物参加，以数百人组成的异乎寻常的庞大使团前往朝鲜。该使团携带两份以满洲八和硕贝勒、十七固山大臣和蒙古四十九贝勒名义的致朝鲜国王之书。书中通报说，现众大臣已会同集议，共举大汗称皇帝，王应“亲来称贺”，“劝进尊号”。并应立即背弃“历数将尽”的明朝，以转事“满洲国皇帝”。“推戴之诚，谅王素有同心也”。当朝鲜君臣得悉皇太极准备称帝及使团所携二书中要求朝鲜背弃明朝而向后金称臣的内容后，举国愤慨。国王朝会群臣时，大臣们纷纷谴责这一举动。他们慷慨陈词，指出朝鲜同明朝的传统友好关系，是“列圣相承，事大一心，恪且勤矣”，不可改变。而后金此举实为“窃伪号”[2]的不义行为，“于天朝（指明朝）有新犯叛逆之罪”，必须严加拒绝。甚至提出斩来使以上奏明廷[3]。国王于是下令：拒见来使、拒受来书。后金使者忿然徒劳而返。
皇太极对使团被拒十分恼怒，遂于称帝后，便亲自出马致书朝鲜国王，严责其不通权达变，乃强加其罪名是“听书生之言，败和好之谊，以起兵端”。并威逼其就范说，“若自知悔罪，当送子弟为质”。不然，将“举大兵以临尔境”[4]。仍然被拒绝。皇太极乃于当年十二月，亲自率领八旗兵征伐朝鲜。朝鲜虽然举国奋起，各路出击抵抗，然终不敌攻势凶猛的八旗军，而节节潰败。第二年正月下旬，朝鲜被迫同清签订屈辱和约，并向清交出坚决主张忠明抗清的三位文臣：司宪府掌令洪翼汉、弘文馆校理尹集、修撰吴达济三人，世称三学士。
三学士先后落入敌手后，凛然不屈，拒绝了清人的诱降。当清兵撤回时，乃被挟至沈阳。他们面对清人的一再威胁利诱毫无所动。不论在囚所里、在清廷之上，面对劝降者、皇太极及众大臣，侃侃而言。义正词严地指斥清叛逆明朝、征伐朝鲜之非礼悖义，表示了宁死不屈的坚定态度。清廷招降失败，乃以“倡议袒明，败盟构兵”[5]之罪名，于三月初五日及四月十九日（3月30日及5月13日）先后将其杀害。三学士喋血沈阳，多少年来一直震撼着人们的心灵，留给人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三学士之就义，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和伟大的献身精神。他们面对强敌，为捍卫国家主权、民族尊严，没有丝毫软弱与奴颜婢膝，坚决与之斗争。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当国王被侵略者所逼仍不愿交出所谓“首谋败盟之臣”，即忠明抗清的爱国者，极力请求矜恕，而清人坚持不许，处于危险的僵局之时。他们主动承担责任，挺身而出，为国赴难。其于生死关头，毫无惧色。洪翼汉说：此去“虽万被诛戮，实为甘心。血一衅鼓，魂去飞天，归游故国，快哉快哉！”[6]尹集说：“当此之时，苟有利于国家，纵万死而无惜。”吴达济说：“臣为国就死，少无所恨。”[7]
三学士之就义，更使人们看到了坚持正义，为理想而献身的崇高精神。当年在朝鲜君臣的反清思想中，其核心是捍卫与明朝早已形成的特殊友好关系，即崇明、拥明的“事大”思想。这是由他们衷心认可并坚奉不移的义理，即所谓春秋大义所决定的。他们坚持尊王攘夷，严明夷夏之防。他们认为明朝是天朝大国，是独一无二的天下共主。自“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8]必须全力维护。尊周事大即是真理，是“穷天地亘古今之大义”。所以，他们“以不背中朝（谓中央王朝，指明朝）为第一义”。以“臣事中朝”为“礼之当然”[9]。这是举国共识。于是认准真理，即坚决捍卫，生死以之，无怨无悔。三学士正是为坚持真理、捍卫大义而死，表现了一个伟大民族不可侮的崇高风范。
三学士之就义，反映了历史上朝鲜民族崇尚礼义、尊重历史、不忘人德的伟大品格。朝鲜之所以坚决拒绝清廷背叛明朝转而向其称臣之要求，坚持忠明原则，既有传统理性之认识，亦是从现实政治生活出发的正确选择，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明朝虽为朝鲜宗主之国，但从未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而是一贯尊重朝鲜，实行薄来厚往之政策。朝鲜对此感受极深。其国王仁祖大王在复皇太极书中，曾一再说明这一情况，“中朝之于我国至尊也。然且待以殊礼，辞命之间未尝加以慢词峻责。我国贡献至薄，而中朝赐赉极厚，此乃辽沈人所明知”[10]。正因如此，朝鲜以“三百年血诚事大，受恩深重”[11]，而感念不忘。尤当壬辰（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倭乱时，即日本丰臣秀吉（平秀吉）统兵侵略朝鲜时，明朝应朝鲜之请发兵，倾全国之力援朝逐倭，苦战七年，终获全胜。明朝尽管付出了重大牺牲，然而事后，不仅不向朝鲜提出任何补偿之要求，且应朝鲜之请留下相当多的人员与物资，任朝鲜支配，帮助朝鲜重建。对此，朝鲜举国上下更是感戴不尽。仁祖大王在复皇太极书中明确说：朝鲜“世受皇明厚恩，名分素定。曾在壬辰之难，小邦朝夕且亡，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拯救生灵于水火之中，小邦之人，至今铭镂心骨。宁获过于大国（指清），不忍负皇明。此无他，其树恩厚而感人深也。”[12]这是尊重历史，不忘人德的崇高真情之由衷剖白。三学士不可动摇的忠明事大信念并为之献身，正是这种民族品质的完美体现。
三学士事件充分反映了历史上中朝友谊的牢不可破。明朝与朝鲜的深厚友谊可谓亲密无间，水乳交融。同仇敌忾的壬辰抗倭之役，更加深了这种关系。此役明朝为朝鲜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事后却不要任何回报，不居功，无德色；而朝鲜君臣则铭记于心无限感戴，达到真诚友谊的极致。双方为维护这种友谊关系（当然这是以“字小”与“事大”形式体现出来的），都竭尽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学士正是为捍卫中国与朝鲜之友谊而献身的。他们的主要行动是忠明抗清。因为明朝是中国统一的中央王朝，是正统中国的代表。清政权则是脱明闹独立，或者说是叛明的地方割据势力，在当时来说这是破坏中国统一而僻处一隅必须予以取缔的非法武装集团。所以抗清正是捍卫与热爱中国。中朝的历史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
当然，我们讨论的是三百多年前发生过的事情，三学士毕竟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历史人物，他们的思想与行动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与历史的局限性。而尊周事大、崇明忠明之思想，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甚至弊端与偏颇，产生了沉重的教训，是一种历史的积淀。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当年以三学士为代表的朝鲜坚持这种思想，无可指责，它反映了该民族堂堂正正的精神风貌。我们必须以历史的态度客观具体地去分析、去看待这一问题，以得出正确的历史结论和有益于今天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而不能无视客观历史的存在，超越时空，用今天的标尺去苛求古人、前人。
（资料来源：原载《辽宁社会科学通讯》1999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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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宗实录》卷二七，天聪十年二月丁丑。
[2]参见[朝鲜]《尊周汇编》卷十，《洪翼汉传》；[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十四十年二月丙申。
[3][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十四年二月丙申、丁酉。
[4]《清太宗实录》卷二八，崇德元年四月己酉。
[5]《清太宗实录》卷三四，崇德二年三月甲辰。
[6]参见[朝鲜]罗万甲：《丙子录》，《记斥和死义诸公事》；[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十五年三月甲辰；[朝鲜]黄景源：《明陪臣考》卷二。
[7][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十五年正月己巳。
[8]十四年二月丙申。
[9][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十四年五月丙戌。
[10][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十四年五月丙戌。
[11][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十四年十二月丁亥。
[12]参见 [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十五年正月辛亥；《清太宗实录》卷三三，崇德二年正月癸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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