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
清末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它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革命派虽同属一个阶级，但由于彼此经济利益的不同，和封建势力的联系有亲疏之别，因而政治态度显有差异(参阅拙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于何时？》载《湖南师院学报》1980年第一期：《略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清末立宪派》，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辑。)。从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起，到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止，两派经历了一个“对立——联合——分裂”的过程。现分述如下。
一、从对立趋向接近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主要是依赖政治上、经济上的封建性联系而得以扩大资本积累，获得比中下层较大较快的发展。他们一方面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政策很有抵触，一方面则竭力要让这个王朝得以存在，使自己所藉以增殖资本的封建权力不致消失。所以，他们在政治上支持清王朝，希望它切实推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立宪新政，反对以推翻清王朝为主旨的民主革命。为此，立宪派人掀起了全国规模的立宪运动；其中，轮番举行的国会请愿是这一运动的主要形式。但所有活动都没能使清廷改变其“假立宪之名以行集权专制之实”的宗旨。立宪派人的努力是无效的。
应当如何评价立宪派以国会请愿为主要形式的立宪运动？无庸讳言，这个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制民主革命。但却不能把它同无产阶级革命兴起后资产阶级旨在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改良主义运动一例看待。理由是：1．革命派和立宪派并非两个敌对阶级的派别，而是同一个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政治代表；2．两派的终极目标，都是要在中国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创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只是采取的手段、方略和预拟在变革后建立的政体形式有很大的不同；3．无论是按革命派的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按立宪派的愿望实行君主立宪，都无损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只是前者更有利于中下层的发展，而后者则使上层获益较多。所以，将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的争执看作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冲突是不妥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两派之间不存在是非功过的区别。
就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来说，立宪派搞立宪运动是错误的，是有罪过的。因为，倡立宪是在同盟会已经建立，革命形势正加速发展，革命派也以实际行动表明有能力指导全国规模运动的情况下连续发生的。这时，反清革命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所谓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时代潮流。而清王朝，则不管立宪派人如何“匍匐都门，积诚罄哀”地反复请愿，却始终以其冥顽颟顸的姿态舞弄着立宪的幌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搪塞行骗，压根儿就没有半点立宪诚意。辛亥武昌首义的爆发和清王朝的倾覆，证明了革命派是正确的，反对革命的立宪派犯了历史性的错误。况且，立宪运动虽不曾产生阻遏革命的后果，但也应看到，立宪派人确曾以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积诚罄哀”的态度，引诱一部分忧心时事，倾向改革的人士和他们一起对清王朝抱着不切实际的指望，从而削弱了革命派可能发动和联系的力量。所以，对立宪运动是不宜加以肯定的。
当然，搞立宪运动只是立宪派人全部活动中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他们还从事过其他一些活动。象倡导收回利权，反抗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源的斗争，就是应当称道的。特别是由他们掀起来的保路运动，更具有明显的反帝爱国性质和重大意义。在推广科学技术，兴办教育和出版等文化事业方面，立宪派人作出的成就也是不能忽视的。即使那旨在抵制革命的立宪运动，也由于立宪派人广泛发动集会请愿和舆论宣传，从而揭露了清统治者假饰立宪的面目，传播了一定程度的民主主义观念。总起来说，立宪派除了在搞立宪请愿等以抵制革命的活动中铸成大错外，其他方面，是不宜加以非议的。
由于立宪和革命只是民族资产阶级内部两个派别的争执，因此，到一定时候，当立宪的道路走不通，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时，立宪派就有转向附从革命的可能。这种可能发生于一九一○年第三次国会请愿被拒，到次年夏皇族内阁出场和颁发“铁道干路国有”政策的前后。促使立宪派转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项。
（一）是立宪派要求真立宪和清廷坚持假立宪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最覆盖到达破裂的程度。
当一九○五年秋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表现了将要实行宪政的迹象时，立宪派的喉舌《时报》著文称：“今以考求政治之故，特命重臣出洋。朝命甫下，固未卜其后效之何如也，而人人意中，皆若有大希望之在前，以为年月之间，必将有大改革以随其后，人心思奋，则气象一新。”(《读十四日上谕书后》，《时报》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对清廷的宪政显得颇具信心。但是，刚过一年，立宪派人就在清廷颁发的“仿行宪政”的谕旨里看到了宪政前途的阴影。仍然是《时报》在它一篇“恭读上谕”的文章里抱怨说，“恭读谕训，一则曰规制未备，民智未开，再则曰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迟回审顾，一若不得已而先慰民望，不许人以满足之观念者。”(《恭读十三日上谕赘言》，《时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六日。)立宪派和清廷当权集团之间开始有些嫌隙了。又过一年，清廷按“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的步骤进行所谓官制改革，就暴露了它不仅缺乏立宪诚意，而且旨在借此以加强专制集权的卑劣意图。“改革”后的中央官制，军机处照旧不动，政府权柄，明显地集中于皇室贵族手里。立宪派于是又发出怨言，指责这样的“官制改革”，无非“法令所定，诏敕所颁，一仍专制政体之例，有其绝对之效力，窃恐日言预备，而立宪之基础，终无由立。”(《编改外省官制办法及各疆臣之意见》，《宪政初纲》，《立宪纪闻》)他们的信心有些动摇了。
接着，立宪派连续地发动国会请愿，屡屡遭清廷峻拒。一九一○年六月，第二次国会请愿被拒后，立宪派人就按捺不住心头的怒气了，居然公开号召要“消灭政府假立宪之威焰”，“破除假立宪之狡猾”(《东方杂志》第七年第八期，《中国时事汇录》《记载》三，第206页。)。他们和清廷权贵的关系，开始显得紧张起来。待到十月——十一月第三次请愿被拒，清廷严令请愿代表“即日散归”，不许在京城逗留；随后又有东三省请愿代表被逐，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遣戍新疆等事件。立宪派和清廷之间就到了破裂的边缘。可是，他们还没有最后绝望，被谕令“即日散归”的请愿代表于行前仍表示，不放弃继续请愿的打算(参阅《东方杂志》第七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记载》一，第158页。)。
这时，急剧高涨的革命风潮使得清廷当权集团深为忧惧，越发想把政权、军权、财权集中到自己手里，深恐大权旁落，一旦有事就无法自保。立宪派人执着地轮番请愿，愈是“积诚罄哀”，愈加增添亲贵们的疑惑情绪。一些守旧大臣纷纷上疏，奏请朝廷对立宪派的危害予以足够的注意。他们或说：“立宪之法，以位于君，以权授内阁。君不负责任，责任内阁大臣。……总理大臣而贤，牵掣多而一事无成，将有席不暇暖之势；不贤则勾通政党，且潜生睥睨神器之思。其谋甚拙，其势甚险！”(胡思敬：《密陈立宪隐患折》，《皇朝续文献通考》，《宪政》七。)言下之意，要求立宪，无异是阴图篡位。或者说：立宪派“乃欲借立宪倾陷朝廷以阴行革命也。……昔之倡革命排满者，潜伏于海外，今公行于朝右矣。……其处心积虑，无非夺君主之权，解王纲之纽，阳美以万世一系，阴实使鼎祚潜移”(刘廷琛《为宪政败象渐彰以救危机折》，《皇朝续文献通考》《宪政》八。)。在他们眼里，立宪派比革命派的危险性还要大些。
从清朝建立起，朝廷亲贵对汉族大臣本来就防范很严。而眼下，搞立宪请愿的又多系汉族绅商。因此，那个“王纲解纽，鼎祚潜移”的阴影，愈加黝黑地投射到紫禁城的太和殿上。于是，就有一九一一年五月皇族内阁的登场。
皇族内阁暴露了清廷立宪的彻底虚假。立宪派人气愤异常，没想到历年奔走呼号，磕头请愿，最后竟请出这样一个集权皇族，极端专制的“立宪”内阁来了。他们群起责难，并召开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撤换皇族内阁。然而，仍然碰壁而返。
立宪派拥戴清廷是以它真正实行立宪为前提的。讵料清廷连拖带骗，所谓宪政愈来愈虚假透顶，愈来愈专制集权，与立宪的距离日益遥远。因此，是否支持这个王朝的问题，就被立宪派人提上了议事日程。
（二）是在路矿主权得失及其经济利益的争执上，导致了立宪派和清廷之间关系的恶化。
自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竞相掠夺我国铁路、矿山等权益起，先进的中国人就逐渐看出了它的危害，把它称作帝国主义的“灭国新法”。他们形象地描写道：“夫外国人之恒言分割支那大陆而盘据之，莫如夺其重要之铁路，则不必显居分割之名，而阴享分割之实。比年以来，各国势力范围之划定，实借攘夺铁路矿产为张本。”(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第983页。)“是故铁道者，通商之后援，而灭国之先导也。”(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第480页。)因此，反抗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矿等权利，开展收回利权的斗争，在当时就被中国人民看作事关民族兴衰，国家存亡的大事。
创设商办铁路、矿业公司，是收回利权运动的一项重要措施和斗争成果。而商办铁路，更是二十世纪初年大多数省分“拒外债，保利权”的主要内容。据统计，一九○三——一九○七年五年间，即有十五个省先后开设铁路公司(参阅《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第1147 1148页。)，着手集股修路。尽管各省铁路公司一般是由地方当局和倡首官绅通过赋税附加等方式集股筹款，但股份中也有不少是各种商业行会或社会团体的投资，并因为它具有同买办官僚举借奴役性路债的卖国政策相对抗的意义，因而属于民族资本的性质。由于铁路的勘测、修筑对中国各阶层人们的政治、经济生活，对原有的风俗习惯都产生强烈的冲击，因此，保路运动在一九O五年以后越发成为广大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王朝卖国行径的重大课题，显著地促进了铁路集股的成效。截止一九一一年，集股成效较大的有四川川汉路公司（预筹股额2，099万元，实收1，645万元）、广东粤路公司（预筹股额2，000万元，实收1，513万元）、浙江铁路公司（预筹股额600万元，实收925万元）等。综合十二个省铁路公司实收股额，共计达5，987万元(《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第1149页)。到一九一一年时，各省铁路公司自行修成的铁路总长度虽然只有四百二十二公里(《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第1150页)，成绩颇为不佳，但就这一部门筹集的资金数量来说，则是其他部门难于比拟的。如果把它和一八九五——一九一三年间商办工矿企业的资本额（9，079万元(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864—919页各表累计。)）相比较，则更可以看出商办铁路在全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随着商办铁路公司的增多和集股成效的日显，就很快导致了一批把持铁路事务，插手筹款集股而获得利益的地方官绅向资产阶级转化。由于铁路公司的股份主要是通过按租派股，随粮加捐，盐斤加价，商货增厘等等方式征集的，同封建地租、清王朝的捐税联系在一起；公司的总理、协理，则是由督抚据各该省仕绅公举，咨请商部具疏奏派的，因此，这批新起的资产阶级人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同清王朝存在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各省铁路公司的兴办，一般都是以“拒外债，保路权”为号召，集股筹款后，又很有可能被清王朝使用中央集权专制手段加以攘夺，因此，他们又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反帝要求，并竭力要争取开议会，立宪法，实行地方自治，以防范自身已得到的权利遭到侵害。所以，这批新起的资产阶级人们，其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和经济利益，同那些因开办近代工业得以扩大雇佣剥削积累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存在共同的利害关系和命运。他们是形成伊始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收回矿权运动而兴起的一些省的矿务公司，同铁路公司类似。控制那些矿务公司的人们，一般也转化成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
在清末全部资本主义企业的资本额中，各省路，矿公司集股筹款的份额既占到很大的比例，于是，由此而产生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及其代表人物，在立宪派里也显得异常活跃；特别在资本主义工业还较微弱的省分，他们更是立宪派的主要支柱。象江苏铁路公司总理王清穆、协理张謇，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安徽铁路公司总理周学铭，云南铁路公司总办陈荣昌、会办丁彦，广西铁路公司协理（代行总理职务）梁廷栋，倡首设立湖南铁路股东共济会的谭延□，湖北铁路协会首脑汤化龙、张国溶，四川保路同志会首脑蒲殿俊、邓孝可，山西保晋公司倡办人和股东梁善济、渠本翘等，都是立宪派里声名显赫的人物，多数在保路、保矿运动中崭露头角。
如同立宪请愿运动一再被清廷拒绝一样，保路、保矿运动也无不遭到清廷的压制。在清王朝覆亡前夕，奴役性的高利贷外债和“赔款”，在它的支出中占到很大的比例；编练新军，筹办各项“新政”需要大量钱财；官僚机构重叠，官场贪污糜费的风气更形炽盛。而海关、厘金、盐税，已陆续地成了外债、“赔款”的抵押；虽广泛增设苛捐杂税，也很难填补急剧扩大的亏空。这时的清王朝，既被沉重的外债压得窘乏不堪，又陷入搜括殆尽，罗掘已穷的困境，于是就只好专以铁路、矿山的主权作为乞贷的抵押品。一些贵族大臣居然把“借债造路”称作“第一救亡政策”(《密陈筹借外债以裨财政而弱敌势折》，《锡良遗稿》《奏稿》第二册，第1204 1206页。)，其卑劣意图，无非是藉拍卖主权来加固自己和帝国主义之间奴主关系的纽带，以便凭借这条纽带来挽救自身的覆亡。所以，对待各省保路斗争，清廷一律加以压制、取缔，甚至捏称那是“阳借争路为名，实则阴怀叵测”(《清德宗实录》第五八一卷第七页。)，为暴力镇压安排伏笔。一九一○年，又发出谕旨，申斥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狂悖已极”，“着即革职”(《宣统政纪》第三十九卷第八页。)。恶狠狠地威胁各省倡首保路的人士。
清廷对保路运动的压制，激起了群众的愤恨。立宪派人在《申报》撰文指控清廷“宁令国人死，毋触外人怒”(《论沪杭甬铁路事》，《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二日。)。苏路股东赵铨年致信公司，斥责“政府甘弃我江、浙，我江、浙人民何忍听政府之行为”(《申报》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初一日。)。人民爱国保路同清廷卖国卖路的矛盾，迅速地激化。
到一九一一年五月，清廷那个举国唾弃的皇族内阁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抛出一道所谓“铁道干路国有”政策，宣布所有各省商办干路一律收归“国有”。其实是把已准各省自办铁路的权利一笔勾销，以“国有”为名逐一将路权卖给帝国主义。如同当时人所指出，这是“夺之所亲而予其敌”，“务国有之虚名，坐引狼入室之实祸”(《四川咨议局呈川督文》，《蜀报》第十二期。)。全国为之惊骇不安。首先被清廷借“国有”为名拍卖出去的是川汉、粤汉两条干路。湘、鄂、粤、川等省保路风潮油然勃发，掀起一场人民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之间的大搏斗。
立宪派人“积诚罄哀”地搞国会请愿，被清廷贵族大臣指为“阳美以万世一系，阴实使鼎祚潜移”，最后还让皇族内阁袍笏登场，似乎是蓄意要对立宪派人嘲弄一番。立宪派倡导保路运动，又被指为“阳借争路为名，实则阴怀叵测”，最后抛出“铁道干路国有”政策，劫夺商办铁路，引狼入室，堵塞民族资本流注的渠道。立宪派希冀清廷切实加速立宪，到头来毫无指望，借以增殖资本的商办铁路，又遭劫夺，经济上受到重大打击。这样，他们同清王朝的关系就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向革命方面靠拢的迹象，日益明显。
在第三次国会请愿碰壁，清廷下谕驱散请愿代表的那一天，当事者徐佛苏说，当晚即有一部分对此深表愤慨的请愿代表，在他主持的《国民公报》报馆中，“秘议‘同人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即以各谘议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此种秘议决定之后，翌日各省代表即分途出京，返省报告此事。”(《徐佛苏记梁任公先生逸事》，《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世界书局版第314—315页。)另据参与过那次请愿的康有为保皇会代表伍宪子回忆：“当请愿代表被勒令出都之日，曾经秘密会议，将以各省独立要求宪政。汤化龙、蒲殿俊等同为请愿代表参与秘议之人，其一触即发，并非偶然。”(伍宪子：《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香港，1952年版第16页。)依据这两位当事人所记，可以断定一部分请愿代表于被逐离京时，是确曾有过密议的。但徐佛苏所谓“公决秘谋革命”，显然是后来纪述此事时有所溢美。倒是伍宪子“以各省独立要求宪政”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
转到一九一一年夏，当直省谘议局联合会在京召开第二次会议，商议请求撤换皇族内阁，着手建立宪友会时，气氛就和前一年很不相同。汤化龙在会上发言强调：“大家要知，我们提倡此种舆论是极健全而不可抗之舆论。果能布告国民，使国民确知现政府之不可恃，生出种种恶感，将来政府一定能推倒，此是确有把握的。”(《直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报告书》第66页。)《时报》刊登《中国政党小史》，谓宪友会“对于时势有一种紧迫自卫之意”。又称：“此次谘议局联合会有一最可注意之事实，即其态度与去年大变，绝不重视谘议局、资政院议案之准备也。盖经历次失败，民党已深知谘议局、资政院之不足恃，故咸趋重于自卫之一途。其所拟提出之议案，有所谓商量国民军办法及民立炮兵工厂云云。”(《时报》宣统三年四月十六日。)立宪派的转向，已经不是蛛丝马迹，而是颇有点鸣鼓树帜的势态了。这时，保路风潮大起，湖南谘议局续推议员左学谦、周广询为代表再往请愿。“适遇四川请愿代表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等，因拒款请愿被押解回籍，左搭车送之，蒲告以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昭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川人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策进行。周因留而左返湘，以目击情形详告同人。于是遂各各暗中增组机关，而谋进行革命愈力。”(粟戡时：《湖南反正追记》，《湖南文献汇编》第二辑第373 374页。)立宪派人为转向革命，在部分省不同程度地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二、附从革命，联合反清
一九一一年武昌首义的胜利，给了清王朝以致命的一击，促使了大部分立宪派人先后作出舍弃清王朝，附从革命的决策，同革命派由对立转为联合的关系。
在联翩反清起义的事变中，各省立宪派由于力量、处境的不同，所起作用的大小也很不一致。
武昌首义的胜利，当然是革命化的新军彻夜苦战所建立的功勋。十一日上午，在湖北谘议局集议推举都督，筹建鄂军政府时，以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人虽怀有攘夺权力的意图，但他们在会上公开宣布赞成革命，作出“无不尽力帮忙”的诺言，对于军政府的组成，武汉局势的稳定，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举黎元洪为都督，主要出自革命党人的拥戴，并非立宪派人倡首引荐，首义伊始，举黎为都督，对于稳定局势，推进各省响应，都有一定的作用。参阅拙著《黎元洪与武昌首义》，载《江汉论坛》1981年第4期。)。先是汤化龙曾倡头由湖北谘议局、湖北自治筹备处、湖北教育会、汉口总商会、汉口商团联合会等五个团体组成宪政同志会，被推为会长。汤既公开表示赞成革命，上述各资产阶级团体就站到了军政府一边。都督黎元洪刚刚举定，谘议局司会计的胡瑞霖“乃奔告商会垫借五万金分配作临时食费”(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辛亥首义回忆录》第四辑第34页。)，暂时解决了起义军的粮饷问题。接着，汉口新军起义，商会会长蔡辅卿、副会长李紫云即到军政分府表示支持，犒劳革命军，并送十万元以济军需。“从十月十一日起，迄汉口陷落，分府一切用度，未动武昌官库分文。”(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55页。)十九日，革命军击败敌军于刘家庙，“商会即购买馒头罐头酒肉等项，送到战线犒赏。又备红采布多件，送予各部队兵士，以祝战胜纪念”(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26页。)。武昌首义的胜利，起义者的坚持抗拒清军反扑，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各团体及其代表人物的赞助不无联系。
首先响应武昌首义的是湖南。当一九一一年夏立宪派与清廷分裂，秘议转向革命时，湖南立宪派人已与革命党建立联系。首义胜利消息传来，焦达峰、陈作新等即与立宪派黄瑛、左学谦、黄翼球等几次秘密商议发难(粟戡时：《湖南反正追记》)，“握手共生死”(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一。)。十月十二日，长沙新军起义，黄瑛等在城内举火响应。当晚，焦达峰、陈作新被举为正副都督。“各商民人等，欢迎义师，异常鼓舞，致送猪马牛羊者，不下数十起，绅学各界人等前往投效者，络绎不绝。”(郭孝成：《中国革命记事本末》，第二篇《湖南光复纪事》。)十月三十一日，立宪派利用兵变和焦、陈二督的被杀，拥谭延□为都督，攫取了军政府的主要权力。革命、立宪两派的关系有破裂的可能。但由于当时形势还不容许双方分手，继续联合对两派都有利。因此，革命派也就忍隐退让，只求立宪派“莫扯龙旗归顺清朝”(《邹永成革命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参阅周震麟。《谭延□统治湖南始末》，《湖南文史资料》第一辑。)；立宪派也尽可能收敛对革命者的残害和排挤，并继续派军北援武汉。于是，起义方面局势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接着，山西于十月二十九日宣告“独立”，阎锡山被举为都督。以军饷短绌，起义者迫大资本家渠本翘捐款五十万。谘议局议长梁善济、副议长杜上化参与了军政府的谋议。在政治上倾向立宪派的蔡锷，于十月三十日领导新军发动重九起义，占领昆明，出任云南军政府都督。谘议局议长张惟聪、副议长段宇清、张世勋蝉联充省议会正、副议长。十月二十九日，江西谘议局及各团体开大会，议独立，巡抚冯汝□出面劝阻。过两日，新军起义，宣告江西反正。这三省的立宪派附从革命虽采取消极从权的态度，但也起到了配合作用。
上海的反正，立宪派人作出的贡献较大。原因之一是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立宪派中代表人物较早地与清廷离异，也较早地同革命派接近。一九一○年冬第三次国会请愿时，上海总商会举沈懋昭为代表参与其事，并求见庆亲王奕□，请从速召开国会。遭到拒绝后，沈“退而叹曰：‘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天意难回，请从此辞。’乃束装返沪”(《沈缦云先生年谱》，《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81页)。次年春，沈在沪活动南北商团公会成立全国商团联合会，举李平书为会长。嗣又成立中国国民总会，由沈出任会长，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一大批同盟会员均是国民总会重要成员。七月底，中部同盟会在沪成立。在此前后，沈懋昭、李平书和商会、商团重要负责人王震（一亭）、顾馨一、叶惠钧等，均相继参加同盟会。革命派和立宪派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十一月三日，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李平书等控制的商团武装积极参战，通力合作，继占领上海县署之后，又获得攻克江南制造局的胜利。六日，成立沪军政府，李平书出任民政部长，沈懋昭出任财政部长，王震出任交通部长，虞洽卿为顾问官。上海是中国工业、商业、金融、外贸的中心，没有商会和商团武装的合作，是难以取得起义胜利的。它的宣告“独立”，对清廷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紧接着，贵州于十一月四日宣布反正。发动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是倾向革命的陆军小学学生和新军官兵，而由立宪转向过来的自治学社起了很大的作用。自治学社虽在一九一一年春夏已与革命派联系，作了应变的准备。但最后摒弃立宪主张，是在武昌起义之后。据参与其役的人记载：“武昌义举，风潮益激，而劣绅、权豪为仇视自治党，故遂欲乘机兴大狱，以消灭政敌，指自治党为革命，与鄂乱有关，向官厅告密，调刘显世防营集省剿捕。自治党人张百麟等外审机势，内逼刑戮，遂决然弃去君宪主张，与革命党共同谋划。贵阳之各校学生及会党、营军，各有怀抱，声气早通，一见事机成熟，不崇朝而大联合，热情奋发，咸愿以发纵指示之权奉之自治党。清廷官吏见革命党结集日众，而湖南、云南相继告警，仓皇失措。革命党遂以疾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挟少数之武力，于少数时间据贵阳而宣布独立。”(凌霄：《贵州革命史》第二章一、《贵阳革命记》。)所以，自治学社虽然近于因人成事，但毕竟不能否认它领导贵州反正的地位(关于贵州自治学社的性质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参阅王天奖：《试论贵州自治学社的性质》，载《辛亥革命丛刊》第二辑。)。
上海民军起义后，“苏绅潘祖谦、尤先甲、孔昭晋、江衡等先后说（江苏巡抚程）德全自保免祸，德全允之”(尚秉和：《辛壬春秋》，《江苏篇》。)，十月五日，程德全受江苏都督印，宣布“独立”。月中，张謇坚辞清廷农工商大臣、东南宣慰使的任命，到苏州出席省议会，蝉联议长。与江苏独立同时，浙江新军起义。发难前数日，参加了同盟会的谘议局议员褚辅成即与新军方面的革命党人商定，举汤寿潜为都督。十月三日，谘议局副议长沈钧儒“至抚院，请拆卸满人营墙，尽编汉籍，宣告独立，以免惨杀。增抚（浙抚增韫）不允”(《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浙江光复记》)。五日晨，新军攻毁抚署，俘获增韫。至下午，旗营仍顽抗，于是“由汤寿潜作书劝降，旁晚将军（德济）派代表到谘议局见汤，接受投降”(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光复杭州之经过》)。浙江起义宣告胜利。江、浙两省的“独立”都留下了革命、立宪两派合作的痕迹。
十一月七日，广西宣告反正，推巡抚沈秉□为都督，“谘议局多数赞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广西光复记》)。八日，福建新军起义，谘议局议长高登鲤、副议长陈之麟分任民政、财政部长。同日，安徽谘议局议长窦以珏、绅士童挹芬等，于谘议局集议宣告“独立”，举巡抚朱家宝为都督。九日，广东七十二行商会、九善堂集议于谘议局，宣布“共和独立”，举胡汉民为都督。“张鸣歧在粤反革命时，使七十二行商会、九善堂通电诬诋革命，畅所欲言，指此为广东舆论之代表。及反正以后，而七十二行商会、九善堂又通电颂扬革命，惟恐不及。”(《胡汉民自传》，《光复粤垣记》《（二）广东之光复与出任都督》)这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态度的转变。
十一月二十七日，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举蒲殿俊为都督。四川立宪派人倡首保路，推动了全川保路同志军的起义，成为辛亥全国反清运动的嚆矢。从武昌首义至四川军政府成立，五十天内，共有十四个省脱离了清朝的统治。这就是倾覆清廷，肇造中华民国的坚强基础。
在起义各省，立宪派人都曾利用谘议局，不同程度地协助了反清的“独立”运动。虽然大多数的立宪派人并非真心实意地赞成革命，而是采取从权应变的策略，但他们的活动，确实有助于起义在各省的胜利，发挥了瓦解清朝统治的作用。
相继“独立”各省，应湖北都督府的邀请，先后派代表于十一月杪聚于武汉，举行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十二月中，联合会转到南京举行，有十七省代表（“独立”省缺贵州，另有未“独立”省分奉天、直隶、河南、山东等四省代表）出席。前后两届会议，立宪派人占三分之一左右。虽然，在会议内外立宪派人进行过怂恿、诱胁革命党人对袁世凯妥协的活动，但基本上仍表现了两派继续保持联合的局势。明显的证据是：代表联合会毕竟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另一票为黄兴，系浙江代表所投），选举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也是依据代表联合会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而建立的。这一系列空前的变革，不能说立宪派人没有一份贡献。
立宪派人在武昌首义后的转向革命不能说成是纯粹出自篡夺起义领导权的投机应变，促使他们决意改变初衷的动因，还是基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在政治上失意，经济上受损害后，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对策。以往，立宪派人在武昌首义后的积极作用所以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估价，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把他们的行动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政治态度的变化联系起来，而看作是受个人心理状态和意志的驱使。
然而，对立宪派在辛亥全国革命中的功绩，也不能拔高溢美。有些研究者认为立宪派人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比革命派还要大，或者说是起了主导作用。这种看法是与史实不符的。
倾覆清朝的力量主要是什么？是立宪派人“积诚罄哀”的国会请愿，直至集会通电宣告“独立”？还是革命派领导会党、新军、民军所举发的前仆后继的武装起义？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没有群众自发反抗的层见迭出和革命党人反清斗争的频繁睡起，就不可能推动革命形势在全国的广泛高涨；没有革命志士在湖北新军中从事艰苦的组织工作和革命化新军的英勇战斗，就没有武昌首义；没有武汉革命军奋起抗击清军，浴血鏖战，就不可能巩固首义的胜利，从而推动全国反清运动的普遍发展和起义在十多个省的联翩告捷；没有这一系列急剧发生的事变，立宪派人也不敢同清廷决裂，或迟或早地站到革命一边来。二十世纪初，清王朝赖以支撑其反动统治，藉以镇压人民的武装，主要是新军。清廷覆亡前夕，它不曾完成在全国编练三十六镇（师）的计划，仅编成十五个镇和二十个协（旅）。武昌起义后的五十天内，随着十四个省的宣告“独立”，发动和参与起义的新军约七个镇，十个协。半数以上省分的“独立”；一半左右新军的倒戈反正，举国人民的厌弃清廷，向往共和；加上立宪派人的陆续附从革命，才使清廷陷入众叛亲离，无可凭藉的绝境，无法逃避灭亡的命运。不难看出，认为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起了主导作用的见解，同史事本身存在多么迢远的距离。
还应当提到，承认立宪派人在辛亥反清起义中有功劳，并不意味着可以因此就忽略或抵销他们破坏革命的罪过。事实上，各省立宪派人在附从革命的同时，就开展了攘夺权力，挑拨离间，诱胁革命派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袁世凯妥协的勾当。其彰明昭著者有：湖北汤化龙等窜撮黎元洪排挤首义有功诸人，攘夺军政府权力的诡谋和行动；湖南立宪派人利用兵变，拥谭延□夺取湖南都督的事件；贵州宪政会引进滇军唐继尧部，摧毁了由自治学社掌握的军政府；山西谘议局长梁善济于附从革命后，又在清军攻太原时充当内应；张謇以章太炎倡说“革命军起，革命党销”为口实，诱使革命党人解散同盟会；在建都争执上，立宪派人群起责难孙中山，迎合袁世凯建都北京的愿望，等等。这些确凿有据的活动，对革命的危害是不应低估的。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新成立的共和国政权被帝国主义的走狗袁世凯所篡窃。袁世凯在肆行篡窃的过程中，立宪派是大大助了一臂之力的。
总之，在推翻清王朝的运动中，立宪派人附义有功；在内外反动势力勾结扼杀革命的过程里，他们又是助虐有罪。功不抵罪，罪不掩功，对这两个方面都不应有所拔高或偏袒。
三、重新走向分裂
立宪派只是因为政治上遭到排挤和疑忌，经济上蒙受巨大打击而与清廷决裂，才和革命派实行联合的。双方的联合，仅仅建立在反清的政治基础上，而并非在民主共和国的目标上有了共同的语言。所以，联合并不意味着双方已经泯灭了彼此之间的分歧；而当清廷倾覆已是指顾可待时，两派的对立就又成为主要的倾向，其分歧集中在清王朝覆灭后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权。
革命派虽然被迫对袁世凯妥协，但他们希望建立起一个真实的、有效率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让袁世凯仅拥有总统的名分，随处要受民主体制的约束。立宪派则与此相反。他们知道，人民向往民主共和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但基于自身同封建势力联系密切的原故，所以希望假民主共和之名，而让袁世凯行封建军阀官僚统治之实。
这种分歧，在南京临时政府的议事日程上即反映得很明显。
还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前，革命派就已有过“如袁世凯倾覆清廷，即举为大总统”的诺言。所以，孙中山于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得不向袁世凯表示：“暂时承乏，虚位以待”。但在让位的问题上，除了以清帝退位为条件外，又提出两项足以箝制袁世凯的重要措施，嘱议和代表伍廷芳转达袁方，即：（1）“临时政府地点，须在南京”；（2）“孙总统须俟列国承认临时政府，国内改革成就，和平确立方行解职，袁世凯在孙总统解职以前，不得干与临时政府一切之事”(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版第311页，)。这两项措施，显然是希望使民主共和国的体制在中国已经稳固，在国际上获得公认的情况下，才允许袁世凯到南京来就任临时大总统的。
袁世凯集团和一切反动势力当然不愿按革命党人的意图行事。原立宪派人这时已经和袁世凯站在一边。他们相互呼应，迫使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放弃自己的奢望，而只以清帝退位作为袁世凯取代孙中山的唯一条件。张謇拍给袁世凯的一件电报就透露了上述内情，电文称：“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戡定大局。……”(《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四，《劝告袁内阁速决大计电》)虽然，孙中山的被迫退让，来自各方，包括一些变节、转向、动摇的同盟会人在内所施加的压力，但从张謇电文里所称“东南诸方，一切通过”的口气来看，立宪派人的活动无疑在各方压力中起到了杠杆的作用。
嗣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还是想尽最大的努力来防范自己缔造的共和国遭到破坏，他们设法说服临时参议院的议员改变原已通过的临时政府迁设北京的议案，重新复议，通过了临时政府仍设在南京的决议。其用意是力图使袁世凯离开盘踞已久的老巢，受到在南京已粗具规模的民主共和体制的约束。立宪派人除了动员他们的舆论机器对革命派肆行抨击外，又替袁世凯出谋划策。当南京方面派出迎袁南下的专使北行时，张謇密函袁世凯称：“目前第一难题，即要公南来。解此题者只有二法：一从在京外交团着手，一从北数省人民着手。飞箝捭阖，在少川（唐绍仪字——引者）心知其意而妙用之，若不着一毫痕迹，使不欲南之意不出于公，当可有效。”(《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四，《为时局致袁总统函》。)专使团抵京，袁世凯隆重欢迎，并表白自己极愿南下，暗中却指使曹锟等发动兵变，制造北方紧张局势。张謇于是密电唐绍仪称：“为今计，惟有利用外交团以非正式公文劝告南北双方，并声明不能听项城南下，致生变故。……请密速图之。”事实证明，张謇的计谋是奏效的。南京方面应允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受大总统职，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主要的压力，就是来自外交团的“劝告”。
革命派又败了一局。但以宋教仁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仍笃信民主共和制可以通过议会竞选的方式来实现，因而又致力于组织政党，扩充实力，为夺取国会多数议席而奔走筹划。他们的意图是以《临时约法》为依据，以国会多数议席为基础，进而组织政党内阁，借这套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去箝制袁世凯，逐步实现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旧立宪派人对国会竞选同样异常热衷。他们的意图是想控制国会，为袁世凯竖起一架掩饰其军阀独裁统治的屏风。这种意图在梁启超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写给袁世凯的信里透露得很清楚。梁在信里写道：“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夫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为道若大相反，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以公之明，于此中消息当已参之极熟，无俟启超词费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81—382页。)话说得很明白，“居服从舆论之名，举开明专制之实”，就是新的共和国呱呱坠地时立宪派人的政治主张。
围绕着竞选，各个政党之间产生了极为错综复杂的离合聚散的现象。一时党派纷起，官僚政客，趋之若鹜。同盟会为此大举改组，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党派，于一九一二年八月组成国民党。这个党虽然广事招徕，拉进了不少旧官僚和旧立宪派人士，致泥沙俱下，成份庞杂，但领导权仍掌握在同盟会人手里，就其主要倾向而言，仍不失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
国民党声势大振，使旧立宪派大为气馁。他们纷纷写信给梁启超，促梁回国“竖新旗帜，造成一种新势力”(《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04页。)，以与国民党开展角逐。一九一二年十月，梁回到国内，据他自己描述，抵达北京时，竟至“举国若狂”，“如众星之拱北辰”，“其尤为快意者，即旧日之立宪党也。旧立宪党皆以自己主张失败，嗒然气尽，吾在报界欢迎会演说一次，各人勇气百倍，旬日以来，反对党屏息，而共和、民主两党人人有哀鸣思战斗之意矣。国民党经此刺激，手忙脚乱，……狼狈之态尽露”(《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10页。)。字里行间，当然包含了很多自我吹嘘的成份，但也说明梁的回国对于“嗒然气尽”的旧立宪派确曾给以极大的鼓舞，也显示了革命、立宪两派对立情绪在急剧地上升。
事实上，国民党并没有因梁的回国而“狼狈之态尽露”。这个主要由同盟会繁衍而来的政党，毕竟因为领导了辛亥革命的功绩而得到社会的支持。因此，尽管由旧立宪派人为主组成的共和党、民主党有袁世凯作后台，但终究难以同国民党比肩并驾。一九一三年二月，第一届国会选举揭晓，在参、众两院合计八百七十个议席中，国民党获得三百九十二席，占压倒多数。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行将出任内阁总理，已呈探囊取物之势。国民党竞选获胜，袁世凯异常震惊。因此，他指使心腹党羽收买亡命痞徒，于一九一三年三月在上海将宋教仁暗杀。
竞选的失败，使梁启超深感沮丧。他在一封信里提到：“我党败矣！（原注：敌人以暴力及金钱胜我耳）吾心力俱瘁，无如此社会何，（原注：党人多丧气，我虽为壮语解之，亦复不能自振）吾甚悔吾归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笋418页。)他的懊恼情态，当然瞒不过人。所以，当时传闻他有刺宋嫌疑，也是事出有因。
立宪派人因懊恼而越发勾起与革命派的夙怨。他们深感有联合同类党派以与国民党抗衡的必要。在袁世凯的指使和扶植下，主要由旧立宪派人组成的共和党、民主党就同统一党（由搞分裂而从同盟会游离出去的一部分人和江浙立宪派人结合组成）合并，组成进步党。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进步党开成立大会，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为理事，又举冯国璋、熊希龄、蔡锷等二十余人为名誉理事。前此不久，梁启超在共和党的一次宴会上发表演说，把原革命党称作“乱暴社会”，把那时当政者称作“腐败社会”。他说：“吾党一面既须与腐败社会为敌，一面又须与乱暴社会为敌，彼两大敌者，各皆有莫大之势力蟠亘国中，而我党以极孤微之力与之奋斗，欲同时战胜两敌，实为我力之所不能逮，于是不得不急其所急，而先战其一。……故吾党认祸国最烈之派为第一敌，先注全力以与抗，而于第二敌转不得不暂时稍为假借。”(梁启超：《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中华书局出版第20页)曾记得，一九○六——一九○七年间，当梁启超注全力以与同盟会论战时即曾提出：“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18页)对比之下，梁启超于进步党成立前所提出来的战略方针，不是和政闻社成立前同出一辙吗？这说明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对立，又回到了政闻社前后双方死战的状态。
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起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江苏、广东、安徽、福建、湖南相继宣告反袁独立。进步党宣布与国民党公开敌对。众议院议长、进步党理事汤化龙发表谈话，指控“这是叛反国家，应从速扑灭”(《时报》1918年7月24日。)。在国会，进步党议员提出“征讨案”，赞助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正当北洋军大举向江西、江苏进犯时，进步党名誉理事熊希龄受命出任国务总理，组成了有梁启超、汪大燮、张謇等著名立宪派人在内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在入阁就任司法总长的三个月内，三次上书袁世凯，献“挟国会以号召天下”之策，“名正言顺”(《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24页。)地藉共和之名而行君临天下之实。待到二次革命被镇压下去，袁世凯果然按梁启超的谋略，“暗中为舆论之主”，挟国会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可是，这个独裁成性的军阀头子毕竟瞧着国会不顺眼，于一九一四年初下令解散国会。熊希龄内阁居然付署了解散国会的命令。进步党完全成了袁世凯蹂躏共和，推行军阀独裁统治的帮闲。
讨袁战事发动后，南方起义者曾对坐镇滇、黔的蔡锷寄以很大期望。湖南的国民党人拟派代表前往昆明，动以乡谊，请蔡出兵讨袁。邵阳籍的军界、政界人士联名电蔡，呼吁蔡“电联黔桂，同声挞伐，救民水火，还我共和，保全桑梓”(湖南都督府：《三次电请通缉各犯罪状报告书》（稿本）)。蔡在政治上本倾向于立宪派，尤听命于梁启超，且新膺进步党名誉理事，因而对国民党人不予理睬，致电袁世凯称：“知赣事已决裂，积年痈毒，趁此一决，未始非福。……惟恳分饬皖、宁，严防分窜，一面添重兵驰赴战地，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蔡锷致北京政府筱电》，《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第121页。)。讨袁军没有得到滇黔方面的臂助，越发不能抵御北洋军的攻势。
当然，国民党人的失败有几方面的原因，即：袁世凯有帝国主义的支持，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手段；国民党内部陷入严重的分裂，如同孙中山事后说的：“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致黄兴书》，《孙中山选集》1956年版第96页。)等等。但旧立宪派人乘机倾陷，落井下石，也是重要的原因。
应当提出，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无论是联合还是对抗，都不能从双方的心理状态或偶然机会去探索其动因，而应当对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政治态度的变化加以考察，才能获得正确的解答。如果说，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清王朝的离异导致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联合，那末，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两派的重新分裂，就不能不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拥戴袁世凯军阀统治所产生的反应。
原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是在政治、经济利益遭到重大损害，同清王朝的关系无法继续维持下去的时候，才被迫暂时抛弃历来服膺的改良主张，转而附从革命的。待到清廷倾覆，具有民主共和国形式的中华民国建立，就使他们对发展近代企业抱有很大希望，咸认为“所谓产业革命，今也其时矣”(《民声日报》1912年2月28日。)。一时，各种实业协会、工业建设会、农牧实验场、渔业股份公司等团体和企业，络绎兴起，为了尽快地增殖利润，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人们就无不急于要求革命尽早结束，好让袁世凯的统治迅速地稳定下来，使他们期待的“产业革命”得以实现。立宪派人所以竭全力诱胁革命派对袁世凯屈服，就是为达到上述而采取的对策。正当进步党受到袁世凯的倚重，资本主义企业暂时地呈现较好前景的时候，国民党发动了反袁运动，频频传来二次革命的潮汛。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又完全恢复了抵制和憎恶革命的情绪。因此，湖口反袁起义爆发，几乎所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团体和与之有联系的人们，都站在对立的一面，支持袁世凯对起义讨袁的国民党势力进行镇压。
二次革命中，各起义省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组织的商会、商团等，都对起义的国民党人采取抵制态度。这从黎元洪《致政府国会请褒嘉商会》一函中可以看出，函称：“窃维此次变乱，酝酿经年，牵掣至六、七省，耗损几数千万，乃时未两月，以次数平。……至于抵拒邪谋，主持正论，则尤以各处商会察舆情从违之准的。查该党倡乱，亦何尝不以拥护共和为徽帜。……各省商团，预烛其奸，动色相戒。沪粤两埠，通海最早，程度较优，故抗拒残暴亦最力。赣浔宁皖，商力较薄，曲从不甘，显拒不纳，卒因默示反对，使该党筹款无着，失其后盾。至如湘谋独立，亦因不获商会之赞同，故宣布最迟，取消亦最速。是知戡乱之师，所至克捷，滔天之祸，转瞬清夷，则我商民之大有造于民国也。因念前年鄂军起义，武汉商会，首表欢迎，此次厉阶潜生，各属商团，全体反对。在该党冀援昔以例今，乃商民忽转向而为背，足见顺逆之理，辨之甚明。……”(《黎大总统牍卖编》，1923年上海会文堂印，第150—151页。)袁世凯得报，立即发出《通令查明各省商会拒乱有功人员呈请奖励文》，称赞“各商界烛其奸邪，绝其资助，遂使逆谋无由大逞，乱事得以速平。曲突徒薪，功匪鲜浅。……各省商会，同心拒逆，实多深明大义之人，应由各该都督民政长确切查明，分别呈请奖给勋章匾额，以为爱国保民者劝”(《袁大总统书牍汇编》，1914年广益书局版，卷二，第70页。)。全国商会联合会京师事务所还曾密电各埠总商会“严防乱党东窜”，声称将“以中华全国商会名义电达东京、横滨、神户、京都、大阪五处商业会议所”，劝告日本政府及民间人士，将流亡日本的国民党人“悉予驱逐”(介北逸叟：《癸丑祸乱纪略》。)。曾几何时，发檄讨袁的依然是前两年的反清起义者，而曾经赞助过革命的商会、商团，却翻脸无情，采取抵拒仇视的行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政治态度的转变，于此可见。
辛亥革命时期，立宪派同革命派之间“对立——联合——分裂”的过程，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对革命的态度由抵制转到附从又转而抗拒的过程。弄清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政治态度变化的规律，立宪派人对革命的向背，就易于理解，他们的历史功过，也就不难作出公允的评价。
【资料来源：《湖南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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