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建立以来，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进展很大，成果甚多。但是，也存在着不少有待改进的弱点，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对人物评价问题注意较多，而对整个社会状况的研究却较少。 手头有几个材料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一是关于一九六一年在武昌举行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报道。这次会上讨论了八个问题：1．关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农民的关系问题；2．关于会党的阶级成份和性质问题；3．关于新军的成份、性质和作用问题；4．对辛亥革命时期几个代表人物（章太炎、宋教仁、张謇）的评价问题；5．关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问题；6．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满”问题；7．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8．关于辛亥革命与“日本志士”问题。光从报道看涉及的面似乎较宽，而会上实际讨论得最多的要数人物评价问题，这多少反映了建国十多年来研究重点之所在。 二是关于一九七九年在广州举行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的报道。这次会上讨论了六个问题：1．关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2．关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3．关于孙中山思想的评价；4.关于南京临时政府；5．关于黄兴、章太炎、宋教仁等革命派人物的评价；6．关于立宪派的评价。从报道中可以看出，在讨论中人物评价问题所占比例较前又有所增加。而争议最多的，还是那几张熟面孔——黄兴、章太炎、宋教仁等。 三是关于一九六六年以前辛亥革命研究成果的两个估算的数字：1. 已发表的学术性论文约五百篇， 其中有关人物评论者近二百篇；而在这二百篇文章中，大部分又属于对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黄兴等历史人物的评价。2.已出版的书籍共五十余种，其中有关孙中山和其他人物者约二十种。这又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史学界对人物研究和评价相对用力较多。 相形之下，我们对于社会状况研究是很不够的。我们往往满足于“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区分为上层和中下层”之类现成的结论，却难得去对二十世纪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与阶级结构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具体研究。 所谓社会环境，也可以说就是国情。二十世纪初年的爱国志士，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开始自己的革命生涯，而为了调查当时的国情又曾作过很大的努力。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测量此舞台而辨其所以利用之方针也”。他们曾留下一些社会调查的纲目，只要稍加检索便可以发觉我们至今仍然知之不足。 其一是一九○三年初《湖北学生界》第一期发表的《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它所拟定的经济调查项目包括：生产、分配、消费、岁入（丁漕、盐法、茶税、烟税、厘金、杂税、捐派、彩票）、岁出（湖北坐支、赔款、解京之数、津贴外省之数）、钱法（官钱局纸币之数、银元局每年铸银之数、铜元文钱每年之制造数、外国钱币流入之数、全省庄号之银钞、市面银元之式样及其价值）、积储（官款、公款）、实业之局（官本、商本、洋商所办）、农业（种植、田价之等差、公私之蚕业及出丝之数目）、工业（机器制造、手工制造、制造之品目）、商业（对外洋之贸易、对他省之贸易、本地之贸易、输入输出之比较、全省大庄号之数目及其资本）等等。有关阶级状况的调查项目则包括：官吏（作官之来历、在官之情形、去官后之舆论、僚属来往之状态及其陋规）、幕僚（职司之名目、修俸之累数）、家丁（人数、势力、每年之侵入款项）、吏役（已裁未裁者之名目，现存之累数，裁后之安置、平日之生活、需索之名目及其累数）、局员（繁剧、闲冗、乾俸）、绅董（急公好义之绅董、侵蚀款项之绅董）、学生（卒业者之数目及其办事之成绩、现今学生界之真相）、民族之贫富（富民之财产及其事业、贫民之苦况与其生计）、民族之职业（四民之有职业者、乞丐、僧尼、流痞、讼师、盗伙、博场、洋烟室、娼妓院、仆婢、荡子）等等。…… 另一个是一九○三年春《浙江潮》第二期刊登的《浙江同乡会调查部叙例》提供的调查项目。社会一类包括户口、民智、人民强弱、地方贫富、人民生计、风俗、望族、富户、地方自治、家族自治、善堂义举、乩坛、寺院庵庙、秘密会社、客民、盗伙、地棍、洋烟室、妓院、赌博场等。工业一类包括工人组织、手工制造、机器制造、改良制造、新式制造、女工制造、工厂等。经济一类包括地丁、漕粮、厘金、杂税、加捐、摊赔、民间各种公积之实数、一乡富户之家财等。商业一类包括商务组织、市场、盐商、盐务、丝茶、浙商海外贸易情形、会馆规则、大庄号、鸦片烟等等。…… 此外，上述两份调查纲目还列举政法、军事、教育、交通、民族以至外人势力等许多方面，这里不再缕述了。 显然，这两份纲目并不完备，也不够确切，连它们的草拟者自己也声明：“上所排类，未足以尽事物之赜”。而且，由于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和主观上的一些弱点，他们也未能进行深入的有组织的社会调查，因而在这方面并未取得显著成效。但令人遗憾的是，就连他们留下的那些数量有限而又比较零碎的调查成果，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说来惭愧，当年革命志士所提出的那些社会调查细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我们研究甚少，甚至毫无接触。再就是，解放以来，我国为数不多的近代经济史专家，曾经有组织有计划地整理出版了有关近代工业、农业、手工业、财政金融、铁路交通、对外贸易等方面的大量资料，也发表了若干颇有科学价值的重要论著。他们的劳绩理应受到尊重，但可惜的是他们的劳动成果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疏懒，使我们并未完全弄清楚，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历史人物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具体社会环境之中？他们在经济上与政治上与哪些社会力量联系最多？他们最关心社会生活中的哪些问题？而归根到底，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究竟代表哪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意愿？或者说，决定他们活动轨迹的最后经济动因究竟是什么？对于真正的历史科学来说，单纯从一般理论上进行演绎推导是无济于事的，必须从历史实际出发，在大量可靠的史料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才有可能获得比较切近客观实际的理论概括。马克思早就说过一句名言：“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愿意跟着马克思走的人自然很多，可惜并非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去实行这句名言——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过去，我们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往往侧重于个别企业主的经济活动，这自然是必要的，却又是不够的。应该扩大我们的科学视野，要从这个阶级的整体着眼，认真考察他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譬如商会，我们一向就研究甚少，其实这是从整体上考察资产阶级不可缺少的重要课题。一九○四年以后，各地相继成立的商会，逐渐把工商业者组织起来。在资本主义比较发展的地区，其势力不仅渗透到传统的社会组织——会馆、行帮、善堂等等，而且更控制了新建立的各种社会团体——商团、体育会、救火会、市政工程机构、地方自治机构以至学校、教育会、文艺社团、医学团体等等。从不少大中城市来说，几乎社会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和影响。最近，我在苏州商会档案中偶然看到有关辛亥革命时期当地“市民公社”的一批原始资料。“市民公社”以一条或数条街道为行政区划，以商店和企业主为主干，把城市居民分别组织起来。它的章程和选举结果都要向商会呈报备案，在某种意义上仿佛是商会的下层组织，甚至连活跃一时的地方自治公所也想插手争夺对它的管辖权。这种由商会直接控制的市民组织，其延续时间之久，涉及范围之广，是我们原来意想不到的。如果多注意考察一些类似这样的社会“细胞”，并且认真地加以剖析，将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进行更确切的估量。 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当然不止于此。社会生活内容本来就是极其丰富纷繁，史学应当不断扩展自己的视野，把探索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是，我们三十年来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论著大多侧重于政治史，而政治史的研究又很不全面，注意力往往多是集中在少数革命领导人身上。这样，自然就很难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也很难探索新的课题，从而限制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辛亥革命史人物的研究已经很够了。就人物研究本身来说，不但在对象上不够广泛，而且在方法上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一个主要的偏向是以道德伦理为根本标准，把人物研究变成单纯地对人进行褒贬臧否。这种现象的产生和上述忽视对社会生活的广泛研究一样，都表明我们研究工作中还存在着封建史学传统的影响。 我国史学有两千年以上的悠久传统，典籍浩繁，汗牛充栋。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有许多优秀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是，这些史学著作绝大多数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巩固和延续封建主义社会制度（特别是宗法制度）服务的。一向被奉为“正史”的二十四史，无不标榜继孔子修春秋之旨；而所谓“修春秋之旨”，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春秋，天子之事也”。既然修史成为天子之事，所以史家一般都“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司马光：《进书表》），作为自己撰述的主要内容。君王是中心，将相是主干，纪传因此成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正史”的主要体裁。这就无怪乎后人要为之慨叹：“中土史籍，偏重政治，君臣事迹之外，皆属语焉不详。”（金毓□：《中国史学史》，第一八二页）再则，为了维护以君权为依归的宗法制度，封建史家又特别强调“史意”与“笔法”。所谓“史意”，就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而落脚点则在于“惩恶劝善”。所谓“笔法”，讲到底，无非是“褒贬”二字。即以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等封建纲常为规范，凡符合规范者褒，违背规范者贬。一部二十四史因此成为封建伦理的教科书。正如胡三省对《资治通鉴》所作的说明那样，“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事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注序》）在这种封建正统思想的支配下，历代史学家考虑得最多的是人物的臧否，而善恶、忠奸、正邪、是非等封建道德范畴则成为史学的最常用的价值标准。 到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学者曾经想革新这种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以扬善抑恶为职志的陈旧史学传统。章太炎曾主张通史首先应“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不必以褒贬人物、胪述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章太炎来简》，《新民丛报》第一三号）梁启超在反对封建正统观时，也曾指出：“故泰西之良史，皆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诚以民有统而君无统也。籍曰君而有统也，则不过一家之谱牒，一人之传记，而非可以冒全史之名，而安劳史家之哓哓争论也。”（《论正统》，《新民丛报》第一一号）他们都想把史学视野从个人转向群体，从伦理转向社会。然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辛亥革命的失败，他们反对封建旧史学和建立适合于本阶级的新史学的种种努力，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效果。在旧中国，除极少数颇有成就的资产阶级学者以外，占支配地位的史学思想仍然与封建史学传统难分难舍，西方近代的哲学思辨和实证方法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解放后，我们在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旧史学的过程中，比较着力于批判买办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和实用主义的方法论，而明显地忽略了肃清年长日久的封建史学传统的消极影响。为了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批判资产阶级史学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必须正视这一现实：资产阶级史学在中国的流传，毕竟不过半个世纪，并且始终未能形成独立的完整体系；封建史学则延续二千余年之久，根深蒂固，顽梗不化，其影响更为深远。批判封建史学的严重任务，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必须由我们担当起来。三十年以来，我们虽然作过一些批判，但多半局限于“大破王朝体系”或抨击“为考据而考据”，并没有集中力量从根本上批判那些影响最广而又危害最大的封建史学思想。因此，在以往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过程中，以个别人物为中心，以正统观念为权衡，以对领袖的亲疏向背为褒贬依据，片面地以道德作为衡量历史人物一切活动的根本标准，把史学硬当成《劝世良言》之类劝人改恶从善的宣传品等等毛病，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有的论著甚至不惜掩盖或歪曲历史，为亲者讳，为尊者讳，却美其名曰维护辛亥革命的旗帜。这样的人物评价，散发出封建宗法思想的陈腐气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没有任何相同之处。 应当指出，封建史学传统的这种影响长时期没有得到肃清，是和“左”的思想的干扰密切相关的。 “左”的思想对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干扰，主要表现为在所谓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口号下，对资产阶级只有“批判”，没有分析，结果使得封建史学残渣在马克思主义的辞句装饰下重新泛起。于是经济、文化以至整个社会状况几乎都被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偏重政治，君臣事迹之外，皆属语焉不详”的影响比较严重，最流行的论著大多是关于人物的评述，而且历史人物每每被视为现实人物的影子。一些从对历史人物的认真研究中提出的比较客观的评价，往往被目为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观点。每逢党的“双百”方针得到贯彻，人们也就很自然地首先去给一些比较持平的人物评价观点“落实政策”，因而呈现出来的还是人物研究显得特别“热闹”。可是一旦“左”的思想卷土重来，人物评价的争鸣也就很快停止了。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思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与此同时，封建史学的流毒也空前泛滥起来。“左”的思想干扰和封建史学传统合流，在这期间表现得尤其突出。从中不难看到，为了一时的政治需要而不讲科学分析，把庄严的历史科学降为政治的仆从；按照主观设定的框框套用到一切历史人物身上，把他们简单地划分为正、反两类，加以绝对的褒贬，这就是“左”的思想同封建史学影响相通的地方。“四人帮”影射史学的淫威所及，一部辛亥革命史就被歪曲为所谓的路线斗争史。在“三突出”的原则下，整整一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几几乎就剩下了一个被“四人帮”钦定为“法家”的章太炎，就连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孙中山先生，也被江青咒骂为“牛鬼蛇神”。在对资产阶级“立足于批”的口号下，辛亥革命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所立下的丰功伟绩被一笔抹杀了。极“左”思想和封建史学结合肆虐十年，就使得辛亥革命史学园地变成了一片荒芜。今天，这些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彻底解除“左”的思想的禁锢，仍须付出很大的努力。有些同志至今对“左”的思想影响还是余悸未消或是余毒未清。在人物的研究中有时不免首先考虑自己研究的对象是否可能会成为现实政治的某个疑似物。研究某些领袖人物的局限性，唯恐有损“革命英雄形象”；而对于象汪精卫、胡汉民之类人物在《民报》工作中可以肯定的地方又不敢给予明确的肯定，唯恐被怀疑“为汉奸、右派争历史地位”。 正因为有上述这些原因，辛亥革命史研究至今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研究的路子显得比较狭窄，视野也显得比较局促，一般化的空泛论著较多，而深入、扎实、有见地的论著较少。为了适应祖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前进的步伐，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和整个史学一样，也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继续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首先要与陈腐的封建史学糟粕彻底决裂，同时要大力肃清“左”的思想的影响，使史学真正走上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轨道，得到繁荣发展。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