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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的研究和讨论，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和重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持续了三十年之久，而这三十年，又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新式工业在这个时期诞生；新的社会阶级在这个时期孕育和形成；新的思想文化在这个时期传播。洋务运动涉及到中国近代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领域，是一个很复杂、也很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近年以来，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在讨论中也发生了一些意见分歧。我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也是可喜的现象。很难设想，对于这样复杂的历史课题，只有一种意见，一种论点，而没有分歧，没有争论。只有把各种不同的论点和论据都充分地发表出来，经过切实地讨论、研究，才能得出比较切合历史实际的结论。这里，我想就研究运动的方法，提出一孔之见就教于同志们。我觉得研究洋务运动应该注意三个区别。 第一，要把“洋务”和“洋务派”区别开来。何谓“洋务”？似乎还没有确切的定义，迄今为止，大概就是指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关的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文化诸事务。它脱胎于“夷务”，而其内容又远远超出“夷务”的范围。清朝统治者开始的时候把与外国侵略者打交道，叫做“夷务”，虽然事事丧权辱国，却又偏偏妄自尊大，极之以“阿Q精神”，蔑称之为“夷务”。及至改叫“洋务”，似乎已感到一味盲目自大不是办法，已含有向外国侵略者学习之意。当然，对于洋务派来说，他们是不可能把反抗侵略和向西方学习统一起来的，他们的办“洋务”，学西方，确实有出于对外国侵略恐惧、求和、妥协的一面，而且可能还是主要的一面。但是也还有另外一方面，即主观上的“求强”与“求富”的一面。“洋务”在当时是一个“趋时”的名词，它也含有“西学”的一部分内容，恐怕也有一点“维新”的意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就是洋务派的信条吗！在封建顽固派极端仇视变革的情况下，当时提倡“洋务”者，主张采取“西学”者，都是把“洋务”看得是很时髦、很体面、很有见地的举动。把“洋务”当做眨词，从而揶揄之、嘲讽之、抨击之、斥骂之，那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的事。这也是很自然的道理，因为办“洋务”是同资本帝国主义打交道，而学习他们的造船制炮、练兵办学的结果，非但没有使中国独立富强，反而外患益亟，危机日深。中国人民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主要斗争任务是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全国人民仇视、憎恨外国侵略者，因此，向帝国主义侵略者采取妥协屈服政策的洋务派所举办的“洋务”，也就从而受到谴责和抨击。“洋”之一字，多年以来几乎成了“帝国主义”的同意语，并且把“崇洋”和“媚外”联系在一起，这就不免使人望“洋务”而生厌了。其实认真思考、冷静分析一下，我觉得“洋务”本身并不是坏事。所谓“洋务”不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事务吗？“中学为土，西学为洋”，近代中国要独立富强，要发展资本主义，要科学文化进步，就不能完全摈弃“洋务”，不管人们对“洋”学怎样厌恶，但是声光化电、轮船火车、机器枪炮、学校报刊，以至于洋布、洋油、洋铁、洋烟等等，都势必取“土”而代之。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为救国救民而向西方寻找真理，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在一定意义上不也是学习“洋务”吗！ 问题是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的三十年中间，办“洋务”的决策者和实行者是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其他湘、淮系文武大员，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随后又在英法联军之役和中法、中日战争的失败中负有主要责任，而且他们中间的主要首领人物，又对外国侵略者采取了“羁縻”，即妥协投降的政策，再加上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和革命，因此被称为“洋务派”的这个统治集团就成为“卖国投降”的代表，“洋务”和“洋务派”也就纠缠在一起，被看成是可鄙、可恶、可耻之务。“洋务”和“洋务派”固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两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我认为要把“洋务”和“洋务派”加以适当的区别，不能说“洋务派”是反动的，他们办的“洋务”也是坏的。打个很不恰当的比喻吧，正象“社会主义”和“社会党”一样，一些社会党蜕变为资产阶级的政党，但不能说他们曾经主张过的“社会主义”也是坏的。 第二，对于“洋务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要根据不同情况加以区别。所谓“洋务派”，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政治派别，更不是一个有纲领有组织的政党或政团。仅仅是由于他们都兴办“洋务”，都与顽固派的政治主张相对立，因此被概称为“洋务派”。洋务派当权达三十年或更久一些，前后情况变化很大。同时，洋务派也决非铁板一块，他们在镇压农民起义、维护清朝封建统治方面，有发自地主阶级立场的共同点，但是他们在对待帝国主义侵略的态度上，在实行“新政”的措施和对用人行政的某些改革问题上，又是有区别的。李鸿章不全同于奕□、曾国藩，左宗棠又不同于李鸿章，李鸿章也不同于张之洞。最先主张办“洋务”的大贵族奕□，在反对任何政治改革这一点上可以说与顽固派并无区别，和李鸿章有时也讲“变法”、谈“维新”是不同的。李鸿章和左宗棠在新疆问题和对待沙皇俄国的侵略问题上更是完全对立的。张之洞和李鸿章在对待法国侵略中国的战争问题上，曾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把洋务派首领们看成是毫无区别的一丘之貉，或者把他们之间的矛盾、分歧简单地归结为“狗咬狗”的斗争，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这还是仅就洋务派首领人物而言。至于地位次于曾、左、李、张的一大批洋务派官僚，诸如郭嵩焘、刘铭传、许景澄、袁昶、胡□芬、张荫桓、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等，就更不能因为他们都属于洋务派而一概而论了。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可以说是介于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之间的人物，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不就是比较公认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吗！可是他们却是从洋务派营垒中脱胎而来的。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些领袖人物，他们对洋务派的认识和关系就有一个变化过程。开始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几乎都对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张之洞抱有幻想或寄予希望，这并不完全是因为康、梁、孙、章诸人一时糊涂或无缘无故地这样想、这样做，而是因为洋务派的一些主张和他们办的一些事情，与维新派和早期革命派的主张和所想要做的事情具有某种共同点，或者至少在表面上具有某些共同点。否则他们为什么寄希望于洋务派，而没有一个人寄希望于顽固派呢？他们与洋务派的决裂，是因为经过事实的教训之后，思想认识提高了，看清了洋务派并不是自己的同路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完全划清了界限的。 近代中国社会动荡激烈，充满矛盾，压迫和反压迫，革命和反革命，维新与守旧，进步与倒退，反复斗争，反复较量，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都在动荡中寻找自己的出路。尽管历史出现了多次反复，人民的斗争遭到多次挫折和失败，然而历史发展、前进的总趋势则不可逆转。尽管洋务派的成员构成相当复杂，最初也都是幻想以“洋务”为富国强兵之路，然而严峻的现实，却使他们不可避免地迅速分化，逆历史潮流而动者被时代和人民所抛弃，顺应历史潮流而前进者，从洋务派阵营中分化出来，又从办“洋务”的实践中得到了新的知识和启示，看到了中国历史所应走的道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如果无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无视洋务派集团内部的区别和分化，把“洋务”和“洋务运动”看成是曾国藩，特别是李鸿章的“个人事业”，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或者看成是李鸿章个人意志和“卖国投降”的产物，那末，“洋务运动”的研究就会变得简单容易得多了，揭露和批判洋务派的反动立场，痛斥一番他们的“崇洋媚外”、“卖国投降”，再找一些足以“证明”这种“崇洋媚外”、“卖国投降”的事例和材料，其事毕矣，而这种“证明”材料，可以说俯拾即是，论点和论据都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是历史实际却没有如此简单。我的意思是说，研究洋务运动，要从洋务运动的历史实际出发，对不同时期的洋务派的代表人物，逐个地进行分析研究，既要看到他们的共同点，也要看到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区别，结合和分化，从而对洋务派的阶级属性、政治倾向、历史作用、思想政治影响等等，作出客观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分析和评价。笼而统之的批判和打倒，笼而统之的肯定和赞扬，都会流于片面和偏颇。以往，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吃这种绝对化、简单化的亏实在够多了。 第三，对于洋务派代表人物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也要加以区别。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是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一致的，统一的？看来并非如此，历史的和现实的许多事情，都可以说明，在许多场合，许多人物，他们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往往是不一致或者不完全一致的。洋务派的办“洋务”、行“新政”，从主观动机来说，是要“求强”和“求富”，而并不是存心投降，蓄意卖国。但由于他们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又是在帝国主义已变中国为半殖民地、进而企图瓜分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幻想用办“洋务”来保持和加强清朝的封建统治，达到“中外和好”，富国强兵的目的，这就不但违反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帝国主义也是不允许的。结果是“洋务”破产，求强不得，求富不能，事与愿违。这可以说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不一致的一种表现；还有一种表现，洋务派举办“洋务”，本意是为了巩固清朝统治，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可是办“洋务”的结果，却在客观上加快了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为自己造成了掘墓人。这又是洋务派所始料不及的。就洋务派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的关系而论，我想不能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洋务派出于“卖国投降”的动机，招致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后果；或者是出于“实行新政变法维新” 的动机，造成了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效果。如果这样，那就成了洋务派不是坏心办坏事，就是好心办好事，我看两者都不是。洋务派办“洋务”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很不一致，这是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所使然，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情。据此，我认为在评论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时候，应当着重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分析，着重于洋务运动所起的历史作用（反动作用和某些进步作用）的探讨，着重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但决不是历史和现实的简单类比），而不必过多地谴责、批判洋务派的某些首领人物，因为他们的反动立场和那些反动的政治行动，都是显而易见的。 说要科学地客观地评论洋务运动和洋务派，并不是要美化他们，也不是什么为“洋务派翻案”。如果经过认真研究的结果，证明了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确实完全反动，无任何进步作用可言，理应“打倒”，那就要根据事实，彻底否定。 倘若研究的结果，发现问题还不是如此简单，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有些事情、有些人物，还有某些可取之处，在历史上还起过某些进步作用和积极作用，那同样也要根据事实，加以客观的评断。当然，对洋务运动和对洋务运动的研究，都要当作一个历史过程来看，过去一个时期（“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除外），特别是建国初期，由于帝国主义刚刚被中国人民赶走，新中国刚刚建立，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新中国实行反华政策和经济封锁，甚至妄图卷土重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反动面、消极面着重加以揭露和批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那个时候，如果离开现实政治条件过分强调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研究的学术性，而忽视它的自身固有的政治性，那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不能对以往有关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评论有某些简单化和片面性加以指责。现在重新研究和讨论洋务运动，同样不是也不应该是简单地作什么“翻案文章”。被地主资产阶级颠倒的历史，不能靠今天的历史研究者的简单“翻案”就“颠倒”过来的。 （资料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