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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着重考察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发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历史条件，以及推翻清王朝后革命派未能保持政权的根本原因。作者认为：一、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出现先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形成。资产阶级的实业家们很长时期不支持甚或反对革命，只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和革命党人实行过短暂的合作。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用以发动革命的最有效的口号是“反满”。“反满”口号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在革命党人中是很不相同的；但总的说来，它是基于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又是和民主主义觉悟相联系的。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共和国的观念日益为多数人所欢迎。坚持反满共和的革命党人是颠覆清廷的主要力量。三、孙中山废除君主专制、建立共和国的思想，实际上成为革命运动的指导方针。武昌起义是在孙中山影响下并以他的名义发动起来的，是清末革命运动长期发展的结果。由于经济来源枯竭，得不到任何力量的支持，孙中山不得不把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四、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弱小和缺乏独立性，加上封建统治特别严密，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政治力量，革命党人丧失政权是必然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从此结束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革命。这次大革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使人们获得了很大的解放。顽固守旧的堤防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尽管在往后的年代里接连出现复辟或变相复辟，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社会进步的历史潮流毕竟是不可抗拒的。辛亥革命距今七十年。以今视昔，江山不可复识。然而如何全面地认识这次大革命，仍旧继续吸引着人们的兴趣。本文试就其中几个问题提一些看法，供研究者参考。 一、清末革命运动与资产阶级 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这个事实使人们不能不承认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然而，在武昌发动起义以及在各省响应起义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很少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这里当然是指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那么，辛亥革命前中国资产阶级到底处于什么状况？他们在革命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怎样起作用的？ 本来在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已经面临着必须使本身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称中国为西方国家的最后一个市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一一○页。)面对列强的商品和大炮并用的侵略战争，中国只有奋发图强，努力赶上西方国家，才能保卫自己的独立。此外别无抵御外侮的办法。但是清政府是由一些狂妄自大、偏狭鄙陋的闭关主义者组成的。他们打了败仗以后，仍旧把自己看作天朝上国，而把西方国家看作蛮貊之邦，企图用羁縻和安抚藩属的老办法敷衍了事，无意进行任何改革。显然这是中国旧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结构的内部坚固性的表现。为马克思所称许的资本主义的开发作用(参见《共产党宣言》。)，在有长期古文化积累而生产力非常落后的中国，不能不是很有限的。但是，资本主义势力毕竟已经侵入，中国不能不变。拒绝变，只能延缓社会的进步。清政府长期拒绝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和接受新的生产方式，是中国民族资本出现很迟并且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在先，人们的思想变化和政治要求在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由于是在外国资本已经侵入的情况下被迫开始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与一般规律相反。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活动家和他们领导的政治运动的出现，先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形成，而这些代言人和活动家本身又是曲折的历史过程的产物。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英、美、法的殖民地冒险家，用枪炮帮助清军打平了太平天国。这时，清军统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才认识到西方现代武器的优越性，开始兴办军用工业，以装备中国的军队，接受轮船、火车和电报的文明，改善交通运输工具。同时开办少量民用工业。这些都是他们在同洋人接触中得到的见识。因为有了这点见识，又经办洋务，后人称他们为洋务派。洋务派没有对民族资本采取鼓励的政策。相反，他们采取了限制政策。 洋务的兴办引起了种种评论。这些评论家，如王韬（一八二八——一八九七）、郑观应（一八四二——一九二三）、何启（一八五八——一九一四）等人，或则曾在海外接触资本主义文明，或则读过某些西书，因而提出了比洋务派官员们更高明的见解。他们极力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仿行君主立宪制度。只是在洋务正在大办之时，洋务派踌躇满志，这些评论家的意见不大有人听得进去罢了。 一八九五年对日战争失败，新建海军全部被毁，洋务在舆论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对洋务的批评尤其尖锐。梁启超认为洋务派的政策是“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第一九页）不能救国；康有为认为救亡要务在变法，“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同上，第二册，第一九七页）显然，这种批评洋务和要求变法的言论是爱国者的呼声，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的呼唤。所谓“全变”，就是变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可是那时民族资本刚诞生，还很微弱。据统计，截至一八九四年，全国近代厂矿企业仅七十二家（其中商办企业五十三家），资本总额二千多万元（其中商办企业资本四百七十多万元）(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九三页表1，数字据《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一书修订。)，难说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新阶级。维新派明确要求保护和奖励发展工商业，自然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发言，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适当的。过去我们赞许革命派，不适当地贬低了维新派。因为他们主张君主立宪而不是彻底推翻清朝统治，斥之为乞求点滴改良，这是不对的。资产阶级的改革，有用暴力手段实现的，如法国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也有基本上是用和平手段实现的，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但在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这一根本点上，结果大致相同。所以不能认为只有一种手段是有效的。从中国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看，应当承认，维新派和革命派都是资产阶级的勇敢的先驱。维新志士明知皇帝手无寸柄，政令不出国门，仍旧坚决拥护他实行变法，抱定不怕牺牲的精神，赤手空拳与当权的顽固派斗争，终于引发了不可阻挡的历史变革的潮流。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变法提出最尖锐的指责是说：“载□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卷，第一九九页）这话从反面揭示了变法维新确是一场决死的搏斗。 值得注意的是，真正属于资产阶级的实业家们，特别是他们中的上层分子，对这场壮烈的搏斗竟视为冒险而感到异常危惧和犹疑。试以资本家张謇为例，他就是维新运动的反对者。他在《自订年谱》中记述当时情况说：“在京闻康有为与梁启超诸人图变政，曾一再劝勿轻举，亦不知其用何法变也。至是张甚。事固必不成，祸之所届，亦不可测。”（张謇：《啬翁自订年谱》）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何等激切，而资本家们又何其持重！造成资产阶级本身及其代言人之间的这种显著的不同，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把切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他们的代言人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发展资本主义，在这些代言人看来，只是挽救民族危机的途径。可见，不是资产阶级一阶级的利益，而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才是他们行动的直接动机。这种矛盾现象，在考察资产阶级革命党同资产阶级本身的关系时，可以发现是同样触目的。 一九○五年日俄战争以后，民族资本一度取得较为显著的发展。 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年十年间，全国兴办厂矿企业共一百六十八家，资本三千三百九十七万余元；而从一九○五年到一九○八年四年间，全国增设厂矿企业二百三十八家，资本六千一百二十一万余元。(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六五四页。)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有所增加。据统计，从一九○三年到一九○五年全国各地建立商会组织共二十五处，（外洋侨商商会不计在内，下同）而一九○六年新设商会六十九处，一九○七年为七十五处，一九○八年更达九十六处。(见《农工商部统计表》。)商会是资产阶级的初步组织形式。任何阶级只有组织起来才可能从事起码的政治活动。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提倡商办（或官督商办）铁路，抽捐认股、筹集资金，首先以工商界为对象，迫使他们不能不建立团体以维护切身利益，并由此逐渐卷入政治生活。但实业家的政治态度是保守的。他们害怕革命，反对革命，总是期望在最少动乱和最少痛苦的情况下谋求改革。这不仅是少数大资本家的态度，一般资本家也都本能地倾向于这种态度。后来的国会请愿运动之所以发展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是因为资产阶级相当普遍地支持立宪运动。绝大多数地方的商会，成为这一运动的重要支持力量。当然，这并不排除某些资本家在一定条件下同革命党人发生联系，甚至加入革命党。 日俄战争，立宪小国日本打败了专制大国俄国，中国的工商界和教育界受到极大的刺激和鼓舞。他们以为从中找到了救亡图存的道路。《南方报》说：“大哉！日俄之战！岂非天意所以示其趋向而启中国宪政之萌芽者乎？彼俄之见衄于日也，非俄之败于日也，乃专制国败于立宪国也。”（转引自《东方杂志》二卷，第十期）梁启超也说，日俄之战乃是“专制国与自由国优劣之试验场。”（《新民丛报》，第六十二号）学习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形成□漫一时的思潮。《时报》曾不无夸张地说：“通国上下，望立宪政体之成立，已有万流奔逐，不趋于海不止之势。”（《时报》，光统三十年八月七日）当时一部分封疆大吏和驻外使节也纷纷奏请立宪，终于迫使消政府于一九○六年九月宣布预备立宪。从此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开始活跃起来，立宪团体纷纷出现，著名的有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广东的粤商自治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贵州的宪政预备会等等。其他各地规模较小的宪政研究会，自治研究会等团体，据统计全国不下八十余个。(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九○——一四三页。)立宪派作为资产阶级的一种政治力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 一九○九年各省谘议局成立，为地方绅商学界代表人物提供了合法集会的场所。资产阶级立宪派是其中最活跃的力量。许多谘议局迭次同督抚发生冲突和斗争，吸引了社会各阶层的注意和舆论的同情，使它成为与旧有专制政权不同的一个新的政治重心，这便大大加速了封建统治政权内部瓦解的过程。 立宪派在一九一○年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尤其给了清朝统治以直接的打击。资产阶级立宪运动，本有抵制革命的性质。可是因为它要求限制和削弱清朝的统治大权，所以不能不被视为异己的力量而加以镇压。镇压的结果是使资产阶级愈来愈绝望于清政府。封建统治的基础更加动摇了。上海《时报》一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发表题为《论中国实行宪政之绝望》的社论，其中说：“吾全国国民一线垂绝之生机止在宪政之实行。今宪政实行之希望既断，则吾国民一线之生机势必与之俱绝。痛切剥肤，哀音之吐，其可已耶？”绝望和愤怒促使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发生变化。请愿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北京《国民公报》主编徐佛苏回忆说：“各代表闻此乱命（按：指清政府勒令请愿代表出京还里——引者）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秘议：同人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谘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第三一四——三一五页）素来反对革命的立宪派竟被逼得也要“犯上作乱”了。当时以美洲华侨代表身份回国参加第三次请愿的伍宪子回忆说，请愿代表被勒令出都之日，曾密议“将以各省独立要求宪政”。（伍宪子：《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第一六页）伍宪子所代表的美洲华侨立宪派，主要受康有为的影响，是立宪派中最保守的一翼。他的回忆反映出，连最保守的立宪派分子，对清政府的敷衍、欺骗乃至镇压立宪派的做法也不能忍耐了。但是他们的所谓“起义”、“独立”，无非是用来迫使清朝接受立宪要求的手段罢了，并不打算把它根本推翻。 革命形势的发展比立宪派预料的要快得多。但他们的这种酝酿，对于资产阶级后来政治态度的进一步变化，无疑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所以在武昌起义后，各地资产阶级都曾一度表示赞助和支持革命。当然，他们不是革命的真实拥护者。为了现实的利益，他们随时准备依附于任何政治上的得势者。 武昌起义是以震动全国的铁路风潮为导火线的。清政府的卖路卖国政策，严重侵害了资产阶级和绅商各界的利益，引起各界人士，特别是湘、鄂、川等省资产阶级的激烈的政治反抗。革命起义很容易在愤怒的资产阶级中间唤起同情和支持。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的资产阶级报纸接连发表消息和评论。《申报》从一开始就对革命持赞许态度。《时报》初时还称“鄂乱”，指出“乱事”全由政府腐败造成。要求“速筹恢复，绥靖叛乱”。主张各省督抚和谘议局联合电请朝廷“速颁罪己之诏”，实行铁路商股十足还本，严惩盛宣怀、赵尔丰、李稷勋等以平民愤云云。(《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辑》第七八至七九页。)反映了一部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小心翼翼的特点。但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时报》很快转变态度，热烈赞助革命了。(《时报》九月三日社论《鄂乱之国际观》，将革命党人起义同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时的正义斗争相比拟，已表示了倾向革命的意向。至上海与浙江光复，《时报》彻底转变态度，废弃宣统年号，赞颂“易专制为共和”。)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张謇，开头还主张派兵“平乱”，并企图利用起义要求朝廷实行立宪。但起义不到一个月，响应者十数省，大势所趋，张謇态度随之改变。十一月六日，他得知上海光复，当天即致电袁世凯，劝其赞成共和。江苏独立后，他积极参与组织临时省议会，担任议长，后来又曾以大生纱厂担保向日本借款三十万元，以济革命军饷。 上海资产阶级直接支持和参与起义。事前，同盟会中部总会陈其美由会员、信成银行经理沈缦云(沈缦云名懋昭，是预备立宪公会的重要成员。一九一○年第二次请愿时曾充各直省商会领衔代表，请愿失败，对清廷绝望，参加了同盟会。)的介绍，结识了上海城自治公所总董、商团负责人李平书及王震、沈恩孚等人。他们全是预备立宪公会的董事，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此外还有大资本家虞洽卿，这时也同陈其美建立了联系。他们一致支持陈其美的革命活动，有的并参与策划起义，商团参与了配合攻打制造局。李平书还曾派商团到上海关仓库，不顾洋人阻挠，强行搬取子弹一千五百多箱，支援起义军。上海军政府成立后，李任民政长，积极筹饷，为革命继续做了许多工作。当时上海工商界普遍发起助饷活动。据沪军清理处所制统计表，革命军所得各项助饷共达五十七万余两(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四五五页。)。 武汉工商界也曾给革命以有力的支持。汉口是商业繁盛的大城市，分四个区，每区各有保安会，原为救火而设。会长、职员都是店铺老板，会员是经过挑选的商店职工、学徒等。因办有成效，社会信誉很高，后来兼助警务。谘议局成立后，议长汤化龙出面将各区保安会联合起来，成立汉口各团体联合会，成为全市性的组织。经过整顿，对会员加以军事训练，发毛瑟枪二千杆。武昌起义后，在抗击清军的阳夏战役中，联合会员们英勇地参加了战斗。其饷项概由各商家担任。(朱正斋、李猿公：《清末汉口各团体联合会的组织发展及其在武昌起义中的作用，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另据记载，武昌起义时，义军很快即与商会达成协议：义军保护工商业，工商界资助军饷。(此据贺觉非同志未刊稿所引当时出版《大汉报》的记载。) 重庆商会对四川起义独立做了重要贡献。除直接支持了蜀军政府以外，为川境革命军筹饷有明确记载的即达四十余万（资助入川后起义的鄂军三万两，资助川滇北伐军费三十万两，支援成都军政府十万两。）(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一一五页。) 长沙、九江等地工商界对革命表示同情。长沙关税务司伟克菲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八日给安格联的信中说：“此地商人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很放心，他们都同情革命，知道自己会得到保护。”（《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十三辑，第九一页）九江商会招待由武汉下驶的海军舰艇军官，赞助他们起义。(吴铁城：《江西辛亥革命前后》，《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三册，第一九八页。)其他如广东、广西、安徽等省城工商界也都不同程度地同情和支持独立。 这些情况表明，武昌起义后的一段时间内，资产阶级是支持或拥护革命的。原来害怕和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这时何以转而拥护和支持革命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总是眼看着本阶级的现实利益。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增殖自己的财产。但只有在政治安定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清政腐败，“内忧外患”频仍，迫使他们要求改革。但他们反对暴力革命，他们看不到暴力革命给他们带来好处的前景。有些人，特别是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以为革命党人同历代草寇一样，担心一旦革命爆发，盗贼横行，不但民主共和不可得，连身家也难保。张謇在一九○五年的看法很可反映出实业家惧怕革命的这种心理。他说：“是时革命之说甚盛，事变亦屡见。余以为革命有圣贤、权奸、盗贼之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而今尤有外交之关系，与昔不同，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害怕革命风暴，几乎是各国资产阶级的通病。但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发展的国家，一旦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根本的威胁时，他们往往能够奋起斗争，以至拿起武器。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都有此种例证。中国资产阶级不同，他们在本阶级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仍畏葸不前，幻想避免激烈的冲突。原因就在他们出生太晚，力量微弱。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时，它的力量仍嫌太弱，不能独立担起社会变革的责任。 武昌起义后，各地响应起义的革命党人大多对当地资产阶级采取了联合和合作的态度。有的从一开始就同资产阶级在谘议局中的代表人物建立了联络，甚至实行某种程度的合作。对资产阶级及其上层代表人物来说，一则革命已经临到眼前，怕也没用了，避也来不及了；二则革命没有带来他们所担心的那种破坏；三则旧朝覆灭，大势所趋，本无所亲，也就并不感觉受恩深重。张謇说：清政府“违拂舆情，摧抑士论，剥害实业，损失国防……人民求护矿权、路权无效，求保国体无效，求速（开）国会无效，甚至求救灾患亦无效”。“人心决去，大事可知……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观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者，趋势然也。”（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九九三页） 张謇等实业家们转而拥护共和，自然带有投机性。但从清末政治发展过程中来考察资产阶级，是合乎规律的。 资本家拥护共和，但并不因此而成为革命党。他们捐输饷项，支援革命军也是从本阶级的实际利害着眼的。请看张謇一段日记，辛亥年十月二十九日：“欲江宁之回复秩序，须设置民事；欲设置民事，须客军出发；欲出发，须财政先得数十万。”这是指江宁一地。欲图全国恢复秩序，环顾宇内，那就要靠最有实力之袁世凯了。张謇等一大批资产阶级立宪派，倾心拥袁，力促南北和议成功，就是出于他们本阶级的利益打算。 南北议和的结果，只有满清皇室退位这一点聊可慰藉革命党人的初衷，其余一切好处尽为袁世凯所攫取。为了贯彻革命宗旨，革命党人后来不得不起而反抗袁世凯。这时，把袁世凯视为秩序的保障的资产阶级，对革命党人大起反感。他们中的一些头面人物早已抛弃革命党而依附袁世凯了。所以一九一三年的二次革命，遭到了资产阶级大多数的反对。甚至一度参加革命的资本家如李平书，这时竟脱离革命去做古董生意。资产阶级同革命党人经历短暂合作以后，重又分道扬镳了。 既然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还很不成熟，而在政治上又很长时期并不支持革命，其上层分子还反对革命，那末这次革命究竟是怎样取得胜利的呢？ 二、辛亥革命的胜利 研究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活动，可以得到一个极深的印象，那就是，反满是推动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思想基础，同时，又是他们用来宣传和动员群众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反满思想是清朝入关以后在汉族及其他遭受满清统治者野蛮镇压的各族人民中深深扎根的，随时可以发芽的仇恨的种子。它深入于民族意识之中，成为一种思想传统。这种思想传统，在恰当的时机被利用起来，会产生巨大的号召力和深刻的感染力。可以设想如果革命党人一开始就以民主共和为口号，不用说到广大下层的群众中去活动，无人理睬；就是到知识分子中去活动，也难见成效。因为大家都还不懂这些道理，就连革命党人本身也不甚了了。柳亚子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同盟会是提倡三民主义的。但是实际上不消说，大家对民生主义都是莫名其妙，连民权主义也不过装装幌子而已。一般半新不旧的书生们，挟着赵宋、朱明的夙恨，和满清好象不共戴天，所以最卖力的还是狭义的民族主义。”（柳亚子：《自传》，《时人自述与人物评传》，第二三三页）他所说的“狭义的民族主义”就是反满。狭义的民族主义当然是不正确的。可是，当人们没有别的更有力的武器可以用来推翻旧世界的时候，从旧世界内部借取一个可以利用的武器来反对它，达到建立新世界的目的，不正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屡次出现过的事情吗？马克思在他的天才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一开始就揭示了历史发展中这一极可注意的现象。他说：“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六○三页）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同样是穿上了当年抗清英雄们的服装，喊着反满的口号，登上历史舞台的。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党人的反满思想逐渐增加了爱国民主的内容。特别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和庚子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以后，朝廷完全屈服于他们的压力，甚至变成了外国侵略的工具。民族耻辱引起了人民的痛恨，反满情绪在群众中迅速增涨。仔细考察反满思想在革命党人中的表现，那是很不相同的。最早踏上革命道路的那些革命党人，大多数起初都怀着反满复汉的心理。以后由于接触西学，开拓了眼界，民主主义觉悟逐渐提高。在他们头脑中，反满便同建立共和国的思想联系在一起 后来投身革命的大多数人，也多少经历过类似的思想发展过程，但情况始终是复杂的，有些人是在接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之后才投身反满革命，有些人接受民主思想之后，选择了君主立宪的道路。而有些革命党人始终没有脱“狭隘民族主义”的局限。 汇集在同盟会旗帜下的革命者主要有三部分人：一部分是知识分子，一部分是华侨，一部分是会党。 会党本来就是反满的秘密组织，因为年代久远，政治色彩逐渐淡薄。但他们的反满意识很容易被唤醒。当时各个革命团体和孙中山、黄兴等人所领导的革命活动和武装起义，几乎每一次都有会党参加。各革命团体的组织和活动方式也还程度不同地沿用了会党的规矩。会党中的群众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他们基本上没有文化，知识很少，民主共和是什么意思，他们是无法理解的。他们踊跃参加革命，多半是出于反满的民族意识和反抗压迫的愿望。当他们的活动没有革命党人的领导时，反满是唯一的政治口号。在一九○六年萍、浏、醴起义中，发生了这样的事：在萍乡一带主持起义的会党首领龚春台，因为有同盟会革命党人参加领导，他的起义宣言就宣称：“本督师只为同胞谋幸福起见，毫无帝王思想存于其间；非中国历朝来之草昧英雄，以国家为一己之私产者所比。本督师于将来之建设，不但驱逐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辛亥革命》，（二），第四七七页）这完全是一幅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图景！但同时在浏阳举义的会党首领姜守旦，却以“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的名义发布檄文说，督抚公卿“有能首倡大义，志切同胞者”，将来即戴其为“世袭中华大皇帝”。檄文还说：“勿狃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稍形专制，亦如我家中祖父，虽略示尊严，其荣幸犹为我所得与；或时以鞭扑相加，叱责相遇，亦不过望我辈之肯构肯堂，而非有奴隶犬马之心。我同胞即纳血税、充苦役，犹当仰天三呼万岁，以表悃忱爱戴之念”。（同上，第四七九页）这里所提供的不但与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毫不相干，而且即以传统的农民起义而言，它所揭示的也不是令人鼓舞的前景。这是极其狭隘的反满复汉主义。姜守旦不过是个准备拥戴别人做皇帝的人；据孙中山说，在革命党人中甚至还有不少想自己做皇帝的人；只是经过教育和锻炼才改变了做皇帝的陈腐思想。(参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六七五页。) 海外华侨曾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最早的一批同情者和追随者。华侨在异国生活，为求自保，往往把国内的会党组织在侨居地复活起来，随之在某种程度上也把反满的传统带到了那里。这是可以理解的。华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正是为逃避满清统治者的压迫而冒险出洋去寻求新的生活出路的。他们在海外又受到帝国主义者的歧视，更增加了对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愤恨，其反满意识很容易被唤醒。当然，华侨中多少受过西式教育的人，接受资本主义文明，对于孙中山创建民国的理想是不难接受的。 革命党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同样是怀着激烈的反满情绪走到革命队伍中来的。但细考他们的思想，却很不相同。 在同盟会成立之前，邹容、陈天华、章太炎都是最著名的革命宣传鼓动家。然而他们的思想和影响各有特点。邹容的《革命军》，孙中山称之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孙中山选集》，上卷，第一七五页）。激烈到什么程度？要“诛绝五百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辛亥革命》，（一），第三三三页）但是正是在这篇发表于一九○三年的引起极大轰动的小册子中，最早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陈天华发表过《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的论文，对民主政体还缺乏详细研究。他的名著《猛回头》、《警世钟》，着重揭露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呼号人们奋起挽救祖国的危亡。邹、陈的宣传最为激昂慷慨，使人们志气奋发，挺身赴义，参加革命，起了动员群众的巨大作用。 章太炎的轰动一时并引起诉讼的文章《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发表于一九○三年。其中“载□小丑”一句公然骂皇帝，不可谓不激烈！然而除了反满之外，并没有提出鲜明的革命目标。他的文章中有一句：“以赈饥济困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或为枭雄；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章太炎政论选集》，上，第二○三页）颇似人云亦云，很难说他对民主共和有多少理解。如果说，邹容、陈天华等是鼓励人们为救国而反满，为共和而反满的话，那末章太炎基本上就是为复汉而反满。他说民族主义“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基本上还只是感性认识，缺乏理性认识。所以斥满人为“东胡群兽”，反满的理由主要是“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辫发璎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同上，第一九四、一九五页）总之，它没有归化汉族，必驱除而后快。 考察章氏的政论，可以发现他的思想是很不确定的，始终不见他有明确的民主共和的观念。一八九九年他写《客帝》篇，主张奉孔子后裔衍圣公为共主。清帝如圣明，可“引咎降名，以方伯自处”。（同上，第八八页）即皇统要归诸汉人，自请降为方伯。一年多以后，他连续写作了《与某某书》、《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解辫发》等激烈反满的文章，并在《客帝》篇加后记说：“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弃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终寐而□，著之以自劾录，当弃市。”（同上，第九○页）表示深为忏悔，以后数年力倡排满。但是逐满之后，行何种政制，其说很不确定。一九○一年章氏作《正仇满论》，其中说：“凡一国专制之主，而欲立之权限勿使自恣者，必有国会、议院以遏其雷霆万钧之势者也。而是二者皆起于民权，非一人之所能立。方今霾□屯否之世，顾所谓民权者安在乎？其必睿圣仁□之大人，文能附众，武能却敌者，纠合众志，大鞣大搏，以与凶顽争命，而后可以就事；事之既就，人心所归，必在英杰，则此睿圣仁□者虽欲不居帝位，而抑无所遁。”（见《国民报》，第四期）照这种说法，革命将不过是满族皇帝换个汉族皇帝罢了。一九○三年，章太炎为《革命军》作序，其中说：“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他又说，邹容之书署《革命军》者“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章太炎政论选集》，上，第一九三页）主意仍在强调光复，不过这里已不讲要立汉族皇帝了。一个月后在上引《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断言：“事成之后必为民主”。何以必为民主？因为“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同上，第二○三页）这种回答虽只是一句空话，总算是他主张民主，不主张君主专制的一种表示。然而也只是一种表示而已。文章写到结尾处，他期待新皇的思想不觉又有流露。他讥刺康有为保皇是为追求禄位，然后又劝康，与其坚持保皇，“名实俱丧”，不如“跃然祗悔”，赞助革命，等汉族的新皇帝起来，犹“不失为素王玄圣”。所以又说“少安无躁，以待新皇”云云。这段文章用意虽在讽刺康有为，但仍透露出他自己对“后王有作，宣昭国光”的期待。（同上，第二○八页）以后在他的言论中，反满复汉，以兴新王的思想仍时有流露。一九○六年，他作《〈洪秀全演义〉序》兴念“洪王朽矣，亦思复有洪王作也。”（同上，第三○八页）第二年作《〈汉帜〉发刊序》，声称“索虏入关以来，汉乃日失其序。然名号犹与所谓满者相对。一二豪俊得依之以生起光复之念。而后乃今将树汉帜焉”。（同上，第三四四页）一九○八年作《与马良书》、《代议然否论》公然倡言“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赤裸裸的颂扬专制主义。他主张“大总统”直接问政于“齐民”，不要经过议员。并说：“此政体者谓之共和，斯谛实之共和矣：谓之专制，亦奇觚之专制矣。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同上第四六一，四六九——四七○页）一九一○年作《秦政记》，对秦始皇“一人独贵”的极端专制主义推崇备至，决非偶然。可见民主共和在他的头脑里只有一点朦胧的影子，他的真实思想还是推戴一个名为总统的汉族专制皇帝。 章太炎一贯表露的倾向专制的政治态度，很难用他与孙中山的矛盾来加以解释。象他这样一位自视甚高，也很为世所重的学者，其言论主张，虽也不免受环境影响，但总是有其思想渊源的。前面提到的邹容、陈天华以及其他类似的走上革命道路的新一代青年，都是戊戌维新以后成长起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中国的源远流长的封建文化传统，在他们头脑中已经动摇，资产阶级的新学说很容易为他们所接受。章太炎是已经自成一家的大学者，其思想、学问根基已深，接触一些新学说，甚或稍加研究，终不足以改变其旧学根底。章太炎一派反满论，时时露出孔孟以来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那一套春秋大义的痕迹。这是经历数千年的牢固偏见。它们的出现，在古代自有历史的理由，在近代却显然是荒谬的。但这种偏见并非章太炎所独有。国学保存会的某些国粹家，南社中的某些文人学士，其情况与章太炎大致相类。这种现象，从另一角度说明，反满革命的口号具有极深远的思想文化渊源，因而是一个最易于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口号。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利用这一传统的口号是无可非议的。只是这样做的结果，不免影响革命的深度，在革命党领导很不健全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 但总的说来，由于孙中山和大批革命知识分子的努力，共和国的观念毕竟已为多数人所欢迎。不管他们实际理解与否和理解程度如何，共和的口号已同反满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最有鼓动力量的口号。 庚子以后，清政府暴露出已彻底腐朽，社会危机急速成熟起来。人心思变。据近代史研究所张振鹤同志经过初步查对的统计，一九○三年发生民变五十起，一九○五年一○三起，一九○六年已达一九九起，到一九一○年更达二六六起。也正是在这时期，立宪派和一部分在野士绅要求改革、要求立宪的声浪日高一日，大有不得权力不止之势。从而造成上下离心，统治者的社会基础开始崩塌。许多官吏不再忠于职守，下劣者只知刮钱财、作威福；平庸者只知全身家，保利禄；上焉者已窥见清运不久，对革命党不但不究办，而且表同情。真心为清皇室效力的人越来越少了。而最高统治集团内部，自西太后与光绪帝死后，政权失去了重心，由年仅二十五岁的载沣摄政的清皇室，妄图以集权为维持统治和抵制资产阶级立宪运动的手段，这就不但使一些效忠朝廷的汉族官僚离心，也使立宪派大失所望。越来越孤立的皇室象是浮在一块破木板上，在大海怒涛中苟求活命。总之是一派末日景象。但是即使社会危机已经完全成熟，统治者仍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农民的自发反抗不足以颠覆清政府，立宪派不敢尝试以暴力夺取政权，官吏阶层更谈不上主动倡义，唯有革命党人，高张革命大旗，誓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导力量。 要争取革命胜利，不但要宣传，使革命的口号深入人心，更重要的还必须做艰苦的扎实的组织工作，把各阶级各阶层的反清力量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斗争。这一点，革命党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后才逐渐有所领悟。孙中山和早期革命党人起初是在海外捐款，招募勇士，然后利用国内会党的力量，乃至运动新军，在南部沿海一带起事，都失败了。孙中山认为是会党不可靠，新军军官不可靠，所以不能成事。这是他对国内情况缺乏了解产生的严重错觉。无论是会党还是新军，都可成为有效的革命力量。问题是革命家必须置身他们当中做艰苦的组织发动，使他们成为革命的主动力量，而不应是被利用的力量。 湖北革命党人长期坚持不懈地在本地区从事革命工作。他们最早注意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亲自投身行伍，在士兵中广泛而又深入地、大胆而又谨慎地做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一九○四年春，曹亚伯、胡瑛、张难先等建立科学补习所，在新军中谋发展。科学补习所被破坏后，刘静□在一九○六年又利用武昌圣公会的阅报室日知会来吸收和组织革命同志。一九○七年初，日知会被告发，刘静□、朱子龙等九人被捕，刘、朱瘐死狱中。后来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任重远、郭抚宸、章裕昆、杨王鹏等，又于一九○八年七月组织军队同盟会。以其活动频繁，引起注意，乃于十二月改组为群治学社。他们创办《商务报》加强宣传，并继续扩充组织，声势日壮。一九一○年春，长沙发生饥民暴动，群治学社准备乘机起事，因事泄失败。一九一一年初，革命党人又组织文学社，推蒋翊武任社长，其他主要干部有詹大悲、蔡大辅等人。文学社的组织规模更大，其基层单位称支队，每支队二十人，四支队为一整队。据记载有四百八十个支队，是否满员不得而知。原在东京成立的共进会，于一九○九年在武汉成立湖北共进会。共进会是主要致力发动会党的革命组织 在湖北、湖南、两广、四川等省都有活动。湖北共进会的主要负责人是孙武。人数也相当多，有人估计，在军队中有一千四五百人，学生约有二百人，其他社会阶层也约有二百人，会党则有两千人左右。(所述文学社的规模和共进会的人数，参考了贺觉非同志的材料。)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社的主要力量都在新军。当时湖北新军总共不过一万三千多人，其中文学社员与共进会员至少居半数。而其他革命小团体相继而起者还有二十多个，革命力量之雄厚，为各省所不及。这无疑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是革命党人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和备尝艰苦的结果。 文学社等革命团体建立了非常有效的公开的和秘密的联络方法。他们在军队的标、营、队各级都设有代表，用代表会的方式掌握部队动态，制定统一部署。与此同时还另有一套秘密的联络网点，以备不测。这不但保证了革命组织本身的统一性，而且使军队切实处于革命党人的控制之下，一旦发动，便成为一支组织得很好的、极有纪律、极有战斗力的队伍。 一九一一年八月文学社同共进会联合，成立统一的革命指挥机关，迎接大起义的组织准备便完全成熟了。 然而，湖北革命党人这种老田鼠式的工作(莎士比亚名剧《汉姆莱特》中一句话：“你掘得好呀，老田鼠！”马克思多次借用这句话，比喻伟大的历史变动所需要的条件，在人们不很察觉的情况下，被预备起来。当时湖北革命党人的工作可谓近似。)并没有及时受到革命党最高领导机关及其领袖们的注意和鼓励。湖北共进会的重要成员杨时杰，在一九一○年夏对另一个革命党人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的作者）说：“革命潮流一日千里，进步甚速，中国革命似有成功的希望。但是这几年孙总理、黄克强等专在沿海几省，靠几处会党携少数器械，东突西击，总是难达到目的。我们长江的党人都从腹地着手，尤其是我们湖北人，就想在湖北干起来。孙、黄总不大相信。所以我先约刘仲文回来，做准备工作。……我们这次自告奋勇，总要做点事业给孙、黄看看。”（《辛亥革命先著记》，第二四页）语意间稍带意气，然而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想在本地区扎实地干出一番革命事业，这一点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湖北革命党人的共同意向。从那时起，同盟会总部中也有一部分人开始注意在内地发动的可能性。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旧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失败，革命党精华几乎丧失大半。不久，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专以发展长江流域各省革命为主要任务，并派专人负责湖北的工作。从此，湖北的革命工作才引起了同盟会上层领导机关的注意。 十月十日，惊天动地的革命起义在武昌爆发了。不过一个月，响应者十余省。在每一省的宣言或类似文告中，几乎无例外地都有驱逐鞑虏的口号，从前一切对清皇室、贵族及其政府不满或失望的人们，都或先或后、或主动或被动地汇集到全国性的反满革命的潮流中来。被彻底孤立的一小撮满清统治者，甚至已够不上作为革命的对手了。革命胜利看来已成定局。但是乘时而起的袁世凯，却是个专制制度训练出来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他挟清室以牵制革命党，利用革命党以威逼清室。他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攫取反满革命的胜利果实，可是革命党人很少戒心。南北议和的局面所以能够出现，除了因南京临时政府饷械无着，无力北伐的物质原因外，长期隐然存在的反满复汉心理，显然也起了重要作用。许多革命党人，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的统治，革命就算成功了。至于在武昌起义后才陆续转而赞助革命、拥护共和的立宪派和某些汉族官僚们，就更不肯让革命再往前进一步了。于是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室宣布退位后，绝大多数人都认为革命已经结束。 清朝垮台了，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了。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无数革命党人流血牺牲的结果，也是同孙中山的领导分不开的。反动派的篡窃，掩盖不了先驱者们的业绩。 三、孙中山与清末革命运动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今译丹佛），第二天早上读报才获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所以他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孙中山选集》，上卷，第一八二页）。可以根据这个情况判断孙中山同辛亥革命没有关系吗？不能。武昌起义恰好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因新军工程营一个小小的事故引发开来，谁也不可能预先知道。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偶然“成于意外”是不错的。但是作为一次反满革命的总爆发，它的发生是必然的。这是清末革命运动经历长期发展的结果。而清末革命运动同孙中山是分不开的。 孙中山是太平天国失败以后积极从事反满活动的第一人。他自称：“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复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同上，第一六八页）临终留下遗嘱还是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仍是从乙酉中法战败之年算起的。清朝对外战争的失败使一个爱国青年感到耻辱，因而产生反满情绪，以“洪秀全第二”自命，决心把它推翻。他在此后学习和行医期间都念念不忘纠集同志，为革命事业作准备。这类记载很多，而且往往是由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出来的，可以认为大体可信。把这类记载加以比较，还可以看出，他对当时国内问题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不免受着时代的限制。他的最初思想的无定向，可以从一个事实看得出来。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即将爆发之时，他到天津求见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递了一封陈述政见的长信。何以会采取这个行动？据他的早期亲密追随者陈少白回忆说，这是“因为李鸿章在当时是识时务的大员。”（《辛亥革命》，（一），第二八页）可以想见，当时孙中山虽有志反满，但思想既不成熟，也没有具体行动计划或建立团体，如果李鸿章确是如他们所想象的那么一个“识时务的大员”，能从他得到某种支持，未尝不是入手处。事实上，孙中山在政治上对李鸿章寄以希望，这不是唯一的一次。在一九○○年义和团事件中，李鸿章与刘坤一、张之洞实行“东南互保”，这时，在兴中会的积极支持者、香港名律师何启的活动之下，得到香港总督的赞助，孙中山又一度通过同乡刘学询争取李鸿章割据两广，宣布独立。事虽不成，但足以说明孙中山对李鸿章的态度同对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其他成员是不一样的。孙中山在给李鸿章信中历举“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纲领，自谓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孙中山选集》，上卷，第七页）其实，这种见解即在当时也说不上如何高超。看来可能意在言外，以上书为由，面见李鸿章，相机另进一番说词，至少可窥探李的动向。近读《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所载《一八九四年孙中山谒见李鸿章一事的新资料》(中华书局：《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八八至八九页，作者沈渭滨。)一文，获知从盛宣怀档案中查得原澳门海防同知魏恒致盛宣怀的堂兄盛宙怀托其转介孙中山往见盛宣怀的信，以及盛宙怀写的介绍信，又查得郑观应直接写给盛宣怀的信，都是请托盛宣怀介绍孙中山去见李鸿章的。事实经过曲折如此，足见孙中山求见心切。见面虽不成，但因他给李鸿章信中对学习西方改良农业问题，提出了到法国考察蚕桑并环游各国研究农学的具体计划，而郑观应在写给盛宣怀的介绍信中，又特别强调了这个计划。所以李鸿章给了他一张农学会筹款护照。(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一二页。同书第二六页注五云：“后查得总理上书后，李与以农桑社会筹款之护照。总理乃持赴檀，集资为举义费。事败，多人始恍然，因其时许多非同志，系以农桑学会助款者。”)另据陈少白所著《兴中会革命史要》，孙中山从李鸿章得到的回话是：“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辛亥革命》，（一），第二八页）。总之是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这个不快意的事件和中国对日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的反满思想占了上风。他很快集合少数支持者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反满秘密团体兴中会，并且准备利用对日战争失败在群众和战后被遣散的士兵中引起的严重不满情绪，在广州发动起义。 广州起义没有来得及发动就因有人告密和香港军火不能及时运到而中止。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陆皓东和其他三个未能得到中止起义通知的合作者被捕牺牲。这次失败的起义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成功，就是产生了极大的宣传效果。一时风声鹤唳，清政府惊惶失措，悬赏千元通缉“匪党孙汶”。孙文从此成了可怖的名字。事后香港政府根据清政府的要求宣布将其驱逐出境。在亡命伦敦时，又因中国驻英使馆加以拘禁，引起一场风波，西方报纸称他为国际知名的中国革命党领袖。清政府对他的切齿痛恨和流亡者的厄运使孙文的名字成了革命的旗帜，这是所有同时并起的革命党人所不能代替的。 孙中山由于最初的革命活动而造成的赫赫声名，不能在国内从事革命活动，失去了直接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中扎下根基的机会。可是长期在国外从事活动使他成了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富有直接了解的人。他在二十世纪初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理论。尽管当时他的民族主义还限于排满，但排满毕竟是一个最能号召群众、推进革命运动的口号。一九○五年建立的中国同盟会正是用这个口号把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其他革命者联合在一起的。三民主义使同盟会在政治上比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都具有更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的性质。据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载，当时有主张会名定为“对满同盟会”的，孙中山解释说：“革命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编，第四七页）可见当时懂得民主思想的人是很少很少的，尽管他们反满在客观上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可是其中多数人仅仅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孙中山在一九○六年《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进一步排除了在反满革命胜利以后恢复汉族皇帝的思想，力主建立共和制度。他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掉）这个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不做政治革命是断断不行的。”他认为“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什么样的民主立宪政体？他认为法国政体对中国最为相宜。他坚决反对帝王思想，说：“凡革命的人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把国家当做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孙中山选集》，上卷，第七五页）孙中山坚决废除君主专制、建立共和国的思想获得了广泛的承认，成为革命运动的指导方针。 为了团结反满力量，孙中山多次向同被清朝视为叛逆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建议合作。终因康有为以帝师自居，坚持保皇，甚至拒绝同只有平民身份的孙中山见面而未获成功。两派在华侨社会中争夺群众，矛盾尖锐。他由此认识到“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五二页），不容混淆。一九○三年秋冬，他在檀香山首先发难，批驳保皇派。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后，机关报《民报》又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辩论，使两派论战达到高潮。这次论战不是学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是紧紧围绕清末最迫切的政治问题革命或立宪展开的。在论战中，虽然双方都暴露出严重的片面性和幼稚性，但革命党在这次论战中却赢得重要的成功，那就是扩大了革命排满和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使《新民丛报》感到穷于应付。梁启超思想上长期存在着难以解脱的矛盾：一方面担心革命造成动乱，因而反对使用暴力；一方面对腐败的清政府，缺乏改革的信心。他两次通过徐佛苏向宋教仁、章太炎建议停止论战，先后遭到孙中山和黄兴的反对。(《宋教仁日记》，第一二二、三三○页；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二○八页。)一九○七年《新民丛报》停刊，原因很多，疲于论战，是原因之一。 同《新民丛报》的论战加强了革命党的立场。如果孙中山不发动这场论战，或不把论战进行到底，那末革命旗帜就会变得模糊，革命意志就会涣散，以致失去团结和鼓舞革命力量的中心。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势必还要经历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曲折。 孙中山叙述清末革命从兴中会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到同盟会一九一一年广州起义，先后十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都是同他的领导和组织分不开的。他为起义筹备饷械，多次往复奔波于南洋和美洲各地。香港及南亚一些地区的反动当局不许他上岸和停留。他仍不避艰险，设法与各地革命党人联络，策划和部署起义。一九○○年惠州起义时，他在台湾建立指挥中心。一九○七年三月到一九○八年三月，他在河内建立指挥中心，连续指挥了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和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一九○八年三月被迫离开河内到新加坡，在那里又继续指挥了云南河口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每一次都给清朝统治以打击，使各地革命党人感受到新的激励。孙中山具有伟大革命家所特有的可贵品格，就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里，他都不悲观失望，总是继续奋斗，尽力工作。一九一一年广州起义是孙中山和黄兴、赵声等经过详细计划，集中全力发动起来的。黄兴和赵声等亲自率领起义者进攻各要害部门。终因寡不敌众，惨遭失败。黄兴、赵声等仅以身免，经人护送到香港，已经灰心丧气极了。黄兴因此杜门谢客，愤而图谋暗杀；赵声竟一蹶不起，郁郁而死。孙中山坚信“天下事尚可为”(李绮□、梅乔林：《开国前美洲华侨革命史略·广州举义后胡汉民之报告》，转引自《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十二册，第四四二页。)，一面抚慰同志，一面立即着手为下次起义筹集经费。他在估计广州起义的影响时指出，革命“成功之期，决其不远”。(孙中山致邓泽如信（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九日），见黄季陆编《总理全集》，第三册，函札，第六一页。)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在关键时刻表现了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气概。湖北革命党人不愧是孙中山的坚定的追随者。他们听到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不是感到沮丧，而是感到继续起义的责任落到了自己身上。孙武在四月五日共进会一次集会上说：“我们先以为广东此次一定可以得手，准备由广东首先起义，我们两湖急起响应。现在广东既无望了，自应由我们两湖首先起义，号召各省响应。我们先是‘被动’，今日我们要做‘主动’了。”（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三五页）湖北革命党人的主动精神使孙中山对武昌起义的成功感到“意外”，但是这次起义却是以孙中山的名义发动起来的。 以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闻名于世的革命战士熊秉坤(熊秉坤是个非常朴实的人，世传他是武昌起义打第一枪的人。可是他在所作题为《武昌首义谈》的回忆录中则说打第一枪的人是他的战友程定国。见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第九十页。)回忆说，在起义那天傍晚，“后队官罗子清出，召余而问曰：‘今（日）外（间）风声甚紧，汝知之乎？’余诳以三十标友人告余是晚大举。问：‘果孙党乎’？余曰：‘派别虽有，主盟者非孙逸仙而谁！’……言毕，罗欣欣而去。”（《辛亥革命》，（五），第八九页）从这样一番对话可以看出，“孙党”是起义者取信于人的一个重要的条件。起义后，孙中山还没有回国，湖北军政府就曾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的名义发表对外文告。(见湖北军政府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发行的《中华民国公报》第十六号。)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回国到达上海，这是一个革命英雄的凯旋。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南京举行的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此时唯有孙中山人望最高，总统是非孙莫属的。不论是武昌的黎元洪或者北京的袁世凯，都不可能立即取得这个地位。但是就在归国之初，严峻的考验已经在等待着他。最大的难题是经济来源枯竭，得不到任何支持。当时南北双方一面进行和议，一面两军继续对峙。军政费用开支庞大，成为双方的迫切问题，南京临时政府尤其困窘。据《梁燕孙先生年谱》载，一九一二年一月“八日，临时大总统批准发行中华民国军需公债，以一万万元为定额，是为民国发行公债之嚆矢，惟其发行区域仅限于民军势力所及之地，而债票又为各省都督事先领出，除拨发军饷外，多以贱价出售，南京政府直接募入之款，不过五百万元而已”。（《梁燕孙先生年谱》，第一○五页）由于经济的极端窘迫，南京政府自秘书长以下官员一律月支三十元。（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一三五页）湖北军政府官员仅月支二十元。（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二九○页）军队饷械不给，早成了问题。万不得已，政府提出将汉冶萍公司向日本抵借一千二百万元，遭到各方反对，没有办成，再也找不到别的接济办法。 难题无法解决，而且得不到任何力量的支持，孙中山不得不把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这位热烈的民主主义者对共和理想的实现满怀信心。在辞职以后，坦然宣布将以在野之身从事祖国的建设。 四、革命党人何以不能保持政权？ 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来自现代生产关系。现代生产关系没有确立，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不可能巩固地存在下去。这是马克思反复强调过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一七一页）这就是说，被推翻的君主专制还会要复辟。辛亥革命以后，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种可以认为是被推翻的君主专制的复辟。但是马克思的话是含意深刻的，非常耐人领会。中国的旧制度实在太丑恶了。除了爱穿大花袍子的袁世凯和认定人生两膝就是为了磕头(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见《康南海文集》卷五。文末注云：“今之妄人于祭谒孔圣亦行鞠躬礼者，其意徒媚师欧美，以为废跪拜耳。不知欧美人之废跪拜，乃专施其敬于天主。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学欧美而不知其所由，则只有颠倒猖狂可笑而已。否则留此膝以媚富贵人耶？”)的康有为以外，醉心完全复辟旧制度的人是极少极少的。旧势力改换新形式成为进步阻力的现象层出不穷，其主要表现就是社会发展进程的极度缓慢。何以有这种现象？答案可以在马克思的话里面找到。这就是资产阶级缺乏实行统治的足够的经济条件。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了共和国，可是资产阶级还远没有成熟到足以独立缔造这个制度并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孙中山在一九○六年说：“中国资本家现在还没有出世”（《孙中山选集》，上卷，第七八页）。辛亥革命以后，他还是说：“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即资本家将从此以出是也。”（同上，第八八页）孙中山长期居留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在他的眼睛里，中国的资本家还没有出世。这个估计太低了。应当说，中国的资本家已经出世，只是力量太微弱了。据统计，截至一九一一年，中国还只有近代厂矿企业五百六十二家，资本一亿三千二百余万元。其中商办企业只有四百六十九家，资本八千七百余万元(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第六五四页统计表数字加本文第一节所引一八九四年以前的数字。)这个统计还不能认为是十分精确的。它是历年设厂数字的合计，没有把这个时期中可能发生的停闭和合并的情况估计在内。即使这个数字是正确的，比照我国的土地人口及庞大而又原始的封建农业经济来看，仍不能不认为数量甚微。 从资产阶级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来看，情况也是如此。清末资产阶级的贡赋主要是厘金。厘金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已开始征收，那时交纳厘金的当然还没有资产阶级。到七十年代初期，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开始产生，全国厘金收入达一千五百万两左右。如果我们把这以后增加的厘金收入完全看作是资产阶级的贡赋，那么，一九一○年清政府所作的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为二亿九千六百九十万两，厘金收入为四千三百万两，从而可以得出，在该年财政预算中，资产阶级所占份额约为9．43％。这个算法是很不精确的。这是在没有其他可供参考的可靠数字的情况下所作的一种探索性的估算。实际上，这个数字，只能偏高，不会偏低。 还可估量一下资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据清政府农工商部统计，一九○八年全国有商会组织二百六十二处（华侨商会不计），有会董、议董和会员共四千五百六十八人。其中许多商会未登录会员数字，如以登录会员数字的各商会会员平均数推算，共应有会员及会董、议董七千七百八十四人(见《农工商部统计表》，清末农工商部自一九○七年起举办统计，一九○八年编成第一部统计表，包括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至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七年）的各项统计数字。一九○九年编成第二部，是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的各项统计。以后是否续编成书，不得知。一九二四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回中国年鉴》，详列了清末历年商会统计数字（缺两广、湘、川、云、贵六省），但不知其原始根据，此处未遽引用。)。这个数字虽不十分准确，但与实际情况相距不会太远，可以看作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概数。当时中国人口已有四亿多，其中成年男子当有一亿左右，资产阶级还占不到万分之一，为数实在太少。再看一九○九年全国各省（除新疆外，因未设谘议局）所做的谘议局选举调查，共得选民一百六十七万多人（缺云南）(各省选民人数散见于清政府的《政治官报》或当时报纸。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一书将各省人口总数与选民人数列成一表，（见该书第十六页）其中缺江西、河南、云南三省，此数系据《时报》补入江西、河南的数字后合计而得。)，这一百六十七万多人，可以看作是当时以某种程度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人数，以上商会人数应可认为全部包括在这个数字内。这里又可得出资产阶级在政治生活中所占比例还不到千分之五。（应当说明，第一，商会中的成员不一定都是资本家，第二，有些规模较小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主可能并未加入商会。因此实际数字同我们这里的推算有出入。）当然，资产阶级在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通常大大超过它在人口数量中的比例，因为他们财力集中，并且有机会受较好的教育，其他受过教育的人也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但是从全体看来，他们的作用终不能不因数量太少而受限制。 此外还必须注意到，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环境，资产阶级特别缺乏独立性。 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少是由手工工场主发展起来的，而主要是由官僚、买办、地主和商人转化来的。这些人转化为资产阶级，长久地保持着他们原来所从属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思想和心理特征。而且即在经济上也没有割断同封建经济的联系。这样，就造成了他们在政治态度上不同程度地依附于原来所从属的阶级或阶层的情况。同时，由于中国是个幅员非常辽阔的中央专制的大帝国，政权层次很多，封建统治特别严密，严重地妨碍资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一九○五年成立的同盟会，只是几个地方反满革命的小团体的联盟，不能把它当成国内资产阶级的统一和独立的政治团体。参加同盟会的革命党人，不是在资产阶级本身发展中涌现的，而是从国内各阶级、阶层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激烈反满的爱国者，其中主要是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知识分子最富于政治敏感，最易于超脱某一特定阶级或集团的狭隘利益来观察国家民族的命运。他们的“反满”即推翻清朝统治的纲领，不是资产阶级特定的要求，而是清初以来国内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中对清廷不满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中希望恢复正统地位的人们的共同意愿。只有在推翻清朝统治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上，同盟会的纲领才真正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要求。由于思想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多数拥护孙中山，并在同盟会中居领导地位，为它规定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斗争目标。所以同盟会首先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团体，它所领导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但不能把同盟会与国内资产阶级看作一回事。与国内资产阶级关系比较密切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团体，一九○六年后才出现，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公会似乎稍稍打破了狭隘地方性，但前者是以大官僚岑春□为后台的；后者虽无权要做后台，但是他们回国活动后，其主要骨干分子，很快钻进官僚机构中去了。杨度参加到宪政编查馆，熊范舆被罗致在李经羲幕中。这种现象说明此类政治派别还缺乏统一和自主的能力。其他如湖北的宪政筹备会、贵州的宪政预备会、广东的粤商自治会等，都是与当地士绅联合而成的纯粹地方性团体。另外有个政闻社，这是梁启超纠集流亡者和一部分留学生组成的团体，与国内资产阶级也很疏远。 全国性的资产阶级统一独立的政治行动，直到一九一○年的国会请愿高潮才出现。但是他们中间的联系还是很薄弱的。到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前夕成立宪友会，表明资产阶级政治上统一和独立的趋势又向前进了一步。但这是在清朝专制统治迅速走向瓦解，新的统治力量尚未形成的时刻出现的情况。一当清朝统治崩溃，民国建立，袁世凯做了总统，宪友会的力量很快就涣散、分裂，大部分被袁世凯的势力吸引过去了。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连影子都不见了。革命党人也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过程，即涣散、分裂、重新组合。一个本身力量很微弱的阶级，又不能比较巩固地形成统一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要想掌握政权，自然是不可能的。 在考察辛亥革命时，我们看到一个极为特殊的情况，即经过革命一度建立起来的政权，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充当它的坚强支柱。前面已经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只在很短的时间内赢得资产阶级比较一致的支持，民国建立后不久，就失掉了这种支持。其他的阶级或阶层怎么样呢？地主买办阶级不支持它，这是显而易见的。农民群众支持它吗？也不。革命党人的一个最大的失策就是没有认真发动农民，农民没有在革命中得到好处。以农民、手工业者和游民为基本力量的会党曾经支持过革命，但在革命后，他们同政权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有些省份，如四川、贵州等省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容许会党公开活动，结果破坏了革命秩序，加速了革命政权的失败。有些省份，如江西和湖北，公开宣布取缔会党活动，后来在湖北还发生过镇压会党的情况。海外华侨曾经给予革命运动以很大的支持。但武昌起义后，人们陶醉于“革命成功”的幻景，华侨再也不曾提供过可观的支持力量。相反，革命党人忙于着手筹还华侨对革命的捐助。退一步说，即使华侨继续从经济上支持革命党人，也无法满足维护革命政权的需要。因为华侨的经济力量是极有限的，筹措一笔供局部地区起义用的经费，尚非易事，要从经济上支持包括大半个中国的政权，谈何容易？孙中山曾希望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同情和支持。当得知武昌起义成功消息时，他放弃回国“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的强烈愿望，而“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辛亥革命》，（一），第一八页）在列强间折冲樽俎。可是结果是人所共知的，两个月后，孙中山回国时，仍是两手空空。帝国主义者为了维护他们在华的侵略利益，早已选定了袁世凯做他们的代理人，给他以很大的财政支持。 这样，在辛亥革命后不久，革命党人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政权便失去了任何支持力量，以致根本无法对付拥有很大反革命实力的袁世凯的政治、军事压力。 武昌起义前和起义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绝大多数革命党人，都不曾认真考虑过革命后如何保持革命政权的问题。孙中山想积极从事实业建设，为祖国的富强贡献力量：另一些人则有功成身退的思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准备恃功邀禄，升官发财，做民国的新贵。这种状况引出两种结果：一是革命党本身涣散、分裂、瓦解，不能成为吸引群众、巩固政权的中心力量；另一个是革命党人急于议和，以为清帝退位，革命就成功了。对革命胜利后的政治斗争毫无思想准备。 本来这一切都根源于革命党力量的脆弱。但他们当时并不正视这一点。他们常常表示的某些“良好”的主观愿望，例如建立法国或美国式的民主制度等等，把他们自己欺骗了。 武昌起义后一个月，黄兴写信给袁世凯说：“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希望袁“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见《黄兴年谱》，第一四○页）其实袁世凯那里是什么拿破仑、华盛顿？孙中山在归国前也写信表示说：“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见《民立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也赞成与袁世凯妥协。不过孙中山在政治上考虑比黄兴多，第一是怕乱；第二是怕外国干涉。所以他一踏入国门，即以议和为己任。据胡汉民说，在孙中山归国途经香港时，他曾劝孙不要北上，留粤发展武装，以为异日坚持革命的根据地。孙中山答说：“君知其一，不知其二。夫今日人民及党人所望于我者，非望我有坚强之兵力也，乃在能收拾残破之局，以拨乱反治也。……且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以兵：今日之大患，即在无政府。如能创建政府，则满清之政府固必倾覆，即袁世凯亦未必能支，必不足以为患新政府。不宜预防他人之不服，而一意谋以武力争天下也。”（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一二九页）孙中山在谈话中透露他的一个最大的隐忧就是清朝继续维持不倒，一旦获得外国援助，革命有可能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因此，他认为利用袁世凯迫使清帝及早退位，是争取革命胜利的重要策略。他说：“革命军骤起，有不可向迩之势。列强仓猝，无以为计，故只得守其向来局外中立的惯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势顿挫，则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虑？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复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之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孙中山全集》，卷一，第五五○页）外国干涉是当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利用袁世凯先把满清统治推翻也是争取革命胜利的重要一着。由此可以理解，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向袁世凯声明：“暂时承乏”、“虚位以待”，（黄季陆：《总理全集》，第三册，文电，第二六页）在致伍廷芳电中要他转达北方代表，“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同上，第八页）所有这些谦让的表示，都是意在督促袁世凯速下决心迫使清帝退位，争取革命的第一个胜利。问题是孙中山始终没有建成一个坚强的革命团体，他的策略思想没有为多数党人所理解；又没有可供调遣的武装力量，很难同袁世凯较量获胜。 当时宣布独立，拥护民国的共有十四省。北方的直隶、河南、山东、甘肃，以及东三省都还处于袁世凯势力之下。在十四省中，政权也并非都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而且即使革命党人掌权的省份，情况也在变化。革命党人的地位，往往被官绅所取代。这反映了革命缺乏干部准备。起义独立后或则根本推不出足当大任的党人，或则一时勉强推出，终因缺乏经验，很快就被排挤，使政权或先或后落到官绅手里。胡汉民回忆说：“余辈以革命书生，经验殊少，反动分子即伺隙为祟，精神稍懈，几乎根本动摇。”(胡汉民：《广东之光复与出任都督》，《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四册，第四二三页。) 当然，我们不能说革命党人对他们牺牲奋斗得来的革命果实毫不珍惜，随意掷弃。他们曾努力设法使袁世凯就范，迫其忠于共和制度。主要办法有两条：第一是把首都定在南京，把袁世凯调离旧势力的窠穴，到受过革命洗礼的南方执政。第二是制定《约法》，要袁世凯遵守。革命党人祈望这两条办法能有戴谟克利斯剑的神力，迫使袁世凯完全就范。袁世凯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第一条完全不曾实行，第二条也成了一纸空文，毫无效力，反而施展阴谋，步步进逼。 可是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本质仍旧缺乏了解。一九一二年八月，孙中山应邀到北京与袁会见，接谈多次，竟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袁氏“绝无可疑之余地”。（《民立报》，一九二一年九月六日）事后，又给海外同志写信说，“南北意见之疑团，至此乃涣然冰释”。（黄季陆：《总理全集》第三册，第六二页）袁世凯到底捣什么鬼，这个革命党领袖仿佛在五里雾中。 在革命党人中，认真考虑过革命后如何保持革命政权的人是不多的。宋教仁可算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宋教仁由上海到武汉，在阳夏战争的枪炮声中，他与汤化龙等草成《鄂州约法》六十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又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人之一。实际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以《鄂州约法》为蓝本的。宋教仁曾极力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革命党人一致反对。他仍力图对总统的权力有所牵制。《临时约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见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四○一页）就是说，如无国务员副署，那末，大总统所公布的法律、命令即归无效。这种对总统权力的牵制，是有利于民主共和制度的。如果没有这一点牵制，国会又无实力，共和国大总统与满清皇帝又有什么区别呢？就因为这一点牵制，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不断与内阁总理唐绍仪发生冲突。这个醉心于穿黄袍的野心家，不允许对他的权力有任何限制。对国会议员，他出高价收买；对内阁总理，尽力牢笼；牢笼不得，给他颜色看。唐绍仪终于被迫辞职。 宋教仁因曾力主责任内阁制，继又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致力于争取国会多数议席而深为袁世凯所忌恨。据认为：“孙、黄躁浮，不足虑；独教仁沉毅，党人归附”，（尚秉和：《辛壬春秋》，第三九三页）被袁氏看作独裁专制的最危险的敌人，终被杀害。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即遭失败这一事实说明，无论是宪法或任何法律，如果立法者本身没有足以保证实行的力量，人民及其代表无从加以监督，那么，当权者就不会尊重它，它就形同废纸，毫无实际意义。宋教仁多少看出了一些问题，企图发展政党的力量来加强国会的作用，并力图以责任内阁来限制总统的权力，以防君主专制的变相复辟。从资产阶级维护其政治制度的需要而言，宋氏不为无见。然而他不识袁世凯为何如人，不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以致成为民国成立后身殉共和的第一人。 总之不论是从辛亥革命时资产阶级的实际力量看，还是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政治经验看，他们丧失政权是必然的。恩格斯在一八九二年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指出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即在法国和英国这样资本主义相当发达，以至封建制度已经完全消灭（如法国），或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优势（如英国）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仍未能，至少是未能长时期地独自掌握政权。同恩格斯指出的这一历史情况相对照，中国的幼弱的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后不能保持政权，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失去政权之后进行的斗争，和他们在辛亥革命前进行的斗争一样，在主观上并非为争取资产阶级一阶级的政权，而是为整个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他们不愧是无私的爱国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断然决定与真正可靠的革命力量一一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相结合，这是只有忠诚的爱国者才能采取的十分勇敢的行动。孙中山还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联系起来。这是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经历过多次失败并总结了经验以后作出的决策，是对中国革命事业最伟大的贡献。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孙中山和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卓越贡献和光辉业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时间过得愈是久远，其意义将愈为后人所深识。 作者附记：本文之作，得到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同志的大力帮助，为之补充资料，修正错误，特此致谢。 一九八一年四月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