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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界，辛亥革命史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恐怕是任何其他专题史研究都难以与之相颉颃的。如何在高起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这已成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早在十余年前，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开拓者、奠基者章开沅先生就曾撰文探讨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的问题，他指出要加强理论方面的探讨，通过对社会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任务及其革命前途的全面分析，来判断辛亥革命的性质，对这场革命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要从理论上作更为深入细致的探索，他认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应该接受过去的教训，在综合的和专题的研究中努力向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即不仅要把辛亥革命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长河中，而且要放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总范畴中，作切实深入的研究与相应的理论探索。”[1](P.47)他强调要加强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专题研究以及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环境的研究，在史料的发掘、整理、编辑、出版方面作更多的努力，为综合性的会通研究奠定基础。严昌洪、马敏两位教授不久前撰文对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他们认为新世纪的辛亥革命研究，应致力于加强或拓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取向：首先，是继续发掘辛亥革命的有关史料，以新材料的发现带动学科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其次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某些既有的规范认识。第三，须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和范围。他们预言：“下一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在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有可能实现由单一的政治史研究范式向‘总体的’、‘综合的’社会史研究范式转换，并在此基础上开辟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局面。”[2](P.149-151)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历程表明，只有不断地解放思想，放宽研究视野，拓展研究领域，突破单一政治史研究模式，加强与近现代史其它分支的交叉、综合研究，才能不断地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丰富深化人们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笔者不揣浅陋，对辛亥革命史拓展与创新问题略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以供方家指教。 一、拓展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应注重与今天的社会现实接轨，结合现实需要，突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点。 胡绳先生曾说过：“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是为了今天，为了今后，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虽然我们也不排斥有时只是为了历史的兴趣而来弄清楚某一历史事实，但是这毕竟不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历史研究从根本上说，是要通过对以往的历史的认识更好地认识现实。”[3](P.87)历史研究工作者应考虑史学的社会功能，应该通过自身的创造性劳动为社会提供有现实价值的精神食粮。建国以来，史学研究在一个时期由于受“左”的政治思潮的影响，片面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以至于史学成为政治的仆从而丧失了自我，最终背离了历史研究服务于现实社会的基本准则。学术研究不可能独立于现实政治生活之外，问题是如何把握好两者的关系。近20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率先在近现代史学界打破了单一政治史的框架，开辟了一系列新的领域，如辛亥时期商人社团研究、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转型、辛亥时期社会群体、辛亥时期社会心理研究、辛亥时期的社会环境研究、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辛亥革命与社会风俗等，使辛亥革命史不断向历史纵深挺进。在不断扩展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的同时，应注意现实社会问题向历史研究者提出的要求，思考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与社会现实接轨，引历史长河之水以滋润现实田园之禾。历史是已经凝固的现实，而现实则是处于流动中的历史，历史研究的终极价值不在于历史，而在于现实和未来。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界一门显学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因其研究客体同20世纪中国社会的复杂紧密关系及其深远影响，理应在研究的现实取向上作出表率。 笔者认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应从下面几个方面关注社会现实，筛选研究选题，以应现实需要。其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史学家提供历史经验的借鉴。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确立、修正、调整有何关系？辛亥革命志士设想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为什么在中国无法施行，更准确地说是行之成效不大，而让位于激进色彩浓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场革命对今日现代化建设正在产生或将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需要辛亥革命史研究者给予关注、思考、解答和分析，其现实意义无需赘言。其二，经济建设思想遗产的挖掘。辛亥革命不仅是破坏，也是创新，其创新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教育、风俗等诸多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人士关于经济建设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过去对他们的政治思想研究较多，经济建设思想研究相对较弱，偶有论述多从政治层面着眼，今后可否侧重考察其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宏观经济管理思想、货币金融思想、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等，理顺经济思想演变的线索，客观地评价辛亥人物经济建设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现实借鉴价值。其三，辛亥人物文化建设思想的研究。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时代，开始了资产阶级共和时代，为适应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孙中山等人在文化建设方面有大量著述。今天，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这一革命性转型伴随着深刻的社会变迁，旧的文化观念、价值体系、行为规范已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环境，而新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行为规范正处于建构过程中，社会出现了价值真空、文化晕眩、行为失控等诸多问题。改革开放的同时，西方后殖民文化堂而皇之地渗透过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少年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颓废腐朽的现代文明病毒也感染了为数不少的社会成员，绝迹多年的丑恶社会现象复萌蔓延的同时，又产生了很多令人咋舌的新的社会病态。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大过渡时期如何应对上述棘手的社会文化问题，辛亥时期文化建设的史实以及辛亥人物文化建设思想可否为今天提供借鉴，启发今人处理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问题。其四，辛亥时期是国人民族意识高涨时期，清廷覆灭、共和告成使全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空前增强，革命领袖、志士仁人在宣传民族主义思想、激发民气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如何把民族主义导向理性化的轨道，一方面加强全民族的民族认同感、民族荣誉感、民族自豪感，树立献身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大业的宏大理想，另一方面树立开放的世界观念，认清现代世界的一体化趋势，勇于吸收现代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促进本国本民族的繁荣昌盛，这是一个急迫的时代课题。辛亥前后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认同趋向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如果联系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确立及付诸实施来展开研究，一定饶有趣味，且可引发我们思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民众动员问题。 罗荣渠先生论及国家力量、政治权力、革命暴力在国家大转型期中的特殊作用时谈到：“经济的、政治的、技术的、社会的、文化的诸方面的变革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是单向作用，而是一个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诸多力量的历史合力，归根结底受到生产力的性质、水平与发展方向的制约。社会经济形态的大转型，归根到底取决于旧社会母体中新社会经济因素的成熟程度。单纯的革命暴力只能导致改朝换代，而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革命”[4](P.120)他是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提出这一观点的，移步换形也许能使我们对辛亥革命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罗荣渠先生认为，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转变时期，呈现出衰败化、半边缘化（半殖民地化）、革命化、现代化四大趋向，中国近代的历史性巨变是多线性、多方向的矛盾运动过程，主张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历史定位。对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地位和角色作用，可以而且应该结合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重新审视，使辛亥革命史研究走出“革命史”框架，不要成为唯历史的历史学，而应充分发挥历史研究在社会进步中的“经世”作用。 二、拓展辛亥革命史研穷领域，需要与中国近现代史其他分支学科相结合，实现中国近现代史本身的学科综合。 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至今，分时段、分专题、分部门的研究已形成众多的分支学科。这种状况对深化近现代史研究自然是十分有利的，它有利于史学界内部的分工。避免研究资源的浪费，深化对近现代史领域中各种具体问题的认识，使中国近现代史不断地向前推进，日益成熟，体系更趋完备，内容更趋丰瞻，然而，细化的同时又潜伏着一种负面效应，它可能束缚研究者的视野，使会通综合更为困难，甚至学术界同仁之间的交流也出现沟通上的障碍，短时段地研究辛亥革命，使研究者沉醉于具体史实的考证、史料的鉴定、单个事件的分析、个别领域的探索，而不易在宏观上、整体上系统地把握研究客体。章开沅先生曾就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向上下延伸讲过下述一段话： 从上下延伸来说，辛亥革命史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戊戌、辛亥、五四之间的纵向联系，前后之间的批判继承；中国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发展的全过程与20世纪初年的阶段特征，中国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诸关系之间的联系与矛盾；“排满”的历史渊源，“排满”对于“夷夏之辨”传统观念的改造制作过程，“排满”与近代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清末学制与前代学制之异同，清末学制改革与教育体制近代化的关系；经学发展的脉络，清末经学如何走向衰微，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之间的冲突与依存关系；诸如此类。[5](P.308-309) “上下延伸”就是强调要用发展的、联系的眼光研究辛亥革命史，“上下延伸”并不单是从时段上由短时段向中时段、长时段转变，而且蕴含着伴随时段延伸要相应扩展研究领域的旨趣。辛亥革命史研究与洋务运动史、戊戌变法史、五四运动史、清末立宪运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等中国近现代史分支学科，通过恰当的方式联结在一起，将会派生出一系列富有历史认识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研究课题，辛亥革命史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将日益丰富深化，中国近现代史也将日趋综合、完善。 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不能自囿于辛亥前后狭小的时段，不能单纯地把自己限定在辛亥革命史研究范围之中。目前高等院校研究生培养似乎不能把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过于细分，要注意培养学生广阔的学术视野，拓展专业基础。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言：“一部分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加入文化史与近现代化研究的探讨，乃是一件大好事，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把广阔的视野与较联贯的史实，带回到辛亥革命史研究”。[5](P.308)章先生在此强调的是，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旁涉中国近现代史相关分支学科的研究，可以把新的学术视角、方法引入辛亥革命史研究，有助于研究者在更为宽阔的时空范围内进行辛亥革命研究。反过来看，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同样可以给中国近现代史其它分支学科带去有益的养料，其研究成果、思路、方法可以给其它分支学科以启迪。 半个多世纪来，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衍生出众多的分支学科，如同辛亥革命史研究一样，这些分支学科都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果。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格局来看，许多分支学科尚需加强研究以改变相对落后的面貌，此外随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发展，有可能生发出新的分支。但加强中国近现代史的整体综合研究，亦即断代通史性质的研究，似应提到研究日程。辛亥革命史研究自身在细化、深化、分化的同时，也以加强自身综合性的研究，并为断代通史性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作出学术贡献。 三、拓展辛亥革命研究领域，不仅要从学术理论意义上着眼，还应强调社会的应用价值，寻求把辛亥革命史研究与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结合起来的契合点，恰当地凸现研究的实用性，探讨物化研究成果的方式方法。 历史科学是实证性的科学，求真务实是其学科的突出特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摒弃现实的功利目的；而且历史研究本身要求人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感，等待岁月尘埃落定，才能一睹庐山真面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研究与实际应用无缘，更不是说历史研究的成果只能是形诸文字的精神食粮，而不可能以物化的实体形式出现。问题应该这样提出：历史研究是否可以以及如何发挥其社会的应用功能？历史研究在哪些层面、哪些领域、哪些环节上可以恰当地凸现其“应用史学”的色彩？历史研究的成果如何采取恰当的物化形式？历史研究如何服务于历史文化资源开发？ 笔者以为，史学研究直接或间接地与现实相连接，连接的紧密松散程度因研究对象的特点而有较大差异，这是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多层面性及各层面的变动特性而决定的。如建筑史的研究可以为当代建筑师设计提供可资借鉴的材料，服饰史的研究可以启发服装设计师的创作灵感，旅游资源，特别是涉及人文景观的旅游资源开发同样需要历史学家的协助，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史学研究本身应有多种层次，正象史料学构成史学研究的基础一样，史学研究这栋宏伟辉煌的学术殿堂既应有“理论史学”（学术意义理论意义浓厚的史学研究）的地位，也应有“应用史学”（应用价值实用色彩浓厚的史学研究）的陪衬，红花绿叶相互衬托，史学天地将会一片春意盎然。 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与爱国主义教育、历史传统教育的关系，史学界已作了充分的阐发，这可以说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社会应用价值业经实践检验的突出例证。关于这点，章开沅先生曾指出：“辛亥革命，它不仅有学术上的研究意义，而且作为对于青少年，包括港澳地区的青少年，以及一些侨胞的爱国主义教育、历史传统教育，都有很大的好处。”[6](P.323)章先生在此是从历史事件本身的意义上讲的，其实辛亥革命研究自身何尝不是如此，这是历史认识功能的具体形式之一。有关辛亥革命的文物工作、遗址保护、辛亥人物故居保护、纪念馆的建设等等，都需要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参与其事，出谋划策，这为史学研究者走出书斋、服务社会提供了机遇，亦借此增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实学”色彩。 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其影响已经并将日益呈现出来，这场革命遗留的有形财富，即前述历史文物、遗迹等，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这场革命，而且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景观，具有多种社会价值。在保护好辛亥革命历史文物、遗址的同时，恰当地开发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对发挥其历史认识功能定有所增益。同时，以辛亥革命历史文化景观为依托，促进相关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推动旅游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使辛亥革命遗留的有形财富通过发展旅游经济而得以增殖。辛亥革命史研究者能否突破纯史学研究的框架，在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方面有所作为呢？ 近年来，由于先进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电视普及，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阻隔，在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之外，人们更多地从电视屏幕和电脑显示屏上获取信息。文学艺术的世俗化、娱乐化、谐谑化趋向日益凸现，历史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影视作品中的“戏说”现象十分普遍，这已引起史学界人们的重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多数社会成员更多地是从大众传媒中了解历史的，即使以书刊而论，人们（非专业人员）恐怕很少从学术著作中认识历史，而是从通俗性的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去认识历史。笔者以为，对“戏说”历史的文化现象不能仅怪罪于文学界，不能归罪于大众传媒的误导。史学研究者为了维护学术纯洁性、严肃性，不能靠阻断史学与文学艺术的联系，实际上也阻断不了。历史上，“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家司马迁为后世史学家树立了一座文史结合的丰碑。史学研究者可否探索与文学家、艺术家、剧作家、影视导演家合作的方式方法，把新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接受形式。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术成果都能予以转换，哪些层面、哪些领域、哪些环节的研究成果适宜于面向大众的转换，需要史学研究者与相关领域的有识之士共同探讨。史学走向大众，正是史学研究生命力之所在。辛亥革命史研究者除了在研究领域的分工之外，是否应在研究层面也作适当的分工，使“纯史学”的与“应用史学”的两种发展取向相得益彰，珠联璧合。 四、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创新，应建立在对已有学术研究成果的综合整理上，通过开展对辛亥革命史学史的研究，为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 辛亥革命史研究似可追溯到国外法学专家对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的研究，至今已有百余年历程。”[7](P.1-8)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回顾和总结也有一些初步的成果，如章开沅先生的《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三十年》（载于《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林增平先生等人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严昌洪、马敏两位教授的《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等。相对于其他有关学科来说，辛亥革命史学史的研究节拍稍慢。如与中共党史研究相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有张静如先生等人编撰的《中共党史学史》问世，而此后又出现了一些中共党史学史的新著，中共党史学史研究成为党史学界的热点选题。辛亥革命史研究发展至今，完全有条件构建辛亥革命史学史这一新的分支，不仅可以通过这一选题的研究系统地整理已有研究成果，总结百余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经验教训，为今后的进一步拓展创新奠定基础，同时，又拓宽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领域，为加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之间、辛亥革命史研究者与中国近现代史其它分支学科研究者之间以及辛亥革命史研究者与中国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研究者之间的交流提供对话的条件。在开展辛亥革命史学史研究的过程中，加强资料整理，成果汇集、工具书编写等工作，可进一步优化研究条件，为研究者提供便利。 学术研究有自己的发展规律，社会氛围、理论模式、研究基础、资料条件、学术队伍等都会影响到研究的进程。史学研究有起有伏，时而表现为成果累累、高潮叠起，时而表现为沉静平稳、柔缓推进，甚或表现为一片沉寂、落寞难耐。不能脱离各种具体因素，一味奢望史学研究持续高涨，在研究达到一定水平时有可能出现暂时的“高原现象”，个研究者感到提升研究水平的困惑和困难，学术研究自身的整合则往往成为打破僵局的先导。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创新需要学科内部各种因素的协力推动，诸如旧史料的系统整理，新史料的挖掘开发，研究视角的切换，研究方法的拓展，新研究领域的开辟，学术梯队的建设，研究条件的改善等，以及社会人文环境的优化，政府的扶持，社会各界的支助，研究经费的注入等外部条件，辛亥革命史研究自身的学科整合，将成为本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契机。 五、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创新，需要借鉴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视野、角度，引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辛亥革命史与其他史学分支及人文学科的交叉地带、边缘地带开辟新的学术园地。 史学的发展既源于内在的动力，又得益于学科之间的砥砺，科际整合往往孕育史学新的崛起。在过去20来年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进程中，我们已经看到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社会心理学、文化传播学、现代化研究等学科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交融与互渗，派生出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及课题。 辛亥革命史研究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封闭的、自足的、完美的史学分支部门，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于开放，面向其它史学分支学科开放，面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开放，甚或面向自然科学的开放，其它学科的概念、方法可以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借用、改造、涵化，并加以创造性发挥。 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论及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时，曾说过下述一段话：“总的说来，历史学家在社会科学中发现了一系列概念和各种类型的新研究方法。他们是愿意接受这些概念和方法的，因为他们对自己传统研究方法已经深感不安。至于这些概念是来自社会学、人类学，还是来自经济学，那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探索这些概念使历史学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增加新内涵的可能性有多大。”[8](P.75) 他认为二战后，“新历史学”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科学，当然历史学家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有自己的特点。社会科学方法的采用能为历史学家导出新的研究方向，新的研究专题也要求采用新的研究工具。 现在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借鉴其他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如何寻找辛亥革命史与其他学科的契合点？在采用、变通、改造其他学科概念、方法的时候如何赋予他们以历史学的特定内涵？ 严昌洪、马敏两位教授在前揭文中论及史学范式(paradigm)转换问题时说： 辛亥革命固然是一个政治事件，但它涉及广泛、复杂的社会变动。因此，完全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对之进行“整体”、“综合”的研究，使之形成“总体史”、“综合史”的格局。这样做的结果，并不是将辛亥革命史从政治史的范畴中剥离出来，而是进行研究范式的改造，突破仅仅从政治局面去解释历史的局限，使之在眼界、方法、材料上统统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大大丰富研究者的思想和研究的内容。[2](P.150-151) 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就要求研究者广泛地吸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概念、方法等，创造性地运用于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将形成一整套新的概念、术语和分析模式，构建更切合历史真面目的解释框架。此外，跨学科的、多学科的比较史学方法亦可运用辛亥革命史研究，在纵横比较审视下，辛亥革命易为人们忽略的部分将获得更鲜明的揭示。 辛亥革命史与其他史学分支及人文学科的交叉地带、边缘地带应作为研究创新的重点，这些地带可望成为辛亥革命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如辛亥革命史与中共党史、辛亥革命史与国共关系史、辛亥革命史与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辛亥革命史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史、辛亥革命与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研究、辛亥革命与新式社团、辛亥革命与知识分子群体、辛亥革命与传统文化研究、辛亥革命与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辛亥革命与近现代民族解放运动史、辛亥革命与近现代启蒙思想史、辛亥革命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及政治制度史、辛亥革命与中国近现代国情认识史等。比较史学、计量史学、文化史学、口述史学、心态史学等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相结合，可以开拓出新的学术田园。辛亥革命史研究者以及其他关注该学科发展的学者，应该继续尝试谋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教育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与辛亥革命研究的结合方式，转换视角，更新方法，开辟新课题，提出新的诠释和解读。结构主义理论、系统论、控制论、解释学、文化语言学等理论框架及解释模式，可否在进行恰当的变换和重新解释后，应用于辛亥革命史研究。 史学的发展在于创新，辛亥革命史研究在经过学术的沉淀和积蓄之后，伴随各种内外部因素的逐步成熟与协力配合，将在不久的将来迎来新的高潮。 【参考文献】 [1] 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A].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2] 严昌洪，马敏.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J].历史研究，2000，(3). [3] 胡绳.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A].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编辑部，《复旦学报》编辑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4]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5] 章开沅.扩展学术视野，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A].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编[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6] 章开沅.辛亥革命的意义与纪念馆的建设[A].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编[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7] 严昌洪.20世纪辛亥革命研究鸟瞰[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4). [8]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资料来源：《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