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新青年》与《东方杂志》 清末民初的报刊，基于不同的运作模式与风格，大致可分为商业报刊、机关团体刊物与学界同人杂志三类。[1]象《东方杂志》一类注重商业效益的刊物，立论力求“平正通达”，尽量关照各个层面不同观念的读者；象《新民丛报》、《民报》一类刊物，因代表党派团体立场，立论力求“旗帜鲜明”，甚至不惜“党同伐异”；而学界同人杂志，既追求趣向相投，又不愿结党营私，立论多据学理，运作不以营利为目标。 《东方杂志》始创于1904年，为商务印书馆所经营。该刊的栏目与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新闻报道、时评政论、文化批评、学理文章、文艺作品以及翻译、图片等，形式既不拘一格，观念亦兼容并蓄，虽然缺乏鲜明特色，销量却相当可观，在都市文化界甚具影响。 五四以前，《东方杂志》在一般文化人群中流行的程度，可能大大超乎我们的既有认知。吴虞、恽代英等人在1915－1919年间的阅读记录，也许可以提供一些个体例征。 清末民初的吴虞是一个甚不得意的读书人，被成都士绅界目为“大逆不道”的人物。吴虞之“发迹”并上升为全国舞台上的知名人物，与《新青年》杂志密切相关。查吴虞1911－1916年间的阅读记录，他常年订阅的杂志有《东方杂志》、《法政杂志》、《进步杂志》、《小说月报》、《国民公报》、《学艺》、《甲寅》等。其中《东方杂志》又是吴虞最常订阅者。据吴虞日记，他最早知道《新青年》并首次与陈独秀联系，是在1916年12月。[2]吴虞向《新青年》投稿之际，亦开始订阅《新青年》。 吴虞反孔非儒与批判家族制度的文章，成都当地报纸多不敢登载，而陈独秀将其连载于《新青年》。吴虞大为感奋。[3]之后不久，他便开始嫌《东方杂志》“精神上之文字少也”。[4]到1917年7月，吴虞即明确表示以后不再续订《东方杂志》、《青年进步》、《小说月报》等刊[5]，独钟于《新青年》。 与吴虞相似，恽代英的阅读兴趣也有一个由《东方杂志》转向《新青年》的过程。青年恽代英十分爱看杂志。1917－1918年间，恽氏常年订阅的刊物有《东方杂志》、《妇女杂志》、《教育杂志》、《科学》、《大中华》、《教育界》、《学生界》等数种，此外还零星购买过《进步杂志》、《青年进步》、《中华教育界》、《中华学生界》、《妇女时报》、《小说海》等刊。[6]恽批评当时的青年学生多“不肯买正当杂志”，“亦多不明看杂志之利益”，[7]而自己大量订阅杂志，显属特例。从订单看，恽代英的阅读兴趣与吴虞颇有不同，惟有《东方杂志》是两人都常订阅的刊物。 恽代英最早接触并投稿《新青年》，与吴虞几乎同时。但与吴虞不同的是，恽代英一直到1919年3月才开始订阅《新青年》。在此之前的两年间，恽代英仅零星购买和偶尔“杂阅”过《新青年》。[8]1919年恽代英不再订阅《妇女杂志》、《教育杂志》、《科学》等刊，只有《东方杂志》仍在续订中。 恽代英坚持不懈地订阅《东方杂志》，却迟迟不订《新青年》，有些匪夷所思。1917年9月，恽代英在日记中对《新青年》有过如下一番议论： 《新青年》杂志倡改革文字之说。吾意中国文学认为一种美术，古文、骈赋、诗词乃至八股，皆有其价值。而古文诗词尤为表情之用。若就通俗言，则以上各文皆不合用也。故文学是文学，通俗文是通俗文。吾人今日言通俗文而痛诋文学，亦过甚也。[9] 恽代英对《新青年》印象最深的是其“改革文字之说”，而他显然不认同这一主张。次年4月，恽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仍坚持认为“新文学固便通俗，然就美的方面言，旧文学亦自有不废的价值，即八股文字亦有不废的价值，惟均不宜以之教授普通国民耳。”[10]不仅如此，恽代英甚至对《新青年》同人的“激进”倾向，亦整体不予认同。1919年2月10日，恽代英郑重致函陈独秀，“劝其温和”。[11] 不过到五四前后，恽代英对《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态度在逐渐发生变化。4月24日，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阅《新青年》，甚长益心智。”[12]6月25日，恽代英又在日记中转引好友的话说：“旧日以为《时报》与《东方杂志》最好，现在仍作此语，有耳无目，可怜哉！”[13]9月9日，恽代英在致王光祈的信中明确表示：“我很喜欢看《新青年》和《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14] 五四前后数月间，《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在恽代英的阅读兴趣中，发生了一次角色转换。只是这一转换，比吴虞大约晚了两年。吴虞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而恽代英虽然也给《新青年》投过稿，其身份更倾向于“读者”一边。从《新青年》“读者”的角度来看，恽代英的情形可能更具代表性。 《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角色转换，除了思想取向和社会时势的契合外，也不应忽视《新青年》同人在大众传播层面的策略运作。1918年9月，《新青年》发表陈独秀的《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一文。[15]在此之前，《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思想文化主张虽有不同，但两刊从未正面交锋过。陈独秀此次直接“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单刀直入，显得十分突兀。事缘于《东方杂志》译载日本《东亚之光》杂志上一篇名为《中西文明之评判》的文章。因该文征引了辜鸿铭的大量言论，陈独秀乃借辜氏维护纲常名教与复辟帝制的关联，趁机将《东方杂志》一并推上“复辟”的审判台。陈独秀在正文中虽然没有以“复辟”相责问，却以“《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为副标题，十分醒目。在当时国人对“复辟”记忆犹新且深恶痛绝的时候，陈独秀将“复辟”这顶沉重的黑帽子扣在《东方杂志》头上，无疑极具杀伤力。陈独秀全文以16个“敢问”相串通，甚少学理论辩，却充满浓烈的挑衅意味。这种轶出学理规则，甚至带有“诋毁”“攻讦”意气的做法，在当时杂志界同行显属违背常规，极为罕见。 学界对“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已有相当细致的描画，此处无意否认两刊在思想层面的严重分歧，只是对陈独秀以非常手段“对付”《东方杂志》的“非观念”动机，作一点探奇式的考察。对《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而言，刊物办了两年多，影响仍然有限，而商务印书馆所经营的《东方杂志》却在都市文化人中甚为流行，难免心生嫉羡。如何与《东方杂志》争夺读者市场乃至全国读书界的思想领导权，陈独秀不可能不加以考虑。《东方杂志》以迎合读者，推广销路，确保商业利益为第一考量。《新青年》显然不可能象《东方杂志》一样循商业模式来运作。《新青年》要与《东方杂志》竞争，必须以思想主张去吸引读者。就办刊宗旨而论，《东方杂志》力持“平正”，《新青年》则一味激进。但在民初的中国文化界，响应激进者毕竟是少数。恽代英于1919年4月6日的日记中，尚认为办刊物“若取过激标准，则与社会相去太远，易起人骇怪之反感，即可以长进的少年，亦将拒绝不看。”[16]张国焘也回忆说，1919年以前，他的北大同学中，尊重孔子学说、反对白话文的还占多数，无条件赞成新思潮、彻底拥护白话文者占少数。[17] 陈独秀借“复辟”做文章攻击《东方杂志》，如同使出一个“杀手锏”，大有拔刀见红之效。《东方杂志》声望和销量很快受到冲击。商务印书馆不得不以减价促销来抵制。[18]但陈独秀仍不罢休，于1919年2月再次撰文诘难《东方杂志》。无奈之下，商务印书馆在报纸上以“十大杂志”为题，大做广告，力图挽回影响。《东方杂志》列名商务“十大杂志”之首，其广告词称：“《东方杂志》详载政治、文学、理化、实业以及百科之学说，并附中外时事、诗歌、小说，均极有关系之作。”[19] “十大杂志”广告刊出不久，北大学生罗家伦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一面对陈独秀主导的《新青年》与《每周评论》大加赞美，一面对商务旗下的几大刊物痛加批贬，如称《东方杂志》是“杂乱派”杂志，《教育杂志》是“市侩式”杂志，《学生杂志》是“一种极不堪的课艺杂志”，《妇女杂志》“专说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真是人类的罪人”等，用语十分刻薄。其中对《东方杂志》的具体评价是：“毫无主张，毫无选择，只要是稿子就登。一期之中，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诸子百家，无一不有。……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20]罗家伦的批评虽有合理的成分，但言词充满火药味，褒贬之间不无意气夹存。《新潮》是在陈独秀、胡适指导下由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所创办。罗家伦之文是否受过《新青年》同人之“指导”不得而知，但与此前陈独秀的“质问”文章无疑起到了唱和的作用。[21] 《东方杂志》连遭陈、罗的炮轰后，声望暴跌。商务印书馆不得不考虑撤换主编，由陶惺存(又名陶保霖)接替杜亚泉。[22]1919年7月，尚未正式接任主编的陶惺存以“景藏”为笔名，发表《今后杂志界之职务》一文，算是回应罗家伦。[23]1920年7月陶惺存逝世，《东方杂志》主编一职由钱智修接任。 与时代潮流渐相脱节的《东方杂志》，在都市文化界独占鳌头的地位显然受到冲击，至少在青年读书界不得不暂时让位于《新青年》。[24]张国焘回忆说，他在1916年秋入北大后，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以不甘落伍、力求上进的新时代青年自命，除了功课而外，还经常爱读《东方杂志》、《大中华》等刊物，希望从此探究出一些救国治学的新门径。后来看到了《新青年》，觉得它更合乎自己的口味，更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转而热烈拥护。[25]五四前后，象张国焘这样的“新时代青年”大都经历了一个从爱读《东方杂志》到爱读《新青年》的过程。郑超麟也回忆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羡慕那些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新思潮”杂志上写文章的人，而对《东方杂志》则已没有敬意。[26] 在恽代英、张国焘、郑超麟这一代五四新青年的阅读史上，大多经历了一场《新青年》与《东方杂志》此起彼伏的“权势转移”过程。 四 新文化形成“运动” 《新青年》由一个“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新文化”、“新思潮”的一块“金字招牌”，经历了一个相当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新文化”由涓涓细流逐渐汇成为洪波巨浪。1918年12月和1919年1月，《每周评论》和《新潮》的相继创刊，结束了《新青年》孤军奋战的局面。三刊同声协唱，同气相求，很快产生了群体效应。 与《新青年》相比，《每周评论》直接以“谈政治”为宗旨，言论更趋激烈，煽动性也更大。相对每月一期的《新青年》，以小型报纸形式出现的《每周评论》更显灵活也更具时效。 《新潮》的创刊，意味着学生辈正式以群体的形式加入到“运动”中来。在此之前，虽有青年学生给《新青年》投稿，但均是个体行为。《新潮》因系北大学生所创办，更能迎合青年学生的脾胃。时在浙江第一师范就读的施存统致函《新潮》编辑部说：“自从你们的杂志出版以来，唤起多少同学的觉悟，这真是你们莫大之功了！就是‘文学革命’一块招牌，也是有了贵志才竖得稳固的（因为《新青年》虽早已在那里鼓吹，注意的人还不多）。”[27]施存统的这一说法颇值得注意。因《新青年》自1917年开始倡导“文学革命”，先后发表讨论文章数十篇。在《新青年》所有话题中，以“文学革命”的讨论最为热烈。但在施存统看来，在1919年以前，注意新文学的人还不多。直到《新潮》加盟鼓吹，“文学革命”的招牌才竖稳固。 1922年，胡适应《申报》创办50年纪念之约，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文中写道：虽然自1916年以来就有意主张白话文学，但白话文真以“一日千里”之势传播，是1919年以后。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与1919年的学生运动大有关系。因为五四运动发生后，各地的学生团体忽然办了约四百种白话报刊。[28] 胡适的观察，实际上也是对整个新文化运动进程的描述。换言之，新文化真正形成为全国性的“运动”，与五四运动大有关系。施存统仅注意到《新潮》的加盟鼓吹，而胡适更重视各地数百种报刊的响应。数百种报刊的群体响应，意味着“新文化”由少数精英的鼓吹，发展为士庶大众的参与。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新文化”才真正成为一场空前规模的“运动”。 就《新青年》本身的传播而言，五四运动也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湖南要算是《新青年》较早进入的地区之一。但直至五四前夕，《新青年》在湖南仍“销行极少”。“自五四运动霹雳一声，惊破全国大梦，于是湘人亦群起研究新文化。”[29]《新青年》的销量才大增。1919年8月长沙文化书社成立。半年之内，该社销售《新青年》达二千本。[30] 据吴虞称，1916年底《新青年》初到成都时只卖了5份。[31]3个月后，销数超过30份。[32]但此后销数未见大的起色。直至五四运动爆发后，《新青年》在成都的销售才顿然改观。1919年底，吴虞在成都销售新书刊最有名的华阳书报流通处，翻阅其售报簿，内中有两处记录令他讶异：一是守经堂亦买《新青年》看；二是成都县中学一次购买《新青年》等杂志22元[33]。吴虞感叹说：“潮流所趋，可以见矣。”[34] 在浙江，新思潮虽在五四之前便进入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但当时杭州的其他一些学校“无论什么杂志都没有看的”。[35]新文化刊物在杭州的集中出现，是1919年夏秋以后。杭州一地，在短短半年间，便出版了16种以教师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刊物，总期数达到120余卷。[36] 湖南、四川、浙江是全国新文化运动比较发达的地区。即使是这些地区，新文化真正形成为“运动”，也是五四以后的事。相对而言，其他地区就更滞后一些。据恽代英称，五四以后，武汉学生“看杂志的风气才渐开”。1920年初利群书社成立后，武汉才有了专卖新书报的场所。[37]由于书社规模不大，以至于成立半年多后，在汉口明德大学读书的沈均还不知道有此书社。沈是湖南新民学会会员。1920年10月他致信毛泽东抱怨说：“学校（引注：指明德大学）除了几份照例的报纸外，想看看什么丛书杂志，那是没有的。最可怪的，以一个天下驰名的汉口，连贩卖新书报的小店子都没有，真是好笑又好急呢。”[38] 新文化运动在福建又是另一番景象。据郑超麟回忆，1920年春，福建的学生才开始闹“五四运动”，开始接触新思潮。1919年11月，刚从福建省立第九中学毕业的郑超麟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上船以前，他“不知道五四运动有爱国以外的意义”。在船上，他第一次与“外江”学生接触，发现那些“外江”学生流行看《新青年》等“新思潮”杂志，而此前他只熟悉礼拜六派杂志，对《新青年》一类杂志闻所未闻。与他同船赴法的30多名福建学生也都是到法国以后，才开始阅读从国内寄来的《新青年》等杂志，在抵法半年乃至一年之后，才学会写白话文，学会谈新思潮。[39] 新文化运动在省际之间不同步，在县际之间更不平衡。作家艾芜、沙汀、何其芳均是四川人。艾芜的家乡新繁县,距离成都只有三四十里路程。他就读的新繁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吴六如是吴虞的侄子,五四运动前,学校图书馆就订阅了《新青年》等刊物。故艾芜较早接触到了新思潮。沙汀的家乡安县，地处川西北。直到1921年夏，沙汀还不知陈独秀、胡适、鲁迅是何许人也。1922年秋，沙汀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才开始接触新思潮和新文学。与沙汀比，何其芳接触新思潮的时间更晚。直到1927年，在四川万县上中学的何其芳还不知道五四运动，当地教育界依然视白话文为异端邪说。[40] 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各地的进程既不一致，新文化刊物在各地的流行也不尽相同。在浙江，《星期评论》就比《新青年》更流行。如浙江第一师范有400多名学生，订阅《新青年》100多份，订阅《星期评论》400多份。[41]后者几乎人手一份。 在湖南，最畅销的新文化刊物是《劳动界》。长沙文化书社在1920年9月至1921年3月间，共计销售杂志40余种，其中销量最大的是《劳动界》周刊（5000本），其次为《新生活》半月刊（2400本），再次才是《新青年》（2000本）、《少年中国》（600本）、《平民教育》（300本）、《新教育》（300本）、《新潮》（200本）等刊。《劳动界》于1920年8月创刊于上海，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向工人进行宣传的通俗小报。在长沙，一般新文化刊物主要限于学界购阅，唯有《劳动界》除学界外，工人购阅者也不少，故其销量颇大。[42]销量排在第2位的《新生活》亦是小型通俗刊物，创刊于1919年8月，编辑李辛白是北京大学出版部主任，办刊宗旨是想将新文化普及于民间，以“平民”为对象，文字通俗简短，定价又十分便宜（一元钱32本），故而销路也很好。[43]排在第3位的才是《新青年》。《新青年》能销2000册已相当可观，但在湖南仍不及《劳动界》与《新生活》之畅销。刊物的销售情形，反映了湖南新文化运动有由精英走向平民的趋势。 当“新文化”真正被“运动”起来后，“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也应运而生。以往多认为“新文化运动”一词是孙中山于1920年1月29日《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最早提出来的。[44]实际上，1919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1号上，陈独秀已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45]1920年3月20日，陈独秀在上海青年会25周年纪念会上以《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为题发表演说。[46]演讲稿随即同题发表于4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5号上。陈独秀在演讲中提到“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现在很流行”。周策纵由此推断：“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大约在五四运动之后半年内逐渐得以流行的。[47] 对于这一名词的来历，鲁迅曾有过解释。1925年11月，他在《热风•题记》中说：五四运动之后，革新运动表面上“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个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48]依照鲁迅的说法，“新文化运动”最初实出自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之口。虽然如此，陈独秀显然坦然接受了。而胡适最初称“新思潮运动”[49]，是否有意回避“新文化运动”这一称呼则不得而知。 对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的关系，向来有不同的说法。与后来史家以《新青年》创刊为开端不同的是，在20年代初，知识界所认知的“新文化运动”多以五四为端绪。1920年6月，郑振铎在《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一文中写道：“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自发端以至于今，不过一年多，而其潮流已普遍于全国。自北京到广州，自漳州到成都，都差不多没有一个大都市没有新的出版物出现，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新文化运动者的存在。这个现象真是极可乐观的。”[50]同年8月，陈启天在《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一文中，也申言“新文化运动已有一两年”[51]。1923年4月，陈问涛在《中国最近思想界两大潮流》一文更明确指出：“凡稍能看报纸杂志的人，大概都知道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随着新出版物一天多一天，所鼓吹的，一言以蔽之，是新思想”。[52] 就《新青年》和“新文化”在全国各地传播的进程而言，“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开端，大体代表了当时人较为普遍的看法。亲身参与过运动的周作人在晚年回忆时仍坚持这一看法：“‘五四’运动是民国以来学生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因了全国人民的支援，得了空前的胜利，一时兴风作浪的文化界的反动势力受了打击，相反的新势力俄然兴起，因此随后的这一个时期，人家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其实是也很确当的。”[53]五四以前，孤军奋战的《新青年》显然尚未形成“运动”的声势。在郑振铎的语意中，新出版物的大量出现，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大重要表征。郑振铎专门就1919年中国出版界的情形作过分析，认为1919年中国出版界的成绩，亦乐观亦悲观。乐观的是定期出版物的发达，悲观的是大多数文人还不够觉悟，中国思想界没有长进。后者主要指有价值的书籍出版太少。他说他看见许多朋友，每见一种杂志出版，都去买来看，他们的案头却不见有别的科学的书籍。[54]杂志繁荣而书籍冷寂，大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景观之一。 五 各方视野中的《新青年》 今人谈论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德先生”和“赛先生”。但值得注意的是，自1915年9月问世至1926年7月终刊，《新青年》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55]。内中专门讨论“民主”（包括“德谟克拉西”、“德先生”、民本、民治、民权、人权、平民主义等）的文章，只有陈独秀的《实行民治的基础》、屈维它（瞿秋白）的《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和罗素的《民主与革命》（张崧年译）等3篇。涉论“科学”的文章也不过五六篇（主要讨论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以及科学与宗教、人生观等）。[56] 后来史家认定“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个最基本的口号，其主要依据是1919年1月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6卷1号上的《本志罪案答辩书》。“答辩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这段文字被后来史家反复征引。细察陈文之立论，意谓拥护德、赛两先生是《新青年》同人的基本立场，反对旧伦理、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等具体主张，均以此为原则。事实上，自晚清以来，民主（民权、立宪、共和）与科学等观念，经过国人的反复倡导（各个时期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到五四时期已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话语。1923年，胡适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57] “民主”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科学”相似。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陈独秀才敢向“非难”《新青年》者“叫板”说： 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 陈独秀高悬“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主要想震慑和封堵那些“非难”者，其潜台词是：《新青年》是拥护民主、科学的，谁非难“本志”，便是反对民主与科学。正因为民主与科学的威权在中国早已确立，在无人挑战其威权的情况下，《新青年》甚少讨论民主与科学，自在情理之中。后五四时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和九一八后的“民主与独裁之争”，恰是有人试图挑战“科学”与“民主”的权威而引发。 当“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流传开来后，对于什么是“新文化”，知识界竞相加以诠释，却没有形成大体一致的看法。1919年12月，胡适在综览各种解释后指出：“近来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解释“新思潮”的文章。我读了这几篇文章，觉得他们所举出的新思潮的性质，或太琐碎，或太笼统，不能算作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胡适所称的“新思潮”、“新思潮运动”，与时下之“新文化”、“新文化运动”同义。胡适认为，陈独秀以“德、赛两先生”概括“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和意义，虽然简明，但太笼统。[58] 可能是回应胡适的批评，陈独秀又专门撰写了一篇《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将“新文化运动”限制在“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59]之狭义范围内，而且完全将“民主”排除在外。阐述虽然具体，却远没有“拥护德、赛两先生”那样具有决绝的气势。亦因为此，陈独秀这篇专门诠释“新文化运动”的文章甚少为后来史家所提及。 由于不满意陈独秀的诠释，胡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这两项是新思潮的手段。”[60] 就学理而言，胡适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来概括“新文化运动”，比陈独秀的“德、赛两先生”更为精当切要。然而，胡适的诠释似乎也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同。1920年8月，陈启天在《少年中国》撰文指出： “新文化”，这三个字，在现在个个人已看惯了，听惯了，说惯了；究竟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现在的时髦，几乎个个人都是新文化运动家，究竟运动的是什么新文化？这个问题，如果自己不能解释出来，那不但不能消除反对派的误解，和疑虑，就是赞成的人，也惝恍不明真相，终久不能得什么好效果，甚至于厌倦，自己抛弃了。所以我们爱想的人，都有这个“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的疑问，很望那些提倡新文化的学者说个明白才好。然而闹了新文化运动已有一两年，说明新文化是甚么的却很少，只有胡适之的《新思潮的意义》一篇，较为切要……可以稍解我们的烦闷了。却依我的推想，这个新思潮的意义，似乎偏重思想和方法一方面，不能算文化的完全界说。思想和方法，固然在新文化里面占很重要的位置；而人生和社会方面的新倾向，也是新文化里面的一种真精神。所以我解答这问题的意思，分两方面：一、是人生的新倾向；二、是思想的新方法；合起来，才是新文化的真精神。[61] 当年新文化的“运动家”们对什么是“新文化”虽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后来史家们却相当一致地认同了陈独秀“拥护德、赛两先生”的说法。1946年，郑振铎在纪念五四运动27周年时即明确指出：“五四运动所要求的是科学与民主。这要求在今日也还继续着。我们纪念‘五四’，我们不要忘记了五四运动所要求而今日仍还没有完全达到的两个目标：‘科学与民主’。我们现在还要高喊着，要求‘科学与民主’！”[62]“科学与民主”（尤其是“民主”），显然比“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更具有历久弥新的现实意义，因而最终凝固为对《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永久记忆。 实际上，后来史家们在考察《新青年》杂志后发现：“《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涉及众多的思想流派与社会问题，根本无法一概而论。”[63]《新青年》涉及的论题包括孔教、欧战、白话文、世界语、注音字母、女子贞操、偶像破坏、家族制度、青年问题、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工读互助团、易卜生主义、罗素哲学、俄罗斯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宣传与社会主义讨论等众多话题。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显然不曾预想四五年后将引发为一场全国规模的“新文化运动”。故上述诸话题不可能是预先设计好的，而是在办刊过程中逐渐“寻觅”、“发掘”和“策划”出来的。话题中有的产生了重大反响，也有的并未获得成功[64]。 对一个刊物而言，何种主张最为反对派攻击，往往意味着该主张在当时最具反响。蔡元培总结林琴南对《新青年》的攻击集中于两点：一是“覆孔孟，铲伦常”；二是“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学”。[65]这两点，当时新闻媒体的报道亦可得到应证。如《顺天时报》报道称：“自大学校教员陈独秀胡适之等，提倡新文学，旧派学者大为反对，于是引起新旧思潮之冲突。”[66]《北京新报》报道称：“近时北京大学教员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钱玄同诸君，提倡中国新文学，主张改用白话文体，且对于我国二千年来障碍文化桎梏思想最甚之孔孟学说，及骈散文体，为学理上之析辨。”[67]《民治日报》报道称：“今日新旧之争点，最大者为孔教与文学问题。”[68] 最值得注意是《申报》的两次报道。1919年3月6日第一次报道称： 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氏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新，尤以文科为最有声色。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学生闻风兴起服膺师说者，张大其辞者，亦不乏人，其主张以为文学须应世界思潮之趋势，若吾中国历代相传者，乃为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应根本推翻，代以平民的、抒怀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此其文学革命之主旨也。自胡适氏主讲文科哲学门后，旗鼓大张，新文学之思潮，益澎湃而不可遏。既前后抒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而于其所教授之哲学讲义亦且改用白话文体裁，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曰《新潮》者，以张皇其演说。《新潮》之外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物发行，其思想议论之所及，不仅反对旧派文学，冀收摧残廓清之功，即于社会所传留之思想，亦直接间接发见其不适合之点而加以抨击。盖以人类社会之组织与文学本有密切之关系，人类之思想更为文学实质之所存，既反对旧文学，自不能不反对旧思想也。……寄语新文学诸君子，中国文学腐败已极，理应顺世界之潮流，力谋改革，诸君之提倡改革，不恤冒世俗之不韪，求文学之革新，用意亦复至善，第宜缓和其手段，毋多树敌，且不宜将旧文学之价值一笔抹杀也。[69] 1919年11月16日第二次报道说： （《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其初反对者，约十人而九，近则十人之中，赞成者二三，怀疑者三四，反对者亦仅剩三四矣，而传播此种思想之发源地，实在北京一隅，胡适之、陈独秀辈既倡改良文学之论，一方面为消极的破坏，力抨旧文学之弱点，一方面则为积极的建设，亟筑新文学之始基，其思想传导之速，与夫社会响应之众，殊令人不可拟议。[70] 综而观之，当时新闻媒体对《新青年》关注的焦点多集中于文学革命，其次是反对孔教。其它“新思想”甚少进入新闻媒体的视野。 三四年后，章士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其批评所向，仍集矢于白话文学。[71]一个以政论为中心的思想文化杂志，真正引起社会强烈关注的，却是其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恐怕也出乎陈独秀等人的意料。《新青年》同人似乎更看重杂志在传播“新思想”方面的价值和意义。1919年底，《新青年》编辑部为重印前5卷，发布广告称：“这《新青年》，仿佛可以算得‘中国近五年的思想变迁史’了，不独社员的思想变迁在这里面表现，就是外边人的思想变迁也有一大部在这里面表现。”[72]1920年1月，《新青年》在《申报》刊登广告，其广告词亦强调《新青年》是“新思想的源泉”。[73]1923年10月，胡适在其主编的《努力周报》发表他写给高一涵等人的信，信中写道：“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74]胡适虽然没有具体解释《新青年》何以能代表一个时代，但从思想史的角度立论则是明显的。 1926年，戈公振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中国报学史》。戈氏著书的时间，正好是《新青年》终刊之际。该书对《新青年》的介绍十分简约：“初提倡文学革命，后则转入共产”。[75]五四以后，《新青年》转向提倡社会主义，1920年9月改组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1923－1926年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戈公振看到了《新青年》发展的全过程。在今天看来，戈氏的归纳显然不较全面，但戈氏的简约概括，很可能代表了北伐前后人们对《新青年》较为深刻的记忆。 又过了十年，郭湛波出版《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内称“由《新青年》可以看他（引注：指陈独秀）个人思想的变迁，同时可以看到当时思想界的变迁”[76]，正式坐实了《新青年》同人的自我期待和自我定位。从此以后，从思想史的角度评述《新青年》，日益成为学界的主流话语，而最为时人关注、也最具实绩的文学革命，则渐渐淡出史家的视野。迟迟未能实现的目标常常为人们所眷念，迅速达成的目标也迅速被人们所淡忘。 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既不尽一致，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言说的“运动”亦有相当的出入，更不用提后来各方政治力量有关五四的种种叙事。微拉•施瓦支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每当救国的压力增强时，他们更多地回忆政治方面的内容；每当社会气氛有利于实现知识分子解放的目标时，他们就回忆适应启蒙的需要开展的文化论战。”[77]时至今日，仍有研究者倡导“根据现代化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选择那些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和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78]当事人的“选择性回忆”既属难免，史家再刻意“选择性研究”，有关“五四”的叙事势必与其历史原态愈趋愈远。本文综合考察《新青年》同人、对手及局外各方的不同认知，尽可能“重返”五四前后的历史现场，从新文化运动“过程”的描述中着力“还原”其本相。尝试虽然粗浅，做法或不无意义。 [1] 参阅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53页。 [2] 《吴虞日记》（上），第272－273页。 [3] 《吴虞日记》（上），第295页。 [4] 《吴虞日记》（上），第298页。 [5] 《吴虞日记》（上），第328页。 [6] 《恽代英日记》，第31－32、445－446页。 [7] 《恽代英日记》，第263页。 [8] 《恽代英日记》，第50、128、149、287页。 [9] 《恽代英日记》，第153页。 [10] 《恽代英日记》，第439页。 [11] 《恽代英日记》，第483页。 [12] 《恽代英日记》，第528页。 [13] 《恽代英日记》，第568页。 [14] 《恽代英日记》，第624页。 [15] 陈独秀的文章发表于《新青年》第5卷第3期，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有收录。 [16] 《恽代英日记》，第517页。 [17]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40页。 [18] 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70页。 [19] 商务印书馆的“十大杂志”是指：《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少年杂志》、《英文杂志》、《农学杂志》、《小说月报》、《英语周刊》和《留美学生季报》。见1919年3月天津《大公报》各期。 [20] 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第625－627页。 [21] 时任《东方杂志》编辑的章锡琛后来回忆说：当时高举新文化运动旗帜的刊物,首先向商务出版的杂志进攻，先是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抨击《东方杂志》反对西方文明，提倡东方文明，接着北大学生组织新潮社的《新潮》发表了罗家伦的《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把商务各种杂志骂得体无完肤。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商务部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1页。 [22] 张元济日记中有关撤换主编的记载：1919年5月24日：“与梦、惺商定，请惺翁接管《东方杂志》。”8月5日：“《东方杂志》事，惺翁告，亚泉只能维持现状。又云外间绝无来稿。”10月22日：“惺言，《东方杂志》投稿甚有佳作，而亚（泉）均不取，实太偏于旧。”10月27日：“惺存函商《东方杂志》办法，自己非不可兼，但不能兼做论说，先拟两法：一招徕投稿，二改为一月两期。余意，一月两期既费期，又太束缚，以不改为是。”10月30日：“惺存来信，辞庶务部，担任《东方杂志》事。”《张元济日记》（下），778、828、889、891、893页。 [23] 景藏：《今后杂志界之职务》，《东方杂志》第16卷7期，1919年7月。 [24]《新青年》转向宣传社会主义以后，读者群迅速出现分化：一批人重新回归《东方杂志》（如吴虞又重新订阅《东方杂志》，见《吴虞日记》（上）第561页），另一批人则进一步成为《向导》的热心读者。此点将另文探讨。 [25]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9－40页。 [26] 郑超麟：《怀旧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165页。 [27] 《施存统来信》，《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第368页。 [28]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上海书店影印1987年版。 [29] 宫廷章：《湖南近年来之新文化运动》，湖南《〈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1925年9月，转引自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五四时期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5－306页。 [30] 《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2期，见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4页。 [31] 《吴虞致胡适》（1920年3月2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87页。 [32] 《吴虞日记》（上），第301页。 [33]《新青年》全年定价2元。 [34] 《吴虞日记》（上），第511页。 [35] 《施存统来信》，《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第368页。 [36] 引自叶文心《史学研究与五四运动在杭州》，郝斌、欧阳哲生主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2－1103页。 [37] 恽代英：《利群书社》，《互助》第1期，1920年10月，转引自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124－132页。 [38] 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9页。 [39] 《郑超麟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21页。 [40] 参阅申朝晖、李继凯《〈新青年〉在中国西部的传播――以川陕为考察中心》，《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第30卷第2期，2006年3月。 [41] 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1956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42] 《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2期，转引自《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64页。 [43]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97－395页。 [44] 《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7－212页。有关孙中山最早提出说，见金耀基《五四与中国的现代化》、冯天瑜《新青年民主诉求特色刍议》，两文均载《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上），第62、170页。 [45] 该期有4篇文章提到“新文化运动”。其中3篇是陈独秀写的《随感录》（《调和论与旧道德》、《留学生》、《段派曹陆安福俱乐部》），另一篇是《长沙社会面面观》，注明是由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国民公报》、《晨报》摘出，内中有一节标题是“新文化运动”。此标题很可能也是陈独秀所拟。 [46] 《陈独秀演说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申报》1920年3月21日。 [47]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80页。 [48] 引自《鲁迅回忆〈新青年〉和文学革命》，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153页。 [49] 见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第5－12页。 [50] 郑振铎：《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新学报》第2号，1920年6月；收入《郑振铎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51] 陈启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1920年8月，第2页。 [52] 陈问涛：《中国最近思想界两大潮流》，《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第5卷第4册第29号，1923年4月29日第1版。 [53]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393―394页。 [54] 郑振铎：《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新社会》第7期，1920年1月；收入《郑振铎文集》第4卷，第303－305页。 [55] 此数据由北京大学未名科技文化发展公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青年》光盘检索得到。内中包括“通信”、“随感录”、编辑部通告等各类文字。 [56] 金观涛、刘青峰曾对《新青年》杂志中“科学”、“民主”两词的出现频度作计量分析，统计结果显示，“科学”一词出现了1,913次，而“民主”只出现了305次。此外“德谟克拉西”（包括“德先生”）208次，“民治”194次、“民权”30次，“平民主义”53次。参见金观涛、刘青峰《〈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56期，1999年12月。笔者根据同一光盘版检索，所得结果略有出入：“科学”1907次，“赛先生”6次，“赛因斯”2次；“民主”260次，“德谟克拉西”（包括“德莫克拉西”、“德先生”）205次，“民治”70次，“民权”30次，“平民主义”3次。在总字数超过541万字的《新青年》杂志中，“民主”系列主题词的出现频度极低。 [57]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收入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页。 [58]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第5页。 [59]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第1页。 [60]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1号，1919年12月，第6－7页。 [61] 陈启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1920年8月，第2－3页。 [62] 郑振铎：《五四运动的意义》，《民主》第29期，1946年5月4日；收入《郑振铎文集》第4卷，第187页。 [63]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63页。 [64] 如《新青年》曾计划邀请“女同胞诸君”讨论“女子问题”就未能落实。参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81页。 [65] 此两点为蔡元培驳复林琴南时所归纳。林、蔡往还书牍收入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103－116页。 [66] 《酝酿中之教育总长弹劾案》，原载《顺天时报》，《每周评论》1919年4月13日第17号第2版转载。 [67] 遗生：《最近之学术新潮》，原载《北京新报》，《每周评论》1919年4月13日第17号第1版转载。 [68] 隐尘：《新旧思想冲突平议》（一），原载《民治日报》，《每周评论》1919年4月13日第17号第2版转载。 [69] 静观：《北京大学新旧之暗潮》，1919年3月6日第6版《申报》。 [70] 野云：《白话文在北京社会之势力》，1919年11月16日第6版《申报》。 [71] 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原载1923年8月21－22日《新闻报》，收入《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第440－448页。 [72] 《〈新青年〉第一、二、三、四、五卷合装本全五册再版》，《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无页码。 [73] 上海群益书局刊登《新青年》杂志广告，见1920年1月1日第2版《申报》。 [74]《胡适之的来信》，《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21日，增刊第1版。 [75]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 [76]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据1936年北平人文书店版重印），第82页。 [77] 微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李国英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页。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记忆”与历史“再造”，可参阅罗志田《历史记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载氏著《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174页。 [78] 董秋英、郭汉民《1949年以来的〈新青年〉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