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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谈一点看法，十年前，2001年，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的时候，我带着长沙电视台的人一起做了一部片子，叫《走向共和》。《走向共和》播出了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个戏后来被停掉，这里面的是是非非我们今天不去讨论。我当时写了一篇东西，这篇东西的题目叫做《思考大变局，诘问历史观》，这篇东西没有发表。我是想说，大的变局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我们应该有一些总体性的思考，对历史而言，应该有历史观的思考。我刚才讲到章开沅先生说，要前后三百年来看辛亥革命，这样一种大的视野，他其实要求我们有一个大的历史观。我理解是一种变化的历史宏观。 一、历史观就是价值观 我今天想要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呢？我想讨论的是：到了今天，我们如何来看辛亥革命？如何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来看近代中国的革命？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历史观的问题。当下有一种历史热，这种热不仅仅是学术界，而且政治界，连老百姓都关心历史，文艺新闻都来凑。热闹不仅仅是党史，而且革命史、现代史，甚至古代史都热。我可以讲，几十年来，或者说上百年来历史没有这么热。现在社会的人，对历史真正从学术上上感兴趣的很少。人们对历史的关怀，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自己对社会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和焦虑。中国人对历史的审视，都是在历史的转变关头，春秋时期也好，明清之际也好，五四时期也好，现在也好，这种审视有强烈的功利性、目的性，它是为探求中国从哪里走来，今后到哪里去？中国人总是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思考的，人们追寻的是历史，拷问的是实现。还有，历代统治者都要求老百姓当顺民，不能说不同意见，所以中国人只能拿历史说事儿，养成习惯了。告别革命？否定革命？唱红革命？继续革命？这些疑问的背后，是对历史意义探索和当代价值的追求，历史观就是价值观。 二、影响很大的三种历史观 这里就存在一个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历史的问题，在文化多元的情况下，中国人的历史观有很多种，但是对中国影响比较大，甚至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有三种： 帝王史观。第一种我把它叫做帝王史观，五四以前我们所有的历史基本上在写一个东西：如何夺取政权？如何巩固政权？历代统治者不仅以史为鉴，以史资政，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且以史为凭，以史为据，把历史作为自己政权合法性的依据。传统的历史主要是讲统治者的历史，也就是讲统治者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也是某某家天下的历史。史官是帝王的奴仆，史学是政权的婢女。人民在这里面并不重要，而且，人民是被这种并不全面和不真实的历史所蒙蔽和欺骗的对象。 我们几千年的史观里面一个非常深刻的东西就是以权为本、权本位。整体上对政权的关切分解到家庭和个人的时候是对权力的关注，特殊利益是通过权力获得的，叫做争权夺利。在国家范围内，集团之间争夺最高政权，在集团内部，家族或个人争夺最大的权力。所以人们历来把权力看得高于一切，包括我们学者也是如此，有一位大学里当博导朋友，兴奋的打电话告诉我，他提了副处长，大家都向他祝贺，我很诧异，博导和处长谁更有价值？我们今天的会议也是如此，坐在主席台的基本上都是当官的，我们的大学者只有一个代表，其余的学者都坐在台下，大家都没意见。这不是我们会议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的问题，是我们民族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领导都坐在下面，学者们坐在上面，可能很多人会认为组织者外行。我们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里都是官本位、权本位无论何时何地，官都是最大的。 问题就在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与帝王史观是配套的，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顺便说一下，我们创造的所谓“计划经济”，实际上也为高度集中的体制和专制主义思想提供了新的经济基础。帝王史观在中国影响非常大、非常深远，就是因为有儒家学说从价值伦理角度给予支撑，并且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反过来说，史即六经，史在中国就是文化，就是哲学，就是思想，就是价值。儒家的价值核心是“仁”，而这个“仁”，讲的是君臣父子夫妻的名分和秩序，要害是以宗法等级制度和上智下愚的文化体制维护皇权。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主义应该直接叫做专制主义。辛亥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把否定这个专制主义。但是，专制主义和它的文化、经济基础，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退去，时时刻刻顽强的表现自己，并总是在政治上找得到自己的代理人，在文化上找得到自己的代言人。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劫难，只有专制主义才想得出做得到。近代以来，我们在政治上遇到的问题，从总体上说，仍然是从专制到宪政、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型。我想说的是，帝王史观的阴魂一直在庇护着专制主义，这是史学工作者要警醒的。唐浩明先生曾表示希望我牵头，把他的《曾国藩》拍成电视剧，我没有接受，除了客观原因之外，我认为曾国藩在维护专制主义方面，在为官之道方面不可弘扬，那种以退为进、韬光养晦、机变权谋的东西实在是民族文化的糟粕，很多官员趋之若鹜，我们的官场水已经够浑够深的了。曾国藩在另外一些方面倒是值得研究和继承，那是另外的话题了。 革命史观。第二个对我们影响很大的是革命史观，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形成的历史观，革命史观也可以叫做唯物史观，它是正确的，它曾经引导中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夺去了政权。但是我们的史观里面注入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仍然是对政权的关切，其实用性、功利性更加强烈。唯物史观是中共的基本指导思想，在革命斗争中，本来还没有生根的观点又被扭曲了。唯物史观有几个基本观点，生产的观点、人民的观点和阶级的观点，依我看还应该强调一下文化的观点，从总体上说，唯物就是要讲物质第一性，讲客观条件和环境，讲客观真实性。这些思想即使在今天，也无可指责，历史研究和传播要是真正贯彻唯物史观就会好很多。问题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压倒了其他观点，也压倒了客观真实的基本要求，史学服从于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需要，维护领袖的权威和党的团结的需要，丑化敌人、修改历史是可以接受的，客观真实性当然只能放在第二位。革命史观和实用主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革命史观在强化对权力的焦虑、对暴力的崇拜的同时，强化了权本位的价值观 十数年血海，几大战役，几十年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造成了特殊的情境和特殊的心理。客观性、原则性、按规矩出牌都被说成是书生气十足，党史秉笔直书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成王败寇，成为革命史观的法则。毛泽东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例如，我们讲抗日战争的时候，长期不讲正面战场的巨大作用和国民党将士付出的巨大牺牲；又例如，党内斗争一些失势者很少受到公正评价，所以我们的党史有些地方禁不起历史的考验，党付出的是信任的代价，价值观的代价。那就是说假话的道德合理性受到了我们的肯定。 近代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家都难免说假话，难怪林彪总结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刚听到林彪这句“名言”的时候，感到十分震惊。后来，知道了越来越多被掩盖的历史实事，才知道他不过说了句实话，才产生了上当受骗的感觉，才产生了信任和信仰危机，才产生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那种认为揭示历史真实，就会否定党的历史，造成历史虚无主义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扭曲历史，才是宣扬虚假和荒谬，才是破坏中华民族诚信品德和社会价值底线。 当生死选择成为最大选择，生死存亡的搏斗导致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甚至阴谋诡计流行泛滥，善良诚信平和的中国人，为了生存不得不相信权谋、玩弄权术，厚黑学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学问。这也不是共产党一家的错，历代帝王、北洋军阀和国民党都说假话，急功近利，饥不择食，近代中国人讲假话是历史病、文化病加和现实病的综合杂症，文革使老病复发，遗祸至今。如今党内和社会上遏制不住的说假话现象，是对功利主义历史观的继承。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历史观没有变，甚至还在强化，我们没有把真实全面的历史告诉人民。在讲伟大光荣正确的同时，也要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候实事求是的把灾难和教训多说一说，把几十年来的失误如实告诉人们，让激进主义的祸害远离中国，对后人来说，历史上的反面经验是极为廉价的资源，因为民族和人民已经付出过巨额学费，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因为除了我们谁都没有。所以主张建“文革博物馆”的声音不绝于耳。如果真正要巩固政权就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建设和谐社会，摒弃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权力史观、斗争哲学和政治史观，推动以人为本的社会进步和文明转型。中国人说真话应从执政者开始，从历史观开始。 极左史观。第三个影响我们很大的历史观就是文化大革命形成的极左史观。建国以后工作重心没有及时转变，指导思想越来越左，革命史观演变成极左历史观。阶级斗争史观、暴力革命史观被不断强化。我是在文革中念的北大历史系，当时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封面上赫然写着，“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文革时期，历史就是按这个思想写作的。中国历史变成了阶级斗争史，中国思想史变成了儒法斗争史，中共党史变成十一次路线斗争史。确定林彪为接班人之后，党史居然以林彪取代朱德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历史学变成了巨人手中的玩偶，愚民的工具。 毛泽东热衷中国历史，他以史治党治国。他的思想和做法深深地影响了党的思想和党史研究。不夸张地说，中共党史实际上是他开创并按他和《联共（布）党史》的路子搞下来的。试举几个例子，搞延安整风、《学习与时局》初步总结党的历史，写《中国革命与共国共产党》，推荐《甲申三百年祭》，推崇《联共（布）党史》，命胡乔木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等等，毛泽东充分运用他的历史知识，运用历史的政治功能，统一思想、整顿组织、集中权力，以解决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推翻三座大山，他是成功的。 毛泽东建国后在史学领域展开的一系列批判斗争，一直到文革批《海瑞罢官》、《清宫秘史》、《燕山夜话》、陈伯达“英雄史观”和林彪“称天才”，都是拿历史说事儿。直到晚年，他还创造了“十一次路线斗争”之说，反复强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林彪看懂了这一点，一九六七年大讲政变经，讲得毛骨悚然，连毛泽东都怕了。毛泽东是运用历史资源的大师，他使历史文化成为党和国家形成共识团结御侮的强大精神力量。但是在他运用历史进行党内斗争和权力集中的过程中，他个人和党也付出了道德和价值上的代价，包括历史观的代价。毛泽东晚年的严重失误是与他的历史观联系在一起的。 三、从权力史观到人本史观 权力史观。以上讲到的三种历史观，虽然所处时代不同，阶级属性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在文化价值取向上都是国家主义、极权主义，都是以夺取政权和攫取权力为价值取向的，我把它叫做权力史观。权力史观是一种政治史观，作为集团要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作为个人要攫取权力、维护权力，这就是历史，这就是迄今为止中国几千年的官方文明史。权力史观是农业文明的价值观的反映，是封建主义文明价值观的反映，在生产力水平发展缓慢的农耕社会，剩余产品是按权力大小分配和享受的，资源占有多寡是与权力大小挂钩的。权力史观作为权力本位价值观的反映，深植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里面，在革命和“继续革命”中又得到加强，将长期影响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封建主义以权为本，资本主义以钱为本，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以人为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在经济领域里得到拨乱反正，但是在文化领域、学术领域，特别是历史学领域，似乎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虽然随着历史的进步，海内外学术的影响和交流，情况有了一些改善，但是党内和学界阶级斗争为纲的权力史观仍然盛行，政权焦虑症纠缠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宣传。这是今天历史研究和传播过程中发生激烈争论原因之一，也是当今中国重大方向前途问题争论的热点。中国也应该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历史观的现代化。 人民史观。第一，权力史观应该转变为人民史观。价值观上应该从以权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人民史观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人民应成为历史的主体，二是历史要对人民负责。因为人民有权知道真实历史，而这两点是最难的。我们有宜粗不宜细，一切向前看的说法；有错误公开以后会被敌对势力利用，导致动乱的担心。最常见的一个说法就是苏联解体是因为公开性，公开了苏共的历史错误。我想，首先是那些错误危害了苏共，其次是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公开纠正那些失误太晚，导致了苏共的被动。如果我们真正吸取苏共的教训，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早尊重人民，把历史真相告诉人民，让人民自己判断，我们应该相信人民相信党。我就不相信一个光明磊落一心为民领导中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党，会被几个西方敌对势力搞垮。如果我们不说实话，自己会把自己搞垮。而且随着自由度的增加和传播的发展，历史的迷雾迟早会拨开，党史研究应占据制高点发挥引导作用，放下历史的包袱，党内外才能形成新的共识。任重道远，应轻装上阵。 过去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地包含历史的局限性，客观真实地科学地总结历史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这个历史过程。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宝贵的发展机遇期内，政治经济形势比较好。认识和评价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一是要要逐步揭示历史的真相，二是要科学地说明实事背后的历史规律。公开剖析失误是认识和避免新的失误的最好办法，认识历史上的失误和丑恶才能避免新的失误和丑恶。纠正历史上的错误认识，才能减少今天对人对事的偏颇认识。 退一步讲，如果说在阶级搏斗中，斗争需要以“革命”的名义扭曲历史，在共和国诞生初期，因形势危急需要掩盖或者隐秘历史，那么到了和平发展的年代，应该恢复历史的真相，让真相和真理重新放射出光芒。让我们的孩子在真相和真理的光芒照耀下正常成长。我惊奇地发现，我周围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一些年轻人，大学生、研究生比我激进，一些人对暴力革命，对国内战争，对残害人的文革抱着一种欣赏赞美的态度和生不逢时的遗憾。我百思不得其解，免不了杞人忧天。 怎么看古人，就会怎么看今人。在中国人的认知体系里，历史认同就是价值认同，文化认同和文明认同，也是一种整体认同。历史观有一种特有的整体感，共同的历史是一种整体认同。对于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大声争论，甚至扬言要分道扬镳的中国人来说，寻找历史的共识，就是谋求现实的共识。真相和真理是共识的前提，真实的历史是共识的开端。 社会生活史观。第二，把政治史观转换为社会生活史观。上层建筑是从“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由这个基础来解释的。这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两个发现之一。我们的历史观察和思考的应该更加全面。在人民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讲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和科技中的大事，社会生活、文化观念的变迁与政治生活同样重要。不仅从阶级的观点看古人，而且从生产的观点、文明的观点、历史进步的观点看古人，看的角度不同，我们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体，老百姓的生活生产是历史的本体，统治者的重要性并不大于人民。当我读《剑桥中国史》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接近唯物史观，那一幅幅历史画卷更生动深刻真实。当年，策划电视剧《走向共和》的时候，我给编剧开的书单，第一本就是《剑桥中国晚清史》。从近代到现代，从革命到发展，从封闭到开放，人们对历史的关注点不同、侧重面不同、阐释的意义不同、发挥的功效不同、甚至事实的真伪也不同。党史研究的关注点除了夺取政权的历史线索之外，还有发展生产力、实现代化，推动文化发展、社会进步等历史经验要总结。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观，一种社会有一种社会历史观，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历史观。而历史观的民族意义、文化意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都具有相对性。尽管自古以来，历史科学古老深厚，但是历史哲学在不断更新中进步。历史观是一个变动的思潮，一条流淌的河。客观真实科学负责，这些不变的原则是人类历史价值观的永恒主题和永远追求。 开放史观。第三，把封闭的历史观转换为开放的历史观。历史观应该更加开放，更加多样，更加包容。当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之后，在中国历史向和平与发展转型之后，应该用更宽阔的视野、更普遍的观点看待中外历史，应该以更科学、更人本、更加富有建设性的观念看待中外历史。和平发展和合作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的潮流。一个领导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党，一个领导中国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力图实现现代化的党，一个领导者中国追赶世界潮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党，本身的历史价值观停滞不前，甚至食古不化，就很难谈什么软实力，很难谈什么崛起和复兴。 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将近百年，辛亥革命已经百年。从马克斯韦伯、汤因比到刚刚去世的亨廷顿，从E.胡塞尔、G.卢卡齐、M.海德格尔、K.T.亚斯贝尔斯、H-G.伽达默尔、保尔o利科尔到J.哈贝马斯和米歇尔o福柯等等。在现代化过程中，在西方历史观的嬗变中，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对于人与人的关系的认识都在深化，这些丰富深邃的思想资源真的对我们大有好处。中国的革命战争时代和和极左时代，不仅仅阻断了中国的启蒙，而且阻隔了中国历史哲学的开放与交流，我们只能在自己的文化圈子里近亲繁殖。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不要死抱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放，谁好就学谁，什么好就学什么。中国不仅仅在经济上应该追赶世界潮流，而且应该在文化上学习与追赶世界上先进的潮流，才有可能很好的总自己的文化，复兴中华文明。 四、安顿革命 关于吵得纷纷扬扬的“革命”，我有两句话。一，革命是对的；二，继续革命是错的。继续革命并没有适时的实现转变，它把革命放在永无休止的一个地位，把革命看作最高的价值。我们应该说革命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万不得已而为之，革命是下策，在没有路走的时候下策也是一策，但是有路走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革命。革命是是暴力悲剧，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历史过程，是人类应该尽量避免的，至少是不应该无条件歌颂欣赏的。革命史观夸大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意义，反映革命斗争的要求，对于革命也许是需要的，但是革命本身只有相对的真理性一些人持续不断地宣扬革命史观，实际上是一种政权焦虑，政权合法性焦虑，以革命的合理性证明政权的合法性，这完全没有必要，是药三分毒，宣传过了会害人误国。 我如果生在辛亥革命时期，我可能是个革命党，我年轻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一直痛恨保皇派，因为我是受的革命史观的教育。但是最近在杨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我讲了一个观点：我们一定要好好研究、认识、寻找、发掘中国的改良主义，改良主义是成本最低的，它能解决和认识问题的，改良在当代就是改革，我们要有耐性有耐力地推动改革，人民时间世界站在改革一边。包括我的研究生，包括我在湖南卫视做的一档节目，包括我在湖南经视的一档节目，我周围的这些年轻的编导们，有的思想比我的还革命、比我还左极端，我为他们担心，可能是杞人忧天。为此我对我们的青年学者讲，我们现在有一项很大的事情叫做安顿革命，革命要安顿在一个地方，它应该呆在这个地方，前面有头，后面有尾。革命的精神有一部分是对的，哪部分是对的？爱国，是对的，非常宝贵，还有一条，追求平等是对的，这两个价值观是对的，还有牺牲精神、群体主义、纪律观念这些革命精神要继承，但是暴力、极端、简单化、走到头才往回退，不停地洗牌、不停地折腾，稍有不如意就造反，这些思想是要不得的，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对中国的崛起、对中国发展都是不利的。我们要把爱国主义和我们今天的全球化结合起来，我们要把追求平等和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法治精神结合起来，所以史学的观点要转变，史学观点不转变，我们这个国家又以史为鉴，以史为价值，那么我们史学者对于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责任就没有尽到。这是我想和青年学者说的 几句话，也是想和在座各位专家和各位领导讨教的几句话，这些话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阅改2011/10/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