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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毛泽东领导中国27年。因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27年可以被分为两个时段，即“文革”十年(1966-1976)与“文革”前的“十七年”(1949-1966)。“文革”十年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大动乱的年代，与之相比，对毛泽东领导下的“十七年”却没有像“文革”十年那样容易加上一个定语。“十七年”间没有“文革”时期那样波及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内乱和中央最高层领导的急剧变动，但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也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十七年”间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从未中断，举其大者有：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社教。其间还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经济困难，以及由此导致的范围极广的饥荒。也在这期间，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如何看待这“十七年”，在当今的中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对这“十七年”的认识，与对晚年毛泽东的认识和整个共和国历史的认识紧密相连，因此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话题。对“十七年”的认识及由此产生的关于“十七年”的历史叙述始于“文革”期间，从那时起到今天,40多年来有各种不同的关于“十七年”的历史叙述和记忆，但学界对此尚未展开专题讨论。本文试图按“文革”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共和国成立六十年前后这三个时段，梳理有关“十七年”历史的叙述和记忆，并初步探讨这些历史叙述和记忆形成的原因。 一 “文革”期间有关“十七年”的叙述 关于“十七年”的话语始于“文革”期间，但其源头可上溯至“文革”爆发前。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因是对当时中国现状的不满，这种不满是对自1949年以来的“十七年”间存在着的与他相左的政策及其推行者的不满。毛泽东的这种不满在“文革”前就有明显的表达，他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就是例证。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所编的《文艺情况汇报》上写了一段批语，认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①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针对文联和文艺界各协会又写了一个更为严厉的批示，明确表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②毛泽东的这两个批示表达了他对1949年以后文艺界状况的基本判断，即文艺界没有执行他所倡导的正确的政策，却让错误的政策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此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毛泽东对1949年后文艺界的否定性看法成为稍后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指导思想。这次座谈会的纪要提出，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基本上没有执行毛泽东的正确政策，却“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③稍后，林彪在为此座谈会纪要写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中沿袭了这一说法：“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④ 上述这些话语，因为时间关系，分别用了“十五年”或“十六年”的表述，但其意思是明确的、一致的，毛泽东以及在他影响下的江青、林彪都坚信，1949年后在文艺界存在着与毛泽东的正确政策相左的“黑线专政”。这一认识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动因，而这些话语也影响了整个“文革”时期，成为“文革”时期关于“十七年”历史叙述的源头。 1966年的10月1日是共和国十七周年的国庆节。在当天天安门广场的集会上，已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代表中共中央致词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这是不平常的十七年。在我国，是翻天覆地的十七年。……中国人民在短短的十七年间，完全改变了过去的面貌。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人民群众的丰功伟绩。”⑤《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对1949年以后的十七年也作了相同的表述：“十七年来，我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胜利。”⑥因为是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十七年”这个时间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党报的文章上；也因为是在庆祝国庆的喜庆节日里，对“十七年”的评价突出的是“突飞猛进的胜利”。 但对毛泽东来说，“十七年”是肯定存在严重问题的，否则就没有必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了。因此1966年国庆节后不久，毛泽东于10月下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开宗明义就指出，“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但与1963、1964年的两个批示只是讲文艺界的问题不同，在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中，“文化意识方面”只是十七年存在问题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甚至更严重的问题，比如“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⑦在这里，毛泽东显然是出于政治考虑强调“十七年”间存在的问题，着眼点是进一步推进“文革”的政治运动。所以，毫不奇怪，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文革”就进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阶段，不久就公开批判刘少奇了。 向“十七年”吹响进攻号角的是1967年3月底发表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这篇经过毛泽东审阅的长文，是在中央级报刊上第一次公开却不点名地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刘少奇，文章的结尾部分写道：“十七年来，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支持下，向无产阶级发动了一个全面性的猖狂进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里放了大量的毒。”⑧这一断言显然是毛泽东两个文艺批示和《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延续，只是涉及的领域扩展到了文艺之外的政治、经济等领域。 紧接着在4月上旬，《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进一步猛攻“十七年”来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该文指出：“十七年来，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新闻学等各个领域，在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扶植和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散布了大量的修正主义毒素。”“十七年来，一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内进行着尖锐复杂的斗争。”⑨ 在戚本禹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中，“十七年”间被认为存在着“一条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遍及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影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危害极大。至此，关于“十七年”黑线的话语就被制造出来，“十七年”也就与“一条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在一起，而原先渲染的“十七年”间取得的“突飞猛进的胜利”则出于故意的忽略而被遗忘。制造这样的话语，当然是为了表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因此，刘少奇的被打倒也就被欢呼为“文革”的伟大胜利。 此后直至“文革”结束，“十七年”实际上从一个时间概念转化为一个政治概念，被频繁使用。而“十七年”黑线成为关于那个时段的标准的历史叙述，成为动员群众批判刘少奇“黑线”、积极参加“文革”的重要手段。 1971年4-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形成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份纪要对关于“十七年”的历史叙述，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纪要》对“十七年”作了一个被称之为“两个估计”的基本判断，即十七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十七年”来资产阶级“竭力使学校成为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教师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⑩根据这一判断，“十七年”来在教育界存在着一条资产阶级黑线。《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一个影响超越了教育界的文件，因此《纪要》的判断和用语被推广运用于教育界之外，于是就有了“文艺黑线”、“科技黑线”、“体育黑线”等等的黑线，而在各个领域的黑线之上是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资反路线贯穿于整个“十七年”。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十七年”间只有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资反路线两条对立的政治路线，与这两条路线斗争无关的事件都无法进入历史而被遮掩掉了。可以说，《纪要》的出台标志着“文革”期间关于“十七年”的历史叙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形态。 由于“十七年”成为一个具有特定政治含义的词汇，当“文革”后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重新上台的老干部与“四人帮”展开较量时，对“十七年”的看法也成为双方交锋的一个重要方面。“四人帮”在他们所控制的报刊上，公然喊出“坚决同十七年对着干”的口号，矛头直指“文革”前掌权的老干部。而老干部则鲜明地表示，“同十七年对着干”的说法是错误的。(11) “文革”期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而整个舆论工具又都在“四人帮”的控制下，因此关于“十七年”的历史叙述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十七年”也就完全等同于刘少奇的“黑线”，从而形成了民众对“十七年”的集体记忆。 二 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十七年”的叙述 1976年10月，“文革”在“四人帮”被抓起来后结束。在“拨乱反正”的方针指引下，“文革”期间盛行的理论和口号成为揭批“四人帮”的主要内容，他们所鼓吹的关于“十七年”的话语理所当然地在猛烈批判之列。 “同十七年对着干”由此被认定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极右派口号”，而揭批“四人帮”，就是要与“四人帮”对着干，对“十七年”的叙述也就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四人帮’恶毒攻击‘十七年’，我们就要热情歌颂‘十七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的重要时期。这十七年，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十七年，是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的十七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取得胜利的十七年。”对“十七年”的认识和评价也被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高度：“对十七年的历史能否给以正确的估价，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关系到要不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是大非问题。”(12) 在“四人帮”被打倒后的一两年时间内，对“十七年”这样的认识和叙述成为报刊的基调。例如，在1977年11-12月的两个月中，《人民日报》上以“不许‘四人帮’否定十七年”为主题的文章就有十篇之多。而直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这样的话语仍是报刊的主调。在一篇题为“北京市委部署加快步伐抓纲治市”的报道中，是这样来谈北京市的“十七年”的：“北京市的十七年，同样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占主导地位。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委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北京市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13)显然，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人们还沿袭着“文革”时的思维定式，要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于是“十七年”成为要“热情歌颂”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十七年”，而将“十七年”说成漆黑一团则成了“四人帮”的重要罪状之一，尽管如前节所显示的，“十七年”黑线说的始作俑者并不是“四人帮”。经过这样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有关“十七年”的历史叙述完全翻转过来了。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愿意接受这样的历史叙述是与刚过去的“文革”十年的动乱相关的，于是“十七年”在与“文革”的对照中，留给人们的记忆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建设的“蓬勃发展”了。显然，“十七年”仍然是一个具有强烈政治含义的词汇。 但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事求是之风日益兴盛，人们摆脱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思维模式，开始反思包括“十七年”在内的共和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对包括“十七年”在内的共和国历史的初步反思和总结，体现在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中。这篇由中共中央组织起草、经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讲话稿，对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历史作了一个基本估价，那就是“在过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讲话稿专门讲了“十七年”：“建国以后的十七年中，我们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尽管我们在工作中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但这些错误一般地还是能够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纠正的。”(14)与揭批“四人帮”初期一味地“热情歌颂”“蓬勃发展的十七年”、“不断取得胜利的十七年”相比，此时对“十七年”看法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初步认识到中共在这期间“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原先被忽略的历史终于被提及了。 在中共党内讨论这篇讲话稿时，有一些人对“十七年”的后十年即1957-1966年这一时期已有不同看法，对毛泽东的左倾政策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批评。当时还有人提出，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应该回过头去补新民主主义的课，实际上是通过对中共政策的反思表达了对五十年代中期后共和国历史的看法。(15)但叶剑英的讲话稿最终仍然以基本肯定的口吻来谈论包括“十七年”在内的“三十年”。负责这篇讲话稿起草的胡乔木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对此专门作了解释。他说：“直到1966年以前，整个党和国家的工作一般还是在正常进行，国民经济还是在继续好转。所以，对于十七年的后一半，需要具体分析，不能够简单地认为是执行了或是一直执行了错误路线。那样说，会使得我们对于整个党的力量，整个党的组织，整个党的领导失掉信心。”显然，在胡乔木看来，对“十七年”的认识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政治问题，所以一定要由党来定一个基调，统一人们对此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划一道杠杠，势必要动摇党在人民中间的威信，势必要动摇群众尤其是青年对党的信心。”(16)需要指出的是，对“十七年”的不同看法主要围绕着1957-1966年这十年间。 但叶剑英的讲话并未能统一人们对共和国历史的看法，反而不同看法之间的分歧和对立还在扩大、加深。于是中共中央决定起草一个关于共和国历史的决议，以“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17)这个决议的起草工作从1980年3月开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胡乔木负责起草。决议起草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三个基本要求：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二、对建国后三十年历史上的大事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做出公正的评价；三、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18)10月，党内四千高级干部对决议草案进行了大讨论，“十七年”自然是这场讨论的焦点之一。决议草案延续了叶剑英讲话稿的说法，提出在十七年中，多数情况下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许多高级干部不同意对“十七年”下这样的判断，认为“十七年”中政治运动不断，整了几百上千万人，“大跃进”又导致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这都是毛泽东的左倾路线造成的，而草案还在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这些高级干部对此表示坚决的反对。(19) 但邓小平并不赞同这些高级干部对“十七年”和毛泽东的评价，认为他们“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20)在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多次表明他对“十七年”的看法，提出：“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21)邓小平对“十七年”总体上是肯定的，尤其对前七年给予很高的评价，而对后十年则承认出现了曲折与错误。 由于邓小平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他的意见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定下了基调。《决议》将“十七年”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在前七年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这些辉煌的胜利包括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后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绩表现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这个期间培育和积累起来。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至于出现过的严重挫折有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批彭德怀事件、1959-1961年的严重困难、1962年提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观点、1963年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等。《决议》认为，“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22)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于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全会的公报指出，“《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23)此后围绕《决议》的宣传，强调了它对统一全国认识的巨大作用。如《瞭望周刊》发表的编辑部文章，称赞《决议》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深得党心、军心、民心”，“必将进一步统一全党的认识，增强全党的团结”。(24) 《决议》通过后，舆论有关“十七年”的历史叙述出现一边倒的说法，而在中共党内讨论时出现的不同意见则被对《决议》精神的阐发和解释所淹没。《决议》的相关论述成为此后主流意识形态关于“十七年”历史叙述的标准说法，这种标准的历史叙述不仅出现在党的文件、党报和党刊中，也出现在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类政治、历史教材中，构成普通民众对“十七年”记忆的基础。 三 近年来关于“十七年”的叙述 《决议》没有也不可能停止人们对“十七年”的思考。近年来共和国历史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现实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促使人们回过头去，从刚过去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或者说通过对共和国历史的解释来回应现实中的各种问题，由此出现了历史与现实间的双向互动。由于人们对现实社会有着不同或截然对立的看法，因此对“十七年”的看法也呈现出多元解释的格局。这里仅聚焦于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前后，概要展现当今中国社会对“十七年”的一些主要看法。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共和国已走过一个花甲的历程，而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又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人们在回首共和国历史时，更多地以1979年为界，将前后两个三十年进行对比，所以对“十七年”的看法通常也就包含在对前三十年的看法中。而“十七年”在大多数叙述和一般民众的记忆中消失，说明它已失去其曾有过的政治含义。(25) 主流媒体对“十七年”的看法延续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这里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关于“正确认识新中国的两个三十年”的谈话为例。在这篇谈话中，朱佳木谈了他对包括“十七年”在内的前三十年的看法。他引了《决议》中对1957-1966年这十年的评价“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这个期间培育和积累起来”来概括前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并特别强调改革开放就是在这基础上起步的。他也承认前三十年犯过错误，有些错误是全局性的，但更强调其基本方面是取得了历史上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将包括“大跃进”、“文革”这样的严重错误与这些基本面放在一起比较，“孰重孰轻、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就会看得很清楚。”(26)因此，包括“十七年”在内的前三十年应该给予基本肯定的评价。而针对社会上对“十七”年间一些史事如饥荒引起的死亡持批评立场的看法，《红旗文稿》上有文认为这是“编造和夸大所谓‘人祸’，杜撰出毫无根据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因此是“历史虚无主义”。(27)当年起草《决议》时肯定“十七年”主要是为了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而如今肯定前三十年主要着眼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朱佳木的话说，“因为，否定了那三十年，就无法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灵魂就会被抽去。”他还特别指出：“我们过去批判过‘四人帮’从‘左’的方面对新中国头十七年的否定，今天同样要抵制从右的方面对新中国头三十年的否定。”(28) 主流媒体之外，对包括“十七年”在内的前三十年或者说毛泽东时代则有出自不同立场的各种不同的认识。辛子陵在《红太阳的陨落》这本讨论毛泽东后半生的书中，通过对毛泽东的评价表明了对“十七年”的看法。他认为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毛泽东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一个左转弯走上了空想社会主义道路，接着发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酿成饿死几千万人的大惨剧，而毛泽东此后的种种政治举措直至发动“文革”，都是为了掩盖饿死人这个空前绝后的大错误。因此这是一个由一连串的错误构成的“十七年”：从1953年以后是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六十年代以后的错误则是为了掩盖之前发生的错误。这些错误的根源是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29) 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样解读包括“十七年”在内的毛泽东时代过于简单化了。他们将“十七年”和毛泽东时代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以制度现代化的逻辑进行审视，认为“1949年中共建政，1953年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乃是一个社会发展路径选择的方向性错误”，因为这一路径选择“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制度建构意义上，其实背离了现代文明的根本原则”。他们对毛泽东的选择作出自己的解读：“作为共产党人，毛有其独特的社会理想。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夺取政权做一个太平皇帝。他还要奋斗去建设一个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念、又符合中国人‘大同’理想的‘人间天堂’，并以此为世界人民做出榜样。”但“无论那一代人多么真诚，为这样一个选择付出多大的牺牲，错误的全局性和根本性已经被迄今为止的历史所证明。”(30)因此这是一个虽有理想追求，但其实际结果却背离现代文明的“十七年”。就其追求“人间天堂”的理想而言，这是一个失败的“十七年”。 还有学者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十七年”在内的毛泽东时代，认为“革命胜利后，党没有从一个工作中心为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工作中心为搞经济建设的执政党，对怎样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不熟悉，榜样上学习了苏联模式，而且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了计划经济，生产资料所有上采取了一大二公的国有制、城镇集体所有制和农村人民公社社队体制，对外关系上走了自我封闭的道路”，因此，在1949年后的三十年间，中国“与整个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对这三十年的总体评价是，“我们走了弯路，延误了时机，可以说，成绩为三，问题为七。”(31) 近年对“十七年”和毛泽东时代予以全面肯定的声音也十分引人注目，这主要出现在网络中，而以网站“乌有之乡”最具代表性。“乌有之乡”的文章许多出自非专业学者，表达直截了当。在谈到“十七年”史事时，该网站的文章基本给以肯定的评价，即使《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明确的“严重失误”如“大跃进”，网站上也有系列文章为之辩护，标题非常直白：“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和成绩不容抹杀”。在他们看来，大跃进使中国现代工业取得了进步，因此“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的时代”。更有作者在该网站撰文称毛泽东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为光辉进步的人间仙界”。(32)这个网站中出现的包括“十七年”在内的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的社会。(33) 概而言之，上述不同的历史叙述使“十七年”或者说毛泽东时代在当今中国人中间形成了色彩斑驳甚至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这种多元叙述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利益分化，除了少数严谨的学者，不同的群体大都基于自身在当今社会的境遇和体验去回观“十七年”和毛泽东时代，从而从自己当今的视角和立场描绘出不同的“十七年”和毛泽东时代。(34)这种多元的历史叙述使得人们对“十七年”会有选择地记住一些历史事件，同时也有选择地遗忘一些历史事件，尤其对那些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 四 余论 历史记忆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形成的。在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总是起着决定的关键性的作用。具体到本文讨论的三个时段对“十七年”历史的叙述，主流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因时代变化而前后略有不同。在“文革”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一统天下，不容任何异端出现，因此对“十七年”历史的叙述呈一边倒的态势。“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初期，主流意识形态仍决定着有关“十七年”历史的叙述，但由于思想解放运动引发的对历史的反思，有关“十七年”历史出现了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声音，但在主流的宏大叙事前显得轻微而终被淹没。近年来，主流意识形态仍主导着有关“十七年”历史的叙述，但已不是原先那种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甚至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叙述。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近三十年来中国政治的变化，也反映了人们思想的活跃。 由于主流意识形态起着决定或主导的作用，党的文件和主流媒体的言论成为历史叙述的源头和最重要的传播渠道。例如“文革”中关于“十七年”黑线的话语，最初就源自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的文章和《人民日报》的编辑部文章，随后由《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所加强而遍及全国。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为八十年代后对“十七年”的历史叙述奠定了基调。这种由主流意识形态确定的历史叙述进而通过报刊、教材等传播至民众，从而形成人们的历史记忆。直到近年，由于思想的多元和网络的发达，关于“十七年”的历史叙事出现多元的状态，但主流媒体仍是历史叙述的最重要渠道之一。 “十七年”是一段离现实靠得很近的历史，因此它在“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历史话题，而是一个政治话题。也正因为如此，关于“十七年”的历史叙述有着十分鲜明的政治指向，“文革”中是为了批判刘少奇，改革开放初期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到了近年，虽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发生变化，出现了多元叙述的格局，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十七年”和毛泽东时代仍无法成为一个纯粹的历史话题。人们根据各自的立场和经历来叙述或者接受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十七年”和毛泽东时代，从而选择性地记忆那些能“代表”那个年代的事件或者遗忘那些不能“代表”那个年代的事件。因此，当下中国对“十七年”的历史记忆不可避免地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 注释：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36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91页。 ③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605页。 ④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⑤《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日。 ⑥《人民日报》1966年10月1日。 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143页。 ⑧《红旗》1967年第5期。 ⑨《人民日报》1967年4月8日。 ⑩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542-545页。 (11)《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人民日报》1976年2月14日。 (12)《一个地地道道的极右派口号》，《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5日。 (13)《人民日报》1978年11月9日。 (14)《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 (15)冯兰瑞：《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界的拨乱反正》，《领导者》2008年第20期、第21期。 (16)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17)邓小平语，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1页。 (18)《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44-446页。 (19)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 (20)《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63页。 (2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49、456页。 (2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798-808页。 (2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848页。 (24)《一个伟大历史文件的诞生》，《瞭望周刊》1981年第4期。 (25)但学者们在讨论共和国的文学现象、史学发展这些具体的学术题目时，还是将“十七年”作为一个特定的时段。例如，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就有不少有关“十七年”文学的专题研究，而对“十七年”的史学发展，也已有学者著文予以专门讨论。 (26)《正确认识新中国的两个三十年》，《人民日报》2009年8月17日，第7版。并参见当代中国研究所网站朱佳木的文章：http://www.iccs.cn/detail_cg.aspx? sid=617 (27)梅宁华：《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红旗文稿》2010年第10期。 (28)朱佳木：《新中国两个三十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5期。 (29)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香港书作坊2008年，第3-4页。 (30)张博树：《共和六十年——几个基本问题的梳理》，http://ishare.iask.sina.com.cn/f/7670096.html；《“毛泽东年代”是否有“意义”》，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005038818.html。 (31)周天勇：《三十年前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改革开放》，《学习时报》2008年8月26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3/7727765.html。 (32)硬石头：《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和成绩不容抹杀——二辩大跃进》，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082.html；《我们要进步到毛泽东时代：一个90后的呼唤与心声》，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1/201007/167903.html。 (33)该网站首页上写着“公平扩大内需，正义创造财富，平等激发活力，自由享受激情”。 (34)在1994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和国家教委联合进行的民意测验中，对毛泽东是过大于功还是功大于过这个问题，高级干部中37%认为过大于功，30%认为功大于过，33%不回答；高级知识分子分别是67%、8%、25%；记者和理论工作者分别是40%、18%、34%；教职员工和学生分别是40%、34%、26%。见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第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