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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史》(第五卷)，罗志田、杨天宏、冯筱才、何艳艳著，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 《中华民国史》(16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持编纂，李新总编，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 罗志田 四川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毕业，新墨西哥大学硕士，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近著有《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昨天的与世界的：从文化到人物》、《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等。 20世纪中国史上有三次导致政权更迭的武装革命，次次都改变了历史。以北伐为表征的国民革命，是三次中的第二次。十多年前，大约是在1996年，曾受李新先生和汪朝光兄所命，参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第五卷的编写。我向少参加所谓集体项目，对于通史，更因学力不足，避之唯恐不及。然李新老是乡前辈，在我大学初毕业时就曾对我青眼相加（我那时尚未读过硕士，李新老却托匡珊吉老师告诉我，可以直接报考他的博士）；而朝光兄则历来对我多方关照，若无他多年如一的鼎助，我的很多研究都无法完成。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也就无法推辞了。 这一卷原拟由我独撰，也曾为此到各地搜集了大量档案资料，各章也都开始撰写，预计在五六年内完成。后来李新先生身体不好，朝光兄望其速成，乃命提前完卷。不得已，只能请朋友襄助，转成一集体合作之书。故这一卷的前期编务，从章节设计到联络作者，我个人参与较多；后来的联络、推动工作，包括不少文稿的审订修改，则基本由汪朝光兄一手操办（曾建议朝光兄领主编衔，或更利销售，他为人谦退，坚辞不受）。由于种种原因，个别章节的写作迁延时日，竟至删除，而全书的出版也一延再延；最近全套《中华民国史》十六册终由中华书局出版，本卷亦在其中。早知如此迁延，还不如当初一手完成，或更不负师友之托。 按照章学诚的看法，“通史”就是区别于断代史的。然而李新先生主编的这一套《中华民国史》，或可视为一种“断代通史”，即更多是区别于“专著”意义而言的通论性史著，又多少带有“一家之言”的意味，不尽是整合学界已有共识的内容（实际的状况是对很多内容本缺乏共识）。此前我对于撰写这类断代通史，全无概念。最初的设计，包括稍多思想、社会、教育和学术方面的内容。后李新老面示：本书只写政治，其余留给别的专史去论述。我的理解，他所说的“政治”，不是从文化、社会、思想、行为等视角进行观察的广义政治，乃将相关的五章尽行删去。盖本书毕竟只是全书中的一卷，体例上自不能立异。而这次实践的过程，也使我对这类断代通史的写作，有了一些感受。 一、断代通史的写作 尽管许多学者主张通论性著作的撰写应建立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但20世纪中国新史学则可见一个几乎完全相反的现象，即通史领先于专题论著。在新学术典范草创的初期，出现这样的现象可以理解；以后当如何做，似乎仍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答案问题。就像穷尽史料几乎不可能一样（唐以前的古代史或能相对地“囊括”所有史料，宋以后到近现代史则少有人敢做此想。当然确有人不仅敢想，而且敢说，然不过体现其胆量过人而已），先完成“所有”的具体人物、事件的研究再进行通论性陈述虽然显得更理想，在操作上实不可能；但如果没有相当数量具体研究的积累，便贸然进入通史的写作，一般人恐怕也难有所成。 我的想法，通史著作与一般专著和论文都不同，既要尽可能充分容纳既存的学术成果，但又不能止于仅仅整合既存研究，因为它本身也是一项研究性的工作，应当言人所未言，针对学界忽视或重视不足的面相，写出研究者自身的认识，以补充、推进和发展现有的学术见解。对具体人物事件的表述，通史应尽可能铺陈那些基本得到学界普遍认可的内容，但也不妨提出一些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思路，为有兴趣的读者或潜在的后之研究者提供思考的余地。 另一方面，通史的写作更要为读者考虑。陈训正以为，“纪事之作，要以文不亡质、朴不失陋为贵”。史作“为行远计，不可入俚语；为通俗计，不可使奥辞”。这是针对非专业读者的美意，但从研究的角度言，若所及对象本身或常用俚语（如民众生活史或像元代这样的特定时段）、或习于奥辞（如治经学、小学及思想史、学术史），则回避俚语、奥辞的结果似可能造成后之史著与所述时代之人和事的疏离。故陈寅恪提出的“解释古书，其谨严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也是不能不考虑的因素。 史书为忠实于往昔之人与事，当尽量接近历史原状；但为读者特别是后之读者计，又应争取超越撰史者所处之当世。今人不能离今世，故史家面临的现实是不能不运用后起概念作为诠释历史的工具，但必须强调以历史当事人的时代关怀和当时的概念工具为基础。同时，任何著作都不能避免所处时代的印记，若放眼未来，多为后之读者着想，又似应从主观层面尽量争取少受研究者时代学术观念的束缚；比较理想的，是在充分整合既存成绩的基础上，写出具有“跨时代”意味的历史叙述，以延长史书本身的生命力。这或者即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吧。 具体而言，通史的写作似乎应在过度诠释（over-interpretation）和过分文献化（over-docum entation）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既不宜悬空议论太多而近于“非小说”的写法，或因其是通史便可言而无据；也不宜引用太多的原始资料，而造成“通史不通”的结果。本卷的最后一章，写法就与前几章不甚同，它带有一些总结的意味，又不全是总结，既要叙述不少前面未曾述及的内容，又不时涉及前面各章已有所陈述的内容。不过后者不是“重复”，而更多类似章学诚所说的“互见”———前后所述不仅详略不同，有时所持见解也未必一致。 盖本卷既已成为集体作品，各章作者对“通史”的写法显然有着自身的理解，写作风格也不尽相同。当初对是否进行整合性的“通稿”，颇费斟酌。盖各章文风固异，识见亦深浅不一；若要“统一”，是“就高”还是“就低”？前者或势有所不能，后者恐情有所不甘。后来决定，只要不涉及与史实相关的重要冲突，编者对各章陈述，基本不作大的处理。好在读者非阿斗，既知此为集体著作，则各有其特色，反可展现史学表述的多样化。 我想，尽管撰写者皆相当认真努力，本书每一章节也都不过是阶段性的研究结果；不仅资料远未能穷尽，且由于大部分章节完成于2003年，国外的相关论述参考明显不足，就是海峡两岸一些新近的研究成果，我写序言时已看到，也不及吸纳，故各章可以说都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好在我们原不奢望为这段历史下定论，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历史事件可以有边界有始终，而历史研究和史学表述则似无涯之旅，惟期于茫无垠际间渐入佳境而已。 二、北伐前的政治特点 本卷名为《转折：1924-1926年间北洋体系的崩溃与南方新势力的兴起》，涵盖的时间是1924-1926年（止于当年的北伐）。其重点在梳理北伐前中国政治军事的变化，以为北伐的发生作铺垫。而其核心内容，则是北洋体系的崩溃与南方新势力（相对于当时常被称为“西南”的南方既存势力）的兴起，而以第二次直奉战争与五卅事件为中转。然而，由于技术性的原因，原设计中特别吃重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及其影响”一章，最后竟不得不舍去，致使本卷出现“网漏吞舟之鱼”的重大缺陷，这是必须向读者致歉的。 昔章太炎论著史说，读“纪事本末比看编年体更简便”，问题在于，“要紧的事，并不在事体大小；纪事本末只有大事，没有小事，就差了”。此真卓见！历史上“事”的重要与否本不取决于其“大小”，且什么事“重要”，甚至事的“大小”本身，也都是发展变化的；不同时代的人，其眼中的大小轻重，固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同时同代的研究者，其视野中研究对象的大小轻重，也可能有较大的不同。所以至少相对而言，纪事愈多，则愈能兼顾事的大小轻重。但一则篇幅有限，二因认知不同，不论编撰者是否有“一家之言”的想法，也都对史事有所去取。 例如，国共合作及其在南方的发展，本是这一时段的大事，但因也为李新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存在，两书主编同为一人，且《革命史》的《国民革命的兴起》一卷已用了八万字的篇幅论述同一主题，反可稍略。凡与该卷见解相近的内容，本卷皆简略出之。同时，遵循本书为“民国史”而非“中共党史”的主体性，尽量多从国共两方面而不是从中共一方面去考察；对于其间的“中山舰事件”，也主要从国民党派系的新陈代谢（而非国共之争）角度论述。 有意思的是，按照黎澍先生的总结，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缺点就是追随“国民党观点”，往往不从历史实际出发，不充分研究材料，而以领袖、党派划线，跟着国民党人云亦云。类似倾向其实在西方也多少存在（未必是有意的），而在中外民国史研究中尤其明显。而以领袖、党派划线一点，在国民党旋律影响下的史书中表现特别明显。如对北伐前两广与湖南各武装势力的整合，率多偏于黄埔军东征一线，且往往将讨伐对象径称为“新军阀”，而忽视其本是从同盟会时代走过来的“老革命”。不幸为黎先生所言中的是，大陆过去不少论著，也都或多或少沿袭着类似的论述取向。 本卷的研究和撰写，特别注意到黎先生上述睿见，希望能对类似的“国民党影响”稍有突破。在整体布局上较既存研究更多论及北方的军政演变，特别是北洋体系文与武两方面的内在变化（遗憾的是，原拟以一章的篇幅对国共以外其他党派的政治活动进行专题论述，后也夭折）。而对于南方，则不仅重新审视了广东革命阵营内的新旧交替，也尽可能仔细地论述了广西与湖南的武力整合。 李璜当时曾说：“在中国现时，除了国内，还应当留心到国际。中国的经济权大半都操在外人的手里，政治权也很不能自由。明白些说，就是近代中国的改革主张，还应当与外国人有个商量的余地。”当年“外国在华存在”已成中国既存权势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这一重要时代背景，应有足够的认识。那些年内外因素的纠结已相当深，涉外的关税、法权会议的成败，必须与中国内政特别是内争联系起来考虑；而南方联俄及南北之争等大事，也都与国际竞争（特别是英俄的宿斗）息息相关。故本卷对内政与外力的互动结合考察，进行了较多的论述，更侧重揭示了苏俄带来的新型政治运作方式对中国政治的整体影响。 但毕竟这是一项集体的合作成果，对上述想法的贯彻实不一致。而且，要对自己也在其中的集体作品有所评论，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我在撰写序言时，就颇感分寸较难把握：因为是集体合作，且个人在其中所占比重不甚大，自不能不代言各作者之成绩，似不应太过谦退；然自己毕竟是参与者，且比本卷多数作者参与时间更长，又不宜有较多的“豪言壮语”。故序言中若有“大言不惭”之处，敬祈见谅；所述若有违各作者之原意，自然由我负责。我可以说的是，本卷若能真正起到引玉之砖的作用，推动学界对这一重要转折性历史时段的关注和研究兴趣，相信参与者都会感到欣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