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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为农历甲申年，由此上溯六个轮回，即1644年的农历甲申三月十九日，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帝在李自成农民军的威逼下，以“三尺之组”毕命于煤山，标志着大明王朝的结束。 大明王朝结束后，李自成也曾在金銮殿上过了一把皇帝瘾。但为时不久，清军入关，经几番争夺，李自成农民军溃不成军，中国的正朔终于沦入满洲人的手里，周边少数民族再次君临中原，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幕。 明清鼎革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后世来说也留下了丰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所以，自清初以来，明史的研究，尤其是明朝灭亡史的研究，一直引起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自顾炎武、黄宗羲至章太炎、柳亚子、黄节乃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郭沫若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明何以亡，清何以兴？李自成的农民军何以不能担当王朝更替的历史重任？ 在六十年前的上一个甲申年即1944年，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探讨了明朝灭亡及李自成农民军不足以成事的根本原因，并由此映射和批评国民党的对日不抵抗政策。 郭沫若的这部著作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国民党方面很快组织相关学者对郭沫若的看法提出了激烈的反批评，而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却对郭沫若的看法感到由衷的赞佩，毛泽东甚至将这部历史政论列为当时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的必读教材。 在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的同一年，另一个四川大学者傅增湘也在北平撰写了一块《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牌》，替换1930年刚刚树立起来的《明思宗殉国处纪念牌》。傅增湘的这篇文章所探讨的问题与郭沫若的问题基本一致，也是分析明朝何以在勤奋爱民的崇祯皇帝的统治时期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但由于两人的写作背景不同，不仅其价值趋向有着相当的差别，而且其现实关怀也根本不同。大体而言，郭沫若是为了映射、批评国民党的对日不抵抗政策，而傅增湘则除了抱怨国民党当局不顾沦陷区人民的死活而一味撤退，还告诫在华北的日本殖民统治者及那些身居高位的汉奸们要牢记崇祯帝的历史教训，以民为本，居安思危。 郭沫若的情况大家都耳熟能详，而傅增湘由于二十世纪政治史的演变使其经历非专业工作者不能详。为准确理解傅增湘这部重要作品的真实含义，有必要对傅氏经历略作回顾。 傅增湘（1872-1949）四川泸州江安人，与郭沫若算是同乡，字润沅，后改字沅叔，由于其藏有一部南宋本《资治通鉴》，一部元刻本《资治通鉴音注》，故别署“双鉴楼主人”；又由于其在北京西城西四石老娘胡同建有“藏园”作为书库，故又自号“藏园老人”等。傅增湘少年时代随乃父宦游江浙等地，1880年始定居天津。1891年入吴汝伦主讲的保定莲池书院问学，并因吴汝伦的介绍，结识包括袁世凯在内的一批政界、学界名流。1898年中戊戌科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1902年入袁世凯幕府，得以结交北洋系的重要人物如冯国璋、段祺瑞等军职人员，而自己实际上也成为北洋系比较重要的文人。辛亥革命爆发后，傅增湘受袁世凯的委任，参加唐绍仪领导的议和代表团南下议和。1917年12月，入北洋系内阁为教育总长，在职一年有半，其间总统一易，总理三易，而傅增湘任职如故。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洋系政府欲追究北大校长蔡元培策动、包庇学生的责任，逼蔡离职。作为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居中调停无术，遂不得不引咎辞职。 辞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无意于再入官场，他此后虽然还曾担任过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之类的公职，但基本上局限于文化类的闲职。他的所有兴趣几乎全部集中在图书的收藏与研究上。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傅氏的收藏在当时可谓独步天下，中外闻名，仅宋、金刊本就有一百五十余种，后来编制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就著录傅氏所藏善本二百八十多种，为同期个人收藏之冠。 或许是因为其藏书太多，或许是因为久居北方不习南方水土，或许因为年迈体弱，总之当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傅增湘并没有随着大批的文化人南下，而是与数十辈旧文人留滞旧京，且一如既往地从事古籍的收藏与整理。 自从脱离政界、赋闲家居之后，傅增湘确实如他自己在《七十自述》中所说的那样，“沉冥人海，摒迹政途”，不再关心政治。但是面对日伪的统治，傅增湘又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那么这种心情又是怎样支配他撰写这篇重要的历史政论文章呢？ 其实，和所有的留滞在沦陷区的旧文人一样，在事变之初或许具有周作人所说的“俘虏”的感觉，既然他们无法随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军队逃亡到大后方，既然他们不得不留在沦陷区沦为“俘虏”，那么他们也要生活，哪怕这种生活是一种“隐忍的勉强”，但生活必须继续。所以，他们可以暂时不与日伪合作，只是随着战事的发展，他们看不到中国军队何时能够光复，所以经历过大清王朝三百年异族统治的汉民族不可能与日本殖民者持久地对恃下去。特别是随着汪伪政权的建立，那毕竟也是汉族人的统治，至于说到他们受到日本人的支持，那重庆的政权何尝没有美国人的背景，那延安的政权何尝没有苏联的支持？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不仅周作人这样的新派文人终于下水了，即便连多年不问政治的傅增湘也无法逃脱与日伪政权的合作。这一心迹的转变，也可见于傅氏的《七十自述》，他说：“近岁战事勃发，燕北旧都，别开新局，政府群彦，咸属故交，冀卜汇征，共谋国是，披心相告，幸荷见原。”伪政府中的成员确实有一大批傅增湘的老朋友、老同学，这从1941年8月27日在怀仁堂举行的傅增湘七十大寿出席名单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名单居首的是王揖唐，他此时的职务就是南京汪精卫政府任命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基于这样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生存环境，傅增湘较周作人提前一年就下水，1938年他先是参加日本人控制的东亚文化协议会，并出任副会长，后又出任该会会长。而周作人在东亚文化协议会成立一年后加入，至终也仅是该会的理事、评议员。不过稍有区别的是，周作人毕竟出任过伪政府的行政职务，而傅增湘充其量不过是当时北平的社会贤达而已。 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傅增湘是一个没有民族节气的人，他虽然长时期地脱离政治，但他毕竟是经历过戊戌变法，参加过辛亥革命，介入过五四运动的政治老人，所以在他的骨子里，在他的思想深处实际上依然蕴含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从他的《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牌》中可以获得一定的感知。 明晴易代曾经给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上以极大的震动，素有严“夷夏之辨”思想传统的汉族知识分子无论如何也不甘心于少数民族的统治，在有清统治的二百多年中，满汉之间的冲突时隐时现伴随着清朝统治的全部过程，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大清王朝，其最具号召力的口号依然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由此可见汉族知识分子具有怎样顽强的民族心态。这一思想传统也深刻影响了傅增湘这样的知识分子，所以他在这篇纪念碑文的开篇就格外强调“余尝综观史籍，三代以下得天下之正者，莫过于有明”（以下凡引《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牌》者，均见张富强《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牌寓意何在》一文，载《中国紫禁城学会会刊》总第13期，2003年12月），格外强调明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正统地位，其弦外之音当然是不满意于或不甘心于异族的统治。仔细寻绎下面一段话的含义，我们似乎可以从中得到某种启示：“盖太祖以布衣起兵，驱蒙兀，扫群雄，光复神州，创业同乎汉高。”这显然是从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肯定明朝的正统历史地位。 在明清易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来，大明王朝亡于满族人之手是为亡国，而如果当年大明王朝亡于李自成之手，那只是汉族人内部的争夺，不过是王朝更替，是朱家的天下变成了李姓王朝而已。所以，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在痛恨满族统治者的同时，也对李自成的农民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深感惋惜，也在不断地总结、反省李自成农民军最终没有完成王朝更替的根源。 李自成的农民军不足以担当王朝更替的历史使命，那是因为它的许多政策不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特别是其流寇主义的倾向使其没有一个巩固的后方，所以一旦清军入关，大军压境，李自成的农民军在短暂地占领了北京之后便不堪一击，一哄而散。这是从农民军方面说。 至于从明朝的统治立场上看，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个君主崇祯皇帝是有明一代特别是明中后期少有的明君，少有的勤奋爱民之主，然而他以十七年的宵旰忧劳并没有挽救明朝的灭亡。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另类的亡国之君。对于这一点，傅增湘在他撰写的这篇碑文中深感惋惜，他写道：“迄于思宗，运丁阳九，毅然舍身殉国，且遗书为万民请命，其悲壮之怀，沦浃于人人心腑者，历千龄万祀而未沫。故明社久墟，而意概英风，未尝随破碎山河以俱逝。此人心天理之公，故后世所宜崇敬者也。况碧血遗痕，长留禁苑，吾人怵目恫心，宁不眷念徘徊而思，所以播扬修烈也乎？”其惋惜、遗恨之情溢于文字之间。 明朝的灭亡有其自身的必然逻辑。按照傅增湘在这篇碑文中的分析，大约自明万历以后，久享太平盛世的明朝统治者不思进取，他们在祖宗创建的基业上尽情享受，明神宗竟然身居宫中几二十年不理朝政，君臣隔阻，政事丛脞，纲纪废弛。继之以明光宗之短命，明熹宗之庸懦，后党与阉寺交替弄权，荼毒忠良，民心离散，内忧外患一时并起，大明王朝已经到了气数将尽的关头。当此之时，明思宗崇祯皇帝继承大统，整肃朝政，召用旧人，手除奸佞，重建纲纪，奋奋然欲大有作为。无奈大明王朝的政治元气沦丧已久，大势将倾，朝廷内部的门户之争接连不断，而周边的少数民族如女真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利用明朝统治的不力而崛起，开始有意识地问鼎中原。再加上连年的饥荒而赋税不减，民不堪命，流寇四起，危机四伏，卒至酿成滔天巨祸。所以，气数已尽的大明王朝并没有因为有了圣明的崇祯皇帝而不亡，充其量崇祯帝只是减缓了明朝灭亡的时间而已。于是傅增湘不禁叹息：“嗟乎！以勤俭爱民之主，十七年宵旰忧劳而终无救于危亡。卒至以万乘之君，毕命于三尺之组，其事可哀，而其志弥烈矣！” 紧接着，傅增湘还提出一个深有意味的问题，他说，“观夫甲申之岁，灵武、大同相继沦陷，李建泰疏请南迁，帝召示群臣曰：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知思国之志，固已早决。及垂绝题襟，有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之语。揆诸孟子民贵君轻之旨，大义凛然昭示千古，是帝之一死可以振一时忠义之气，更足以激励万世不死之人心。故当时上自缙绅，下逮佣保，既多慷慨赴义之徒，而至今登万岁之山，抚前朝之树者，亦未尝不感旧伤怀，欲叩九阍，而一抒其悲愤也。”如果我们稍微知道抗战初期的那段历史，我们看到那时的所谓党国领袖当东三省、华北地区相继沦陷之后，他们有谁像崇祯皇帝这样拒绝迁都、坚持抵抗，不惜以一己之生命激励万民之奋起呢？更有甚者，这些逃到大后方的所谓抗战领袖，他们对那些根本无法逃离故土的无数同胞，什么时候给予过关怀和安慰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傅增湘的这篇碑文如果一定要说具有什么现实意义的话，那么就是他通过相当隐晦的话语表达了他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抗议，对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不顾百姓的死活而一泻千里的大退却表示了自己的愤慨与蔑视，他理想中的抗战领袖至少应该像崇祯皇帝那样第一应该坚持就地抗战精神，不能丢下人民不顾而自己逃到了大后方；第二应该像崇祯皇帝那样在自己的臣民不得已沦为敌人的“俘虏”的时候，应该通过不同的方式向敌人表达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国土可以任你们就占领，但希望你们不要伤害我的百姓。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按照傅增湘的期待而发生，留滞旧京的傅增湘等文化老人只能按照自己的逻辑生存下去，他们或许根本没有想到中国的抗战会因国际局势的变化在八年之后结束，更没有想到他们在沦陷区的作为被视为一种文化汉奸行为。通过傅增湘《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牌》我们看到一个文化老人在沦陷区的苦闷心情，也为我们重新理解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人的心态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中国学术了望》2005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