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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历史是发展迅速的，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维”资本主义之“新”，“变”封建主义之“旧”的维新运动，引发了社会的变动、思想的启蒙；十多年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探究这段历史，寻求相互关连，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一 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发动“公车上书”，痛陈民族危机，请求变法维新，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此后，又设学会，办报刊，不断上书，联合帝党，取得了“诏定国是”的实现。尽管新政施行，只有一百零三天，但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却起了深远的影响。 戊戌变法之所以是思想启蒙运动，是因为它对传统的否定。我国是长期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皇帝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孔子的权威也是不可动摇的，经过戊戌变法，这两个传统“权威”，却发生了动摇。 我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以来，皇帝一直是最高权威，皇帝的意旨，臣民是必须服从的。康有为等维新志士也想利用皇帝权威发动变法，从而不断上书，希望政治上立宪法、设议院；经济上保护民族工商业，予中国资本主义以适当的发展；军事上重练海陆军，挽救瓜分危机；文教上废科举、办学校，译新书，以培养新的人才。设想只要“皇上之明”，就能“举而行之”。然而，从小在慈禧太后“训政”下，1889年“亲政”后仍无实权的光绪皇帝，虽有翁同龢等的支持，却抵制不住后党的压力，终致政变猝发，幽禁瀛台，皇帝连自己都不能保，当然谈不上“权威”。 封建皇帝的权威动摇了，这种对封建传统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戊戌变法的启蒙意义在此。政变不久，曾和康、梁共事的章太炎避居台湾，写了《客帝》，说是“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以是为神州大诟”（注：《客帝》最早发表在《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3月12日；旋又发表在日本《清议报》，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出版，署“台湾旅客来稿”，收入《訄书》原刻本，增改很多。），开始提出“逐满”的课题。然而，康有为却组织保皇会，展开“勤王”活动，还想扶植已被幽禁的皇帝。当唐才常在上海组织自立军，召开愚园“国会”时，章太炎感到“同会诸君，贤者则以保皇为念，不肖者则以保爵位为念，莫不尊奉满洲，如戴师表，九世之仇，相望江湖，嘻亦甚矣”（注：章太炎：《耒书》，《中国旬报》第十九期，一九○○年八月九日出版。）。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接着，“匡”过去与“尊清者游”之“谬”，撰《正仇满论》，指出康、梁不能“隐爱”于光绪皇帝一人，“今其所谓圣明之主者，其聪明文思，果有以愈于尧耳？其雄杰独断，果有以侪于俄之彼得者耶？”（注：章太炎：《耒书》，《中国旬报》第十九期，一九○○年八月九日出版。）对光绪皇帝提出了批评。两年后，又针对康有为“皇上复辟，即定宪法，变新政而自强”的言论，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康有为尊为“圣上”的光绪皇帝说是“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把皇帝称为“小丑”，把皇帝权威降之为“小丑”，可说是一个极大的社会变动。 章太炎出狱东渡，主编《民报》，宣传反清革命，还在《复报》上发表《逐满歌》：“莫听康、梁诳尔言，第一雠人在眼前，光绪皇帝名载湉”（注：见《复报》第五期，1906年10月12日出版，署名“西狩”。），康、梁奉为“圣明之主”的皇帝，已沦为“第一雠人”了。 戊戌变法的失败，皇帝权威的丧失，是以舆论为导向的，十三年后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皇帝统治，不能说和戊戌的思想启蒙无关。 二 孔子学说是两千余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封建统治者一直把他奉为圣人。康有为也想利用孔子的权威推动变法，他自己就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7年9月重印本第267页。）。 早在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时已经宣称“圣统已为刘秀篡，政家并受李斯殃”（注：康有为：《门人陈千秋、曹泰、梁启超、韩文举、徐勤、梁朝杰、陈和泽、林奎、王觉任、麦孟华初来草堂问学，示诸子》，见拙编《康有为政论集》第87页，下简称《政论集》。），表示“孔子经世之学在于《春秋》，《春秋》改制之义著于《公》、《毂》”（注：康有为：《长兴学记》第十七页，光绪十七年夏四月万木草堂刊本。）。1894年，他在桂林讲学时说：董仲舒“为汉世第一纯儒，而有孔子改制、《春秋》当新王之说”（注：康有为：《桂学答问》第二页，广州双门⑤全经阁刊本。），“孔子所以为圣人，以其改制，而曲成万物，范围万世也”（注：康有为：《桂学答问》第二页，广州双门⑤全经阁刊本。），鼓吹孔子改制。次年，入京考试，“朝考卷”还提出“法《易》之变通，观《春秋》之改制，百王之变法，日日为新，治道其在是矣”（注：康有为：《变则通通则久论》，系“朝考卷”，见《政论集》第111页。）。接着，创刊《万国公报》、《中外纪闻》，组织北京强学会、上海强学会。在《强学报》创刊号上，公然以孔子纪年，署发刊年月为“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以之与光绪二十一年并列。还刊出《孔子纪年说》，说是孔子“凡所称为尧、舜、禹、汤、文、武成功盛德，皆孔子所发也，孔子既损益而定制，弟子传其道，弥塞天下”（注：《孔子纪年说》，《强学报》第一号，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版。）。1897年，康有为又组织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他的《孔子改制考》，也于1898年春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印行。 《孔子改制考》说是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一套他自己创造的尧、舜、禹、汤、文、武的政教礼法，编写六经以为“托古改制”的根据。经过诸子争教，“儒墨显学”，从战国历秦到汉，“天下咸归依孔子”，因为他创立的儒教，教义最成熟，制度最齐备，徒众最众多，于是在汉武帝时取得一统的地位，孔子也成为“万世教主”。他对封建卫道者的借孔子以维持封建制度极为不满，又想依靠孔子儒经实行他的维新大业。从而塑造出“托古改制”的孔子，以对抗“述而不作”的孔子，把封建时代的大圣人演为维新的改制者。他要的是资产阶级的“新制”，用的还是封建主义的“旧方”，他的“尊”孔子，又说是“诸子尊教”，把孔子与诸子并列；孔子之成为“万世教主”，又是汉武帝“取得一统”后政治上的需要，无形中“转移”了孔子的地位。 孔子是封建时代尊奉的圣人，他的地位“转移”，自然引起封建卫道者的反对。康有为等把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民主、平等，等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如说“世官为诸子之制，可见选举实为孔子创造”。把孔子说成是“以时更化”、创立选举等制、想望“民主”之“太平”的“制法之王”，用自己的观点，阐发儒家经籍，铺衍“孔子改制”，想用孔子的“权威”“托古改制”。无怪乎封建卫道者要说他是“乱成宪”、“伪六经”、“背叛君父，诬及经传”，“启人悖逆之萌”的“非圣无法”者了。戊戌时期的“孔子改制”之争，也成为维新与守旧之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以“托古改制”的孔子反对“述而不作”的孔子，封建卫道者对“乱成宪”的改良派猛烈攻击，“成宪”，指的是封建的旧的规章制度，改良派要改“成宪”，封建卫道者自然要反对。改良派以“孔子改制”始，又因“孔子改制”而为封建卫道者诬为“叛君父、诬及经传”终。封建时代的圣经贤传遭到“诬及”，孔“圣人”地位也就发生变化了。 康有为神化孔子，“托古改制”，也有人“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注：章太炎：《与柳翼谋书》，见拙编《章太炎政论选集》第764页。）。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论述儒家时说：“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孔子之教，惟在趋时”，“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利禄又可知也”（注：章太炎：《诸子学略说》，见拙编《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88-291页。）。对儒家及其创始人孔子进行了批判。值得注意的是，这篇长文刊登在以儒学为“国家固有之学”的《国粹学报》上，这正反映了孔子“权威”地位的转移。 三 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但京师大学堂还是成立了，各地也纷纷开设学校，“废八股为策论”的“上谕”也颁布了，试题再不是依据“圣经贤传”，课程兼学西方科技，连多年来受到压制的妇女也能“禁缠足”，入“女学”了，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社会变动。 维新的启蒙，促使了学校的设立、学制的改革，一些青年还出国留学，新的人才蔚然成长，辛亥革命风暴的掀起，与此有关。 还在维新运动时期，湖南就已开设时务学堂，以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为分校习，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普通学讲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专门学则授以公法学、掌故学、格致学。这和过去塾师的专授四书五经显然不同了。 据《湖南时务学堂遗稿》中的“学员提问”，有姓氏可据的，有李炳寰、蔡艮寅、周镇藩、邹代均、董瑞麟、李洞时、黄汝銮、李渭贤、周宏业、唐自杰、戴修礼、汪燮、谭学芹、唐才质、蔡钟沅、徐世琮、李泽澐、方传鸾、戴敦鼒、郑宝坤、杨树达、杨树藩、左景伊、谭国黼、杨树毂、成曜亭、杨士辉、沈崇德、陈其殷等（注：据《湘报》记载，时务学堂报考三次：1897年9月24日（八月二十八日），第一次考试，取录学生四十名；1898年3月22日（三月初一日），第二次考试，取录内课生三十名，外课生十八名，附课生七名；5月（四月）取录第三期学生内课生四十六名，外课生五十二名，备送北洋学生十名。见《湘报》第三十七号、第六十六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四月初二日出版。）。其中蔡艮寅，字松坡，参加自立军，失败后，改名蔡锷，入日本成城士官学校习陆军，立志“流血救国”。1904年，毕业回国，在广西从事军事教育和督练新军。同盟会举行镇南关起义，他事先秘密会见黄兴，“共谋革命”。唐才质，唐才常之弟，参加自立军。李炳寰，自立军死难烈士之一。蔡钟沅，钟浩之弟，也参加自立军。 实际上，时务学堂学员，并不止此，据古哀洲后死者（林绍先）原稿、赵必振增补之《自立会人物考》（注：原载《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收入《自立军史料集》，岳麓书社出版。）和《汉变烈士事略》（注：见《清议报》第六十九、七十一册，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二年正月出版。），湖南时务学堂学员参加自立军死难的还有林圭、田邦璇、唐才中、周南、蔡钟浩。又据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时务学堂学员参加自立军的还有林述祖、范源廉、李群、陈为璋、秦鼎彝（注：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海第六章《正气会及自立军》。）。除死难者外，幸存而投身反清革命的也不乏其人。 京师大学堂是在百日维新期间筹办的，所拟章程，“大都参酌东西洋各国学校制度暨内外臣工筹议”（注：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上谕”，见《德宗景皇帝实录》第四二二卷第二一二页。）。1899年1月，条例“就原议详加分析，凡中学已通，而西学又知门径者作为头班；中学已通而西学尚不知门径者作为二班；其仅通中文而未通中学者作为三班，其中文尚未通者，则与原议十六岁以下、十二岁以上诸生同归入小学堂内”（注：《京师大学堂规条》，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见《万国公报》第一百二十册。）。同年秋，“别立史学、地理、政治三堂”。格致、算术、化学、洋文在小学就需学习。 1902年，京师大学堂大学分科为：政治科、文学科、格致科、农业科、工艺科、商务科、医药科，自然科学占有很大比例（注：《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钦定学堂章程，钦定大学堂章程》第二章《功课》。）。随着学制的改革，除修身、读经讲科外，增设了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育各科（注：《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一些中小学生不是“一心专读圣贤书”，而是了解中外历史，扩展视野，逐渐关心世界大事、国家兴衰了。 各地学校，也在维新运动时期先后设立，以上海为例，比较著名的有盛宣怀任督办的南洋公学，设师范院、外院（小学院）、中院（中学）、上院（大学）四院。“公学所教，以通达中西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学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而工艺机器制造矿冶诸学，则于公学内已通算化格致诸生中各就质性相近者，令其各设专门，略通门径，则排出归专门学堂肄业。其在公学始终卒业者，则以专学政治家之学为归”（注：《南洋公学章程》，见《愚斋存稿》初刊卷二《奏疏》第一八——二六页。）。此后，公学逐步添设专门。1907年，改隶邮传部，更名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即交通大学前身。 还有上海育材书塾，即南洋公学前身。上海三等公学，也“倡新法教育”。值得注意的是女子学堂在维新运动时期也已设立，如经正女学，还有《女学报》等刊物传播。旧的书院也有不同程度的改革。教育渐向新设学校转移。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命军机处传知总理衙门：“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诚以语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刊有定本，何患不事半功倍”（注：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第二页。）。自此，前往日本的留学生日渐增加，据1901年的统计，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计“湖北47人，官费者36人，自资者11人。江苏44人，官费者16人，自资者28人。浙江39人，官费者18人，自资者21人。广东23人，官费者共10人，自费者13人。湖南19人，官费者10人，自资者9人。直隶17人，官费者11人，自资者6人。安徽15人，官费者7人，自资者8人。福建12人，官费者4人，自资者8人。四川11人，官费者9人，自资费2人。江西4人，官费者3人，自资者1人。贵州2人皆官费。山东1人、陕西1人皆自资。广西1人官费。奉天2人，官费者1人、自资者1人。宗室2人，满洲14人，驻防4人，汉军7人，蒙古4人皆自费。又女子3人，浙江2、江苏1。男女凡272人”（注：《日本留学生调查录》，光绪壬寅，《光绪壬寅政艺丛书》上篇一卷五。），说明官费、自费留学人数为272人，包括湖北等15行省和宗室、驻防、汉军、蒙古，还有3名女子。其中以湖北、江苏、浙江、广东、湖南为最多。实际上留日学生的人数并不止此，此后又逐年增加。 国内教育的改革和出国留学的增加，使一些知识分子在戊戌变法以后扩展视野、睁眼看世界，从而推动了此后的革命运动。只要看，辛亥革命的一些领导人，差不多都曾出国留学或旅居海外开展革命活动。 孙中山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还说：“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注：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页，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同年，创立兴中会。政变后，在日本托人请康有为改弦易辙，共同革命大业，并支持自立军起义。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合并为同盟会。朱执信于1904年官费留学日本，次年加入同盟会。刘揆一，维新运动时期参加南学会，政变后结识会党，支持自立军。并赴日留学，曾代理黄兴主持东京同盟会庶务达四五年之久。 华兴会的领导人黄兴原在湖北书院肄业，课程“除经史文学外，尚有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化学、博物等，兵法史略学及兵操等新学科”。“于课程余闲，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注：《黄克强先生荣哀录》第21集。）。曾协助自立军。1902年，被选派赴日本留学。1903年秋末，发起组织华兴会。同盟会成立，推孙中山为总理。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他赶赴武汉前线，任民军战时总司令。和他一起创立华兴会的宋教仁，也留学东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促使了同盟会的成立。 光复会的领导人陶成章自称：“愚从事军事之心，起自甲午，以迄今日”（注：陶成章：《致陶汉超书》，1903年2月8日，见拙编《陶成章集》第7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政变”发生，康、梁出逃。接着，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入侵，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他离开书斋，投身社会。1900年—1901年，曾两次北游，“欲手刃慈禧”（注：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1902年赴日本，入清华学校，继入成城学校。1904年归国，联合会党参加革命，成立光复会，推蔡元培为会长。1907年，在日本东京参加同盟会，任留日会员中国浙江分会长。辛亥革命上海光复时，光复会起了重要作用。蔡元培，甲午战后，“鉴于明治维新之效，竞言维新”，“亦涉猎繙译西籍，与友设东方学社，习和文”。政变后，“元培深致惋惜，叹其寡助致败，谓欲革新排旧，必先培养人才”。从事教育，曾在上海南洋公学等校任教，创设爱国女校、爱国学社，光复会成立，“被推为会长”。章太炎于甲午战后同情维新运动，政变后流亡日本，逐渐倾向革命，1902年，在日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1903年，发表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把康有为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绪皇帝说是“载湉小丑”。入狱三年，出狱后再赴日本，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上面所举，都是辛亥革命期间的主要领导人，他们差不多都是在甲午战后关怀国事，从事政治活动，变法失败由改良步入革命的；他们也差不多都是旅居日本或留学异乡而投身革命的。戊戌的思想启蒙引发到对皇帝的不信任而推翻帝制；由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经怀疑而兼学政教科学，短短的十多年间，社会发展是那么迅速，这正证明了对传统否定的启蒙运动的伟大作用，也证明了启蒙是政治变革和社会革命的理论先导。 四 皇帝的消失，又是随着清朝政局的动荡和革命风暴的掀起而消失的。 戊戌政变以后，清朝皇帝由权力的丧失到帝制的废除，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些过程： 第一，由“幽禁”到“建储”。 政变发生，光绪皇帝被幽禁瀛台，慈禧为首的后党还不甘心，企图立“大阿哥”，作为同治皇帝载淳的子嗣，借以废黜光绪皇帝。1900年1月24日（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王公大臣会议，决定立端王载漪之子溥⑨为“大阿哥”，预定次年庚子元旦（1900年1月31日），迫使光绪皇帝行“让位礼”，改元“保庆”，这就是所谓“己亥建储”。 “己亥建储”，没有获得各国公使支持，拒绝入贺。消息传到上海，绅商一千二百三十一人签名，由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上书总理衙门，认为立“大阿哥”违反祖制，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奏请圣上力疾监御，勿存退位之思”（注：《上总署转奏电禀》，《苏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知新报》第一一二册，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光绪皇帝本来没有“存退位之思”，清政府的“建储”也未能实现，而签名反对“建储”的，都是各省寓沪绅商，这些绅商不顾“叛逆”罪名，上书反对，敢于具名，尽管他们赞扬光绪“御极以来，自国民以讫邻邦，无不爱戴瞻慕，蒸蒸焉日进于维新之治”，还是推誉慈禧：“不有太后，曷克致此”（注：《上总署转奏电禀》，《苏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知新报》第一一二册，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经元善：庚子中秋上浣跋语。）。皇帝仅是虚设，实权仍在太后，作为最高权力象征的皇帝连本身设废，都要为别人支配，叫他怎能掌握国家命运？象征性的皇帝在官绅中已经留下阴影。 第二，由出逃到“驾崩”。 一九○○年，义和团运动发生。6月，清政府向各使馆下达宣战书。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却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制订“东南互保”，地方督抚可以抗旨，皇帝地位下降了。帝国主义列强侵入北京，慈禧挟光绪逃亡西安。次年，发布“变法上谕”。等到“辛丑条约”签订，始由西安返京。 慈禧是清政府实际掌握政权的皇太后，即使在光绪皇帝“亲政”以后，还是操纵政权，光绪“幽禁”，名义上的皇帝已形同虚设。太后临朝“训政”不久，出逃签约，“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一伙丧权辱国的面貌日露，皇太后的威信大大下降。 这时，革命形势却日渐发展，全国性的革命团体同盟会成立后，萍浏醴起义、钦廉起义、安庆起义先后展开。清政府为了抵制革命，笼络官绅，于1906年颁布“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说什么“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还有“设法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等等。然而，“永永尊戴”的“大清皇帝”早已无权，“君上神圣尊严”也已无存，“至高无上”的君主，“不可侵犯”的圣上，已经无力“调遣全国军队”，还要写上《宪法大纲》，表示“不可侵犯”，正如当时报刊所指：“此与专制时代有以异乎？”《钦定宪法大纲》设想强化君权，然而两个月后，光绪、慈禧相继“驾崩”，最高统治集团分崩离析，革命风暴随之兴起。 第三，由“预备立宪”到帝制推翻。 如果说，戊戌政变以后，光绪皇帝名存实亡，现在却连掌握实权的太后也随之“驾崩”了。“君已无存”，“权”将安恃？当然他们是要再立皇帝的，继承的是年仅三岁的溥仪，比载湉“继承大统”时年岁还要小两岁。“摄政”的载沣既无慈禧太后那样的政治手段，国内的革命形势却是那么高涨，清政府“阳托立宪之名，以阴施压制之实”，已为一些人识破。革命派的报纸上也号召反帝必先反清：“吾人为我国民今日欲保存固有之权利，不可不先破坏外人之权利；欲破坏外人之权利，尤不可不先破坏独夫民贼之权利。盖外人尚间接以亡我，而政府则直接以亡我者也”（注：《最近时局观》，《民呼日报》1909年6月10日。）。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当然与清政府的腐败、妥协有关，不推翻清朝，又怎能振兴中华，抵制外敌。这时，立宪派三次请愿，未能达到目的，也使有的立宪党人对政府失去希望。年幼的“皇帝”，救不了中国，陈旧的“君权”，制不了革命风暴。再加内政不修，灾乱濒仍，单是1910年，长沙发生抢米风潮，山东莱阳、海阳农民又抗捐起义，革命派也于1908年发动安庆新军起义，1910年发动广州新军起义，以至次年4月的黄花冈起义。革命步伐加快，“一时风声所播，全国震动”。就在黄花冈起义后一月，武汉的文学会、共进会联合，准备武装起义。不到半年，武昌起义爆发，延续二千多年的皇帝制度也被推翻了。 戊戌到辛亥，只有短短的十三年，在这短短的十三年中，帝制被推翻，学制起改革，这不能不说它与戊戌的启蒙有关，不能不说启蒙是政治变革和社会革命的理论先导。 启蒙是对传统的否定，是从戊戌时期的反封建传统开始的。政变发生，戊戌志士有的流亡海外，他们政治上是失败了，但他们反传统的功绩却不会湮没。他们和革命派在政治上是对立的，而在文化上，却又能做革命派没有来得及注意的工作，例如《新民丛报》在文化上的“启蒙”，就有超过革命派的《民报》之处。此后的立宪派，有的过去也是赞成维新变法的，他们对京师大学堂以至其他学校、学制的改革，就是革命派所未及注意的。尽管革命、改良“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注：孙中山：《敬告同乡书》，1903年12月，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册第232页，中华书1981年8月版。），但他们都曾在中国历史上作出过贡献。 戊戌到辛亥，只有十三年，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真可说是一刹那。在这一刹那间，社会发展是那么迅速，这就不能不归功于启蒙。戊戌启蒙，真如当时报刊所说：“斯时智慧骤开，如九流腾沸，不可遏抑”（注：无涯生（欧榘甲）：《论政变与中国不亡之关系》，《清议报》第二十七册，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出版。），经过流血，推动革命，如自立军起义和义和团运动后，“革命改良，各张旗帜，亦自兹始”（注：汉族黄中黄（章士钊）：《沈荩》第十七页。）。“士林中人，昔以革命为大逆不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知动念矣”（注：孙中山：《自传》，《中山丛书》第一册。），经过不少挫折，一些志士也晤及“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躺之革命”（注：《康有为》，《苏报》1903年6月13日。）。戊戌启蒙，引发对帝制的冲击，也引发了革命风暴的崛起。 当然，延续两千多年的旧传统，也不是一朝启蒙就可完全消失的，他还有起伏。但经过戊戌启蒙的扫荡，再是辛亥革命后还有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和张勋的拥戴溥仪复辟，但一个只有八十三天，一个寿命更短。民国后曾有公开提出“尊孔”，建立“孔教会”的，也没有闹出气候。这又进一步说明戊戌启蒙的作用和辛亥革命的功绩。当此辛亥革命九十周年之际，缅怀往事，不竞有感。 （字库未存字注释：⑤原字广里加互，⑨原字亻加携右） （资料来源：《史林》2001年第2期，汤志钧，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