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桢口述回忆对上海史研究的价值和启示
笔者与吴修垣教授等合译的《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1946—195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以下简称《吴国桢口述回忆》）一书，自问世后颇受学界的关注，《中华读书报》、《作家文摘》、《书市》等多家报刊相继选载，评论文字亦复不少。吴国桢（1903—1984年）曾长期担任国民党高级官员，其口述回忆做于60年代初的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此时他不仅与中共不共戴天，和蒋介石集团也彻底决裂，因此字里行间少有顾忌，敢言善论，透露出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笔者专门从事上海史研究，译读此书尤觉获益良多。现试述如下：
（一）
1946年5月至1949年4月，吴国桢曾任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这三年的政治经历，是其口述回忆的一项重头。由于吴氏当时处在“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职位上”，所以其谈话内容——虽有不少自我粉饰的成份——无疑为研究战后上海史，尤其是国共间的政治斗争，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参考资料。
吴氏首先披露了国民党接收上海中的腐败现象。他归结为“由于事先并未对接受作周密的安排，没有制定一个确保良好和有效管理的计划，以致出现了狂乱的抢夺”，“政府所有的各种机构均受权接收敌产，但却没有作集中监督”。接收大员们“表现得就像是自己人民的征服者”，“正是由于他们的恶劣行径，国民党政府开始很快失去威望”。[1]有关接收何以变成劫收，以前有许多人谈过这个问题，描述的现象也大致相似，吴国桢的特点在于，能将其与蒋介石当时的特殊处境和国民党的不善体制相联系。他认为，抗战胜利之初，蒋介石“太专注于共产党问题了”，“蒋委员长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马歇尔谈判上，而且他正将其所有的精锐部队派向华北的战略地区，以便抢在共产党的前面”，“公正地说，我想蒋介石并不完全清楚接收敌产中发生的事情，因为他被其他更迫切的问题困扰着”。[2]那么蒋为什么对如此严重的腐败知之甚少呢？对此，吴国桢反复强调：“这正是由于我们政府的整个体制不好”，“以致在蒋的周围仅是些唯唯诺诺的人”，“一个独裁政府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一个人，敢于对独裁者直言这些事，除非他们有确凿的证据，即使有，也仍然会犹豫不决，因为害怕可能因此树敌。蒋是吃了自己独裁的苦头”。[3]
国民党的腐败并没有随着劫收的结束而终止，而是愈演愈烈，以致最后不可收拾。吴国桢举了几个亲身经历的事例，内容相当具体，其中一个涉及到打仗无能但腐败有术的将领汤恩伯：
当共产党将要过长江时，他是京沪警备总司令，他来见我说：“士兵的薪饷很差，伙食也差，你必须设法改善他们的状况，否则他们很难保卫上海。”我同意提高必要的费用。甚至在这最后关头，上海商界人士对我也很友好，在我的建议下，他们捐出了一笔令汤将军满意的款项。但我告诉汤将军，我不会用现金给他的部队发饷，只会发给他们食品与燃料配给证，我还坚持由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对士兵正式点名。汤将军同意了，证发了，士兵清点了，一旅接着一旅，一切进行顺利，至少我认为如此。
然而几天以后，我恰巧到一个庙里参加一个追悼会，仪式之后，与我很熟悉的方丈请我到他的私室去，他表示了对上海未来的悲观。我问他为何如此？他回答说：“市长，你怎么这样有信心？”我说：“在市郊有大约30万军队，到危急时刻他们会干得很好。”他瞧瞧周围没有人，便悄声说：“市长，情况并非如此，你知道我们这是个很大的寺庙，有300多名和尚，当你的检查组来点士兵人头时，我们所有的和尚均被事先安排穿上了军服，这个地区点名时答到的，不是真正的士兵，而是我们的和尚。如果这里可能发生这种事，那么别的地方也一定有，所以，你的30万士兵在哪里呢？”[4]
吴国桢自述曾屡次向蒋介石反映官员中的腐败问题，但他总感觉蒋当面既未表现出嫉恶如仇的态度，事后也没有采取切实的制止措施。时间长了，吴逐渐感悟到蒋容忍腐败的隐秘心态：“他多半是以对他本人的忠诚与否，而不是按他们的能力来挑选指挥官，只要一个人对他忠诚，有点腐败他也不在乎”，“他对下属的腐败是乐意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变得腐败了，那么对他就更加唯命是从了”。[5]从蒋的例子或许可以推知，历代的“昏君”其心镜未必不明，抑或是欲擒故纵，把腐败和无能作为控制臣下的砝码而已，这大概便是所谓的“术”。
说到腐败现象，吴国桢还顺便提及了自己的经济状况，这是针对1953年他和蒋介石决裂后台湾方面对他的贪污指控。他说：“（抗日）战争期间我失去了所有的储蓄，我在汉口的家具全丢了，作为一名部长，我战时的薪金只够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6]他坚称自己没有腐败行为，但又承认在政府供职时确也攒了些钱。“我就任上海市长时，由我的前任呈报，经中央政府批准的预算中有一项‘市长特支费’，经询问，我查明那是市长薪金的附加部分，其数目可观，大约每月有相当于1万美元的旧法币。在我任职时，尽管有通货膨胀，我仍可得到价值大约5千美元的钱，在我3年任期内，该预算增加了许多倍，但我从未增加过特支费。当实行金圆券改革时，特支费只相当于7金圆，但在前两年中，我已为自己存了很大一笔钱。”[7]许多材料表明，在国民党官员中，吴国桢是个生活操守尚佳的人，但想一想当时上海市民普遍面临的经济窘境，一个市长每月竟有等值5千至1万美元的收入，也委实令人惊叹！这虽不是贪污，但也绝算不上清廉，至少是一种合法的奢侈。
当被问及主政上海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时，吴断言是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这是上海特殊的战略地位决定的。吴国桢指出“上海那时虽不是政治中心，却是中国的神经中枢，国民年收入中大约有57%来自上海，在上海制造的任何动乱，都将会破坏全国的经济命脉。因此，共产党集中在上海的特工（地下人员），也就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在我任职的3年中，几乎没有一天没有共产党煽动的骚乱或示威。”[8]有鉴于此，上海市长也就显得特别关键。据吴氏思量，在蒋介石眼里，“上海市长一职仅次于行政院长”，“蒋曾一度认真考虑过要让我当财政部长，但他告诉我，他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因为找不到别人接替我任上海市长”。[9]上述这些估价应当说是相当准确的，当时的国共内战除了一条明的战线外，确实还存在着第二条、暗的战线，作为全国经济和政治“晴雨表”的上海，注定要成为没有硝烟的战场，吴国桢当然就是这条暗线上国方的“主将”了。也正是如此，1948年12月25日中共宣布首批43名战犯名单时，将这位国民党文官列为第24名。次年1月28日，吴又名列毛泽东宣布的15名主要战犯的第10名。
策动学潮是共产党地下斗争的主要形式，吴国桢详述了学潮的动因和他平息学潮的各种努力。“大多数示威与动乱均由学生发动，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学生真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比劳动团体或其他团体有力得多。这有两条理由：一方面因为人口的大部分是文盲，学生们被尊为比较有知识的阶层，另一方面学生们大都年轻，人们对他们的过激行动通常比较宽容。共产党敏锐地领会了这一点。于是就集中力量对学生进行渗透。”[10]与一般的国民党官员不同，吴国桢反对简单地使用武力镇压的手段，而主张“宁可采用劝说的方式，以便争取群众，因为他们或多或少是中立的”。[11]为此，这位“五四时代的健将”曾多次亲自上阵，与罢课学生展开辩论。“依我个人的看法，学生中大多数是真正要求学习的，他们不愿在罢课与示威上浪费时间。当我与学生谈话时，我总是力图按以下的方针与他们论争：‘如果你们对政治有兴趣，首先得用知识武装自己，努力学习。当你毕业时，若想成为一位革命者，或者甚至当一名共产党人，你们将有充分的时间，为什么眼前要用政治活动来使自己分心呢？’许多学生对这种直接了当的方式是很信服的。”[12]为了对付学潮，吴氏确实费尽心力，“我经常走访上海各个大学，看学生团体贴出的墙报，并尽力研究他们的各种意见，我把查清谁是那些墙报的起草人当成一件事情。在一般大学里，会遇上四、五十个学生团体，我从未弄清楚他们各自有多少追随者，但我能辨别其不同的政治观点，逐渐我就知道了共产党采用的策略。”吴终于认识到：“上海的学生们组织得如此严密，如果有一所大学出现麻烦，其他大学肯定迟早会参加进来，上海所有的煽动都是共产党集中指挥的。”[13]
既然独长一方，那么吴氏施政有多大的自由度呢？蒋介石是否给了他独挡一面的足够权力？吴国桢对此作了这样的回答：“我非常幸运，我知道我的前任处境有所不同，但在我主政期内，我是比较自由的。”“尽管我不是淞沪警备司令，但我的警察局长兼任该职，所以我仍然是最高权威。”[14]众所周知，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并不是严密的统一体，派系斗争遍布，许多决策、政策的制定实际上是大小派系频繁角逐的产物。身处其间，吴国桢不可能不受到掣肘。尽管吴当时是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在沪的军、警、宪、特等机关碍于蒋的指令和面子要接受吴的节制，但这主要限于名义，实际上他们常常当面允诺，背后仍然自行其事。面对共产党组织的示威和罢工，具有一定西方民主思想的吴国桢，要与那些动辄镇压的武夫莽汉达成同一步调，常常相当困难！在谈到三青团的作用时，吴国桢承认：“我可以为三青团制定对付共产党活动的方针，但我对该组织的本身缺乏控制力。”[15]实际上，令吴国桢感到缺乏控制力的又岂止三青团一家，军统、中统、市党部乃至市警局等莫不如此。难怪蒋介石曾特地“指派陈立夫到上海，作为这些组织的协调员来帮助我”[16]。
限制吴国桢手脚的还有来自南京方面的压力，由于彼此分属不同的实体，利益和角度有异，京（中央）、沪（地方）间的分歧频频发生，有时甚至非常尖锐。1947年8月南京行政院颁布了在全国禁止营业性交际舞的法令，次年8月又宣布实行金圆券改革，对上述两项政策，吴国桢结合沪市的实际情况，均表示强烈反对，但在重压下又不得不违心地予以执行。在口述回忆中，吴氏尤其对金圆券改革的经过作了细致描述，揭露出蒋介石对孔令侃扬子公司的袒护，并借李铭的案件说明了国民党政权对江浙资本家的肆意压榨，从而为这些老话题增添了新材料。
毛泽东通过颜惠庆策反吴国桢，是吴氏透露的另一个隐密材料，对于反映中共的策反工作有一定的代表性。有关此事，以前似乎未见有任何文字记载。1949年初，为倡导国共谈判，颜惠庆曾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北平面见毛泽东主席。回沪后，颜告诉吴国桢：
他在北平附近一个地方见到了毛泽东。毛请颜吃饭，颜对毛说：“对共产党我有一件事弄不明白，你们说，你们只想做对中国有益的事，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上海市长，但你们却把他列入头等战犯。”那时共产党公布了第一批战犯名单，一共37个，以蒋介石为首，我紧接在蒋夫人之后，名列第17个。
毛泽东笑着说：“那丝毫没有关系，瞧傅作义将军，他也是头等战犯，但他到我们这边来了。你回去告诉吴国桢，要他就呆在那里，既然你们喜欢他，我们让他留在上海当市长。”然后毛转身对周恩来说：“恩来，你和吴国桢是同学，你安排一下。”[17]
吴国桢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办事真有效率”，几天以后中共地下党果然派人与其联络，但吴基于其坚定的反共思想，一口加以回绝。然而，“既然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接近我，无疑也一定去接近过别人”，“在这种敦促下，我想必定有许多人留下了”。[18]显然，吴国桢的同僚吴绍澍、姜豪、赵祖康等人便属于这种情况。
（二）
1945年至1949年这个时段，无论是民国史研究，还是在上海史领域，都是薄弱环节，成果相对较少。吴国桢口述回忆除了资料作用外，还蕴含着颇多有价值的选题提示，可供有兴趣的学者继续深入研讨。比如：吴氏从政坛退隐多年以后，就大陆易手的原因做过反复斟酌，并将其归结为四点：第一，国民党政府的糟糕领导和管理腐败，特别是漠视民众的改革要求。第二，群众和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性质缺乏真正的了解。第三、美国采取的政策有错误。第四、俄国给中共的援助。[19]作为一个变乱时代的当局者，经冷静思考后得出的结论，无论对错与否，均值得史家予以尊重并细细体味和考察。
40年代末中国知识阶层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以及对中共的真实观感，一直是个敏感而富有吸引力的问题。就此，吴国桢谈得比较真切、详细。他说：“当我是上海市长时，有各种各样由学生团体发动的反政府示威，我把同各大专院校的校长、教授，以及同独立知识分子群体相接触作为自己的职责，为此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20]“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大学教师们在反共活动中，本应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不幸的是，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我邀请校长们和许多教授、教师同我吃饭，参加午宴和茶会，敦促他们在对待共产党威胁上要更警惕，更有力量，但一无所获。”[21]“象闻一多、潘光旦、吴景超、罗隆基、钱端升以及我的许多其他学友，我不认为他们中有什么人懂得共产主义的性质。我曾同他们中的几个人辩论过，尽管我讲的是心里话，但他们却认为，我作为政府官员，谈的只是政府的路线。总之，那时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愿意为政府工作而反对共产主义，或者由自己来发表反对共产主义的言论。”[22]面对接连不断的学潮，“要是校长和教授们能多多帮助我，我们也许会办得更好些”。吴氏将上述现象的内因解释为三点：其一，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中国那时正经历通货膨胀，大多数教授待遇很低，知识分子感到难以糊口。”其二，对政治的冷漠。“历来中国的学者们，都反对参与政治，他们感到自己的领域只限于搞学术，别无其它。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是国民党员，但却认为反对共产党的渗透并不是他们的责任。此外，他们有希望取得学生欢心的弱点，害怕学生们可能对他们示威，所以尽力与左倾学生友好。”其三，对现政府的不满。“由于国民党政府方面缺乏改革，以及政府有时采取了不可原谅的镇压措施。于是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情绪，认为任何东西都要比现政府好。即使是那些对中共有所怀疑的人也认为，由于有中共作为政府的反对党，政府可能会被迫进行某些改革。”[23]笔者尤其感兴趣的是，吴国桢与罗隆基等人争执的内容，遗憾的是书中没有细述。国民党内的“自由民主派”，如吴国桢、叶公超、俞大维等，与“民主个人主义者”们在向往西方民主体制的大目标上并无二致，只是在对国共两党的态度以及其他的具体方式方法上有分歧。探讨这样的分歧，对研究中国现代政治中的自由主义问题有一定的帮助。
作为40年代末主政上海的首席长官，吴国桢对同业公会和商会在市政管理中的作用印象至深。学术界以往对上述组织的钻研主要限于20、30年代，实际上到40年代末它们仍然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存在价值。吴氏对同业公会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个“相当好的体制”。“ 同业公会一直是重要的，它是个合作组织，没有严格的规章，各有各的惯例与规矩，如果某一成员违反了它，公会中的其他成员，就不与他合作，所以公会很有效率。在我整个的工作中，我发现同业公会非常有用”。回顾那段经济异常动荡的日子，吴氏告诉读者，同业公会是他当时“经济上的真正依靠”，尽管它们对通货膨胀无能为力，但却可以“满足供求”。“我完全是通过他们的帮助才坚持下来的，我没有建立过任何独立的局，只是与各个公会就不同商品的供应进行协商，它们会帮助我。”相反，在谈到历史上曾经“很有影响的，很重要而且相当强大”的上海商会时，吴却认为“这一时期它实际上是在苟且偷安，什么事也干不了”，“商会是同业公会的集合体，如果你有一个特殊问题，你最好找专门的同业公会商讨”。[24]对上述问题恐怕尚需专书做全面研讨，吴氏在此不过略有提及而已。
民以食为天，米粮是民食的核心，米价又是一般物价的基准。抗战胜利后，因诸多因素的影响，上海的米价呈现出跳跃式的上升态势，以每石大米为例，1946年12月为6万多元，比上年同期的7000元上涨了8倍多，1947年同期为90多万元，高涨15倍，此后到1948年8月，则猛涨62倍，达6000万元。粮价狂涨，米潮频繁，必然引起民情不安，是工潮起伏、社会骚动的内在因素。所以自上任第一天起，吴国桢便把保障民食、抑平米价，作为全市首要的经济问题，并为此竭尽全力：
以1948年底粮食短缺为例。由于金圆券的崩溃，也由于严重的物价上涨，突然间中国的各大城市中出现了米荒。在南京，米潮持续了3天，蒋介石本人那时就在南京，然而他也无能为力。但在上海，我们只有一次小的骚动而已，有一家米店被抢，这立即引起我的注意，我组织了小分队，一队为警察，另一队来自我的社会局。我召见了米业同业公会会员，告诉他们，万一在米店门前有暴徒聚集，店主可以并且应当用电话报告我本人。我一旦听到报告，就立即从那两个小分队中，派两部卡车到现场。社会局的那部卡车装有米饭和咸菜，警察的卡车停在旁边，任何饥饿的人均可免费用餐，而警察则不断告诫人们，任何不轨行为，会就地遭到武力弹压。同时我还打电报给香港总督，请求借1万担米，而且我从美国经济援助团(American Economic Aid)的人那里得到同意，担保偿还这笔借贷。这消息在报纸上发表了，也在电台广播了，所以在上海我们没有遇到严重的米潮，尽管上海要比南京大4倍。[25]
吴国桢虽然谈的比较简单，但粮食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米潮从形成到发展，米业的态度、市民的反应、当局的措置，几乎每个环节都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问题的方方面面，实际上它是解读当时上海城市生活乃至全国局势的一把钥匙。深入研究1945至1949年的上海粮食问题，意义重大！
这一时期上海财政状况的严重恶化，是吴国桢面临的又一经济困境。也是研究者以往鲜有涉及的课题。抗战胜利以后，由于工商萎缩、税制转型、百政待举，全市财政一直处于极其艰难的境地，收入远远少于开支。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赤字为88亿元，1946年下半年是333亿元，1947年则高达870亿元，以后更是翻倍扩大。为了弥补缺损，吴国桢奔走呼号，多方筹集资金。除不断要求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等加大拨款外，还力谋各中央银行贷款，并敦促市参议会同意开征市政建设捐、公共事业附加税等。吴国桢的回忆点及了上海地方与南京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当我开始任上海市长时，市政府不得不依赖中央政府的补贴，经过我的改革，两个月后市政府完全可以靠税收自给了。宋子文那时是行政院长，他看我干得不错，于是颁布一个新法，将我控制下的许多市政税收调走，移为中央政府之用。”“根据我们的法规，营业税应为市政税，宋子文所干的是下令将所有大商业归入国家管辖，只留下小的归市府管辖。即使在如此变化之后，我仍能办得很好，原因是我实行严格的税收，而中央政府之所以失败，则在于松松垮垮。”[26]显然，除了财政问题本身值得研究外，国民政府与上海当局的异议和分歧也须进一步探讨，当然这不应仅仅局限于财政领域。
顺便一提的是，尽管财政状况如此之糟，吴国桢仍力图在市政建设方面有所作为。1946年5月市政府成立了上海市越江工程委员会，吴氏兼任主任委员，并聘请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负责设计黄浦江越江方式，最后在高架桥、低架活动桥、隧道、上游固定桥四种方案中确定营造隧道。吴回忆说：“至于公共工程，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更多的作为，但最初我还是抱有很高希望的，甚至试图寻求外资修建一条横穿黄浦江的隧道。对这个项目，某些英国公司和一个美国公司都很感兴趣，英国公司甚至拟出了计划。到1948年，政治形势已恶化到如此地步，以致我们无法进行下去。”[27]这一建设虽因特殊的历史原因没能贯彻成功，但却给40多年后开发浦东、改善两岸交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通读吴国桢的口述回忆，必定会使许多人对吴氏本人产生浓厚的兴趣。五四前后，他就读于中国的两所名校：南开中学和清华学校。20年代他是留美运动的参加者，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30年代担任汉口——当时被誉为“中国的芝加哥”——市长达6年之久。抗战期间，又先后任重庆——中国的战时首都——市长和外交部政务次长。国共谈判时期，他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在随后的3年内战中，任上海市市长。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又担任过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曾是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但最后却因尖锐地批评蒋的独裁专制被开除国民党党籍。他与周恩来亦是少年时代的挚友，成年后竟由于信仰不同成为政治上的死敌。早年他为了施展抱负，弃学从政。晚年在政坛失意后又返回学界，在美国某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和历史。在中国现代史的各个阶段，吴国桢占据着许多典型性的位置，他的传奇一生亟待全面、深入、客观、严肃的研究。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海峡两岸学术界对他的研讨尚处于初步阶段[28]，与其在民国史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不很相称。事实上，吴氏本人虽长期为官，却不乏学者气质，他除了留下这份口述回忆外，还用英文撰写了数本大部头著作，足资挖掘。不过这些文献尚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试列举如下：
一、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eories（《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1926年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专业哲学博士论文。
未见汉译。
二、Night Cometh: A Personal Study of Communist Techniques in China（《夜来临——对中共斗争策略的个人研究》，未刊稿，藏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口述研究部。
1955年所撰之个人回忆录。
未见汉译。
三、The Lane of Eternal Stability（《永定巷》），美国纽约皇冠（Crown）出版社1962年版。
以周恩来和吴氏自己为原型的政治小说。
未见汉译。
四、Why is America not Better Informed on Asian Affairs? (《美国为什么不能很好地理解亚洲事务？》），1968年自行出版。
学术论辩性的通信集。
未见汉译。
五、The Chinese Heritage（《中国的传统》），美国纽约皇冠出版社1982年版。
史学著作。
陈博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5月汉文版。
就民国史和上海史研究而言，上述诸书中以《夜来临》的史料价值最大，此书尚未被学界所利用。笔者新近托人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购得《夜来临》的缩微卷，粗观之下，内容精彩，喜不自胜。该书若译成中文，约15万字，可与《吴国桢口述回忆》相互印证，以成双璧。翻译工作目前正在进行。
（三）
近年来，口述回忆作为文献和档案材料的重要补充，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笔者所在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近便承担了“上海口述历史”项目。《吴国桢口述回忆》无疑为开展此类工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两位采访者：裴斐（Nathaniel Peffer，1890—1964年）和韦慕庭（Martin Wilbur，1908—1998年）不仅是美国资深的汉学家，且曾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能切入关键，击中要害。而作为被采访者的吴国桢，当年也不过50多岁，记忆清晰，精力充沛，本人亦有着良好的学术素养。因此，他们的谈话完全是一场内行式的交流，在口述工作中实属难得。就形式而言，与著名的《李宗仁回忆录》不同，《吴国桢口述回忆》采用的是问答式。其优点在于能保持当年采访的原貌，给人以如聆其语之感。弱点是容意跑题，有时显得支离了一些。但综观此书，全文有着严格的章节划分，显然在正式采访前双方已有了周密的准备，采访后又做过精心的编校，因此基本上避免了这一弱点。口述回忆具有浓厚的主观性，因记忆模糊或有意粉饰而导致的史实出入时常有之，这就需要史家做仔细的鉴别。例如，1948年2月2日申新九厂工人罢工，吴国桢下令镇压。吴说：“警察开了枪，只有一人受伤，不是枪伤，而是由于践踏”[29]。参阅权威材料，事实是，在这次事件中有3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其中重伤42人。
通过译校此书，笔者对口述回忆的重要性有了切身体会。因此新近在从事1948年上海舞潮案的研究时，除了系统掌握文献和档案资料外，还依样画葫芦寻访到十几位健在的当事者，请他（她）们口述往事，果然获益匪浅。在此过程中，笔者来回奔波，去过破落的棚户区，也走过豪华的高级住宅楼，面对白发苍苍的老人，口述笔录，颇有心得。上海的每一位老人都是一部历史，一本书，不能让它白白地随着岁月变迁而流逝，将他（她）们的人生悲欢记录下来以告诉后人，这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通过口述回忆，甚至有可能使一些当事人以某种形式参与我们的研究工作，从而达成研究客体与主体间的相互协调和沟通，避免以往两者脱节、彼此孤立的局面。笔者深信，对上海史的研究——尤其是40年代以来的上海史，应将做口述采访作为一项基本工作，并列为衡量学术成果价值的重要指标。王国维先生在研究上古史的过程中曾提出过两重证据法，指的是文献与考古发现的相互印证。上海史研究同样需要两重证据，一为文献、档案，二为口述历史，这样或许能开辟一条新的治学途径。最后想说的是，做口述采访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队伍建设尤其重要，热情、责任和技巧是必备的素质。但仅有这些还不够，如果对口述采访的价值没有充分的认识，缺少一个对资料工作真正重视的氛围，那么要取得相当规模的成功恐怕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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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2、3页。
[2]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5、6页。
[3]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6、7、9、10页。
[4]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50至52页。
[5]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53、261页。
[6]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12页。
[7]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91、92页。
[8]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30页。
[9]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32、44页。
[10]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39页。
[11]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33页。
[12]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40、41页。
[13]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41、42页。
[14]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223、101页。
[15]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36、37页。
[16]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33页。
[17]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78页。
[18]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79页。
[19]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260页。
[20]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265页。
[21]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39至40页。
[22]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266至267页。
[23]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40、265页。
[24]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75至77页。
[25]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45页。
[26]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44页。
[27]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32页。
[28] 现有的成果，大陆方面有：一、邹海清主编：《吴国桢博士及其父兄（建始文史资料第五辑）》，湖北建始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8月版。二、许有成、徐晓彬著：《宦海浮沉——吴国桢》，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版。三、邹海清主编：《吴国桢——吴国桢博士及其父兄续集（建始文史资料第六辑）》，湖北建始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8年版。马军撰：《论上海市长吴国桢（1946—1949年）》，连载《鄂西文史资料》1998年、1999年各期。台湾方面有：一、尤本立：《吴国桢博士与国民党中国（Dr. Kuo-cheng Wu and Nationalist China)》，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系1993年硕士论文，英文未刊稿。二、吴国桢手稿、黄卓群口述、刘永昌整理：《吴国桢传》，台湾自由时报企业股份公司1995年6月版。
[29]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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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出处：《史林》2001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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