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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是晚清历史上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是慈禧、荣禄等封建顽固派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这一事件的结果，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维新志士的被杀戮以及顽固派的重新上台执政。 象历代宫廷政变一样，戊戌政变也是在十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多年来，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叙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拟结合清宫档案，对戊戌政变的时间及其爆发原因等问题，略述管见，不妥之处，欢迎指正。 （一） 关于戊戌政变的时间，本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对此问题的叙述，几乎众口一词，认为政变发生于1898年9月21日（农历戊戌八月初六日）。 这里首先遇到的是关于政变标志的问题。如果以慈禧强迫光绪颁布训政诏书，作为政变爆发的标志，那么，说政变发生于八月初六日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历史事件本身是错综复杂的。慈禧颁布训政诏书是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公诸于世的，这与政变之爆发是两回事，故以此作为政变标志。似不确。笔者认为，光绪皇帝是维新派的元首，他被顽固派幽禁之日，似应看作戊戌政变的标志，因为光绪帝被幽禁后，戊戌变法事实上便宣告终止了。至于颁布训政诏书，它只是这次政变的结果，而不能视作政变爆发的标志。 通常人们是这样描述戊戌政变经过的： “9月20日 （八月初五日——引者注，下同）光绪召见袁世凯，袁也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忠心’。但当他晚上赶回天津时，却直奔荣禄的总督衙门告密。荣禄大惊失色，连夜专车进京，飞奔颐和园面告慈禧，反动政变发作。” “21日（八月初六日）凌晨，慈禧携带大批随从，自颐和园赶回皇宫，将光绪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重新‘垂帘听政’”。(中华书局：《中国近代史》，299—300页。) 这种意见十分流行，颇具代表性。作者将慈禧一伙突然回宫、发动政变的时间系于9月21日（八月初六日），与史实明显有出入。事实上，顽固派已于9月19日（八月初四日）提前采取了行动，幽禁了光绪皇帝，发动了政变。大量史料表明，光绪自八月初四日之后，即已失去人身自由，既没有颁布维新诏令， 也没有同维新派有任何接触。对于戊戌政变的时间与情节，现提供证据如下： 其一，清代档案对慈禧和光绪在政变前后之行踪，有明文记载。譬如，专门记述皇帝起居与言动之《光绪朝起居注册》称： “八月初三日（9月18日）甲申，上诣乐寿堂（慈禧在颐和园之驻地）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乐寿堂侍晚膳毕，驾还养心殿。” “八月初四日（9月19日）乙酉，卯刻，上诣瀛秀园门跪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还仪銮殿。诣仪銮殿皇太后前请安，驾还养心殿。” “八月初五日（9月20日）丙午，上诣仪銮殿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前请安。辰刻，升勤政殿宝座觐见各国使臣。上温语慰问毕，驾还养心殿。”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丁亥，卯初二刻，上诣中和殿阅视祝板毕，诣仪銮殿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前请安。驾还涵元殿（地处中南海瀛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光绪朝起居注册》，内阁档册359号。) 起居注册表明，八月初三日晚光绪刚刚离开颐和园，而慈禧却于次日即匆匆赶回皇宫。清代官文书《德宗景皇帝实录》与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所记慈禧回宫日期均为初四日。可见，所谓慈禧于9月21日（八月初六日）凌晨携带大批随从还宫说，与史实不符。 再有，本文上引光绪朝起居注册，系经过缮改后的正式誊抄本，记事是否准确，仍然值得考虑。根据笔者最近接触到的一些材料看，与上述引文中的记载就迥然不同： 首先，关于光绪皇帝何时移居瀛台涵元殿的问题。上引起居注明确记载，光绪于八月初四、初五均“驾还养心殿”，初六日才迁居瀛台涵元殿。但是据光绪二十四年《卓钦该班档》八月初四日眉批记载，“皇太后、皇上驻跸西苑。”(一史馆：《卓钦该班档》，光绪二十四年。)又据光绪二十四年《穿戴档》记载，“八月初四日卯正，外请至乾清宫，见大人毕，还养心殿。寻常褂下来换穿石青江□单金龙褂，戴伽□香朝珠，挂带裤，办事后外请至瀛秀园门，跪接圣母皇太后，请安毕，还涵元殿。”(一史馆：《穿戴档》，光绪二十四年。)再据黄彰健先生所引台湾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光绪二十四年起居注册则称，光绪帝“在八月初四已入居瀛台涵元殿。”(转引自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508页。)可见，本文上引起居注册改定本，在光绪帝何时移居瀛台的问题上，似作了更改。 其次，关于慈禧八月初四日回宫的具体时间，上引起居注册改定本所记为“卯刻”，而据黄彰健在《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则谓：“检光绪起居注记：初四日申刻光绪诣瀛秀园门外跪接太后。”(转引自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527页。)同是八月初四日，一早一晚相差甚大。又据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所记：“（慈禧）原定初六日还宫，皇上于初三日代传懿旨，忽于初四日酉刻进城，诸务仓促未备。”(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见《戊戌变法》第一册，342—346页。)苏氏所述时刻与台湾起居注册相近。 众所周知，涵元殿地处瀛台，四面环水，是政变后慈禧囚禁光绪之处所。事实上，光绪在政变之前，也常常在涵元殿驻跸；政变后也并非不移居他处，这些在清宫档案中均言之历历，不能由光绪移居瀛台的时间，作为政变的标志。然而，起居注册的记载却十分值得玩味，是无意的笔误，还是有意篡改？是否由于初六日颁布训政诏书，才把光绪初四日即在涵元殿，改为初六日移居瀛台呢？这些问题值得探究。 其二，从《知会簿》中，亦可看出戊戌政变发生的蛛丝马迹。 《知会簿》是满汉两班军机章京交接班之原始记录，它记载了有关清代皇帝（亦包括皇太后）的驻跸、行止诸事项。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的《知会簿》记曰：“该班（指汉头班）供事谨禀，现闻（七月）二十九日赴湖（指颐和园），初三日办事后还宫。公拟二十九头班代直一天，卅、初一日二班在湖该班。初二、三日头班在湖该班，初四、五日二班在内入直，初六日头班入直，以后各该各班。汉二班全知会。”(一史馆：《知会簿》，光绪二十四年。) 同日满头班知会略同。 《知会簿》八月初三日记曰：“该班供事谨禀，本日皇上办事后，由颐和园还宫，请老爷初四日、初五日隆宗门内入直，堂上现换单袍褂。满二班全知会。”(一史馆：《知会簿》，光绪二十四年。) 这条记载十分重要。光绪帝亲政之后，通常住在养心殿，处理公务，召见臣工，而军机大臣则在“隆宗门内入直”。当光绪帝移居西苑或颐和园时，军机大臣的办公处所亦随之变更。八月初三日军机章京还要军机大臣于八月初四、初五日在隆宗门军机房入直，可见，他们事先并不知道八月初四慈禧还宫。当天晚上光绪帝即由大内移居瀛台，八月初五日军机大臣不可能象先前预定的那样，在“隆宗门内入直”。故八月初五日的《知会簿》记载：“该班（汉二班）供事禀，请老爷明日西苑门内入直，汉头班全知会。”(一史馆：《知会簿》，光绪二十四年。) 显然，如果象通常所说那样，戊戌政变是由于袁世凯八月初五日请训后回到天津，向荣禄告密，导致了初六日慈禧突然回宫，将光绪囚禁于瀛台，并于当天颁布训政诏书，那么，《知会簿》就不会早在八月初五日发出要军机大臣“明日西苑门内入直”的预报。可见，政变发生日期应往前推，初六日宣布训政，是在一切准备停当之后，走的一个过场而已。上述清宫档案说明，顽固派幽禁光绪，发动政变，发生在袁世凯回天津向荣禄报告之前，而不是在其后。 政变发生后，御史杨崇伊在递给慈禧的密折中说：“祸机一发，各国环集，时日先后，间不容发。幸而皇太后即日训政，不动声色，弭乱未形”。(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80页。)杨崇伊是戊戌政变的发难者，洞悉内情，八月初三日他曾递密折要慈禧立即训政，此处又说“即日训政，不动声色。”说明慈禧一伙的行动十分迅速而又诡秘。 其三，关于慈禧等顽固派突然发动政变的日期与情节，时入笔记、小说多有所述。譬如，翰林院侍讲恽毓鼎所撰《崇陵传信录》即谓：“八月初四黎明，上诣宫门请安，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车驾仓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寝宫，尽括章疏携之去，召上怒诘曰：‘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机为辞，临朝训政，凡上所兴革悉反之。”恽毓鼎在朝多年，自称“事先帝十九年，侍螭头，领兰台，所居皆史职。”(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光绪朝的许多起居注皆出自恽之手笔，而且恽毓鼎还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上引记载，有的地方与史实有出入，但他把慈禧囚禁光绪的日期，系于八月初四日，恐怕不是没有原因的。 其四，对于慈禧、荣禄等人于八月初四日采取先发制人、突然袭击的举动，在日本的外务部档案中，亦有所反映。当时的日本驻中国代理公使林权助，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1898年10月4日）致电日本外相大隈重信说：“……皇帝陛下以及康派的真实意图是什么还不十分清楚，但是，它毫无疑义是妨害满洲派利益的。据说，西太后于9月19日（阴历八月初四日）突然回到北京，直隶总督（按：指荣禄）也在同一天化装来到北京。当时，即决定对改革派进行打击。只是到伊藤侯爵谒见的第二天（八月初六日），此事才为外间所知。”(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一卷，第一册，673页。) 林权助这份电报说，慈禧于八月初四日即由颐和园返回皇宫，与《起居注》、《穿戴档》、《卓钦该班档》所记相同。林电又说，荣禄于同一天曾化装到北京与慈禧密商，这一点也合乎情理。荣禄是戊戌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八月初三日，他亲自“嗾杨崇伊请太后复出听政。”(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义和团》，第一册，12页。)在杨崇伊的密折递给慈禧之后，荣禄一方面制造紧张空气，迭次致电总理衙门，声称“英俄已在海参威开战，现各国有兵船十数艘在塘沽”，(梁启超：《戊戌政变记》64页。)借以转移人们视线，掩盖其策划政变的阴谋；另一方面，因杨折所请关系重大，他还是放心不下，于是，在八月初四日晚上回宫的背景。 其五，慈禧等人于八月初四日晚，由颐和园赶回皇宫之后，立即对光绪皇帝采取了监禁措施，许多史料证实，八月初五日光绪的活动已处于后党的严格控制之下。 据档案所载，光绪帝八月初五日的主要活动有两项： 头一项是“午初一刻，皇上御勤政殿接见日本侯爵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议政院议员大罔育造、随员头本元员、森泰次郎、时罔茂宏、署理公使林权助、天津领事官郑永昌、翻译官郑永邦。”(一史馆：军机处奏片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接见期间伊藤有颂词，光绪有答词，大都是照本宣科，光绪的答词是事先由总署代拟，并由慈禧过目审定的。但即使如此，慈禧对这一预定的外交活动仍不放心，亲自进行严密监视。 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中记载：“是日（初五日）已正觐见伊藤博文于勤政殿，伊藤为日本改革领袖，皇上急欲面询变法方略，预定于殿内间设酒果以便详询一切；而是日太后先在屏后坐听，以鉴察之，上谨能与照例数语而退。” 陆乃翔于《康南海传》中亦谓：“是日皇上召见伊藤博文，赐之座，而与之言。太后疑之，自屏窥之。皇上不得言。既退入，西后怒，以足踢皇上于地，慢〔谩〕骂数罪。”(陆乃翔：《康南海传》。) 第二项是，袁世凯“请训”。据《早事档》记载，光绪在面见军机之前，先召见了袁世凯。关于这次召见情形，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写道：“初五日请训，因奏曰：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 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等语。上为动容，无答谕。”(袁世凯：《戊戌日记》，见《戊戌变法》第一册，553页。)袁世凯请训刚一退下，即“有某侍卫大臣拍其背曰：‘好小子’，盖西后遣人□之，而以为立言得体也。”(张一□：《古红梅阁笔记》。) 上述大量史料证实，后党于八月初四日晚突然回宫后，即对光绪采取了软禁措施，截断了他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并由养心殿迁到瀛台涵元殿。光绪帝作为百日维新的最高决策人物，他的被囚禁，即意味着百日维新的终结。尽管他在八月五日还召见了伊藤博文和袁世凯，但已形同傀儡，完全处于慈禧的控制与监视之下。我们不能因为光绪帝初五日还在召见臣工，就以为他在八月初六日之前，还可以有人身自由。事实上，即使在训政诏书颁布之后，光绪依然在早朝时会见军机大臣和其它臣僚。据《早事档》记载，仅八月初六日他就召见了到京请安的江宁藩司袁昶、出使大臣徐寿朋、四川知府冯汝□以及李微庸。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均太后、皇上一同训话”。 （二） 戊戌变法过程中，充满了革新与守旧势力的激烈争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企图通过光绪皇帝“重起天地，再造日月”，实施自上而下的改革，以达到振兴国家，挽救危亡，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之目的。因此，变法运动刚一开始，便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百般阻挠和破坏。顽固派掌握着国家机器和军队，时时准备将维新志士抛入血泊之中。到了1898年9月，帝后党之间的矛盾，已十分尖锐。尤其是在光绪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起用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军机章京参预新政后，顽固派加紧了政变步伐，荣禄的军队严密控制京畿，双方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但是，从维新派方面来说，并没有采取措施，使他们同守旧派的矛盾趋于缓和，反而火上浇油，使矛盾更加激化。头一件事便是光绪按照维新派的建议，召见、拔擢了袁世凯，引起后党很大疑忌。 七月二十六日康有为“为徐学士草折荐袁，请召见加官优奖之。又交复生（谭嗣同）递密折，请抚袁以备不测。”(《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160页、159页。)徐致靖在荐袁折中称：“今诚患无将帅之才，幸而得其人，必当隆其位仟，重其事权，似不宜加以铃束，置诸人下，……袁世凯昔使高丽，近统兵旅，谋勇智略，久著于时，然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则权轻，呼应不灵，兵力不增，皆为此故。”(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64页。)因此，他希望光绪帝给予破格之擢，以备缓急。光绪帝果然于八月初一日、初二日连续召见袁，擢之为侍郎，要袁“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袁世凯：《戊戌日记》，见《戊戌变法》第一册，549页。)不受其节制。 在新旧两党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维新派的这些举措只能使斗争更加激化。正象头脑较为清醒的王照所云：“内政何须召外兵，从来打草致蛇惊。”“迨至召袁之诏下，霹雳一声，明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矣。”(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等，见《戊戌变法》第四册330—360页。) 非但如此，王照还将他同康有为等人之意见分歧，暴露在顽固派面前。王照称：“在袁氏奉诏来京之十日前，南海托徐子静〔致靖〕及谭复生、徐莹甫分两次劝余往聂功亭（士成）处，先征同意，然后召其入觐，且许聂以总督直隶，余始终坚辞。”(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等，见《戊戌变法》第四册330—360页。)“至七月二十八日，忽闻徐致靖请召袁世凯入都，照大惊，往问徐，答曰：‘我请召袁为御外侮也’。照曰：‘虽如此，太后岂不惊？’于是照急缮折，请皇上命袁驻河南归德府以镇土匪，意在掩饰召袁入京之计，以免太后惊疑。……照于七月三十日始往颐和园上请袁兵商去之折。”(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等，见《戊戌变法》第四册330—360页。)查光绪一十四年七月《随手登记档》， 王照果然于七月三十日曾上《敬陈管见折》。军机大臣于八月初二日将此折“恭呈慈览”。(一史馆：《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八月。)王照此举，非但不能解除太后惊疑，反而只会起相反的作用。 就在光绪帝召见、拔擢袁世凯的同时，后党加紧了政变的步伐。他们将聂士成的部队调到天津，董福祥所部调进北京。军机大臣将王照折恭呈慈览的第二天，荣禄在致电总理衙门的同时，还向袁世凯施加压力，并以武力相威胁，使袁不敢轻举妄动。袁在《戊戌日记》中谓：“（初三）将暮，得营中电信，谓有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接荣相传令，饬各营整备听调，即回寓作复电。适有荣相专弁遗书，亦谓英船游弋，已调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扎陈家沟，盼即日回防。”(袁世凯：《戊戌日记》，见《戊戌变法》第一册，350页。)陈家沟系袁军所在的小站至北京的通道，荣禄将此部署明白告知袁世凯，其用意至为明显。 其次，维新派要光绪帝于七月底开懋勤殿召集东西洋政治家，日夕讨论政治，亦使新旧党之间矛盾更加激化。 众所周知，康有为早在戊戌正月即已提出，变法的首要任务是“开制度局于宫中”，(故宫博物院藏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一。)拔通才以济时艰，并开设十二个新政局以推行新政。其要害是架空守旧派，而使新党执掌政柄，故遭到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光绪帝屡次要军机大臣与总署官员认真讨论，不得以“空言搪塞，”(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9页。)却多次遭到守旧派的反驳。康有为始终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七月底，又提出开懋勤殿的要求，他在自编年谱中谓：“四卿亟亟欲举新政，吾以制度局不开，琐碎拾遗，终无当也，故议请开懋勤殿以议制度，草折令宋芝栋上之，举黄公度、卓如二人。王小航又上之，举幼博及孺博、二徐并宋芝栋。徐学士亦请开懋勤殿，又竟荐我。”(《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160页、159页。)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随手登记档》， 御史宋伯鲁于七月二十八日确上有《选通才以备顾问折》，七月二十九日徐致靖上有《遵保康有为折》，王照上有《遵保康广仁折》，(一史馆：《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八月。)与康自编年谱所记略同。 光绪帝并未考虑当时所处之形势，得维新诸臣疏后，即“决意开之，乃令复生拟旨。并云：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故事，饬内监捧三朝圣训出，令复生查检，盖上欲有可据以请西后也。”(《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160页、159页。)当时京师轰传懋勤殿即将开设。 但是，当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到颐和园向慈禧请示有关懋勤殿开设事宜时，却遭到慈禧的严厉反对。七月三十日光绪即赐密诏于杨锐，痛说其中之为难情形：“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赵炳麟：《光绪大事汇鉴》，卷九。)由此可见，光绪帝与慈禧之间矛盾的焦点，仍在于罢黜老谬昏庸之顽固派和破格拔擢通达英勇的维新派，因为起用康有为等维新派，就意味着慈禧手中的大权旁落。故新党于七月底亟亟欲开懋勤殿的举动，使两党之矛盾更趋尖锐。八月初二日，光绪再赐密诏于林旭，标志着宫廷中的明争暗斗十分激烈，光绪帝处境岌岌可危。 （三） 戊戌七月底、八月初，京师形势极为紧张，双方都在加紧准备，政变已成密云欲雨之势。但是，顽固派为什么选择在八月初四日动手，政变的导火线究竟是什么？ 大量史料证明，伊藤博文的到来是导致这次政变的直接原因。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认为：“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藉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见《戊戌变法》第一册，342—346页。)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自变法运动开始之后，极力主张联英日以拒沙俄，而守旧派对此则十分反对，极为警惕。在慈禧、荣禄等人看来，康有为等书生并不足畏，他们最耽心维新派同外国势力相结合。因此，当七月二十六日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以“个人游历”的身份抵达天津之后，顽固派皆惶惶然。他们深知，伊藤之来，绝非“游历”， 而是“颇有深意存焉。”(《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八月二日。)《国闻报》还称，伊藤“深惜中国执政大臣俱在梦中，毫不警觉，……此行关系甚大。”(《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八月二日。)对此，伊藤本人亦不隐晦，他于来华途中赋诗道：“志骥思千里，求朋环宇中”，“不问风涛千里险，雄心之欲掩沧瀛。”(《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八月二日。)故荣禄在伊藤到津之日，即深感惶悚不安，在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宴请伊藤时，“神色惨沮，”“未遑终席，借事辞去，盖将借此发难。”(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见《戊戌变法》第一册，342—346页。) 然而，光绪帝与维新派对伊藤之到来，却完全是另一种心情。洪汝冲早已向皇上提出“借才”之建议，要求对伊藤等人“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访周谘，则新政立行”，并认为“中国转贫为富、转弱为强、转危为安之机实系乎此。”(洪汝冲：《呈请代奏变法自强当求本原大计条陈三策疏》，见《皇朝蓄艾文编》，卷五。)因之，伊藤刚到天津不久即感到“清国上下，欢迎之情，笔难尽述，皇帝陛下，似亦久待我矣。”(《伊藤公全集》卷一，《书翰》，78页。) 尤其是七月二十九日伊藤博文由津抵京后，与康有为等人频相过从，张荫桓还于私邸“夜宴伊藤”。据《国闻报》报导：当时京朝大小官吏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饩廪，持此议者甚多。”(《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八月二日。)譬如，候选郎中陈时政于八月初三日呈递的奏折中，即极力主张“异国人才宜亟借用”，“顷闻伊藤罢相来游中土，已至京师，将蒙召见，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着其参与新政，自于时局更多裨益。”(一史馆：《条陈时政便宜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三日。)陈时政此折当天即由军机大臣随同其它折件一并“恭呈慈览。”(一史馆：《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光绪帝则根据维新派的建议，决定于八月初五日召见伊藤博文，并由张荫桓事先拟好“问答节略”， 同时还决定于八月初八日邀请李提摩太“引见就顾问职”。(苏特尔： 《李提摩太传》， 见《戊戌变法》第四册，234页。) 光绪帝和维新派的这些活动，引起顽固派的恐慌，并促使他们加紧策划政变。荣禄一伙决计要在光绪与洋人直接联系之前，提早一步采取行动。经过守旧派一阵紧锣密鼓的谋划之后，八月初三日御史杨崇伊迫不急待地向慈禧呈递了请求皇太后训政之密折，这是导致八月初四日政变发生的一个重要信号。杨崇伊系李鸿章之姻亲，又是慈禧的耳目和鹰犬。他选择于八月初三日上密折，是守旧势力密谋策划的结果。顽固派考虑到杨崇伊官位低微，故让杨将密折交给满族贵族奕□，由奕□“转达颐和园”，(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没有通过正常的递折渠道，故在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中，密折未曾登载。 杨崇伊于密折中指控维新派“蛊惑士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贻误宗社”，并“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一史馆：杨崇伊《吁恳太后即日训政折》，一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杨崇伊危言耸听地说：“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臣身受国恩，不忍缄默，再四思维，惟有仰恳皇太后追溯祖宗缔造之艰，俯念臣庶呼吁之切，即日训政”，“皇上仰承懿训，天下可以转危为安。”(一史馆：杨崇伊《吁恳太后即日训政折》，一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杨崇伊上给慈禧的密折及其封套至今犹存，这是顽固派策划政变的铁证。杨氏密折开头与结尾都强调要皇太后“即日训政”。奕□等满族权贵还告诫慈禧：“伊藤已定于初五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荣禄于杨折递上第二天，即由天津赶回北京，与慈禧密谋磋商，制定了行动方案。于是，慈禧改变了原订初六日还宫的计划，匆匆回宫，监视光绪的行动，对光绪实行了幽禁。可见伊藤博文的到来与觐见，是戊戌政变发生的导火线。 【资料来源：《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