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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上午好！ 今天，很荣幸能与大家一起座谈一下关于人物传记的研究与写作问题。 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今年2月15日，我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考察团，赴云南进行国情调研，直至4月2日晚才回到北京。朱老师寄给我的邀请，就是在此期间收到的。由于出差在外，条件有限，联系不便，故我虽然接受了邀请，并了解贵校主要希望讲讲“传记编写的基本要求，如资料收集、材料鉴别、内容分析、具体写作运用等”，特别是实地调研，和对知情者采访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提出的都比较笼统，而且涉及的范围也可以说非常宽泛，任何一个其中的问题，在史料学中，都可以独占一章甚至数章。因此，今天，我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谈谈个人体会，重点在于人物传记写作与研究中，需要重视的若干具体问题。 一、略述人物传记的传统形式 人物传记，是中国历史记叙最主要的形式之一。 中国的历史记述，基本上可以划分为记事体、编年体、传记体三种体裁，其后派生出通鉴体、记事本末体等形式。 从历史记载对象的时间上说，应该说最早的是《尚书》。虽然《尚书》的内容是零碎的、片断的，所记录的都是占卜一类的只言片语，不具备历史记述的完整性，然而它却是记事体的源头。 我们知道，历史是由具体事件组成的，历史记述需要具备事件的起因、源流、细节、演变过程基本要素。于是，到了春秋时代，便出现了《春秋》。《春秋》是孔子说过的一些具有启示的言论集，由他的弟子记录成书。其体裁是以鲁国为正朔，把当时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按照时间顺序，逐年逐月逐日做以记录。如某年某月某日，某国发生什么事件，某人做了什么事情。在遣词、用语、行文中，表达了孔子对此事件的评判，借以申述孔子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春秋》的出现，创立了中国史书中的编年体例。 《春秋》文字过于简略，而且为了按照时间记录，不得不把一个相对完整的事件，分割到若干时间段中去，记读者难以把握全貌。于是，到了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改变了记录形式，按帝王、国戚、文臣、武将等门类，以人为中心，把围绕这个人的事情集中起来。这种形式被后人大量效仿，成为最流行的一种形式，即史学记述的传记体。 传记体的写法，优点在于线索清楚，中心突出，作者容易对这个人物有较完整的了解，阅读者读起来就如听故事一样。不过，这种写法也存在一个问题，即历史是复杂的，每个历史事件都有众多的人参与，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交叉的。因此，只围绕一个人记述，其他人物就容易被冲淡了。 鉴于早期记事体、编年体、传记体存在的缺陷，到了宋代，司马光创造出通鉴体。他的《资治通鉴》便是在编年体的基础上，加强对事件的记述。于是将编年、记事、传记综合了起来。但是，《资治通鉴》毕竟还是以编年体为形式，许多相互连贯的事，也不得不肢解为若干部分。为了克服这种毛病，后人又创造出了一种记事本末体。如《通鉴记事本末》、《续通鉴记事本末》、《明通鉴记事本末》等。 总之，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历史事件无论如何离不开人的活动，因此所有文本历史，都只能是写人的活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历史著作，都没有超越上述范围。其主要形式，也与表现为教材式的通史、重要事件的记录、著名人物的传记这三种类型。 以往的历史，主角主要是在历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大人物。今天，随着时代的变化，大量普通人物进入社会视野，给人物传记提出了新的对象，也对人物传记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明确人物传记的编写目的 传记有许多种类，一般说，略有总传、评传、合传等。 总传是对人物的整体叙述与主人。评传主要是对人物最重要的贡献做以介绍。合传则是将性质相同的多人传记整合成为部专著。 （幻灯） 在人物传记写作中，首先应明确一个问题，即这一工作需要满足的是哪种要求。就目前而言，社会需求大体有大众文化与学术研究两类。 如果作者是为满足大众文化，那么可以根据已经形成文字的现有成果，对此进行综合梳理与归纳，然后连贯成适于在大众媒体上传播的文章。 如果作者是为了满足学术研究，那么就需要花费较大的功夫，不仅要挖掘原始材料，还要对这些材料进行鉴别、分析，然后按人物活动的阶段，各阶段的活动重心，对某些问题做以专题的考察与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对这个人物的历史地位，做出总体性的评价和定位。 关于我们举办这次活动的目的是什么，我还不清楚。因此，我不了解这次讲座是为了进行传记写作的知识学习，还是实施某项课题前的一种培训。另外，参加此项工作的群体知识结构如何，有多少人受过史学史与史料学的教育和训练，有多少人接触或者从事过人物研究。更重要的，我们这次规模不小的出动，目标是为准备写《人物志》式的群传，还是计划对大师级人物进行深入的专题性研究。总之，我们需要明确这次工作的目的，才能选择相适合的体裁。 我想，我们这次组织编写人物传记，可以结合社会宣传与学术总结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我们的成果，既要适应社会宣传的需要，也要达到某种深度的学术总结。 三、编写人物传记的前期准备 这里，我想结合我本人编纂人物传记的一些体会，谈一下传记写作的有关问题。 传记写作的基本要求，是必须做到人生线索的相对完整。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了解这个人的一生，凡是他生活过的地方，凡是他结交的友朋，凡是他经历过的重要事件，都应面面俱到。那么，用什么形式来体现这一点呢，我的体会是必须编一本人物的大事编年，即把查找到的有关这个人的所有资料，按年、月、日的时间顺序，编成一部大事记。我本人的人物研究，就是从编写人物年谱开始的。 说到这里，我想讲一下我个人选择人物编年的起因。 1985年，武汉大学召开全国第二届闻一多学术研讨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会议开得很热闹，但我的总体感觉是会议论文缺少新意，大多数论文没超过以往的研究水平，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也少有突破。我觉得，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观念还需要进一步解放外，材料的陈旧是阻碍因素之一。作为闻一多的长孙，作为一个近代史的研究者，我有责任和义务，系统收集一下有关闻一多的资料，这样，不仅可以给研究者提供便利，使他们不再为寻找材料而烦恼。这件事如果能够成功，可能会对广泛、深入进行闻一多研究，起到某种推动作用。 胡适在《黄谷仙论文审查报告》中说：“编年谱时，凡有年代可考的材料，细大都不可捐弃，皆须分年编排。”胡适是大学者，他对年谱的重视，说明年谱在人物研究中的重要性。 随着材料的增多，用什么形式把它们组织起来呢？我在学校读书时，接触过一些年谱，参加工作后，因从事古代史研究，又受到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体例的影响。同时，我看到台湾出版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它编年体的形式对我也很有影响。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的序言中曾说：“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这话对我也颇有启发。于是，我决定用年谱的体裁，把有关闻一多的资料汇集起来，这就是1994年出版的《闻一多年谱长编》。 我做《闻一多年谱长编》的本意，原是希望通过相对彻底地收集与公布当时所能得的与闻一多有关的原始材料，让有兴趣从事闻一多研究的学者，能够节省寻找资料的时间。但是，让我没有料到的是，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哲学系邀请校内外40余位专家学者评选向研究生推荐的阅读书目时，《闻一多年谱长编》经过无记名投票，忝列选读书目之一（此次共评选出古今中外必读和选读书目各30种）。2004年，台湾出版的美国加州大学教授何柄棣先生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书中说：“目前这部1100页、85万字的《闻一多年谱长编》，规模之大，内容之富恐怕是自有年谱专类以来所未有”。前些年，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教授对我说，他们学校至少有十个博士论文中，使用了《闻一多年谱长编》。甚至有一个博士答辩时，就携带了这本书，当答辩委员提出问题时，他就从这本书中寻找答案。中国闻一多学会会长陆耀东教授，对他的研究生提出的要求之一，也是每人买一本《闻一多年谱长编》，并说要研究闻一多，必须有两部书，一是《闻一多全集》，一是《闻一多年谱长编》，因为前者是人物的“言”，后者是人物的“行”。《闻一多全集》共有十二卷，但陆先生称《闻一多年谱长编》是《闻一多全集》的第十三卷。 这些评价和荣誉，对我个人来说自然值得骄傲，值得宽慰。但我心里很清楚，《闻一多年谱长编》能够受到欢迎，并不是这本书编得怎么样，而在于它重现了相当数量的珍贵史料。 四、获取文本史料的基本方法 编好人物年谱是撰写人物传记的前期准备，为了完成好这项工作，需要我们花费较大的气力去查找资料。这些资料，有些可以从业已出版或发表的成果中获取，但如果想比前人有所前进，有所突破，则需要我们大量阅读当年的报纸、杂志。 我做这项工作的步骤，采取的是一种笨办法。首先，我把已经出版的著作、发表的文章，和业已公布的史料，全部查阅一遍。然后，把这些资料经过选择，再依年、月、日的顺序，进行逐次编排，建立起年谱的基本框架。在收集这部分资料中，使我大致对闻一多的生平有了进一步了解。后来的工作，可以说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 其次，我采取了拉网式的资料查阅，即收集流散在各种报纸、杂志、档案、文献中的各类资料。这项工作相当艰苦，占用时间最久，也最能磨炼人的毅力。1986年至1989年的三年间，我先后到武汉、重庆、昆明、贵阳等地查阅资料，其中仅昆明就连续去了三次，每次两个月。那三年，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档案馆。以昆明为例，我查阅了了西南联大在抗战期间大多数报纸，昆明人对抗战时期的报纸，戏称为“云南正义，扫荡中央”，意即《云南日报》、《正义报》、《扫荡报》、《中央日报》（昆明版）。其实，还有一份《民国日报》也很重要。对于这些报纸，凡是重要时期的内容，我都翻阅了一遍。 在北京，我也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度过了两个冬天。查阅了清华大学校史组保存的清华学生编辑的《清华周刊》、《清华年刊》等刊物，和清华大学档案室开放的西南联大全部档案。 与此同时，我还查阅了一些重要杂志，如西南联大教授主办的《今日评论》、《当代评论》、《自由论坛》、《民主周刊》、《时代评论》等，我都系统地翻阅了一遍。可以说，凡是能找到的图书，不管有没有资料，我都查阅了。 此外，我在民盟云南省委资料室、中国革命博物馆，也找到了不少珍贵史料。 这样普查的目的，当然首先是为了不遗漏与人物有关的直接史料，同时也可以比较充分地了解人物生存的现场环境和社会背景。而后者是人物传记达到一定深度不可忽略的环节。 五、采访通常使用的两种形式 文本资料的重要性是人所皆知的，不过，文本记录毕竟写的都是比较重要的事情，至于人物活动的一些细节，则需要通过人物采访，才能使之个性化、具体化。 我在人物采访中，也走过一些弯路。开始，我采访一些知情者时，提出的问题都比较宏观，结果他们回答的也较笼统，效果并不理想。后来，我试着提出一些具体问题，这就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回忆，而且回忆这些事时，还往往联想到一些提问外的往事。 比如，我第一次采访冰心时，她讲的事其实在她的回忆文章中已经写到了。第二次，我提出一件具体小事，一下子就把她的记忆打开了。这件事是因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提到的一件事。1924年底，闻一多与一些留学生在纽约演出了英文中国古装剧《杨贵妃》，引起轰动。在哈佛大学的梁实秋、顾毓琇等，受到启发，于1925年在波士顿也演出了英文中国古装剧《琵琶记》。那次演出，他们曾写信给闻一多，请他前往帮助绘制布景和演员化妆，闻一多回信说他有事去不了。这封信是写给梁实秋的，因此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根据这封信说闻一多当时没有到波士顿。但是，冰心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闻一多去波士顿了，我便问闻一多到底去没去。冰心说，怎么没去呢，我脸上的色彩就是他给我涂的。冰心的回忆，纠正了梁实秋书中的记录，还原了这段小事的原貌。 还有一件事，也说明只能由提出了一个小问题，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闻一多在清华学校读书时，国际基督教青年会曾在清华园召开过一次国际大会，闻一多给代表们当翻译，从而受到基督教影响，不久便做了洗礼。这件事见于他的同班同学吴泽霖的回忆。由于我所掌握的闻一多资料中，从来没有这件事，而且其他人的回忆，也丝毫没有提到此事。孤证是很难作为信史的，于是我不仅写信给吴先生，还利用开会机会，到武汉中南民族大学访问了吴先生。访问中，吴先生说，他们对基督教义并不感兴趣，但对基督教徒们的社会救济行为深为感动。于是，国际基督教青年大会后，他们去清华学校附近的海淀镇教堂做了洗礼。不过，由于他们对外国牧师反感，特别要求中国牧师给他们做洗礼。 类似上面的情况还有一些，这里不多说了。我讲这些，是为了说明人物采访时，应当注意提出的问题要使对方能够容易回答，提出的问题越具体越好，否则，笼统的提问题，也只能得到笼统的回答。 我的采访，分为走访和信访两种方法。也就是说，凡是能够采访的人，尽量走访。难以走访的人，就采取信访。我走访和信访的人，大概有近百位。其中在北京的谢冰心、陈岱孙、沈从文、张光年、贺麟、冯至、卞之琳、李何林、常任侠、臧克家、王瑶、吴祖缃、季镇淮、范宁等，我都不止走访过一次。有一年，顾毓琇先生（江泽民的老师，江访问美国时，还特到他家访问）从美国回国，我知道信息后，便通过中央统战部打听到他住在北京饭店，便前去访问。顾先生回国后，我又给他写过几封信，他也很快给我回答了提出的问题。 至于信访，提出的问题也要与走访相同。现在，我保存着百余封信函，从史料学上说，它们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直接史料价值，同时它们还是十分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物。 六、传记撰写要尊重客观事实 1991年，我在《闻一多年谱长编》的材料基础上，完成了《闻一多传》，这部书于199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坦诚的说，我从事闻一多研究，确有感情方面的因素，但一旦做起来，我就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应当超脱感情，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因为，客观是事实，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即使你不承认，多年后还是会恢复真实面貌的。 比如，闻一多的斗士精神已经盖棺论定，人们都知道他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牺牲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但是，他早期曾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曾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生过武斗。这件事在青年党领袖李璜的回忆中有记载，但很多人不相信，说它是对闻一多的污蔑。而我查阅报纸时，看到了当时的消息报道，内容和李璜回忆是一致的。我本着史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客观态度，把这个历史事件原原本本写入《闻一多传》。 类似的事一些，我都坚持服从客观记载，真实反映历史，不为前人避讳。如，闻一多在青岛大学担任文学院长期间，与学生发生的严重冲突，最后学生自治会发表《驱闻宣言》等等，我也是如实记录，尽力客观对待。 我之所以这样做，既是为了真实记载闻一多的前期历史，同时也认为他前期历史的真实反映，有利于与他后期的转变进行对比，从中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物怎样随着历史潮流不断前进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正是由于我把握了这一点，才使《闻一多年谱长编》、《闻一多传》达到既充实已知的闻一多生平，又填补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历史空白。 七、拓展人物研究的多样形式 最后，我想谈一下人物传记的其他形式。 我的人物研究，是从收集资料的年谱长编开始的。这项工作结束后，我接着写了《闻一多传》。由于查找材料中获得了不少历史照片，于是后来又编了一本《闻一多》的图录，用照片形式，把闻一多的历史连贯起来。由于图录以照片为主，说明的文字很少，有些应当介绍的事情，由于缺少照片而难以表现。因此，我在闻一多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又编了一本《闻一多画传》。这本书是因宣传需要而写的普及本，文字篇幅较大，照片纳入各个章节。这样，我的闻一多研究，就由《闻一多年谱长编》、《闻一多传》、《闻一多》图录、《闻一多画传》四个形式，大致使这项工作相对得到完整。我想，如果人物研究都能够做到这些，那么这个人物的研究，就算得上比较彻底了吧。 （说明：本文是2009年4月9日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历代名医传记资料调研与编纂”课题组的报告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