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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杨深秀便是其中的一个。在参预变法活动的维新志士中间，杨深秀贡献很大，他和谭嗣同一样，骨头最硬，态度最坚决，最后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去唤醒国人。康有为称赞他“虽惨柴市刑，能褫权奸魄”，(康有为：《六哀诗》；《新民丛报》第17号)他那“缧□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杨深秀:《狱中诗》；《戊戌变法》第4册)的诗句，为他的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思想增添了光彩，也给后来的仁人志士以很大鼓舞。但是，历来对杨深秀的评价显得有些偏低，若干历史事实亦有不尽确切、不尽完备之处。本文拟就笔者所接触到的史料，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正于史学界诸同志。 一、关于杨深秀百日维新前夕的政治活动 杨深秀，字漪村，号□□子，山西闻喜人。“少颖敏，十二岁录为县学附生，博学强记。”(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99、100、101页)同治初，以举人入赀为刑部员外郎。光绪十五年考中进士，旋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1897年12月30日）(此日期据杨光绪23年12月8日递上之谢恩折推算)授山东道监察御史。 杨深秀居官清廉，刚正不阿，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十分关心。在他当京官的时候，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尤其是德国武装侵占胶州湾事件，对杨深秀刺激至深，使他在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行动上积极向当时代表时代前进潮流的维新派靠拢。杨深秀在被授于山东道监察御史的第二天，即向光绪皇帝上了《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阐明了“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清史稿》卷464《杨深秀传》)的道理。这封奏折在朝廷的官吏中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是在胶州湾事件之后，光绪从维新派方面直接听到的最早的变法呼声，比康有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局折》(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1)要早看到两个多月。原先，人们只知道他精通“旧学，”号称“山西通儒，”可是从这封奏章中，人们却看到杨深秀不仅通达“中学”，而且对世界形势、五洲大事均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正因为此折提出的变革祖宗成法的问题至关重要，因此，它很快被军机大臣们依照惯例，送交慈禧过目。据清宫军机处档案记载：“本日御史杨深秀奏，时势艰危，谨贡刍议折，奏旨存。谨将杨深秀折恭呈慈览。”(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23年12月8日军机奏片) 杨深秀提出的变法维新主张，在浑浑噩噩、日以奔兢利禄为事的官吏中间是非常罕见的；挽救世变，开通风气，摆脱瓜分卮运等共同的奋斗目标，使他与维新派走到一起。在百日维新前夕，杨深秀即与康有为等人频相往来，过从甚密。由于他们的政治主张相同，因此，杨深秀便利用身居台谏之便，多次代递康有为的上书。但是，关于杨深秀最早在什么时间以御史名义代递康有为的条陈，晚近学者的许多说法都不确切。 最早在梁启超编写的《杨深秀传》中，是这样叙述的： “二十四年正月，俄人胁割旅顺大连湾，君始入台，第一疏即极言地球大势，请联英日以拒俄，词甚切直。”(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99、100、101页)之后，《清史稿》中的《杨深秀传》沿袭梁说，亦认为光绪二十四年“帝俄胁割旅大事起，杨即上疏力请拒之。”这种说法一直流传至今。 其实，梁启超所记，无论是此折所上时间，还是上书的原因都是错误的。前人记戊戌变政事，多据耳闻目睹追忆书之，往往似是而非，诸多讹误。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宫中档记载，杨深秀以御史身分代康有为上的第一个奏折是《请联英国，立制德氛，益坚俄助折》，该折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898年1月1日）递上。这是杨深秀担任山东道监察御史之后所上的第二个奏折。 杨深秀之所以要递上这奏折，是因为德国在出兵强占胶州湾之后，又通过外交途径，向清政府提出六条无理要求，其中包括所谓惩凶、赔款以至于罢斥已调任四川总督的李秉衡等等。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对德国的苛刻要求感到束手无策，十分为难：倘若不允德使之求，深恐由此激成事端；如允诺德使请求，又怕各列强援引最惠国条例，“一国发其端，各国继其后，”纷起效尤。因此，光绪派翁同和等总署大臣与德国驻华大使海靖反复商榷，讨价还价，“驳结舌敝唇焦”，(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光绪23年11月22日)仍是“计无所出”。(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光绪23年11月24日)与此同时，以慈禧、李鸿章为首的亲俄势力，自“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与沙俄签订了出卖民族权益的“中俄密约，”“输以铁路大利，”一心倚俄，他们幻想依赖俄国势力，平息这场危机。其它帝国主义列强，正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杨深秀在这封奏折中极力反对向德国妥协投降，他义正辞严地指出：“强敌环来，心胆自堕，一恫喝而势必割地予之，吾地虽大，不将一朝而尽乎？”(第一历史档案馆：杨深秀《请联英国，主制德氛，益坚俄助折》)同时，他还认为沙俄是靠不住的，必须别图它法。该折谓：“德人称兵犯顺，占我胶州，悍然挟我以六条难从之事，彼其意中以为，无能制其死命者耳。我适当铁舰不备，海军未复之时，不得不向俄国求将伯之助，乃俄虽有兵舰来泊旅顺，竟不闻仗义执言，立斥强横之举，盖倚人本难，集事而专倚一国，则尤未得计也”。(第一历史档案馆：杨深秀《请联英国，主制德氛，益坚俄助折》)杨还在此折中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进行分析，比较早地揭破了沙俄和德国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合而图我”的阴谋诡计：“夫我专倚俄，俄德固有旧盟，必不肯为我而绝德，兼闻德人未来时，其酉躬朝于俄，早已深谋坚约。而我无兵无舰，无以自立，俄岂能为我出死力，以保护我哉？”(第一历史档案馆：杨深秀《请联英国，主制德氛，益坚俄助折》) 那么，如何才能摆脱眼前的严重危机呢？杨深秀认为，“今日地球大国，北俄而南则英，吾华临于两强，势颇似春秋之郑。当时郑人从晋，而亦兼从楚，俱非亲交，俱非仇雠，要处两大之中，即无专倚一国之理也。俄与我陆路毗连，诚不可不与深结矣，而英铁舰二百艘，皆大倍他国，海军之强，万国无能与比隆者。今我专倚一俄，反足召英人之怒忌，且非止英而已，日本与俄有宿愤，亦必惧而协英以谋我，我将何以堪之。”(第一历史档案馆：杨深秀《请联英国，主制德氛，益坚俄助折》)因此，他主张“今若北联俄矣，南更结英，立可以制德人之死命，即俄亦不敢包藏祸心，持两端以观变，矧他国而敢生觊觎乎？”(第一历史档案馆：杨深秀《请联英国，主制德氛，益坚俄助折》) 杨主张联合英国的理由有三条，其一，英国控制着战略要地苏伊士运河，“此河总办为英太子，若竟不许其过，则无论何国，断难飞渡，”“故联英一策，所谓不战而折万国之兵也；”(第一历史档案馆：杨深秀《请联英国，主制德氛，益坚俄助折》)其二，法与英宿雠，“得隙便思报复；”其三，英“瓜分我地之心，较诸国为缓，”“比闻英实有愿结中华之意，”“日本亦有联我之心”，盖事机立变，虽仇国亦当合也。”(第一历史档案馆：杨深秀《请联英国，主制德氛，益坚俄助折》)他以为，实行此办法，便可制服德国，“倘不用此策，而割地以异德，各国谁不思踵其后而瓜分少许，英、日即其最先者矣！”(第一历史档案馆：杨深秀《请联英国，主制德氛，益坚俄助折》) 杨深秀的上述主张几乎完全是康有为的观点，杨深秀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所上奏折无疑是康有为为之代拟。 这封奏折暴露了维新派的许多糊涂认识和错误观点。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不清，还不懂得“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吃人”的道理，甚至把摆脱民族灾难的希望，寄托于一些帝国主义列强。当然，这并非杨深秀一个人的缺陷，它几乎是所有维新派的通病，谭嗣同和康有为甚至主张以新疆、西藏等“边远之地”的主权，换取某些列强的援助。这些都和维新派的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性紧密相关，也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的软弱性直接联系。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杨深秀的这种建议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还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首先，杨的主张带有明显的反帝性质。面对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涛恶浪，他挺身而出，力主坚拒德请，反对将胶澳租让德国，以杜绝各国“踵其后而瓜分”之弊端，这是杨深秀的出发点。其次，杨揭露了沙俄的侵略本性，反对慈禧一伙一味依赖俄国的做法。尽管他在此折中提出的联合英日的主张是非常幼稚的，实际上也根本行不通，然而，这种主张却是针对“西后及恭邸（即恭亲王奕□）畏俄甚”(《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这种特殊的政治局势而提出的。面对如此严重的危迫局面，慈禧和奕□等清政府的当权派非但不能锐志更张，奋起保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反而奉行“更主倚俄”(《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的政策，大量出卖中国主权，使中华民族的权益遭到严重损害。因此，遭到杨深秀等人的非议。但是，由于沙俄侵吞旅大等阴谋，尚未完全暴露，维新派对沙俄的抨击并非十分严厉，杨折一面揭露它与德国“深谋坚约，”一面还主张“益坚俄助。”后来，随着沙俄的侵略嘴脸暴露得愈来愈充分，维新派对它的揭露亦愈来愈彻底，指责“俄为虎狼之国，日以吞并为事”，“稍倚其力，必干预其政，”强调“欲变法自立者，宜早为计，欲保国自立者，宜勿依人”。 总之，杨深秀在百日维新前夕的活动，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经历了艰难而又曲折的历程。他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认识，还停留在低级的感性认识的阶段。 二、关于杨深秀被顽固派杀害的原因 杨深秀对变法维新事业坚贞不二，不惜以生命去殉自己所从事的正义事业。他那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精神使许多维新志士相形见绌。 但是，关于杨深秀被慈禧一伙顽固派杀害的原因，至今却还是不十分清楚。 “抗章请撤帘，碧血飞喷薄。”(康有为：《六哀诗》；《新民丛报》第17号)这是目前国内外史学者所公认的杨深秀致死的原因。但是，此说不一定准确。此说最早见于梁启超的《杨深秀传》。其文日:“至八月初六日垂帘之伪命既下,党案已发，京师人人惊悚，志士或捕或匿，奸焰昌披，莫敢撄其锋。君独抗疏诘问皇上被废之故，援助大义，切陈国难，请西后撤帘旧政，遂就缚。”(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99、100、101页)康有为、梁启超的这种解释很容易为人们所相信，因为杨深秀在整个变法过程中表现十分坚决，忠勇过人，他上书责问慈禧，为光绪鸣不平是合乎情理的。因之，此说遂为世人接受，广为流传。 《清史稿》亦受其影响，《杨深秀传》谓：“八月政变，举朝惴惴，惧大诛至，独深秀抗疏请太后旧政。方疏未上时，其子□田苦口谏止，深秀厉声叱之退，俄被逮，论弃市。”(《清史稿》卷464《杨深秀传》) 《清史稿》的作者虽然赞同梁说，但是，与梁说又不尽相同，他提到“其子□田苦口谏止，”梁启超却并未言及。那么，杨深秀抗疏请慈禧撤帘、归政光绪的奏章究竟是否递上呢？《清史稿》所述模棱两可，语多含混。 仔细翻阅清宫档案，无论是宫中朱批奏折，还是军机处录副奏折，均未发现杨深秀的这件奏折；在军机大臣的奏片、交片及军机章京的每日登录中，也均未发现与此折有关的记载。根据清朝文书制度，所上奏折均有原折及录副折两种文本，即使原折阙佚，在军机处议复档、上谕档及登录档中应有所记载。清宫档案对杨此折没有丝毫反映，说明梁的说法并不可信。戊戌政变骤然爆发，康梁等人匆匆逃离，以至“不及整装，”因此，杨折是否递上，康梁等只是依据传闻，并未目睹其事。 杨深秀于八月初九日被顽固派囚禁之后，在狱中从容镇定，坚贞不屈。他在《狱中诗》中道： !“久拚生死一毛轻，罪臣偏由积毁成。 !自晓龙逢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 !圣人岂有胸中气，下士空思身后名。 !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杨深秀:《狱中诗》；《戊戌变法》第4册) 显然，杨在这首诗中，将他被逮捕的原因归结为“积毁”而成，并非是由于上封事而引起的。如果杨深秀确实曾将要求慈禧撤帘归政的奏折递上，则《狱中诗》就不会象现在这样解释其被逮捕的原因。 杨深秀在整个百日维新过程中多次与顽固派斗争，词锋锐利，早已为顽固派所侧目。杨即使不“抗疏谔谔，为请撤帘之迂论，”(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99、100、101页)慈禧一伙也不会放过他。台湾学者黄彰健在其《论光绪赐杨锐密诏以后至政变爆发以前康有为的政治活动》一文中，曾对杨是否在政变后有抗疏上奏之举动表示怀疑。黄氏据《戊戌变法档案史料》附录二所列该书“未选辑档案史料目录”中，有“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请探查窖藏金银处所鸠工掘发以济练兵急需片，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586页)之记载，提出杨在政变前一天递上此片，其意图即是“要调袁（世凯）军入京。”(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482页)黄为了证实此论断，还征引了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日《申报》上的一段新闻：“京友来函云：八月初四日逆犯杨深秀上疏奏称，圆明园有金窖甚多，请准募三百人，于初八入内挖取。都人诧为奇异。实则与康有为，谭嗣同诸犯同一逆谋耳。”黄先生据此即认为杨折片内包括“请准募工三百人于初八日挖取”的内容，并推论光绪“很可能采纳杨深秀的建议，命袁（世凯）派几百人到京试掘金窖。”成为顽固派发动政变的借口。 黄先生的这些推论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其原因是黄氏并未看见杨折片的内容。杨深秀在八月初五日之附片中谓：“再者欲练精兵，须备饷项，大农仰屋，杼柚告空，报效捐输，已成弩末，厘金关税，起色无期，臣窃于无如何之时，发莫须有之想：臣前闻我高宗纯皇帝修圆明园之初，尝于殿座之下，存有黄金纹银各一窖，年久遂不知处。前数年大学士福锟兼内务府大臣时，曾有老苑户手八十余岁，确知窖藏处所，禀见福银，求其陈明取用。而福锟恐未有的，不敢上奏，直谓苑户为老染疯迷，逐出不理。此人愚困未伸，至死不甘。臣即闻此事，微加询访，幸尚有他苑户曾闻此人谈及的处者，谓在□化轩基下。又谓此一所今已坍毁。臣伏思筹款为当今急务，矿产荒山，尚谋开凿，窖藏禁□，何惮搜求，即有苑户求见福锟一事，则列祖留遗以备后来缓急之用，诚不宜久埋土中，弃置无用之地，正使求之无获，亦不过虚费数日之工，万一罗掘得之，岂不大济急需，胜于借票万万耶？臣诚思效愚忠，未敢避言利之诮，谨附片密陈。”(第一历史档案馆：杨深秀《请探查窖芷金银处所□工掘鸠以济兵急需片》光绪24年8月5日)由此可见，杨深秀此片并未提到何时、调何人罗掘窖藏金银的事。从字面上，似乎看不出有调袁世凯军队入京的阴谋。当然，杨为什么选择在政变前夕递上此片，是值得玩味的。但从该片本身，并不能得出结论说，杨与调兵围颐和园有什么联系。因此，顽固派不能以此为理由在政变后将他杀掉。 那么导致杨深秀被杀的原因究竟何在？恐怕与文悌叛卖有关。文悌在《严参康有为折》中，用心险恶地说：“康有为又曾在奴才处，手书御史名单一纸，欲奴才倡首，鼓动众人，伏阙痛哭……杨深秀即在其内。后康有为立会保国，在单之人，皆不与闻，惟宗伯鲁、杨深秀两次到会，列名传布。奴才于其开单之时，即告以言官结党，为国朝大禁，此事万不可为。乃杨深秀旋即便服至奴才处，仍申康有为之议。且奴才与杨深秀初次一晤，杨深秀竟告奴才以万不敢出口之言，是则杨深秀为康有为浮词所动，概可知也。”(光绪朝《东华续录》卷145)御史文悌是典型的两面派文人，他为了洗刷自己，讨好顽固派，采用极为恶毒的手段，对杨深秀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他的所谓“万不敢出口之言,”究竟指的是什么？有的论者认为“与伏阙痛哭，力请变法有关。”对此，管见不敢苟同。因为在百日维新高潮刚起之际,“伏阙痛哭，力请变法”，算不得“万不敢出口之言。” 据梁启超的《杨深秀传》所云，文悌所指的应是杨深秀对慈禧的倒行逆施强烈不满，并主张象唐朝徐敬业讨武氏一样，用武力强迫慈禧交出政权。梁说：“御史文悌者满洲人也，以满人久居内诚，知宫中事最悉，颇愤西后之专横，经胶旅后，虑国危，闻君（指杨深秀）门下有某人者，抚北方豪士千数百人，适同侍伺，竟夕语宫中隐事，皆西后淫乐之事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99、100、101页)类似的记载，在胡思敬的《戊戌履霜录》中亦有反映，该书之《党人列传》云：“深秀尝与文悌值宿斋宫，尽闻宫中隐事，夜半奋髯起曰：‘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业其人，我则为骆丞矣’。或以韬晦戒之，则日：‘本朝气数已一息奄奄待尽，尚能诛谏官乎？’其狂肆如此。”(胡思敬：《戊戌履霜录》第4卷第3页) 对于杨深秀被顽固派杀害的原因，在《陈衍年谱》中有明确记载：“六人就逮，数日未具狱词，遽斩西市。康广仁以康有为弟而诛，深秀以常言得三千杆毛瑟枪围颐和园有余也。”(《戊戌变法》第4册第208页) 杨深秀在百日维新过程中，态度激进，英勇果敢，尤其表现在他对慈禧的专制统治，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他的这些言论和行动是与封建统治阶级的伦理纲常格格不入的。他已经预见到腐朽的清王朝“一息奄奄，”行将就木；同时，他也痛感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生存的严重威胁，渴望祖国的独立与富强。因此，他将自己全部精力献身于变法维新。对慈禧昏庸与腐朽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以至踏上与之决裂的道路。杨深秀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观点，与顽固派针锋相对地斗争，早已成为顽固派的众矢之的。这，恐怕是他被杀害的主要原因。 三、如何评价杨深秀在变法中的活动 长期以来，人们对杨深秀在变法中的作用是估计不足的。许多论者都把他排斥在维新派之外，只把他视作帝党官僚。这种看法强调的是杨的出身，而忽视了他在这场斗争中的实际表现。按照这种观点，只有康、梁、谭等人才称得上维新派，其他人是不够格的，这实际上把维新派搞成了孤家寡人。试想，象戊戌变法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只靠几个人，而不是靠一批人，怎么能发动起来呢？ 诚然，杨深秀没有象谭嗣同那样留下《仁学》等许多著述，为后人研究其思想提供丰富的资料，然而他在百日维新过程中的行动，他对变法事业的贡献，却非一般维新派所能及。梁启超在《殉难六烈士传》中谓：“三月以来，台谏之中，毗赞新政者，惟君之功为最多。”(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99、100、101页)康有为关于变法的奏议，有四分之一以上是通过杨递到光绪手中的。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康于1901年在□榔屿写成的《六哀诗》中，第一首即是哀悼《故山东道监察御史闻喜杨公深秀》，第二首才是谭嗣同。这种排列是不无斟酌的。而且，康在诗中对杨、谭二人的评价亦相等。可见，这场运动的参加者对杨的贡献是深有了解的，尽管他们的评价并不十分科学。 杨深秀在变法过程中的活动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对守旧势力的斗争不屈不挠，毫不妥协。拿百日维新中的头一件大事——废除八股来说，是杨最早向光绪提出八股取士，弊端极多，“驱天下有用之才，而入于无用之地，”(杨深秀：《谨斟酌历代旧制，正定四书文体折》，光绪24年4月13日)力主对那些“仍用八股庸滥之格，讲章陈腐之言者，”(杨深秀：《谨斟酌历代旧制，正定四书文体折》，光绪24年4月13日)摈勿录用。胡思敬说，光绪“毅然诏废制艺，实自此疏发之，”(胡思敬：《戊戌履霜录》第4卷第3页)是不无道理的。同日，杨还上书要光绪明确表态，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对积极推行新政者予以嘉奖，对阻挠变法者统统罢斥。他说：“理无两可，事无中立，非定国是，无以示臣民之趋向；非明赏罚，无以为政事之推行。踯躅歧途者不能至，首鼠两端者不能行”，(杨深秀：《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国祚折》，光绪24年4月13日)不同守旧势力决裂，新法断无成功之日。据军机处档案记载，杨于戊戌四月十三日一天之内，向光绪呈递的新政奏折居然达五件之多，且件件均关紧要。这在百日维新期间是件绝无仅有的事。 之后，在光绪颁诏明定国是和废除八股之后，守旧派在慈禧等人的指使下气势汹汹，“出死力以阻挠之，”并妄造谣言，颠倒是非，力图推翻新政，形势一度紧张。杨深秀和御史宋伯鲁联衔上书，弹劾窒塞风气，禁仰人才的顽固派许应□，并且再次要光绪大誓群臣“以悚动观听，”(杨深秀：《请御门誓众折》光绪24年5月10日)对迂谬奏章，痛加申饬，并请刑部定律，“凡有复言更易国是，规复八股者，科以莠言乱政之罪，”(杨深秀：《请惩阻挠新政片》光绪24年5月10日)使守旧之徒，不敢轻为尝试。杨在五月十日的附片中告诫光绪：新政举行，必对守旧者不利，于是“群言□兴，国是摇夺，八股复昌”；如果主见不定，一为所惑，则必然是“新政不行，人才愈涸。方今国势岌岌，救焚拯溺，尚恐莫逮，岂堪此辈再误哉！”(杨深秀：《请惩阻挠新政片》光绪24年5月10日)杨的这些折片，几乎都于递上的当天被军机大臣“恭呈慈览。”杨对顽固派的严厉抨击，不能不引起慈禧一伙的刻骨仇恨。除此之外，杨深秀在变法期间，还专门上书弹劾桀黠跋扈、利欲熏心的山西商务局局绅贾景仁，揭露了他与山西抚臣胡聘之等权贵相互勾结，胡作非为，“在局内挟妓酗赌，挥霍宴乐”(杨深秀：《劾局绅贾景仁折》光绪24年闰3月13日)等丑事，指出贾景仁这种不顾物议，“得隙钻营，遇事把持，稍拂其意，又必倒行逆施，大肆厥毒”(杨深秀：《劾局绅贾景仁折》光绪24年闰3月13日)的官僚作风，造成对晋省开矿务、修铁路等要事的严重危害，表现了杨对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关心。 总之，杨深秀在百日维新中的表现说明，他对变法事业确实坚贞不二，对顽固派斗争堪称不屈不挠，确属维新派中之姣姣者。杨官居御史，属于清王朝的中、下级官吏。在维新运动初起之日，许多象杨深秀这样的中、小官吏，痛感民族危机，国难当头，纷纷投身于变法事业之中。他们有的参加了维新派组织的保国会，呼吁变法，有的为康有为代递条陈，推行新政。但是当顽固派群起而攻之，维新派处境危急之时，他们之中便有人投降变节，对维新派疯狂地反噬以求洗刷自己的“过失；”有的则落荒而逃，以求免祸。即使是象变法意志比较坚定，与维新派联系比较密切的李端□，在戊戌七月也连续请假。(参阅光绪24年7月邸抄)宋伯鲁则“闻风早遁。”(《戊戌变法》第2册第512页)康有为、梁启超亦逃亡日本。唯有杨深秀不避艰险，不畏强御，卓厉而死。在被顽固派屠杀的“六君子”之中，除了谭嗣同等四人以身任“小军机”，参预新政，康广仁因是康有为之弟被处死之外，台谏中唯一被杀的就是杨深秀。这件事实本身很足以说明他在整个变法活动中的表现。 那么，杨深秀何以能有如此崇高的精神境界呢？ 其一，杨深秀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正义感。他目睹祖国遭受列强欺凌，感到是一种奇耻大辱，并决心改变这种任人宰割的状况。他在八月初五日递给光绪的最后一个奏折中宣称：顽固派聚谋掣曳，使新政不能径布，良谋不得速行,“虽食误国者之肉，又何补于危亡哉？”(杨深秀：《时局艰危拚百合以救瓦裂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5页)这就是杨深秀与守旧派誓不两立的根本原因。 其二，杨深秀之所以能由一个封建士大夫跨进维新派的行列，是与康有为等人的影响密不可分的。杨与康、梁等人朝夕相处，筹划新政，呼吁变法，互相鼓励，交流心得，共同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改变当时的政治现状而奔波。这对杨深秀思想水平之提高，变法意志之坚定，都起到很大的作用，其三，与他的生活处境、经济状况很有关系。杨深秀家境贫寒，生活困苦，以至达到了“子病无医药，趋朝辄赁车，卖文乃款客”(康有为：《六哀诗》；《新民丛报》第17号)的境地，他不追求名位利禄，不羡慕荣华富贵，却自甘于恶衣菲食，敝车嬴马，而且能艰苦刻励，终于赢得了“清绝冠台官”(康有为：《六哀诗》；《新民丛报》第17号)的美誉。苏继租在《清廷戊戌朝变记》中谓：“杨之为人，敦品励学，为士林所敬服。”(《戊戌变法》第1册第348页)大体是可信的。正是由于杨贫困低下的社会地位，才使他同广大劳动人民能有较多的接触，深知百姓的疾苦，民族的灾难。在严酷现实的刺激之下，杨一方面痛感民族危机的严重，另一方面感受到封建经济日趋崩溃，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变革现实的要求，迅速由一个受过系统封建教育的士大夫，跨进了维新派的行列。 【资料来源：《晋阳学刊》1983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