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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涉及政治、经济、财政、军事、文教、社会生活等方面，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但是，这场变法维新运动，引起了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守旧势力的拼死阻挠、反对、破坏和镇压，改革以失败告终，社会历史回到愚昧落后状态。对这段历史进行具体分析，会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 国势危难 戊戌变法前，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从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接连失败，使清政府兴办了三十五年的所谓“洋务新政”彻底破产，清王朝腐朽反动面目暴露无遗，帝国主义列强在华掀起瓜分狂潮，亡国灭种的危机急剧加深。“外患内扰相通而至”的危险形势，促使许多“国人之迷梦亦渐醒”。(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02页。)年轻的光绪帝是一个惊醒过来的有识之君，“决然相信中国需要改革，以提高中国的地位，能跻于世界强国之林”，“不欲为亡国之主。”(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他在上谕中写道：“时局如此，国势如此，必须变法自强。”(《光绪朝东华录》第19页。)正如容闳所说：“中国政治上存亡危急之秋，适维新潮流澎湃而来，侵入北京，光绪帝受此奇异势力之激动，遂奋起提倡维新之事业。”(丛刊《戊戌变法》（四）第226页。)光绪帝为了维持其垂危的统治，不采取政治改良，感到“不足以图存”，不能“团结人心”，缓和与“后党”的斗争。他这种对变法的积极态度，给维新派带来了很大希望，对慈禧纠集群顽专权祸国则产生了强烈不满。 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在反对封建顽固派的斗争中，看到了洋务活动的弊端，为自己民族的屈辱，人民的苦难倍增感慨，“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孙中山在《革命原始》一文中叙述，中日甲午战败，“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他曾上书李鸿章，提出“变法自强”建议，并且要求会见李鸿章，遭到拒绝，这次上书的失败，使孙中山开始认识到只有推翻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敏锐地感到，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一再遭到列强侵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主要是数千年传统政教风俗的腐朽、衰败所致。于是他们以“救亡图存”为己任，致力改变中国近代落后、黑暗的社会面貌，不辞千辛万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大声疾呼，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种种弊病，进行无情鞭笞和深刻揭露。他们从“不变则亡，全变刚强”的认识出发，要求进行一次根本的改造，渴望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变封建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使之“屹然自立于天下。”并尖锐地指出：“中国自强第一之阻碍，即在太后，政府之腐败昏迷，皆太后致之。”(《慈禧外记》第140页。)警告慈禧和顽臣们，若不当机立断，及时变法，继续因循守旧，苟安度日，中国必致“亡国”，皇帝和大臣将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煤山之祸即在目前。”然而，把持中央和地方实权的慈禧统治集团，是一批对国内外事务昏庸无知，在多次对外战争失败以后，仍不能从中汲取教训，睁开眼睛看看世界，依旧泥古不化，恪守祖宗家法，反对变法维新，抱定“吾有产业，宁赠之于朋友，而必不使奴隶分其润”(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68页。)的卖国宗旨，图饶□得苟安。 反对改革 光绪帝是有心变法的，但他及其亲信官僚并未掌握清政府的实权。他曾叹息说：“朕有意振兴我国，奈不能自主。”(徐柯等：《清稗类抄》第5册，宫闱类。)“朝廷大政，必请命乃行。”(《清史稿·孝钦显皇后传》。)作为有为的明君，光绪帝不甘心处于无权的傀儡地位，企图摆脱“后党”的控制，冲破慈禧和顽臣们的阻力，毅然支持资产阶级维新派推行新政，企图利用变法维新摒斥“后党”，扩大皇权。所以，中日甲午战后，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和“帝党”结合起来，形成了维新的政治集团。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正式接受了维新派的建议，锐志更张，出于“不甘作亡国之君”，坚定信念。他说：“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丛刊《戊戌变法》（二），第92页。)于是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这可以说是一篇政治宣言。诏书中说到了 “变法自强”，并有肯定“西学”的话，(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7页。)几月之内，光绪帝“维新之诏联翩而下”，宣告了这次政治改革运动匆忙的开始。光绪帝接连下了一百多道新政的诏令，真正见诸行动的，主要有下列几方面： （一）政治方面：澄清吏治，广开言路，允许大小臣民上书言事，改定法律规章，取消重叠闲散的官僚机构，裁汰冗员。 （二）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总局，保护及奖励农工商业的发展，设立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奖励创造发明，编制预算决算，整顿财政，令旗丁各习四民之业，以资治生。 （三）军事方面：训练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采用西洋兵制，裁减旧军，以及力行保甲，实行团练。 （四）文化教育方面：设立学堂，提倡西学（指西方的科学文化），废除科举制度，以策试代替八股，取消各地书院，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翻译局，允许自由办报纸和创立学会，奖励科学著作，派人出国游学游历。 除了以上这些经过诏令颁布推行者外，在这期间，康有为还曾几度奏请“开国会，立宪法”。终因当时阻力太大，没有象其他措施一样发布诏书施行。在维新派的努力下，十九世纪末中国确实出现了一派崭新的气象，“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言变法，” “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活跃政治局面，大有百废俱兴之势，“中国之富强，可计日而待。”外国人也大加赞颂，“以为新中国即将出现。”时人描写说：“至戊戌春康君入都，变法之事，遂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丛刊《戊戌变法》（四），第249—250页。)康有为的学生欧榘甲后来回顾说：“斯时智慧骤开，如万流□沸。不可迫抑也。”(丛刊《戊戌变法》（三），第156页。) 这次变法维新，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一是要不要变法；二是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三是要不要废除八股文和提倡新学。但是，这场改革运动，还没有等光绪帝来得及对封建顽固势力采取较大的冲击时，就触动了他们的神经，顽固派、洋务派和守旧势力，已经集结在慈禧的周围，上下聚谋，形成一股反对和阻挠维新变法的强大逆流，对新政使出了种种毒辣的手段。 第一、诬蔑维新变法为“辩言乱政”“人心不古，世道同衰”。对维新派提倡向西方学习，仿日、俄等国变法的正确主张和措施，斥之为“卖国之预谋”，是“汉奸之尤”，“邪说诬民”；攻击维新派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咒骂变法维新思想是可怕的“异端”、“邪说”，胡诌“祖宗之成宪俱在”，是治国安邦之道，只能遵守不变，否则便是违天背理，祸害国家。叫嚣“天下之祸，不在夷狄，而在奸党”。(曹廉《元书》卷102上，第8页。)以不惜出卖“祖宗之地”，来维系其“祖宗之法”，妄图继续使中国“甘宁固陋以受制于人”的时代。地方上的地主豪绅也竭力攻击维新思想是“无父无君之邪说，广诱人心，为乱臣贼子布置党徒，以遂其私图，……悖评之言，不一而足”。(丛刊《戊戌变法》（二），第501页。)维新变法的一切措施，在慈禧一伙的心目中，是等于颠覆、破坏清王朝的“一统天下”。认为光绪帝存心要拆毁“祖宗辛苦经营地打下来的统一江山的基础”，她“永远不能同意”，恨不得一口把光绪帝吞下去，散布流言蜚语，准备伺机扑杀。 第二、反对维新变法最力的是中央的枢臣大吏。康有为联名的第一、二、四次“上清帝书”，均被守旧大臣阻止，未能上达。大学士刚毅曾于慈禧面前“伏地痛哭”，指责维新变法。他说：“当戊戌五、六月间，皇上言改革，举朝言改革，民间言改革，而彼独悍然曰：‘吾誓不改革。’”表示“痛心疾首于新政，必尽罢之而后快。”(丛刊《戊戌变法》（一），第486、268页。)大学士徐桐甚至无耻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丛刊《戊戌变法》（一），第419页。)李鸿章、奕□等人也相随附和。李鸿章对维新派非常蔑视，曾向慈禧说：“此曹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丛刊《戊戌变法》（一），第467页。)奕□在临死之前，还对光绪帝说：“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也。”(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58页。)在地方上督、抚、布按等封疆大吏、地主豪绅等守旧势力，对“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多数人反对，不执行改革的各项谕旨。一是“敷衍塞责，任意迁延”。二是置若同闻，不予理采。凡遇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36页。)廷臣以为不便者，“多依违其间，口不言而腹非。”(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59页。)中央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唯一人（李端□）而己。地方上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尚真心支持新政外，无论中央与地方，“下有老耄守旧之大臣，屡经严责而不怕；上有揽权猜忌之西后，一切请命而不行；故皇上与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未得其一焉。”(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78页。) 第三、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共同反对变法维新。为了抵制和阻挠变法维新运动，国内洋务派与顽固派和美帝国主义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了猖狂的反扑。这年，张之洞写的《劝学篇》，便成为这一时期对抗变法维新思想的反动代表作。在《劝学篇》中，他着重地攻击维新派的根本主张，即“开议院，兴民权”的主张，连篇累牍地敷陈大地主、大买办的伦理纲常，“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滥调。此书受到慈禧统治集团的重视，说它“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慈禧下令颁发全国，并要求各省督抚、学政“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拒厄言。”(丛刊《戊戌变法》（二），第43页。)结果，《劝学篇》 “挟朝廷之力而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帝国主义者对这本书也大为吹捧，先后译成英、法文出版。一九○○年，纽约出版的英文本，还加上一个“中国唯一的希望”的标题。这就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共同反扑变法维新运动的反动面目。有人曾尖锐地指出，张之洞作《劝学篇》，是“保一官而亡一国”，“倾天下以顾一家。”(《劝学篇》书后，《新政直论》五编，第1页。) 计谋破坏 维新变法从尝试开始到进入高潮，慈禧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和洋务派官僚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抵制和破坏。 一是扫除维新派在清廷的势力和影响，启用亲信，控制军政实权。光绪帝“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即六月十五日，慈禧指令光绪帝下谕，免去“帝党”翁同和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职务，驱逐回江苏原籍。翁为光绪帝师傅，这一举动，剪除了维新派在朝廷上的一大支柱，切断了康、梁等人和光绪帝之间的一座桥梁，造成了维新变法运动发展的困难。同一天，慈禧又迫使光绪帝下谕“嗣后在廷臣工，仰蒙慈格端佑康颐临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赏顶，及补授文武一品，既满汉侍郎，均着于具摺后，恭诣皇太后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军臣，亦一体具奏摺谢。”慈禧本来已经“撤帘为政”照例不再召见臣工。这一违反常例的规定，目的在于把用人大权抓到她自己手里，防止守旧大臣被罢黜和维新派骤跻高位。这天，慈禧还强迫光绪帝任命她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下谕着直隶总督王文韶入京。不久，荣禄便由署理而实授，并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率甘军（董福祥）、武毅军（聂士诚）、新建陆军（袁世凯）“三军”。这是慈禧控制军权，手握屠刀，待机而动的阴险措施。 二是制造事端，对新政发起反扑。太监李莲英对维新派极尽诬陷之能事。他深得慈禧宠信，眼中根本没有光绪帝，而且恨之入骨，“日进谗言于面（太后），言皇上有怨望之心，”致使“西后（慈禧）废立之谋日蓄于胸。”(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56页。)这时，慈禧听信李莲英的诬告，制造一起原来派去监视光绪帝，后来转变支持光绪帝推行新政的太监寇连才被害的冤案。杀寇就暗示警告维新派，这是慈禧破坏变法维新运动的信号，既除了心腹之患，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又对光绪帝和维新派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三是禁止西学传播，焚毁新书，查禁报刊，封闭学会，驱逐维新派人士。从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起，变法维新的行动就遭到破坏。一八九五年秋，京师两地强学会成立不久，李鸿章指使杨崇伊弹劾为“植党营私”，攻击《中外纪闻》鼓吹西学，背叛“圣教”，请求严禁。北京强学会随即被查封，《中外纪闻》也被禁止发行。张之洞查封了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在长沙解散了南学会，挤走了皮锡瑞，时务学堂教习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等被迫离湖南。时人指出，“皇太后临朝训政，中外日报纷纷议论，辄谓中国仿行新政，甫露萌芽，忽被皇太后所阻止。”(丛刊《戊戌变法》（三），第362页。) 四是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使“帝党”和维新派失去防范。面对“帝党”与维新派结合起来推行新政，慈禧变换了手法，在容忍变法的幌子下，紧紧抓住清廷的军政实权，以待变法激怒了一切腐恶的社会势力时，再一举扑灭维新运动。慈禧的亲信荣禄就不打自招地这样说：“欲废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听其颠到改革，使天下共愤，然后一举而擒之。”(丛刊《戊戌变法》（二）第604页。)这一计谋迎合了慈禧扼杀新政的需要。于是，慈禧才假惺惺地对光绪帝说：“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苟可致富强者，儿可自为之，吾不内制也。”(丛刊《戊戌变法》（一），第464页。)光绪帝和康有为等人轻信不疑，丧失警惕，不加防范，一旦大祸临头，惊慌失措，束手待毙。 血腥镇压 清廷的当权官僚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慈禧与守旧势力联成一片，组成了反动的大本营，秘密策划，暗布机关，磨刀霍霍，并勾结沙俄帝国主义，谋求其外交等方面的全力支持，对维新变法运动进行残酷镇压。 （一）举行兵变，密谋废弃光绪帝。 守旧党刚毅，王文韶、裕禄等人认为，要扼杀维新变法，“必先求得慈禧之助，更须与荣禄联合。”慈禧在发动政变前，命令怀塔布、杨崇伊往天津、与直隶总督荣禄密商，预定十月间（10月19日，即农历九月初五日），慈禧偕光绪帝到天津阅兵时，荣禄将举行兵变，废弃光绪帝。维新派也知道这是“废立之举”，但毫无准备，深感大祸临头。九月十六日，也就是在光绪帝已发出求救的危急时刻，在北京召见了袁世凯，赏以待郎衔，专办练兵事宜。袁被接见后，一面上奏折感谢皇帝的重赏，并表示力图报效；一面又立即解令顽固军机大臣刚毅，以求得后党的谅解。维新派本身脱离人民群众，又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拿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对策，便想把掌握新建陆军的袁世凯拉过来对付荣禄，并幻想得到英、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以挽救败局。但是，当时由于维新派对袁世凯的两面派咀脸，缺乏认识，甚至还认为“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九月十九日深夜，谭嗣同只身带着极端危险的侥□心去到袁世凯的寓所。谭嗣同曾先说了几句试探的话，问袁世凯是否知道天津阅兵的密谋。接着便把来访的目的坦率地说了出来。要袁世凯带兵杀荣禄，即调一万人星夜入颐和园，捉拿刚毅、裕禄、怀塔布、许应□等人入刑部监狱，以救皇上，可以立下很大的功勋。并以手抚摸自己的脖子说：“如果你不愿救皇上，向那拉氏告密，杀了我的头，也可以得大官。”狡猾的袁世凯激昂地说：“你把我袁某看作什么人！皇上是我们共同的‘圣主’，救护的责任是你的，也是我的。”还说：“阅兵时，如果皇上迅速跑到我袁某的军营里，杀一个荣禄就象杀条狗一样”。(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第108页。)同时，又借口事机紧迫，须立即回天津部署。谭嗣同以为策划已经成功，便满意地告辞了袁。九月二十日，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袁也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忠诚”。当晚，他急忙赶回天津，到总署衙门向荣禄告密。荣禄得到袁密报，立即连夜专车进京，往颐和园面告慈禧，维新派被出卖了。慈禧感到自己有被劫持危险，当即决计提前下毒手。二十日凌晨，慈禧带大批随从，自颐和园赶回皇宫，先将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慈禧即以光绪帝名义下一谕旨，“言帝得病甚重”，对外则诡称光绪帝“有病不能亲政”。(丛刊《戊戌变法》（四），第329页。)当时，北京谣言四起，都说光绪帝病重，一说患淋症，二说患腹泻症，三说患遗精病，四说患咳嗽症。有人问及此事，都说来自内务府太医院传出，确凿有据，“实则皆西后（慈禧）与荣禄等有意造此谣言，预为她回弑君害计也。”(《满清稗史》《戊壬录》卷下，第651—652页。)光绪帝想乘机外逃，有内监六人引路，被发觉后，六监捕获，与谭嗣同等人同一天被处决。按照慈禧的意旨派出心腹太监十余人昼夜“监视（光绪帝）行状，于是帝始不能自由”，成为阶下囚。消息传出后，驻华各公使到总署警告并派出法国医生入宫验看，谋害光绪帝的阴谋未能得逞。 （二）屠杀和搜捕维新派人士。大政变发动前几天，杨崇伊赴颐和园向慈禧递揩呈请“训政”，此揩上后仅三天，而政变成功，慈禧第三天“临朝训政”（所谓“训政”，是“一切事件只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又恢复了她的“一统天下”。任命她的亲信戴漪、荣禄、启秀等为军机大臣。接着，她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下令屠杀维新派人士。九月二十八日，不经审讯，在北京菜市口杀害谭嗣同、刘光帝、林旭、杨秀深、杨锐、康广仁等六人，时号为“戊戌六君子”。 那时，“天天抓人，但外间谣传还要大批杀人。”(丛刊《戊戌变法》（二），第327页。)北京城内缇骑四出，风声鹤唳，可以说是“鸡飞蛋打，连根拔净，”大有将与维新有关的“帝党”分子一网打尽的趋向。这种情势，沙皇俄国表示赞助，但英、日两国都大为不满。慈禧统治集团在英、日的干涉下，不得不稍稍收敛了恐怖政策。“后党”暂时不敢将光绪帝废黜，并佯示宽大，将张荫恒、李端□等遣戍新疆，徐致清、陈宝箴、张元济、江标、宋伯鲁等革职，永不叙用。翁同和加重为“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吏严加管束。”慈禧还用“气毙”刑（即用七尺白棉纸沾水后，将受刑太监的口鼻耳封闭，然后再用杖刑责打而死），把光绪帝宫中给维新派通风报信的太监处决多人，惨无人道。一场反动恐怖的政变，暂告平息。 维新派首领康、梁等，在英、日等帝国主义护持下，逃往国外。慈禧“密令各省严拿治罪”。后来又派刘学询、庆宽两人以“考察商务”为名去日本，谋乘间刺死梁启超，但无隙可乘，不成而返。 一九○○年初，慈禧又派李鸿章任两广总督，并令查抄康、梁两人“家产，逮捕家属，铲除坟墓，”又悬赏十万金捉拿康、梁。在英、日等国严密庇护下，终无所得。李鸿章将此情况报告慈禧，慈禧大怒，随手取玉壶砸碎，愤愤地说：“此仇必报。” 反攻倒算 戊戌维新中的各种改革，对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维新变法运动开始即破了清廷箝制言论自由的禁例，争得了某种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摆脱传统的封建思想的束缚，一时社会风气大变，促进了思想领域中一系列的变革。首创“科学”与“民主”方面作出积极的努力，为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作了准备。 第二、在革新政治的同时，努力完成经济方面的改革，尽快改变那种“民数以吾为冠，而贫困以吾为殿”的落后状况。(康有为《列国政要比较表 》。)从此，民间资本主义工业获同法律上的承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得到某些发展。 第三、激发起人们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热情，启发了人们探求“救亡图存”之道的积极性，培养造就了立志改革的一代新人。维新派采取打破旧学，提倡新学，使许多直接、间接参加和受到这场改革影响的人，以及后来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些人，都是从这里起步，成长为献身救国救民伟业的英烈。 维新变法这场改革运动出现的新局面，在慈禧再次“临朝训政”后的一、二个月内就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随即下请，所谓“其无裨时政而有治体者均毋庸置议。”(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25页。)“复置皇上所裁詹事府等衙门，各省冗员”。恢复了被裁的湖北、广东、云南巡抚；禁止士民上书；废农工商总局；除保留京师大学堂外，停止各省府州县设立中小学堂；查封全国报馆，严拿报馆主笔；禁止集会与结社，拿办会员；罢经济特科，恢复八股取士制，甚至武场科举也恢复旧制，仍用马步箭弓刀石等项分别考试，等等。所有这些例行逆施，使中国又回到落后、愚昧状态中。多少年来，不少爱国志士以为通过维新变法，可以抵御外患，导致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的理想，已成一纸空文。正如《慈禧外记》中所说：“自政变后，大权悉归太后，皇帝但拥空名，一切新政悉行罢免，改革之事，遂成泡影。”然而，官复原职的守旧官僚，对慈禧却感激涕零。他们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而又有点害怕地说：“数月来寝不安，食不饱，今始有命焉，非我皇太后，如何得了也！”(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51页。) 自六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一日，历时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运动最后失败了。因为一八九八年是农历戊戌年，所以近代史上称为“戊戌变法”。因为从六月十一日维新派上台参与新政，到九月二十一日慈禧集团反动政变，仅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清史上称为“百日维新”。 慈禧发动“戊戌政变”为什么能成功呢？主要原因有三： 在阶级力量对比上，封建守旧势力占优势。以慈禧为首掌握清廷实权的封建顽固势力，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利益。数百万的满族贵族旗人，宠大的满汉旧官僚集团，遍及全国的地主豪绅和八股士人，都是封建顽固势力的支柱。这样广泛的旧势力聚集在慈禧的周围。维新变法开始后，从京中的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待郎，到地方上的督抚、将军、从守旧的科举士子，到顽固派的总后台慈禧，“不谋而同心，异喙而同辞。”(丛刊《戊戌变法》（三），第34页。)维新派杨深秀曾有过剖析，那些封疆大吏“或年老不能读书，或气衰不能任事。不能读书，则难考新政；不能任事，则畏闻兴作。”这些人虑及新政的推行。“于旧官必多反革，于旧人必多褫斥，于其富贵之图，大有不便。”可见，维新变法将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荣辱存亡，因而“唯有出全力以阻挠之，造谣言以摇惑之。”(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70页。)他们“日夜相聚，阴谋与新政为敌”。(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5页。)慈禧已“早定密谋”，“政变之事，亦伏于是矣。”(《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页。)一旦时机成熟，就轻而易举地镇压了戊戌变法运动。 （二）在国际上得到了沙俄的支持。帝国主义列强不愿中国富强起来，要保持其愚昧落后状态，任这些豺狼吞噬，竭力支持清朝政府的卖国集团，扼杀维新变法运动。 （三）戊戌变法的失败不是变法、维新、改革事业的过错，只是因为新生幼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上的代表维新派没有形成为有组织的力量，屈从封建、买办阶级，对帝国主义存在幻想，脱离人民群众，甚至敌视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采取“和平”、“合法”手段，用发布指示，下命令的办法，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社会基础狭小，社会力量单薄，当然经不起慈禧统治集团的一击。 慈禧可以扼杀戊戌变法，却无法扼杀由维新运动产生的思想解放潮流。戊戌变法运动透露了一个霹雳的信息：中国的封建社会连它的君主专制制度，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预示着一个新的革命的到来。它的破灭，并不意味着变革的终止，留下了自己时代的痕迹和特征。站在这潮流前面的维新志士虽然被慈禧统治集团砍杀，但是他们却无法扑灭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戊戌变法失败，给人们留下了什么教训呢？严复在《戊戌八月感事》诗中写道：“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前一句是指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后一句是说慈禧矫诏称光绪常病重不能临朝，仍由她听政一事。两句诗中一个“贱”字，一个“衰”字，深刻地说明了只想和封建顽固势力妥协来实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良，而不依靠广大人民的力量，采取革命的办法，彻底打碎封建政权机构，就不可避免地要道到悲惨的失败，连他们自己也终于难以逃脱祸害的历史教训。然而，任何一次改革，往往要经历艰险、曲折，但是，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革新者必胜，守旧者必败。 【资料来源：《上饶师专学报（社科版）》198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