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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中日两国代表伍廷芳和伊已代治在山东烟台互换“和约”。这不仅标志着中日两国战争状态的结束，也标志着中国的变法维新即将开始。古人云：“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换约后的第三天，即十七日，光绪发布一道上谕，决心痛除积弊，以收自强之效。 “硃渝：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近日自和约议定以后，廷臣交章论奏，谓地不可弃，费不可偿，仍行废约决战，以冀维系人心，支撑危局。其言固皆发于忠愤，而于朕办理此事，兼权审处，万不获已之苦衷，有未深悉者。自去岁仓猝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少宿选，兵非素练，纷纷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用是宵旰徬徨，临朝痛哭，一战一和，两害熟权，而后幡然定计。此中万分为难情事，言者奏章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皆应共谅者也。兹当批准定约，特将先后办理缘由明白宣示。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空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俗，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66，页780一781。中华书局1987年版。) 光绪坦陈中国积弱之深，无力与日抗争。当务之急是面对现实，卧薪尝胆，发愤革故鼎新。光绪昭之若揭的图强之心，奏响了变法的序曲。中国的历史进程由此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谕旨颁发后，疆臣及国民始而放弃了拒和、再战的希望，将注意力转到国内的变法上。臣工纷纷上奏章，递条陈，为变法出谋划策。约二个月后（闰五月二十七日）光绪颁发了一道旨在切实推行变法的上谕： “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隐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痼习，力行实政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至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察荒田、汰除冗员各节，但能破除情面，实力讲求，必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著各直省将军督抚将以上诸条，各就本省情形，而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妥筹，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晰复奏。……”(《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69，页837—838。)（这一谕旨下文简称“因时制宜”上谕） “因时制宜”，即袪除墨守祖宗之成法的陋习，以合乎时代的需求作为立法、变法、执法的参照系。这一思想也正是康有为等人鼓吹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石。谕旨中所列举的当“采择施行”的十项内容，已远远超出了前三十年办洋务的框架。尤其是强调“以恤商惠工为本源”，这为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至此，自上而下的变法在全国迅速铺开。综观这三年的变法，其内容涉及到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层面，兹择其大端概述如下： 一、文教。 这方面影响最巨者莫过于谕令转发刑部左侍郎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此折有梁启超代拟之说，参见罗惇曧：《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册，页314。)。李氏在奏折中直言自同文馆设立二十余年来所创立的新式学堂，因“教之之道未尽”，“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致使二十余年“国家不收一奇才异能之用者”。他认为，“教之之道”应为书必待翻译而后得读，业必待测验而后致精，学必待游历而后征实。他主张“自京师以及各直省府州县皆设学堂”，讲授中西有用之学。在当前经费不资的情况下，“可令每省每县各改一（书）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书院。旧有公款，其有不足，始拨官款补之”。仅靠学校教育还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其不能就学者无讲习之助，非所以推广风气也”(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二），页292—296。)。为此，他主张“与学校有益相须而成者”亦须推广讲求。诸如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学。这几乎将西方近代的文化教育事业照搬过来。光绪披阅后，命总理衙门议奏。总署大体采纳了李氏的主张，惟未提“广开报馆”。光绪于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谕批：“从之”(《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90，页82。)，下发各省督抚。该折不久刊登在上海《时务报》第七册上，流传甚广。它几乎成为官绅大力兴办新式文化事业的依据和护身符。例如张之洞在《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中说：“本月准总理衙门咨行，议准刑部侍郎李条陈折内，亦有选译西报一条，奉旨允准。可见报馆有益大局，实非浅鲜。”(《鄂督张饬全省官销时务报札》，《时务报》，第六册。)广西书局桂平梧盐法道向某与侯补道谢某出示的推广学堂“晓渝”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覆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一折，内称如内地各府县可由督抚酌拟办法，……兹本道公同酌议，拟仿广东学海堂办法，于古经书院添设数学一门……。”(《桂学振兴》，《知新报》，第十五册。)这足见其影响力之广。 集会结社向为历朝所禁止，清廷也不例外。一八九五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筹议设立强学会，不久因杨崇伊奏劾而遭封禁。旋因御史胡孚宸最为“婉转闿切”的上奏，为之辩护，光绪才谕令改强学书局为官书局，并出版《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以取代梁启超等人创办的《中外纪闻》。在李氏递上《请推广学校折》后，光绪渝令改官书局为京师大学堂。这一禁二改，反被康有为、梁启超等视为朝廷对开学会的默许。在这之后，他们便公然号召广设学会。 变通科举也非自“百日维新”始。一八九五年童试增试“时务”。一八九八年一月初六日，光绪谕令设立经济特科，分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门，由三品以上京官及督抚学政各举所知，咨送总署，会同礼部奏请，试以策论(《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14，页411。)。 因有朝廷自上而下的号召和维新派及官绅自下而上的鼓吹与策应，三年内学堂、学会、报馆、书局等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这三年维新派在国内成立的学会有103个，学堂183所，报馆62个。(《戊戌变法时期成立的学会、学堂、报馆分布图》，《历史教学》1982年，第9期。)其中影响很大的有湖南的南学会、时务学堂、上海的《时务报》等。维新派成立的出版机构也不少，如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大同译书局等。经销新书刊的书肆更不知其数。仅《时务报》在国内的代销点就多达一百余处。 在这三年中，督抚等官绅也闻风而动，创办了许多新式学堂。如张之洞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浙江巡抚在杭州开办蚕学馆、陕西巡抚在省城创办格致实学书院等。至于各省变通书院章程，融西学于书院，更是司空见惯。原有的省级官书局也开始印售有关“时务”的新书，如浙江官书局出版了《电报新编》、《中韩条约》及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5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 二、工商矿务。 《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不仅要割地赔款及增开通商口岸，而且还要允许日本人在中国各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工艺制造，并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日方的这些要求是在《马关条约》第六款中提出的，但双方就此谈判的时间较长，最后正式签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又称《中日商约》。)。其他国家援引利益均沾的原则，均能一起享受。这给中国本行将崩溃的财政体系和国民经济以致命打击。但在客观上又为中国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以机器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过渡提供了一个契机。在此之前中国曾有多次痛失良机的教训，此次，朝廷试图努力抓住这一契机。 清廷对《中日商约》的议订非常重视。光绪先是命李鸿章、王文韶与日本使臣详慎议订，“毋须稍有迁就”(《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廿九日上谕，卷369；页839。)。旋又以制造土货、征收税款为全约“关键”，命李鸿章“坚持定见”，“不准草率从事”(《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上谕，卷381，页990。)。在中日议约的过程中，光绪多次谕令内阁及督抚采取对应措施，及早筹划。 一八九五年国五月十一日，光绪谕电寄张之洞等：“日本约内改造土货一节关系最重，江、浙等省丝斤花布可否于出产处先抽厘金，方准运出。并招商多设织布织绸等局，广为制造。”又令：“筹款购小轮船十余只，专在内河运货，以收利权。”(《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69，页830。)张之洞奉旨与江苏巡抚劝谕苏州、无锡、镇江、南通一带绅商开设纱厂，并将息借商款银二百二十六万两作为开办商务局之用，先在无锡设立缫丝厂，兼作茧行，此外各厂拟设于上海或苏州，借款分十年归还。光绪得知后，又谕军机大臣电寄张之洞：“开办机器，仿制洋货，原为抵制外人起见，该厂商人亦须自筹资本，不可全用官款，致外人藉口于官饬商办，转生枝节。”(《德宗景皇帝实录》，二十一年七月二十日上谕，卷373，页880。)同年六月二十一日，光绪渝军机大臣等，直言洋务时期的官办企业积弊之深，亟需引进侨商资本加以改造：“制造船械，实为自强之要，中国原有局厂，经营累岁，所费不赀，办理并无大效，亟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方不致有名无实。南洋各岛及新、旧金山等处，中国富商在彼侨寄者甚众，劝令集股，必多乐从。”光绪还命浙闽总督边宝泉、两广总督谭钟麟、广东巡抚马丕瑶“遴派廉幹妥实之员，迅赴各该处，宣布朝廷意旨，劝谕首事绅董等设法招来该商人。如果情愿承办，或将旧有局厂，令其纳赀认充；或于官厂之外，另集股本，择地建厂。一切仿照西例，商总其成，官为保护。”如果商力稍有不足，还可藉官款维持。为取信于侨商，光绪还命有关督抚将办理章程“斟酌尽善，以杜流弊”(《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71，页859—860。)。其政策之开明，用心之至诚，实属可嘉。 采矿业是近代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它工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光绪在“因时制宜”上谕中就要求督抚“开矿产”。嗣后各督抚陆续复奏。其情形如下：“安徽太湖之大石等各保庄煤矿业业已准商试办。江西袁州、吉安、广信、饶州等处均有煤矿，萍乡煤质尤佳，亦已集款劝办。湖南永顺、永州二府属矿苗甚旺。新疆和阗旧有金矿，均已派员往勘。至四川雅州各属矿产叠据给事中吴光奎奏请招商开来，……”。光绪在披阅了这些奏折后于二十二年一月三十日发布上谕：“以上各该省有矿处均系确凿可指，即著责成各该督抚认真督办，务臻实效，毋得辄行中止。他若云南向产五金，贵州矿苗素旺，山西所出之铁，夙称精良。现虽未据复奏，均宜及时攻采，以期逐渐推广。”此外，还谕令吉林、黑龙江、江苏等省速将筹办情形据实复奏。光绪还严厉斥责阻挠开矿的种种谬论，如“谓矿不宜开，固届拘泥之见。谓矿无可开，亦属臆断之词，……及悉听民间自采，招商承办，恐无成效等词，一奏塞责。”(《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84，页20—21。) 为切实振兴实业，招商设厂，清政府还增设了相应的办事机构，专司其事。总署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廿四日在遵旨议奏讲求商务折中，主张设立商务局和商务公所：“请饬下各督抚，于省令设立商务局，由各商公举一殷实稳练素有声望之绅商，派充局董，驻局办事。……再由各府州县于水陆通衢设立通商公所，各举分董，以联指臂。”该折“奉旨依议”(总署：《奏复请讲求商务折》，《时务报》第一册。)。 光绪颁发的这一道道谕旨，反映了时代的呼声，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其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新的政策和措施在刚出台时总会受到种种疑阻，但我们不能据此说光绪的这些谕旨是“一纸空文”。 除前面曾提到张之洞雷厉风行集款在江南办缫丝等厂外，他还命江南官绅购置大小轮船于内河运货，以收利权。不久，江西在籍绅士亦虽请督抚，要求承办九江等处的内河航运，集股购大小轮船，“疏通土货，力争先著，以维商局，以保利权”。张之洞也同意“援照江南成案”，“准其开办。”(邹凌瀚、邹凌沅：《呈请开办江西内河轮船公牍》，《时务报》第六册。) 张之洞回湖广总督本任后，积极贯彻朝廷意旨，下令在汉口创设商务工所，筹设制麻局，汉阳铁厂改官办为招商承办、在汉口等产茶之地设立厂所，推广新的制茶工艺等。 浙江巡抚廖寿丰在执行朝廷谕旨时还有所变通和创新。他在《通饬鼓励商人制造新器札》中宣布，对能创造新器者嘉奖。“凡能创造各项新器，有益于国计民生，可以资利用而筹抵制者，准由该地方官查明，禀请奖励，并仿照泰西各国，将该商所出新物，听其一家售卖，俾享独揽之利，以示优异。其独创新法，确有成效，若无资本者，准其禀明地方官，纠集股份兴办。”(《浙江巡抚廖通饬鼓励商人制造新器札》，《时务报》，第四十八册。)为表明其诚意，廖寿丰在该札中奖仿织洋布的鄞县商人王承淮五品顶戴。 对朝廷的变革最感到欢欣鼓舞的，当推沿海及通商口岸一带的绅商。因为朝廷鼓励发展商办企业，为他们开辟了用武之地和弃官经商之途。状元出身的张謇认定“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张”，而振兴实业“责任须在士大夫”，毅然弃仕宦之途，相继在南通筹办了闻名于世的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等二十余个企业，成为时代和绅士的楷模。张氏的巨大成功，固然与其经营得法，管理有方有关，但若离开了甲午后朝廷推行“恤商惠工”变法，从而为兴办实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振兴商务的大潮中，成效卓著者首推轻纺工业。这些规模较大的企业有：苏州的苏纶纱厂、无锡的业勤纱厂、杭州的通盖公纱厂、上海的裕通纱厂、萧山的通惠纱厂、宁波的通久源纱厂等。缫丝、食品、火柴、印刷业等均有较快的发展。 在开矿藏方面，湖南巡抚陈宝箴动作最快。陈氏在一八九五年到任后不久，便决定设立矿务总局，并奏请政府立案。陈氏旋即委派了总办、会办、提调等。其章程规定采取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三种形式。总局设长沙，汉口，上海设分局，负责转运和推销。此外，四川也颁布了《四川官商合办矿务章程》(《奏办湖南矿务总局章程》和《四川官商合办矿务章程》，分别载《时务报》第20、23册。)。 三、铁路、银行、邮政、军事等。 铁路是近代工业的重要枢纽，但到八十年代朝廷内部还在围绕有无必要修筑铁路争执不休。至甲午前全国仅修成几条短途铁路，如津沽、台（北）新（竹）等。且其出发点是基于军事防御，铁路的综合社会效应未能得到充分体现。甲午后，光绪在“因时制宜”上谕中将“修铁路”列为首事。其后张之洞、王文韶、刘坤一等纷纷上奏。张之洞说：“方今时势日急，外患凭陵，日增月盛，富强之计，首以铁路为第一要图。”(张之洞：《铁厂煤矿招商承办截止用款片》，光绪甘一年八月廿八日，转引自夏东元：《洋务运动史》第467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光绪甘二年八月九日，张之洞、王文韶奏设芦汉铁路公司，并保直隶津海关道盛宣怀为督办。九月十四日，光绪批准设立铁路总公司，命盛宣怀为督办(《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95，页156。)。芦汉铁路遂提上日程。不久，广西龙州铁路、沪宁铁路、粤汉铁路、津镇铁路等纷纷筹议上马。 铁路投入大，收益慢，非吸收外资不可。为抵御列强掠夺中国路权瓜分中国而吸收外资与为赔款而举借外债不同，即不以政府而以公司或商人作为与外方合作的对象。其形式是借款自造。盛宣怀说“借款自造，债是洋债，路是华路，不要海关抵押，并不必作为国债。”(盛宣怀：《寄王夔帅》，光绪廿二年三月廿七日，《愚斋存稿》卷24，页25。)御史陈其璋在奏稿中主张借鉴美国立国之初吸引外资兴筑铁路、开矿的方式：“为今日之计，不如明降谕旨，听凭我商人自借洋债，厂为开办，国家但为保护。……我多一商办之路，即彼少一蔓延之路。”(《陈侍御其璋请准商人自借洋债筹办铁路矿产折》，《时务报》第64册。)这样，不仅富强可致，且嫌衅可消。这一时期兴筑的铁路皆承此例。这种借款方式虽不能彻底杜绝列强对中国路权的控制，但其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它一方面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维护了路权。二十世纪初在各地掀起的保路运动中，中国绅商所以能要求赎回路权，并能成功地将几条铁路收归商办，溯其缘由，正是甲午后执行的这一投资政策的结果。 被盛宣怀视为“商务之权舆”的银行，在甲午前无一家是国人自办的。光绪廿二年盛宣怀向朝廷递条陈，力主开办中国人自办的银行。十月八日，光绪上谕，命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以收利权”(《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96，页173。)。在盛氏的积极筹划下，中国通商银行于次年四月廿六日正式在上海开办。中国结束了无自己银行的历史。 中国近代邮政发端于光绪二年，时赫德因议滇案请设送信官局，光绪四年在京、津、沪、烟台、牛庄五处仿照西方邮政办法开办，交由赫德管理。二十一年十二月三日，张之洞奏请设立邮政：“泰西各国，邮政重同铁路，特设大臣综理，取资甚微，获利甚巨，权有统一，商民并利。近来英、法、美、德、日本在上海及各口设局，实背万国通例。”(《总理衙门议办邮政折》，《时务报》，第17册。)他请饬总署转饬赫德，妥议章程，在沿江沿海各省及内地水陆各路推行邮政，令各国将在华所设信局一律撤回，并与各国联会，彼此传递文函。次年二月七日，光绪谕令设立了大清邮政(《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85，页28。)，仍由赫德综理。中国自己的邮政从此在各地次第开办。 光绪在“因时制宜”上谕中曾强调“以筹饷练兵为急务”。平心而论，在中国濒临瓜分之际，加强国防实当务之急，这也是中国振兴实业的保证。正因为如此，盛宣怀在条陈自强大计中将练兵置于理财、育才之前。这三年朝廷在练兵方面的作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编练新军、裁汰冗员。编练新军如张之洞在南京组建“自强军”，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其军制、训练、装备均与旧式的湘军、淮军不同。大体仿照了德国的军制，聘请德国专家训练。光绪曾多次谕令裁冗员，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谕令督抚：“各省绿营废弛已久，近来防勇，亦多沾染习气，难备缓急，著各该督抚再行实力裁汰，腾出饷项，以备添练新军之用。”(《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13，页404。)二是设立武备学堂。这是洋务时期的重要内容，甲午后则进一步加强整顿和推广。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的上谕指出：“武备学堂能否于各省会中一律添设，并著该将军督抚等妥筹具奏。”(《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97，页186。)三是改武科。在廷臣议设经济特科的同时，荣禄等奏设武备特科。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光绪颁布上谕，直接改革武科，并拟定了时间表：“国家设科，武备与文事并重，……现在风气日新，虽毋庸另设特科，亦应参酌情形，变通旧制。著照该大臣等所议，各直省武乡试，自光绪二十六年，庚子科为始，会试自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科为始，童试自下届为始，一律改试枪炮。默写武经一场，著即行裁去。”(《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15，页440。) 甲午后三年的变法还涉及税制、铸币、外交等，兹不赘述。 如何论定这三年变法的历史地位，笔者认为置其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与此前比，看其多做了些什么？与此后比，看其提供了什么？并真正把握前后的异同。 这三年变法与甲午前的洋务运动相比，发展多于继承。自强求富是洋务运动的宗旨，甲午后的变法继承并进一步突出了这一宗旨。具体的承袭莫如引进西方的工业文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保持所办企业的民族性。“继承”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所致，“发展”亦然。经甲午一战，朝野在痛苦的反省之后，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一旦顺乎这一规律，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必然会骤然拓宽、豁朗。经济政策上，一改过去所坚持的官督商办而为鼓励绅商自由设厂，资本主义由原先带有的封建垄断性转为纯粹的自由竞争。文化事业上，过去只注重培养少数专门人才（外交、军工、技术等），甲午后则注重广开民智，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教育模式从过去的专门教育转为面向全民的普通教育；从单一的学校教育转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报馆、学会等）相结合。如果说以前办教育是从人才学上着眼，那么甲午后的着眼点则转到政治学和社会学上。若就其时代特征而言，这三年的变法带有新旧交替时期的双重性，即既带有洋务运动的色彩，更闪烁着维新运动的光环。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色彩渐趋暗淡。 这三年变法是“百日维新”的前提和基础，这是显而易见的。两者的关系同样具有发展和继承的双重性。如果不是着眼于单位时间内谕旨的数量，仅就其内容而论，“百日维新”与前三年变法相比，继承多于发展。“诏定国是”就是以对此前变法的充分肯定为前提的：“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变法的方向是对的，措施是可行的，现在需要的是坚定不移地执行。“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18，页482。)。“因时制宜”上谕是一个变法的总体规划，“诏定国是”则要求疆臣坚决执行朝旨。由此可见，二者的联系与同一性。 就变法的内容而论，前三年变法布新多于除旧，“百日维新”则除旧多于布新。“百日维新”的除旧有：裁衙门，中央一级裁詹事府、通政司等七个衙门，地方裁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各部删去旧例，另定简明章程。改科举，废除八股，改试时务策论，将民间祠庙不在祠典者（淫祠）改为学堂等。布新方面，除去反复强调中央及地方政府转变职能、提高办事效率及重申前三年变法的内容外，主要就是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和农工商总局。带有点议会性质的“制度局”只是纸上谈兵；不带有议会性质的“懋勤殿”，也因西太后不允未能设立。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这场变法的资本主义性质，因为衡量变法的性质应看其措施是否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而不能以是否立议会为唯一的标志。 由此看来，“百日维新”与以前的变法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二者均是变法维新运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就其成败得失而言，前三年的变法成效较著，并一直在持续稳健地发展。“百日维新”期间，虽日发数道谕旨，但闻风而动者寥寥。光绪试图加快变法的速率，但结果只是加剧了社会的紧张气氛。人们对这种超速度变法的前景抱有悲观的态度，从而削弱了人们对变法的信心。(《字林西报》在政变后有这样的评论：“前个星期，我们对于中国皇帝的行动过于操切，或者会于他本人的安全不利所表示的忧虑（在北京的维新运动的友人们，也有这种忧虑，而且颇为强烈）终于骤然地实现了。”《戊戌变法》（三），页479。)前三年的变法能持续，后三个月的变法被扼杀，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与其说感到意外，不如说感到惋惜。当然速率的加快并不仅仅是人为的，也有其历史必然性。 【资料来源：《学术月刊》1993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