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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傅斯年是留德同学。陈寅恪于1926年2月回国，受聘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傅斯年于1926年11月回国，受聘于广州中山大学。1928年3月，傅斯年筹备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中研院”“史语所”）时，即聘陈寅恪为研究员。1929年6月，史语所从广州迁移到北平，重新整合内部机构，聘陈寅恪为历史组主任，并破例允许陈寅恪在史语所和清华大学两边兼职。从1928年到1946年，陈、傅两人通信极多。《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收入陈寅恪写给傅斯年的信札七十四封，由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王汎森先生从该所公文档中及傅斯年档中检出整理提供。但对照“史语所公文档目录”，发现仍有三十余封没有收入，也就是说陈寅恪写给傅斯年的信札不止七十四封。2012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另一位研究员苏同炳先生出版《手植桢楠已成荫——傅斯年与中研院史语所》一书，在史语所档案中发现了三封《陈寅恪书信集》失载的陈寅恪致傅斯年函。 一 1928年10月22日，史语所在广州正式成立，11月14日，傅斯年致函陈寅恪，告知史语所拟在北平设立分所，同仁推举他为北平分所主任。此后陈寅恪在操办购买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为史语所迁移北平的办公用房费心尽力、积极主动，与“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铨、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电报、信札往来不断，在“史语所公文档目录”里都有记录。1928年12月27日，陈寅恪为购买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事致函蔡元培、杨铨、傅斯年，“史语所公文档目录”载明这封信共有三页，是一封长信。信分三段，第一段谈档案价格已定为二万元，须于年内付款，藏主李盛铎提出要求，将来在档案中如检得宋版书残叶，应归他所有。第二段谈史语所北平分所之房屋应及早指拨定案，以便及早迁入。第三段请求“中研院”拨款购买新在宁夏发现之西夏古藉。在第三段文字中，陈寅恪指出： 盖历史语言之研究，第一步工作在搜求材料，而第一等之原料为最要。将来有所发表，即无大发明。亦不致闹笑话。因此种原料他人所未见，我能整理发表，即一种贡献于学术界之功绩。决不致贻误他人，如妄发毫无根据之空论之类也。 傅斯年后来曾用这段话开导史语所的年轻研究人员，听讲者一直以为这是傅所长的高论。史语所研究内阁大库档案最有成绩的已故研究员李光涛生前曾说：“当初我听见傅先生说过，‘历史语言之研究，第一步工作应搜集材料。而第一等之原料为最要。将来有所发表，即无大发明，亦不致闹笑话。因此种原料他人所未见，我能整理发表，即是对于学术界之贡献，决不致贻误他人。’以后惟有遵奉先生的遗言遗意，努力于整理档案的工作，以纪念先生于不朽。”（苏同炳《手植桢楠已成荫》93页）直至苏同炳发现陈寅恪这封信，才知道这段话其实是陈寅恪说的。看来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整理史料的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的理论主张受到过陈寅恪的影响。 二 1931年2月到5月间，陈寅恪参与了调解北大历史系教授兼主任朱希祖与傅斯年的一次纠葛。朱希祖不愿在北大任教和担任行政职务，提出到史语所来专事史学研究，表示愿按史语所章程“专任研究员必须辞去一切兼职”的要求，在寒假结束后辞去北大职务和清华、辅仁课程。但到四月份，朱希祖要求傅斯年同意他保留北大国学门研究所导师职务，傅斯年不同意，托陈寅恪与他商谈。陈寅恪于5月6日、24日回复傅斯年，通报与朱希祖谈话结果。傅斯年于5月25日回复陈寅恪，请陈寅恪将史语所不聘朱希祖为专职研究员的决定转告朱希祖，陈寅恪再次回复傅斯年。陈寅恪这三次与傅斯年的通信《陈寅恪书信集》均未收入，5月6日、5月24日的复函“史语所公文档目录”有记载，第三封连“史语所公文档目录”也失载，因它黏在傅斯年与朱希祖往返信件的册页中，编目人员未注意到，幸被苏同炳发现。陈寅恪这封信中申论学术独立问题： 弟之意见，以史语所现在程度如何姑不论，但须做到外国Academy之程度，不光学术上应努力，而其组织上亦必仿照，方可成一独立自主之团队。若非如此则不能独立，不独立，学术亦不能发展，二者必有关系也。 照陈寅恪的看法，中央研究院如果希望建立外国式学院的独立自主风格，必先要树立独立自主之精神（苏同炳《手植桢楠已成荫》307页）。 1931年，陈寅恪颇关注中国学术独立问题，1931年初致傅斯年函：“《八千颂般若》，印度丛书中此种独缺。弟近作蔡先生纪念册文，欲引之而不知其页数，只能就日人所引者用之。故觉不妥，遂不引用。如能购到此书，则于本国学术独立上不无关系。”1931年5月发表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说：“二十年以前之清华，不待予言。请略陈吾国之现状，及清华今后之责任。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而这封1931年5月回复傅斯年的信札又一次提及“学术独立”的问题，可见他对此期许之深。 三 陈寅恪虽为历史组主任，但他在清华大学任教，并不在史语所坐班。在1933年春史语所迁到南京之前，他处理历史组事务的形式是亲到史语所开会和通信，史语所南迁后，则纯用通信形式。傅斯年对陈寅恪非常尊重，凡遇历史组进人及有关事务，都驰函征询陈寅恪意见，并不因路远而自行专决处理。陈寅恪亦当仁不让，处处以第一组事自任，从不推诿规避。这从下面陈寅恪的一封复函（苏同炳《手植桢楠已成荫》87页）可以窥见一斑： 孟真兄左右： 快函并从吾兄函，均读悉。吴君既经孟、姚两公之称许，自然可用，且可助让之办理塘诸事，甚好。至清华今岁毕业生有出洋之希望，又无专攻本国史者，故竟未得惬意之人，此事势造成，不足为异也。会当于他系中求之。然非本行则又未必有史学基本训练矣。《明实录》得姚、王二君校勘，当可速出版。吴春晗随熊庆来赴云南，多为薪俸（三百）及名义（教授）关系，在清华则请假一年，明史停讲。大约此一行经济可稍宽裕，藉能结婚故也。 匆复，顺颂撰祉 弟寅恪七月五日 此函写于1937年7月5日，“七·七事变”后陈寅恪随清华大学南迁前夕，距史语所迁移南京已有四年。 这封信谈了四件事：1、同意录用经“孟、姚两公”推荐的吴某。“孟”不知何人，“姚”即姚从吾，姚从吾还为此事特致函陈寅恪，所推荐之“吴君”，似为姚从吾的学生。时姚从吾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兼主任；2、可能傅斯年请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本年的毕业生中物色高材生进史语所，陈寅恪回复说没有发现中意的人；3、《明实录》的校勘整理是历史组次于内阁大库明清档案整理的第二大工作任务，此函中的“姚、王”指姚家积及王崇武，此时均以助理研究员名义担任《明实录》之校勘工作；4、告知吴晗随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赴云南大学任教的背后原因，是为了工资待遇和教授职称。吴晗于1934年8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留校任助教。陈寅恪、傅斯年一段时间对吴晗非常看重，1943年后，吴晗与陈、傅渐渐疏远。 四 “史语所公文档目录”著录的未刊三十余封陈寅恪致傅斯年信札，虽然只有目录和简单摘由，但从这些片言只字中仍能获得不少珍贵的关于陈寅恪的信息，兹举数端。 （一）关注史语所研究资料搜集 1930年8月陈寅恪函询傅斯年“北海图书馆有无南条文雄大明三藏目录和昭和法宝目录一切经音义之译文”，不久又函询傅斯年“南条文雄大明三藏目录北海图书馆借到否”，可见陈寅恪当时急需这份资料。南条文雄（1849—1927）是日本佛教净士真宗大谷派学者，曾协助杨文会搜求到在中国已佚失的佛经300卷。 1930年9月陈寅恪函询傅斯年、李济，史语所图书室“是否购买泉屋清赏”。《泉屋清赏》是日本滨田耕作、梅原末治两位大学者主持编纂的日本所藏中国古代青铜器精品的图录，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10月24日，陈寅恪再次致函傅斯年，说钱稻孙告知他《泉屋清赏》已为美国人购走。（此函已收入《陈寅恪书信集》，2009版40页）1931年4月27日，钱稻孙致函陈寅恪，告知《泉屋清赏》近况。从这三封紧密相连的信札来看，陈寅恪这段时间一直在追索《泉屋清赏》。 1935年7月陈寅恪致函傅斯年，谈“交换或函索日本庚款所设东方文化学院之出版品”事。1936年夏，日本东方文化学院负责人梅原末治来华，在南京与傅斯年会晤，商量两个单位交换《东方学报》《史语所集刊》和双方研究人员著作以及照片资料事项。（见傅斯年复梅原末治函，《傅斯年遗札》第二册781页） 1936年陈寅恪致函傅斯年，谈“与柏林人类博物馆交换出版品”事。 以上所举信札说明陈寅恪在抗战前密切关注着域外汉学特别是日本汉学的进展，尽力搜集这方面的资料。这在陈寅恪另一批未收入《陈寅恪书信集》的遗札中表现得更明显。（参见拙文《陈寅恪未刊信札整理笺释》，中华书局《文史》2012年第二期） （二）向史语所推荐人才 1930年5月，陈寅恪致函傅斯年，推荐容庚之妹容媛为史语所助理员。容媛（1899—？），广东省东莞市人。1929年到北平，1931年9月后任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秘书和《燕京学报》“学术界消息”编辑。毕生从事金石考古学术研究。1928年至1933年之际，陈寅恪与容庚关系很好，《陈寅恪书信集》收入陈寅恪写给容庚的信札九封。在《顾颉刚日记》中，亦有陈寅恪与容庚兄妹往来的线索。虽然容媛最终没有进史语所，但陈寅恪的推荐可证他当时对容氏兄妹的欣赏。 1945年8月14日，陈寅恪回复傅斯年，谈审阅韩儒林论文和推荐韩儒林进史语所任研究员事：“韩君之文，前见甚佩，惟尚有关于波斯文原文之解释等，弟亦是外行，如须急办荐函，自可即写，如不甚急，容缓细看，以示慎重，如何之处，希示复。”8月21日，陈寅恪再次复函傅斯年：“韩君论文已大略看过，殊为难得，故遵示已写一推荐为本所研究员书，并提二种可考虑之点，又西北大学向弟征求边史教授，弟亦以韩君之名应之。”韩儒林（1903—1983)是我国著名的蒙元史研究专家，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大就读期间，偏好历史。1933年，韩儒林以翻译《西洋文明史》而取得比利时奖学金，赴国外深造，师从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1936年从欧洲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中央大学任教。傅斯年1943年即有意拉韩儒林进史语所。1946年11月，韩儒林经陈寅恪认真审阅其论文后慎重推荐，成为史语所的兼职研究员。若无史语所档案保存的陈寅恪这两封信，这段前辈蒙元史专家提携后一辈专家的史实就会湮没无闻。 （三）争取史语所的支持 抗战胜利复员后，北大历史系主任郑天挺派王永兴、汪篯来做陈寅恪助手，清华也派陈庆华来做助手。但陈寅恪仍觉不够，还希望能有一名专职助手。为此，陈寅恪给傅斯年写信，傅斯年1947年5月4日回复陈寅恪：“……前兄云找一助理或书记，为兄查书。兹在北平方面留一名额，兄可找人相助船……兄写一信来可也。”陈寅恪决定聘自己在燕京大学指导毕业论文的学生程曦。程曦（1919—1997）在成都燕大读书时，与陈寅恪有较多接触。1947年底，程曦完成了毕业论文《恽南田研究》，得到导师陈寅恪给的91分好评。12月26日，陈寅恪致函史语所代办（时傅斯年在美国治疗高血压）陈槃、李济、夏鼐：“弟目前用兼任名义仍得聘用助理否？如能，本年燕京大学国文系毕业生程曦君堪称适当，不知三兄可在所务会议中提出通过否？”不久，代理所务人员收到了傅斯年的回信，史语所决定以所长傅斯年可以配给一名助理研究员的名额，聘程曦为史语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助理员。1948年3月27日，“中研院”总办事处通过，程曦正式成为史语所的一员，由“中研院”发给薪资，安排给陈寅恪作助手。按史语所章程规定，兼职研究员不能配备专职助理，这是傅斯年对陈寅恪的又一次破例。傅斯年对陈寅恪素来尊敬照顾，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认为陈寅恪1942年撤离香港后不按傅斯年意图到史语所和1946年间不留复员南京的史语所而北上清华大学任教以及1949年不随史语所去台湾，都是为了躲避作风专横强悍的傅斯年，两人在抗战后期已产生裂痕。对照史语所档案中保存的史语所对陈寅恪一直关心照顾的材料，可知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真相。 史语所档案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史料，2011年10月，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出版了由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整理的《傅斯年遗札》。闻整理者同时亦将史语所档案中的所有陈寅恪信札纂辑整理好，等待适当时候出版。这将带来关于陈寅恪的新看点与新话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