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相兰欣教授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就与“西方”联系在了一起，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西方列强”的参与。因此，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殖民侵略与本土反抗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这一背景下，造成了当历史在它发生后，而对历史的解释却被打上了不同的烙印，历史的事件是单一的，而历史学家的理解却是多样的。我们看到，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从自身的文化偏见出发来解释，而中国历史学的解释又带上了某种“政治”的色彩。具体到义和团运动这一历史事件来说，西方学者把义和团运动描写成为可怕的“黄祸”，是一种“文明的冲突”，一方代表了先进的“文明”，另一方是落后的“文明”；而中国历史学家则从帝国主义的侵略的视角把义和团战争看作为是对帝国主义入侵的必然反应。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观下，无论从中西的哪一种视角来看，义和团战争都被认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一种不可避免的宿命。 西方的历史学家一直坚持，历史是今人与过去的对话，这种每一次的对话都体现着历史学家的思想观念，也反映着历史学家所处时代的特定观念。难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柯林武德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样，回到义和团的历史解释来说，历史学家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了如此的历史观，但在这种历史观下的历史解释难道是真的历史，尽管历史已经无从复原，这样对历史的解释难道能让人们信服，建立在这样中西对立和偏见之上的历史观又难道不需要重新反思？ 如果把隐含在关于上述义和团战争的解释后面的这种历史观解剖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建立在一种中西两分和偏见的历史必然性的历史观自然妨碍了对义和团战争起源的公允的理解，正如作者所说，缺乏超脱、公平和跨国度的研究。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求得历史的新解，作者投入了辛勤的劳动。为此，相兰欣教授学习并掌握了与此相关的法、德、意等国家的语言，查阅了大量的中外原始资料，此中的辛劳非外人所能理解。据作者本人所说，在英国外交部查阅资料时，为了抄写这些资料，他的手都磨出了老茧，至今都未消褪。在跨国度的对多种资料的分析中，这段被偏见所笼罩的历史经作者之手凸现出了它的焕然一新的另一面，尘封的档案资料告诉了我们被长久遮掩的历史真实。这就是作者所得出的结论：决定义和团战争起源的不在义和团本身，而在中外关系，而在中外关系中，由于中外双方在交流上的一系列误解和由此引发的偶然事件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这种误解具体表现在，各国外交官与清廷的沟通存在着误解，同时外交官与本国政府的沟通不够及时导致了外交官在处理事务上的随心所欲。因此，义和团战争并非以往所说的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实际上战争不是不可避免，而完全是一场可以避免的偶发事件。正是在档案资料的细致梳理和分析中，作者不仅颠覆与解构，而且也超越了以前的文化偏见和政治神话支配下的历史观，历史没有什么必然，历史的解释也不是要找寻或者论证所谓的规律，相反，历史是在无数偶然的交错中生成与发生。 颠覆与解构并不是作者所要达到的目的，而是要在这样的努力中重塑着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并且，在这种重塑中，不仅是为了求得历史的新解释，更重要的是，站在中外关系和中西方互动的新的高度，我们是要思考在现今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选择，我们要从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的历史解释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来引导我们今后的行动,以及我们如何避免因为我们自身的错误而酿成的大祸。这就是作者在本书的最后的一段话所留给我们的长久思考：19世纪末，西方列强对一个衰落的中国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在21世纪，我们也有可能看到西方对崛起的中国再次判断失误。在目前的条件下，如果西方领导人对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缺乏理解，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只是希望义和团战争的惨痛历史不会再次以另一种方式重演。我想，这也就是作者为什么多年来要执着地研究这段历史，以及对这一历史意义深入挖掘的原因了。同样，这也是本书，这样一个对个案的研究在当代风云际会的世界中所格外具有的意义。 （文章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6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