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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依据国共谈判协议，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很快即取得的平型关大捷，之后又迅速分兵多处创建根据地，短时间内实现了迅猛发展，为日后在华北站稳脚跟奠定了关键基础。事后观之，这个过程似乎顺理成章。实际上，夹在多方势力之间的八路军当时处境艰危，面对多种不确定因素，对抗战方针和策略也有不同意见。危急关头，八路军何去何从？ 洛川会议关于作战方针的讨论 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是大的框架，但在当时十分混乱且不明朗的局势下，八路军出征后究竟该怎么办，是摆在中共中央面前极为重要而迫切的问题。 中共中央认为这些事“关系重大”，有必要“慎重讨论”，洛川会议因此召开。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洛川会议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多位红军高级将领亦与会。据徐向前回忆，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中共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独立性，以免被蒋介石吃掉，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覆辙。这就指明了中共抗战的基本原则——既拥蒋抗日，又保持独立自主。相较八路军出征后作战方针的问题，这一点自然容易取得共识。 据聂荣臻回忆，在这次会议上，讨论时间比较长、争论比较多的是八路军出征后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发言中说，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不能局限于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林彪不同意打游击战，他认为要以打运动战为主，集中力量搞大兵团作战。徐向前也忆述称有人主张以运动战为主要形式，红军兵力全部出动，开上去多打几个漂亮仗。朱德认为红军应早上前线，出动以后要注意保存兵力，但他主张对红军的使用“应是积极的，向前的，发展的……出去不能停顿太久。”周恩来也认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主张“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中力量消灭敌人”。 毛泽东原本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综合大家的意见后把关于作战方针的提法确定为“基本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融合了不同意见的表述。 贯彻山地游击战方针 在洛川会议决定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后，为加深八路军指战员对这一方针的理解，并使友军也了解与同意八路军的这一方针，毛泽东于1937年9月间多次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刘少奇等进行解释说明。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毛泽东强调无论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包含四个方面的自由：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的自由；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的一切自由；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自由。 为贯彻这一方针，毛泽东于9月21日再次致电彭德怀要求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当时前方的情况是，阎锡山部可能将被迫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与日军决战，毛泽东判断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由于一些同志对此没有深刻认识，他担心红军也可能像阎锡山部一样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因而再次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而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依托有力部队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故而要分散兵力，而不是集中打仗。 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北方局和八路军负责同志，重申“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就在这天，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了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团一部，取得了八路军出征以来的首捷，这也被认为是全国抗战以来的一个重要胜利。这次战斗，一一五师以一个团和骑兵营在灵丘、涞源、广灵之间钳制敌人，以三个团在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设伏，全师主力配合取得胜利，但同时也付出了伤亡四百余人的不小代价。 这种集中全师主力的打法，显然有悖于此前一直强调的“山地游击战”方针。 事实上，这种尽快打出八路军声威是当时八路军将领的普遍心声，彭德怀称自己当时从总部出发奔赴抗日前线时，也在考虑“八路军如何争取在抗日战争中头一仗打个胜仗，以提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一二九师更是以“壮气军”为内部动员口号，意在奋勇杀敌，以壮全国人民抗战志气。平型关战斗捷报传到尚未出动的陈赓部时，“人人欢跃，大家都以为我们出动太迟了”。八路军的普通士兵在沿途群众热烈慰问和欢送下，加之不久前东征阎锡山时所收获的信心，普遍热情高涨，跃跃欲试。在这种上下一致的求战心切、取胜心切的情绪影响下，“山地游击战”的方针难以得到坚决执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林彪和其他将领的高昂情绪都表明中央及毛泽东三番五次重申和强调坚持预定方针谨慎沉着的必要性。彭德怀在多年后检讨，表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多位八路军领导同志在当时并没有把敌后游击战争提到战略上来认识，对于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以游击战为主，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认识也是模糊的。没有真正认识到这是长期坚持敌后抗日战争的正确方针，因而对于“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两个概念的主次也是模糊的，以至于时而提“运动游击战”，又时而提“游击运动战”。 在八路军出征之初，为何会出现前方将士求战心切以及对形势估计乐观，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却一再敦促其谨慎沉着以及坚决执行之前确定的游击战略？ 实际上这应是毛泽东基于实力对比和当时局势的判断和考虑。在八路军正式改编之前毛泽东就曾专门致电八路军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告诉他在同各方接洽时“不可自夸红军长处，不可说红军抗日一定打胜仗”，“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还特别提到“红军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也要使他们知道”。这或许是一种韬光养晦的策略，但与日军相比，八路军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战术抑或是装备都存在巨大差距。 在八路军各部开赴前线并频频取得胜利之际，毛泽东在给朱德、彭德怀及周恩来的电报中再次提醒：“我军各部胜利之后，易生骄志，易启轻敌观念，而敌在失败之后，对我必增加愤恨之心理，发生谨慎之心理，因此，请你们告戒各部首长，仍一本谨慎沉着精神使之与勇猛奋发精神相配合，争取与日寇之持久战。”果不其然，几天后陈赓旅七七一团在平定县七亘村因疏于警戒被日军袭击，遭受相当损失。毛泽东接报后，再次严词电令前方，指出“小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认为该团遭袭是“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因此要求“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 正是充分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巨大差距，毛泽东坚定地认为对日战争将是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 八路军工作重点的转移 1937年10月8日，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就华北战争形势与八路军任务发出指示，称南京当局“已渐认识保卫山西为华北抗战堡垒的重要”，认为“如果改善军事上的领导，坚决实现已定战役计划，真正实现民主改善民众生活纲领，动员广大群众发展游击战战争，加上我军以自己积极行动的配合推动和领导晋北战局胜利的开展，在敌人远离铁路交通增援接济困难条件下，争取歼灭深入晋境之敌，巩固山西，实现反击敌人，改变华北战局之可能是存在的”，因而指示八路军要将争取这种前途作为“当前最中心的政治与战略上的任务”。华北军分会的这个指示很快遭到了中央的否定，10月17日，毛泽东同张闻天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指出：“军分会十月八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 据彭德怀称，这个指示是在平型关大捷影响下产生的。在指示中，把山西太原说成是华北抗日战争的堡垒，而实际上，太原在一个月之后就失守了。彭德怀在多年后撰写的自传中承认：“军分会的指示是盲目的，没有充分估计到日本侵华各方面的准备（政治上、经济上，尤其是军事力量上），同时也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 基于对局势的准确预判，11月8日太原沦陷后，中央迅即下达指示，认为太原失守标志着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而这一阶段的总的形势是“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以于八路军”。毛泽东判断，随着所部大量溃散阎锡山将无力过分干涉八路军之地方工作，因而八路军放手发动群众的时机已成熟，并明确要求在不靠国民党发饷自己筹集供给的条件下每师扩大三个团。随后又指示，“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并期于一个月内收得“显著成绩”。 为因应形势变化及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八路军工作重点转移的指示，11月11日华北军分会在辽县石拐镇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一一五师除聂荣臻率一部留在晋察冀创建根据地外，主力迅速转移到汾河流域和晋南进行群众工作，并留一部在太行，配合一二九师在晋东南依托太行山脉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一二〇师仍留在晋西北同蒲铁路北段活动。根据地的创建及扩军工作由此全面展开，并迅速取得良好成效。 逆势大发展 据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报告，至1937年12月底，八路军共扩兵九万二千余人，各种枪两万余支。一共新编了二十四个团，其中一一五师增加了三个团，一二〇师增加了五个团，一二九师增加了两个团，八路军总直属队增加了一个特务团，一个炮团，聂荣臻部增加了十二个团。晋冀豫边区已有游击队八千二百余人，枪二千余支；晋察冀边区有游击队一万人左右，晋西北有五六千人。 在出征后两三个月，实际着手扩兵工作也就两个月时间内，八路军已经扩大了两倍以上，而同时期的国民党军则是十数万的溃散。八路军这一时期的逆势迅猛发展对未来局势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三个师分四部的部署既让八路军更加安全，也在事实上形成了华北敌后抗战的数个战略支点。 在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局势中，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准确预判形势且敏锐抢抓时机，对于红军出征后采取并坚持正确有利的作战方针和发展策略起到了突出作用。正由于在创建根据地上的激动灵活，才成功地把握住了这样稍纵即逝的历史契机，使红军很快打开局面。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