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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拜上帝教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关系，是总结太平天国历史经验教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不仅需要全局性的宏观概览，而且需要对具体方面、具体环节的微观剖析。本文拟专就拜上帝教与太平天国军纪教育的关系试作初步探讨。 一、太平天国军纪教育的宗教色彩 军纪，作为保证军队在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而要求军队遵守的准则，乃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军纪教育，则是保障军纪执行的重要手段。而太平天国的军纪教育，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这不能不算是它的一个突出特征。 先看其内容方面。 太平天国军纪教育的内容是颇为丰富、端绪是颇为纷杂的，但细加梳理，从中可以摸到一条总纲，这就是“遵条命”。它是金田起义之初由天王洪秀全颁布全军的“五大纪律”中的第一条，寥寥三字，言简而意赅，涵容颇为广博。所要求遵守的“条命”，即宗教和军事内容的复合体。譬如简又文先生就作过这样的解释：“‘条’即十款‘天条’——宗教的，‘命’即命令——军事的。”(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页1282。) “十款天条”原作为拜上帝会的基本教义和守则，及至团营起义，拜上帝会会众集结为最早的太平军部队，“十款天条”的内容，就以天王诏旨的形式被法定地纳入军纪之中。该“天条”款项为：崇拜皇上帝；不好拜邪神；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孝顺父母；不好杀人害人；不好奸邪淫乱；不好偷窃抢劫；不好讲谎话；不好起贪心。其前四条纯系宗教内容无可置疑。后六条似乎纯为世俗内容，其实，这些原本是为宗教道德所要求的思想和行为规范，只要我们明白“十款天条”系仿自基督教《旧约全书》中的“摩西十诫”，将后六款与前四款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其宗教的性质也就不难理解。并且，被纳入太平军纪律之中的宗教内容，也不仅止于“十款天条”，尚有其他，例如《天条书》中关于宗教仪式的许多规定。该书早在起义之前拜上帝会时期就产生，初被手抄传习，及至起义的第二年（1852年），就作为太平天国官书大量印行，对太平军来说是必习课本，人手一册。朝夕诵读，不识字者由识字者负责口授，必须熟记和执行全部内容，否则严行治罪，可见被重视的程度。而该书是包括“十款天条”和宗教仪式法规两大部分内容的。当然，“十款天条”是为核心。 就属军事性质的“命”的内容来看，最早颁行于太平军的“五大纪律”中的后四条，即“别男行女行；秋毫莫犯；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皆属之。此后，这种法规不断有所增添，愈加系统化和专门化。如合成为《太平条规》的“定营规条”和“定营规矩”，前者十条中除第二条外的其余几条，后者十条的全部，分别规定的是关于驻扎和行军的军事纪律，(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第1册，页155～156。)特别是《行军总要》，对“陆路号令”、“水路号令”、“点兵号令”、“传官号令”、“查察号令”、“防敌要道”、“禁止号令”、“体惜号令”、“试兵号令”等，都作了非常具体、细致的规定(见《太平天国》，第2册，页415～429。)，洋洋万言，几无宗教方面的字眼。还有洪仁玕在《干王洪宝制》中提出的“兵要四则”，即“为将”的“学问”、“道德”，“法律”和要知的“蓄锐之方”(见《太平天国》，第2册，页661～662。)不啻讲论兵法和治军的谋略、艺术，而且也关涉军官遵守的纪律。在这军“命”类内容当中，“五大纪律”中的后四条终可算得基本原则。 象上面这样将“条”与“命”划分开来区别视之，对于揭示所要求遵守的“条命”的复合性内涵特征是必要而合理的，但仅限于此还不够，因为其“复合性”并非宗教和军事两部分内容的机械拼凑，而是有机结合，这种结合体现于两种成分的相互改造而各有所变异——宗教内容被世俗性地改造，为反清的武装斗争、政治革命服务，军事内容被神学性地改造，使其笼罩上超世俗的神秘雾霭——正是在此过程中两者交融为一体。可以说这是一个复杂而奇妙的“化合”，这一“化合”不是随便、自然就能实现的，它是一项“人为工程”，要通过若干手段和环节能动地完成。“教育”，就是其中特别重要、特别关键的手段和环节。“教育”的功能和目的就在于，使广大太平军将士在思想意识中和实际行动上把“条”与“命”统一起来遵守．这亦即“遵条命”所蕴涵的完整而理想的意境。太平天国的军纪教育就是在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两个不同层次进行的，前者为里，后者为表；前者为内在驱动力，后者为外在落实点。不论哪个层次上的施教内容，都带有宗教色彩，而自然又是以思想层次者更具有质的深刻性。 思想层次的军纪教育内容可谓主要体现于几“心”： 一曰“真心”。即要求太平军对天国忠诚不二。这绝非无的放矢，事实上，动摇甚至叛变的现象自起义之初就不断出现。例如，据太平天国官书记载，辛开（1851年）七月间“天兄”就曾大骂军中有人“不忠草（“草”，即“心”，下面类此者不再加注）”(《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第1册，页61。)。不久，就发生周锡能等人“反骨逆天”的恶性大案。以后，反叛事件在太平军中也时有发生。太平天国领导核心不但在发现反叛分子后就严加惩处，利用反面教员敬戒他人，而且更注意于平时加强正面教育。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力伸张天国的正义性和神圣性，千方百计地树立皇上帝的无限权威，一方面用以激励人心，另一方面也旨在造成一种威慑力，使人们知道和信实“天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天父下凡诏书一》，《太平天国》，第1册页18。)；每个人的“一举一动，虽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若好若丑，总瞒不得尔天父过也”(《天父天兄圣旨》，页107。)；“苟有妄心邪心，变妖通妖，纵使隐其事，匿其迹，秘其谋，天父鉴观赫赫，终莫得而掩饰也”(《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34。)，只有把“立志顶天，真忠报国到底”的心思树牢。 二曰“公心”。即要求太平军克己奉公，捐弃私心妄念．这特别是针对有人违犯圣库制度私藏财物而发。在永安时，天王就曾发布诏令：“各军各营众兵将，各宜为公莫为私，总要一条草对紧天父天兄及朕也。继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33～34。)翌年在长沙，天王又发布更严厉的诏令：“通军大小兵将，自今不得再私藏私带金宝，尽交归，天朝圣库，倘再私藏私带，一经察出，斩首示众。”(《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36～37。)在太平军中实行圣库制度，固然是为了保障军需而采取的一项必要措施，但施行“公心”教育的理论基础却是宗教的，其要旨不外乎：“世道乖离，人心浇薄，所爱所情，一出于私”(《原道醒世训》，《太平天国》，第1册，页91。)的流弊，是违背“天下凡间大共之父”皇上帝的“邪道”，“真道”则是“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第1册，页322。)。 三曰“同心”是要求太平军搞好内部团结，即“和傩”，互相关心，互相爱护，齐心合力，共同对敌。自起义之初，军中就存在“场场行事，多有不同心”(《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第1册，页61。)的弊情。有针对性地进行“同心”教育的宗教理论根据，是基于“皇上帝大家庭”说。如所谓：“我们蒙天父生养以来，异体同彩，异地同气，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今者深浴天思，共成一家，兄弟妹妹，皆是同胞，共一动爷所生，何分尔我！何分异同！”故要互相体贴，亲如手足，做到“有衣同衣，有食同食：凡有灾病，必要延医调治，提理汤药；若有孤子孤女以及年岁衰迈者，更宜小心看待，与其盥浴身体，洗换衣服，斯不失体戚与共，疴养相关之义”；至临阵杀敌，自当“涌跃向前，各各争先恐后，不可你推我诿，方为一心一德。”(《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第1册，页382～383。) 四曰“宽心”。是要求太平军在艰险的对敌斗争环境中要保持乐观和沉着，即天王诏旨中所言“欢喜”和“莫慌”(《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32。)。这自然要靠必胜信念的支持，要有对前程和美好憧憬的鼓舞。于此，太平天国也自有一套教育理论：“万事皆有天父主张，天兄担当”(《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32。)，何用慌张！眼前艰难一些又算什么，待来日“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早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金砖金屋光焕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37。)。也不用怕为杀妖而“升天”，那更是“永远荣光”、“宜欢不宜哭”的“头顶好事”(《天条书》，《太平天国》，第1册，页77；《醒世文》，《太平天国》，第2册，页504。)。地震发生吗？岂为灾异，实乃吉兆也：“万样■爷六日造，同时今日好诛妖。地转实为新地诏，天旋永立新天朝……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草任消遥”(《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39。)！ 五曰“坚心”和“耐心”。即所谓“坚耐”，这是被特别强调、在太平天国文献中出现频率很高的用语。是要求太平军要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地为天国事业而斗争。太平军的战斗生活充满了艰难险阻自不待言，队伍中不免有“因一时困苦，遂易其操，欲改初志”(《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第1册，页367。)者。针对这种情况，太平天国领导核心教育太平军要坚定不移，经得起“倍加磨炼”的考验。其所谓“磨炼”，所指内容是颇为宽泛的，一方面包括适应与敌斗争的险恶条件，不怕艰难和危险，能够吃苦和敢于牺牲；另一方面也包括忍耐自我“修好炼正”所带有的禁欲主义的痛苦。譬如，即使夫妻有违男女别营的纪律而“偷欢”，也被视为不“坚耐”甚至犯重咎的行为。然而，这就有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既然天父是万能的，为什么不助佑其“子女”或是干脆直接将“妖”、“邪”一举诛灭，而使其遭遇和忍受偌大艰难困苦？太平天国领导人便以“试心”说来应对。所谓“万事皆是天父天兄排定，万难皆是天父天兄试心”(《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第1册，页372～373。)。他们举例说，象金田起义之始，粮草一度短缺，只好全军“概行食粥，以示节省”；在永安最后“粮草殆尽，红粉亦无，妖魔数十万四面重围，无路可出”，都是“天父欲试我们弟妹心肠”，而到头来还是靠天父“大显权能”排危解难的。(《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第1册，页367～368。)他们还以天朝开国诸王皆历尽艰险为据，模仿“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古训来现身说法，言称：足见“天父”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第1册，页370。)。教育太平军将士树立和强化“欲享天堂真幸福，须从克己苦修来”(《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第1册，页390。)，“我们务要加磨炼，越磨越炼越福深”(《醒世文》，《太平天国》，第2册，页504。)的信念。 如果说“心”即思想层次上的军纪教育，主要功能在于所谓“化醒”，以促使自觉的话，那么到了行为层次上的军纪教育，其功能就更加上规范性强制。当然，这种强制本身也是教育手段。其内容可归纳为下述几个方面： 群众纪律——要“秋毫莫犯”。包括禁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扰民、害民、强买等事，有很具体、细致的条规。例如“行营规矩”中关于禁扰民害民的规定，就列及不得入乡造饭取食，不得乱捉实茶水粥饭的人为挑夫，不得在道路和民房出恭（大便）之类的事项。 日常生活纪律——“不好奸邪淫乱”，此即“十款天条”中的第七条，“天令”中曾明确强调，如触犯此条，“老兄弟定点天灯，新兄弟斩首示众”(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页231。)。此条中所禁止的事项，“奸邪”包括的内容很广泛，违背“天父真道”的“不正”之举皆属之，被明确列及者如吸食鸦片和黄烟、唱邪歌等：“奸淫”不仅指对民妇民女，也指对军内姊妹，还包括夫妻间违犯男女别营的偷合。禁“奸淫”一事始终被特别重视。 战场纪律——“不得临阵退缩”。要求将士勇于冲锋陷阵，“放胆诛妖”，对临阵退缩的严惩不贷。 上下关系纪律——“各遵头目约束”。士兵对长官、下级对上级，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显然，该条不论在战场还是日常，都是适用的。 从上述行为层次的内容可以看出，其中有些就属于“天条”的规定，其宗教意义自不待言；有些内容本身宗教色彩并不浓重，但由于它与思想层次内容的密切联系，也不免被折射上了一定程度的宗教色彩。譬如说，从思想理论依据上寻源，明显地都可以溯及上述几“心”的相关内容，毋需一一列举。这里只特别强调说明，之所以防范和制裁“淫乱”始终被特别着重，除了军事生活方面的需要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它不但属于“十款天条”中明确戒除的事项，而且在拜上帝教的教义中，更有“第一不正淫为首”(《原道救世歌》，《太平天国》，第1册，页88。)、“邪淫最是恶之魁”(《天条书》，《太平天国》，第1册79页。)的明训。 太平天国军纪教育的内容，不管实质上包括了怎样的革命政治性，但基于我们上述分析，当不难认定其中也有相当量的宗教的安魂剂吧？ 再看太平天国军纪教育的形式方面。 太平天国军纪教育的形式是灵活而多样化的，但不管是集中时间、精力的专门整饬（如在永安期间），还是随时随地的附带教育；不管是大庭广众地“讲道理”，还是以两、伍为单位的日常学习；不管是树立正面典型激励，还是利用反面教员敬戒，都多是以宗教有关的形式进行的，从场合、仪式到语言形式无不如此：动辄天父天兄下凡，真神君临指划一切，日常的方方面面都与“天”字挂钩，如太平军名目上是“天”朝的“圣兵”，习读的是“天书”，宣讲的是“天情道理”，言必称“天父、天兄”，无事也要向“皇天”礼拜，有事更得对“皇天”悔罪、谢恩，甚至早起晚睡、一日三餐都得向冥冥之中礼颂……而这一切一切都是为了目前获“天父天兄”助佑，来日则得升“天堂”。繁杂的宗教仪式被堂而皇之地纳入军纪法规，使军纪教育乃至部队的一切生活，都置于了一种强列的宗教氛围之中。 就拿对于军纪教育来说是非常重要活动的“讲道理”来说吧。所谓“讲道理”，其本意即“宣讲教道”。洪秀全等人先是用以作为布道和革命宣传的重要方式，到金田起义建立太平天国以后，“讲道理”更是成为一项重要制度，相当经常和普遍地实行于广大军民之中。《贼情汇纂》中有云，太平天国“时以讲道理为名者，〔诸事〕皆有所为也”。所列举的“必讲道理”的事情中，如所谓“仓促行军，临时授令”、“驱使群贼为极苦难之役”、“〔为防范〕逃者日多”(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页266。)等项，皆直接关系军纪教育者。其实，何止如此，“讲道理”对于太平军来说，更要紧的是作为进行正面的、正规的、大规模集中的、与民合伍场合的军纪教育的活动方式。对这种活动形式有的论著中介绍说：“凡大军所到之处，必于空旷地上筑一高台，以时集合全军兵将及民众在台前举行大集会，由最高长官或指派军官主持其事，仪式至为隆重；礼拜天父之后，即朗声对众‘讲道理’”。(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页1861。)象这种活动形式，不论是在太平天国建都以前还是以后，不论是在天朝京畿还是其他辖区，都是坚持运用的。譬如有材料证明，在忠王李秀成所辖苏福省内也是如此，其时已值太平天国后期，宗教生活已不比以前那样狂热，并且李秀成本人也属宗教观念较为淡薄者，其辖区内“讲道理”的活动形式尚且坚持不懈，当更能说明问题，我们不妨采录一个具体场面，这是慕王谭绍光在宝应主持的一次活动的纪实：仪式开始，慕王走至高坛中间的桌旁大声说：“我们来赞颂天父！”接着，他跪下来，全体群众也随之跪下来，一同作数分钟的祈祷。随后才发表讲话，所讲许多是以宗教辞令来行军纪教育的。譬如：“天父皇上帝派遣天王前来治理我等众人，并授权天王统辖中国之河山，此皆天父之恩赐，故尔等当敬听天王命令……本军营中若有人胆敢抢掠或骚扰，必处以死刑。倘尔等发现此类兵士逡巡乡间，可扭送我处，决严惩不贷……尔等天兵，唯有信赖天父帮助，以期光复祖国……胜利全靠天父之默佑。尔等与满妖作战，必须对神真心，而不可为妖魔所迷……”(〔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上册，页257。)其活动形式上的宗教色彩不是很醒目的吗？ 我们再看看借天父天兄下凡来进行军纪教育的事例。在永安时，揭露和审理周锡能反叛案来儆戒全军，进行了一次严肃的纪律教育，就是利用了天父下凡的形式完成全过程的。此事为人熟知，毋需细说，下面，从近年新发现的史料中再采录一个典型事例：这是辛开元年（1851年）三月的一天，当时西王肖朝贵驻扎三里，突然，“天兄下凡”附体，审判了军中一个叫陈来的人。此人被派照顾罗大纲之妻，乘罗妻去世之机，私藏她的金戒指一只、银牙签一副。在“天兄”无所不知的权能下被迫招供，被判死刑。接着，“天兄”便乘机对众将士进行纪律教育。他“先将灯亮照西王面，化他心肠，后叫南王、秦日纲着人吊（调）各军军长、百长、营长各带齐各营内兵将到来。陆续超升众小弟灵■登天堂，即陆续教导众小弟：‘要守天条，要遵命令……自教导之后，尔各人尚有犯天条者，尚有不遵命者，尚有忤逆顶颈者，尚有临阵退缩者，尔莫怪朕高兄发令诛尔也。’”(《天父天兄圣旨》，页87。)其中有些具体情节，如“天兄”怎样“将灯亮照西王面”，又何“超升众小弟灵魂天堂（使进入睡眼状态）”，我们还不太清楚，但其典型的宗教形式是自不待言的。 通过以上对太平天国军纪教育从内容到形式的概观，当能认定其宗教色彩的客观存在。应该正视此点而跳出这样一个误区：或是主观地回避或否认宗教现象在包括军纪教育在内的太平天国社会生活中的存在地位；或是夸张地把太平天国宗教全然视为包裹革命肌体的“外衣”、被自觉利用来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在当时不论是客视环境还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的主观条件，都还不足以造就出这样的历史事实。当然，应该明确，宗教在太平天国的社会生活中并非首要方面；并且，它也确有被有意利用而作了某种工具的因素。但是，“真实”宗教在太平天国的真实存在不能因此被湮没。我们就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点上继续进行下面的讨论。 二、拜上帝教在太平天国军纪教育中的利弊评析 拜上帝教对于太平天国的军纪教育来说，是一把利弊皆具的“双刃剑”。 其利的一面，并不仅仅在于拜上帝教在一定程度上为革命者有意利用，而且也在于宗教的虔诚在当时条件下可以而且也实际发挥了一定程度的派生性正向作用力，试举数端： 一是宗教热情的鼓舞力。具有宗教色彩的太平天国的军纪教育，一方面以利用宗教热情作为其施行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又以激发宗教热情作为其收取的重要功效。这样互促循环，使宗教热情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高涨，并且生效于军纪。“不得临阵退缩”而要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富有“坚耐”精神敢于应对任何艰难险阻，保持必胜的信念和旺盛的斗志，这些，对于太平军来说都与宗教热情相联系，甚至可以说是釜中之汤与釜底之薪的关系。宗教热情既激发于天堂永福的理想，又生发于上帝助佑的信念，这都是与军纪教育的内容直接相关的。 二是宗教认同的凝聚力。太平天国军纪教育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使太平军在各方面保持一致。其中思想信仰上的一致又是自觉遵守纪律的重要基础。所谓“同心”，是在军纪法规中被一再强调的。而宗教的认同，在这方面委实起了重要作用，洪仁玕总结太平天国经验教训曾说：“我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众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资政新编》，《太平天国》，册2，页540。)的确，那种全军上下手足亲，“同心同力同向前”(《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32。)的团结战斗的精神风貌，是和“咸知矢志归真主，无不同心拜圣神”(《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第1册，页401。)的宗教认同分不开的。 三是宗教道德的约束力。宗教道德规范和一般的世俗道德规范相比，它更多了一道“神圣”的光环。遵守和违背这种道德要求，对于信仰者来说，心理上就不只是一种人伦义务感的偿与欠，而更有一种神道负罪感的减与增。“道德拯救”说在信仰拜上帝教的太平军身上，发挥着它的特殊约束力。并且，宗教道德在太平天国军纪教育中，不只是思想层次的重要内容，而且有些内容被直接纳入军纪法规之内，这样，就不仅仅是通过群体舆论和自我心理作用产生约束力，而且具有了法规的强制性，这自然就更大大强化了宗教道德的约束力。总之，宗教道德的约束在太平天国军纪教育中是一种多重的合力，其强度是一般世俗道德所不及的。 四是宗教神秘的威慑力。宗教信仰的神境是虚幻的，但又是神秘的。拜上帝教作为西方基督教与中国民间宗教的混血儿，在太平天国军政生活中更显示出其特有的神秘性。象天父天兄下凡等诸多“神迹”的实际演示，“皇天”权能一次又一次地活现，使得冥冥之中的神力，从无形化至有形，从抽象变为具体。这样，虚无也就过渡到现实，荒诞也就演绎成合理。处于特定氛围和心态下的人们觉得不可捉摸但又不敢怀疑，于是乎毕恭毕敬，诚惶诚恐，真正信实和感到具有无所不见的“米筛眼”、“罗斗眼”(《天父天兄圣旨》，页89。)，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世间，故不敢生异心和有越轨的举动，而约束自己遵纪守法。就拿天父下凡审判周锡能反叛案借以对全军进行军纪教育的事例来说吧，人谋却巧托为神力，任周锡能自以为做得机密企图隐瞒抵赖，但“天父”竟能连连出其不意地发奸扬伏，使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自知好心难隐，果真天眼恢恢，真神难欺”，于是被迫“直诉出真情”(《天父下凡诏书一》，《太平天国》，第1册页14。)，临被处死前仍大声呼喊：“今日真是天做事”！(《天父下凡诏书一》，《太平天国》，第1册页19。)周锡能等既敢谋叛，当时自然是不怎么信实皇上帝权能的，一经“天父”审判，尚能转信和畏惧如此，对于不知内情的其他人来说，儆戒之效可想而知。大家议论此事，深感“天父上帝有主张”，而周锡能等人犯“谋事不成反陷地狱受永苦矣，哀哉”！(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页1865。)敬畏皇上帝之情，溢于言表。 五是宗教氛围的感染力。不论形式还是内容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太平天国的军纪教育，造就了一种浓烈的宗教氛围。对人们会产生特别的心理效应和感染力量。譬如借“天父天兄下凡”进行军纪教育，这是太平天国前期所惯用的，其效果的获得即与宗教氛围分不开．对于实行更为一贯的“讲道理”来说，宗教氛围也特别重要．有的论著中作过这样的分析：“从宗教心理学上看来，这种大集会，又有如近代基督教之布道奋兴大会。在会场的万数千人以至数万人，皆有集中的注意、提高的情感、团结的意识、共同的观念、一致的行动、深刻的印象、强烈的暗示、迷目的象征（如彩旗、大纛、军器等）出色的人物、动听的讲辞等等。所以此举呼吁于民众的心理，予以剧烈的刺激，引起兴奋的情感，发生传染的作用……”＠41这颇有道理。 如此等等，都是从不同方面和角度具体而言的。还应该特别注意到，拜上帝教在太平天国的军纪教育中的正面作用，总的说来取决于拜上帝教的特质以及它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整体联系。 我们知道，拜上帝教产生的触媒以及构成它的相当比重素材甚至可以说是灵魂，是来自西方的基督教。而当时的西方基督教，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领域占有突出地位，是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它在当时中西关系中的角色而言，既被利用为殖民侵略的重要工具，又是“西学东渐”的重要载体，而且它本身亦即属“西学”的范畴之内。洪秀全之所以对它深感兴趣而尽其所能地接受，不但使他得以创立起拜上帝教，而且终使拜上帝教与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联姻，这绝非偶然。从根本上说来，这与当时基督教包含和承载了与封建专制思想体系和政治体制相对立的内容，而这又正投合了反叛清朝的洪秀全和他的农民兄弟们的需要分不开。正是以上帝为崇拜的唯一真神，便可把中国历朝历代的封建帝王特别是当时的清朝皇帝，以及那些由封建帝王们树立起来的为他们服务的偶象，统统划入当诛当伐的“邪”、“妖”之列；正是以上帝为天下所共之父，才把“邪”“妖”之外的天下人群推衍为兄弟姊妹一家人。这样，千年不易的维系封建等级差别和整个统治秩序的伦理纲常，便第一次被带有新质的因素所冲击；而一定量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也就随着西方上帝被从素材上借用而融化进拜上帝教之中。惯常，人们一般也承认洪秀全属于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之列，但一讲他的思想，又往往认定于所谓当时农民阶级所不能超越的封建樊篱之内，这不能不算是一个矛盾．事实上，洪秀全作为近代条件下的农民革命领袖，思想已经突破了封建时代农民阶级的思想范畴，带上可观的近代因素。而这种因素，即主要通过拜上帝教得以“内潜”（吸收）和“外化”（表现）的。因而，拜上帝教对于洪秀全的思想乃至整个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当然也就包括了军纪教育方面），都可以，而且实际上也起到了不应忽视和否认的积极作用。 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是因为拜上帝教与一种正义的、进步的事业，与为此事业而战斗的一个群体，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象这种情况，在世界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毋庸泛论新教与整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关系，仅以英国的情况来说吧，“在十七世纪的英国，清教徒比其他一切党派都表现过更大的毅力”，克伦威尔自认是上帝的工具，称自己的行动为上帝意志的产物，使他具有了不可遏止的力量(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当时，就有在华的西方人将这场运动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类比，大意说：这是现代的一宗奇事——现在中国的战争之迹近清教徒（克伦威尔等）及侠士们，与荒淫的无神的清军对抗的，是有节制的、虔敬的、打破偶象的太平军，他们的领袖颁下特诏教人遵守“第七诫”（禁奸淫），违者处死刑，又严禁饮酒、吸鸦片与烟草，而切实执行此禁令，此种节制连同每日讴歌颂神与祈祷上帝、诵读宗教书籍、及礼拜日大会——如果这些行动足以使其类似清教徒的军队，则我们不能承认，他们之杀戮满人和其他闭门不纳及拔刀相向的敌人，就是与克伦威尔之义举不相异的了。(《北华捷报》、第360期，1856年6月7日。)当然，这种类比并不见得很恰当，当时的中国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条件不同，太平天国革命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面貌也大异。不过，就宗教与革命运动相联系并从中起了某种积极作用而言，两者也的确有着类同之点。由此，我们可以从更广阔的背景中和深刻的根源上，体察拜上帝教在太平天国军纪教育中能发挥一定有利功用的合理性。再者，注意到其人在作上述类比的时候，所引证的事例多即直接关乎军纪的，这当更有助于证明我们的结论。 好了，现在让我们转而看看“双刃剑”的“弊”的一面。 从本质上说来，宗教是“颠倒了世界观”(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页1。)，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页2。)。拜上帝教既是一种宗教也就不能例外。尽管在特定条件下它能对太平天国革命起一定甚至可观的积极作用。但终归，这种作用不能恒定维持，因为宗教的“神道”毕竟没有经得起耐久考验和推敲的事实基础，破绽不免会日益暴露，对于以神、人直接相通于日常（如动辄天父天兄下凡，凡人则被“超升”灵魂人天等事）为显著特点的拜上帝教来说更是如此。这样，便必然使越来越多的人逐步怀疑，动摇乃至丧失原有信念。到了太平天国后期，“人心冷淡”，“锐气减半”(《资政新编》，《太平天国》，册2，页540。)，与经过内江的悲剧，“天父真道”在人们心目中失去了先前的魅力有密切关系．“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沧浪钓徒：《劫余灰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页163)，敌方的这一幸灾乐祸之辞，却也反映了太平天国内部包括军内人们的迷惘、失望的心态。这不能不严重影响到太平军的纪律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又不能清醒地抛开宗教护符，而仍乞灵于它，还想靠恢复和重塑军民的宗教信念来重振昔日雄风，洪秀全为此陷入了迷狂甚至严重病态的地步，就连还算比较清醒的洪仁玕于此道也不遗余力。他在有关太平军纪律教育的重要文献《干王洪宝制》中，就纳入了相当比重的宗教内容，如仍炮制了“知罪”、“悔罪”、“改罪”、“赦罪”、“赎罪”、“无罪”、“受福”的多环“长链”，还有长篇祈祷词(《干王洪宝制》，《太平天国》，第2册，页663～668。)。这样搞已不免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事与愿违，扼止不住太平军中组织焕散、斗志消沉、不遵命令，甚至扰民害民等违法现象向严重处发展的趋势，这时部队的纪律和整体风貌，与前期那种严明持正、团结一致、勇往直前的状况已不可同日而语。当然，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如太平军较前成分庞杂而致整体素质条件降低，就很有直接关系，但宗教方面的因素诚不失为要端之一。 不仅如此，其实，即使在拜上帝教对于太平天国军纪教育发挥积极作用较大的时候，反向作用力也是正和正向作用力互包并存的。譬如，与上面列及的诸种正向作用力相联系，不也有着宗教狂热的盲动力，宗教病态的麻醉力、宗教荒诞的迷惑力等作祟为害吗？关乎此例，事实醒目，毋庸一一具体示例。 恩格斯说：“为了相信人的事物的重要和伟大，没有必要给真正的人的事物打上神的烙印”；“历史的有神性越大，它的非人性和牲畜性也就越大”(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页650～651。)。太平天国的军纪教育乃至其他方面的活动，作为革命斗争和社会生活的实在内容，本乃“重要和伟大”的“人的事物”，因为与拜上帝教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虽说因此在一定时候、一定甚至很大程度上受利，但也使它始终带着“非人性”的蒙昧落后成分，并且随着条件的变化，由此而产生的弊端越往后越显严重，这不能不算是最终导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令人遗憾的原因之一吧？ （资料来源：《河北师院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