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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本指古代用来写字的小木片，引申为公文及书信。造纸术发明前，我国的书写材料，早期为甲骨、石料、金属（如青铜器），因其笨重，又采用纺织品（称“帛”）、木片（书写后称“札”）或竹片（书写后称“简”）。汉代以降，纸张成为主要书写材料，但信函仍习惯性地称“书札”“笔札”“手札”，又称“书简”“尺牍”（牍，一尺长书写文字的木版，引申为公文或书信），更通常的称呼是“信札”。 信札是人类发明文字后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我国现存最早写在纸上的书札，是西晋陆机（261-303）的《平复帖》。陆机“少有奇才，文章冠世”（《晋书·陆机传》），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为了祈求友人病体康复而致札问候，此即《平复帖》（“平复”即康复），是存世最早的名人书法真迹，也是存世最早的纸本书信（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魏晋时期，书札应用普遍，不仅有传递信息的实用功能，而且透现文学及思想成就，书法艺术也得以展示。魏晋士大夫崇尚玄学清淡，讲求风度文采，其往还书信，文辞简洁渊博、书法劲拔潇洒，钟繇、王羲之、谢安等文豪都是信札高手，文义、书法并美。此后千余年间，这种信札传统流播于文士，并影响民间，成为中华文化典雅风范的一种表现，当为今人继承与发扬。至唐代，信札广用，并出现专门用以写信的纸张。明清以来，特别是民国年间，信纸愈益专门化，出现所谓“笺纸”（“笺”为制作精良、尺幅较小的纸张）。笺纸，也称诗笺、信笺，指以传统雕版印刷方法，在宣纸上印以精美、浅淡的图饰，为文人雅士传抄诗作或信札往来的纸张。民国时著名的“十竹斋笺”“芥子园笺”，上有梅兰竹菊等隐画，或印有吴昌硕、齐白石、陈半丁等人作的笺画，十分清丽。 《冯氏藏札》共189通，主要是先父冯永轩（1897-1979）于上世纪20-60年代收藏的的清代中期至民国年间文士、政要议学论政的书札手迹，另附先父友朋致函及笔者师友来信。其编目为： 近贤论艺湘淮谈兵左营密函花溪札丛新疆政书冯氏飞鸿 此六目大要如次—— 一、近贤论艺 本目汇集清中晚期及民国间文士所撰信札，多有评议学术、艺文的内容。如清乾嘉之际四大书法家之一、文学家、金石学家翁方纲（1733-1818）致友人函中，讨论某抄本与刻本的优劣异同，力主“刻出一部正经书”，批评“明朝人千百种集，皆不成书耳”，表现了乾嘉学风的谨严及对明人编书粗制滥造的不齿。 又如清中叶著名思想家、扬州学派代表学者之一焦循（1763-1820），在致扬州学派宗师阮元从弟阮亨（字梅叔）函中，于春江食鮆闲议之后，介绍自编《北湖小志》已然成书，而《（扬州）足征记》正在资料搜集，可见焦氏著述之勤，笔锋又转议书法大义。此函确为雅士论艺之佳品。 金石学家张廷济（1768-1848）的一通短简，评议玉龙钩拓文及汉铜虎符，字字玑珠。 曾门四弟子之一、晚清学者、书法大家张裕钊（1823-1894）与藏书家莫绳孙函商《经籍纂诂》补刷事。 曾主持湖北学务的清末学者黄绍基（1854-1909）与友人书，议存古学堂开学事宜，并乞友人检讨《兵法史略学》《中国历史》等教材。 文学家陈衍（1856-1937），议《国学专刊》上海发行、《武夷山志》检核、刊刻《通志》诸务，以及门人龙沐勋（龙榆生，20世纪最负盛名的三大词学家之一）等注诗情形，指出“注诗颇难，不如先注其出正史者，次则诸子，次则大家诗集”，不啻为注家之方法圭臬。 历任两湖书院院长、湖北教育司司长的姚晋圻（1857-1916），为某学堂定名与友人切磋。提出“滋兰”“清汉”“规楚”或“楚规”诸名，并加文字考训。 李晋年（1860-1910），渊博的历史地理学家，《新疆图志》多出其手笔。此函戏拟八股一篇，又拟试帖诗《赋得政在养民》，再议两碑释文，表现了晚清士人的志趣情志。 曾任江夏知县、武昌知府的陈树屏（1862-1923），函议“留学毕业生具有实在价值，定有应行考试地方”，又议教育会的职能。 武昌方言学堂主事者、博学多艺的程颂万（1864-1932）与黄庵议丝竹金石之学。 美术教育家、书画家、张大千的老师李瑞清（清道人）（1867-1920）两通信函议书道之精髄，又考析一碑文的历史。 吴其昌（1904-1940），与先父冯永轩为清华国学院一期同学，后任武汉大学教授。其致外交家、汉学家时昭瀛函，申述自己留日经费困难，议及讲稿中国文化史第二部“社会之部”中某事，得李剑农先生称赏，七年前有期刊有意刊载，然吴氏慎重未发表，现因留学需款，遂拜托时氏推荐刊发。 此目诸函，表现清民间文士的生活百态及其治学讲艺的精深广大。 二、湘淮谈兵 清咸丰同治光绪之际形成湘系、淮系两大军政系统，权倾一时。湘淮两系将帅多儒将出身，往还书信文实俱佳。本书收集诸函，以笔者齿序排列，首位为楚军统帅左宗棠之兄左宗植（1804-1872），次席为湘军主帅曾国藩（1811-1872），曾国藩致函李鸿章之弟李幼泉（1834-1873），详论攻勦捻军诸务，是一篇有史料价值的军政文书，其正文当是曾国藩口述，由文案用工整楷书撰写，信尾长篇批文，系曾国藩亲笔，边款“一等侯曾”。 湘军又一主将、咸丰间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1812-1861）（1812-1961）致其四弟书，论及在湖北与太平军苦战情形及湖北崇阳民心向背的状况，称崇阳“四次造反，遍地皆贼，贼胜则举国庆贺，贡献不绝；贼败则士子掩卷而泣，农夫辍耒而叹。人心至此，尚忍言哉！”民心向着太平军，故胡林翼力主“宜杀”。这是清方高级将领关于当年人心向着太平军的记述，也坦白了清军滥杀的事实和出发点。 湘军重要将领彭玉麟（1816-1890）于战争之隙致函问候亲友；何璟（1816-1888）详介汉水沿线炮船数量及部署，此皆为湘系军政要员对太平军、捻军作战的记述。 湘军主将、曾国藩四弟曾国荃（1824-1990）致春圃二函，议及与太平军的战事，第三函致朝廷某大员，落款“一等伯曾国荃”，显系湘军攻取天京、曾国荃封伯爵之后；第四函致春霆，议与捻军作战事，当在1867年主持湖北勦捻之际。 本册信札还包括淮系主帅李鸿章（1823-1901）、要员沈桂芬（1818-1880）、丁日昌（1839-1893）、张荫桓（1837-1900）等。状元出身的史学家、外交家洪钧（1839-1893）（人们对他的另一身份更熟悉--赛金花的丈夫），青年时代给李瀚章写信，言及光绪年间汉水航道情形。可见光绪间淮系影响渐超湘系，士子投效淮系者多矣。 本目另附朱庆澜（1874-1941）、汤化龙（1874-1918）等清末民国政要书信，可略观其与曾李时代的联系与变异。 三、左营密函 19世纪70年代，清廷发生“海防”与“塞防”之争。淮系主持人李鸿章主张放弃西北塞防，集中力量于东南海防。此时湘系主帅曾国藩已经辞世，湘系另一代表、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坚决反对放弃新疆，力主塞防、海防并重，并以高龄挂帅，率楚军远征新疆，平定沙俄支持的阿古柏叛乱和回民起事。有诗纪其卫疆业绩：“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弟子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先父冯永轩景仰左公，20世纪30年代在新疆工作时，集得左公条幅和诗笺手本，并汇集左公部将致左公军情密札多通，此为研究当年西北卫边战事的宝贵史料。 刘祥汇1874年（左宗棠以钦差身纷出征新疆的前一年）密稟左宗棠，介绍西北地情民状，特别逐个汇报西北军政官员的政绩品行，这显然是左宗棠出征西北前夕了解当地民情官风的一种举措。 曾任甘南各军提督的刘明灯（1838-1895）致函左宗棠，言及光绪元年甘肃发生的与“贼”之骑兵交战情形，这是关于西北回民起事的记述湘军名将王德榜（1837-1893）时在广西，他致函左宗棠，言及广西军队北上之际，遭遇两粤边境战事牵制，一时难以挺进西北。 满洲白旗人额尔庆额（？-1893）率吉林、黑龙江马队参与左军平定新疆，其致左帅信札，言及入疆之初的情形。以后额尔庆额部收复吐鲁番、迪化（今乌鲁木齐）。 左军收复新疆是中国近代史的大事，西北领土得以保存实赖此役，而左军将领致左宗棠密札是这场战事的片断记述，尤堪纪念。 四、花溪札丛 花溪札丛在先父藏札中数量最丰，此次收入42通，反映了晚清湖北教育文化在内忧外患中逆势成长的情形，系当时社会生活之缩影，意义非凡。 赵章典（1826-？），字花溪，湖北江夏人，生而磊落，交游甚广。往来最密者，为“姻如弟”屠仁守（1832-1904），湖北孝感人。咸丰二年（1853），太平军攻破武昌，赵家被难九人，赵章典以身救父，反得免杀戮。屠仁守信中也记述自己“两次为贼所得”侥幸逃脱的窘境，目睹了家乡孝感从繁华城郭到化为灰烬的瞬息巨变，他描述的“英、法觑直沽，苗、回乱云贵，骷髅恣肆于蜀中。豫州捻匪号数十万，屋无不焚，人无不掳”，“田园寥落，骨肉流离”，正是咸丰乱局的真实写照。 屠仁守自谓“遗落世事，厌弃词翰，懒于治经”，但又终能自振，以为“人不可不识忧愁，亦不可竟为忧愁缚。睁开眼孔，则天地大；竖起脊梁，则山岳凝”。凡此种种，皆是乱世文人千回百转的心态投射。 屠仁守与赵章典也论及时事，如左宗棠收复新疆，称誉“左侯真天人，必令当轴处中，乃能运筹全局”，又指出“新疆虽有红旂之捷，善后尤为不易。外人窥伺已久，长蛇封豕，非伐狐搏兔之技可了”，指出新疆善后治理的艰难，实为睿智卓见。 赵章典作为湖北文坛宿将，与友朋往来论艺。如广东南海人谢朝徵著《白香词谱笺释》《郢中酬唱集》，来信商讨校书误字、赐助刊印诸事，体现清人文集流通之状貌。又如湖北恩施人樊增祥（1846-1931），清末民初著名诗人、文学家，在汉江行后，作诗八首，录奉赵章典教正。樊增祥的这八首诗，清光绪十九年渭南署刻本《樊山集》中仅收录一首，且与信札手书有数处异文，如信札手书“短袂西风里”句，刻本《樊山集》作“旅袂西风里”，显然优于刻本。至若其余七首，刻本均失收，弥见这件信札手书的珍贵。 本册还收录不少地方要员和社会名流的通信，如浙江盐使、江西布政使黄祖络（1837-1903），江南道监察御史陈懋侯（1837-1892）、安陆等府知府陈建侯（1837-1887）孪生兄弟，曾国藩幕僚、湖北光化县知县胡启爵（1838-？），福建书法家蔡敦益（1853-1895）等。通信内容涉及广泛，从私人契据、饮食起居（如胡启爵屡言为痔患所苦），到子女教育、时事新闻，悉皆言意谆谆，深自肺腑。赵章典于咸丰六年（1856）“取二三交好所往来书札文词”，汇为一卷，名曰《同心言集》，取《周易·系辞》“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之语，共计五十六篇，辑录与屠仁守、王嘉榖等人酬唱及研讨诗画之道的书信。本册札丛所选书信悉为《同心言集》所未收录，可作为《同心言集》稿本的姊妹篇，反映赵章典与晚清时贤的切磋往来。 五、新疆政书 新疆有“亚洲心脏”之誉，晚清降及民国，国家风雨飘摇，新疆成为中外各种势力的角逐之地。 张荫亭，民国创建初期安徽大通绅商代表，皖系军阀早期核心人物，生卒不详，史迹多湮灭。通过本册书信，可以略考其行迹。据《民立报》，1912年3月，张荫亭等大通绅商联名通电北京袁大总统（袁世凯）、南京孙大总统（孙中山）及上海各报馆等，请求留任黎宗岳大通军政分府都督。黎宗岳（1876-1915），武昌起义参与者，武昌起义后被任命为长江各军参谋长，1912年1月，清帝退位，民国成立，黎宗岳任大通军政分府都督。4月，南京政府命令各地取消军政分府，黎宗岳拒绝执行命令，安徽都督柏文蔚命胡万泰出兵大通，击败黎宗岳。大通军虽败，但张荫亭等皖系大通绅商，却多主政新疆、陕甘等地。这在本册通信文书中得到体现。 以齿序排列，首位是潘震（1851－1926），安徽当涂人，辛亥革命后，任新疆省国税厅筹备处处长，后任新疆省财政厅厅长；其次是汪步端（1858-？），安徽当涂人，民国建立后塔城首任道伊；朱瑞墀（1862-1934），安徽人，1913年在新疆古城营务处负责军需工作，后任新疆省政府主席；陆洪涛（1866-1927），江苏铜山人，后任甘肃督军、甘肃省省长。陆洪涛虽然不是安徽人，但出身皖系军阀，其他三人均为安徽人，因此他们在给张荫亭的信中均自称“乡（愚）弟”。潘震信函用“新疆国税厅筹备处”笺纸，汪步端称“俄乱方殷，边防吃紧”，朱瑞墀称“中德已失感情，驻京德使已离北京。此件关系绝大，不无可虑。英、俄两领得此消息，固属得意，而我之对待更形棘手。刻间俄领来署密告，言该俄皇现已逊位，彼京亦颇有风潮。印度亦叠起叛乱，英领已照会前来”，均可睹见当时国内、国际形势。 辛亥革命后，朱瑞墀与张荫亭“同事北庭”，时有乡关之思，而又相互慰藉：“我先在省想蒙督军慰留，不许出省，而南疆之盼望者尤多，时局艰难，尚望免任其难，共维大局。关内人心不靖，旋里一节，暂可不必作此计议也。”朱瑞墀称“喀什文武、中外历前任，久不相睦，此中细节，一言难罄，若两方面有一方能识大体者，决不至于如前之决裂。弟到任后，比即以中外多事，推诚相布。嗣后均当确守范围，和衷共济。近月以来，所有一切，尚称相安”，此系辛亥革命前后新疆喀什政局的记述，可资民国史参考。 陆洪涛与段祺瑞为同学，作为陕甘总督陶模的随从到了甘肃，任甘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辛亥革命后，陆洪涛部被编为振武军。1915年3月，陆洪涛为陇东镇守使，成为甘肃的实力派。同年12月，袁世凯称帝，孙中山等兴师讨袁。陕西革命党人胡景翼、曹世英诸人积极响应。陆洪涛致信张荫亭：“团长胡景翼、曹世英诸人，皆以与陈督军（树藩）交恶，先后称兵占据渭北、泾原各县，屡攻省城。而卢匪亦以不得志于甘，由陕北鄜州、保安走耀县窜三原，与渭北各股联合，近日布满乾、醴、兴、武、盩、鄠、岐、郿等处，众已数万。”反映的正是当时的史实。 陆洪涛同时提到“西安战事”进展：“京派援陕奉军，现已进驻咸阳，其兴平、武功已经陕军先后克复。又闻滇党退出陕境。”记述奉军、陕军与滇军交战的情形。当时，奉军因张作霖投靠袁世凯而形成，陕军旅长陈树藩效忠积极拥护袁世凯称帝的陆建章，滇军由蔡锷领导，武力讨袁。 陆洪涛、张荫亭作为甘肃、新疆的军事头目，密切关注“西安战事”。陆洪涛给张荫亭的信函中说：“现在陕局糜烂日甚，川警又复频来，陇上地阔兵单，三面受敌。”“陇东三面与陕接壤，防务必更吃紧，弟惟有督饬将士，扼要堵击，以尽我保境安民之责耳。”同时，他预估形势，并提醒张荫亭防御外敌：“近日长沙克复，合肥出山，南北问题可望有一定办法。惟德、俄单独媾和，迭见报纸，顷闻已成事实。果尔，则西北万里之边防宜早筹备御之方略。”时任宁夏总兵（宁夏护军使）马福祥也致信张荫亭：“自去秋南北纷争以来，乱者四起，吾甘狄道肃州之变可为寒心，幸能迅速扑灭，不致星火燎原”，“陕局糜烂”，“而各界遣代表求援宁军”，此为宁夏形势；“新省托鼎帅及台端维持，军民相安，干戈不动，视内地为乐国”，相比之下，张荫亭治军有方，新疆局势稳定。所有这些，均可资民国史研究。 张荫亭事迹，湮灭不彰。藉本信函可探吉光片羽。陆洪涛称誉张荫亭“据鞍矍铄，依然伏波精神也”，伏波精神，用东汉名将伏波将军马援的典故。马援在62岁时，请缨南征，“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光武帝刘秀称赞：“矍铄哉是翁也。”陆氏又云：“回忆曩岁同舟，不禁晨星之感。知公一言，旧好必有同情。”足见关系匪浅。陆氏信函：“龙骧著绩，虎幄延釐，军中一范，关外同钦”“勋高豹略，令肃鸦军，引企戟门，莫名鼓舞”诸语，对张荫亭赞誉有加；马福祥恭维张荫亭“精神矍铄，威德炳扬，功在异域，诚倾远荒，知宿将风流不减，定远畴曩，博望昔日也”，将之比作博望侯张骞、定远侯班超；朱瑞墀对张荫亭也有“勋高一代望重三边”赞语；可见这位荫亭旅长的人望。 周务学的信函更是十分恭敬：“久钦鸿范，沐惠露之均沾。远隔龙门，荷仁风之渐被。结蚁私于两地，徒鳌戴夫三山。敬维荫亭旅长大人鼎袚云蒸，泰祺日丽，仰见金汤巩固。”“弟忝摄道篆，时形愚拙，惊心岁序，虚掷驹光。”1918年任新疆阿尔泰道尹，1921年白俄窜犯阿山，城陷，自戕殉国。由此可以推测这组荫亭旅长信函所反映的前后时间，大致是从1914年到1920年之间。 乱世纷纭，给生活带来极大不便。陶保廉（1862-1938），新疆巡抚、陕甘总督陶模之子。随父赴新疆巡抚任，于光绪十七年辛卯四月，作西北之行，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将随行经历著成《辛卯侍行记》。辛亥革命后，他在给裕堂的信函中说：“自军兴以来，商家多靠不住，拟暂存横滨正金银行（上海有分行），一年为期，其息约四五厘，票据当代收存，惟日人呆板，非到期不得支取。到期时需原经手人领取，或改票再存，皆可。”可资经济、货币流通研究之参考史料。 本册还有杨彝庚写给花溪（赵章典）的书信七通。杨彝庚1900年任甘肃提学使兼武备学堂总办，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入疆，1912年被袁世凯任命为新疆督军、省长。1928年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易帜，不久被政敌刺杀，主政新疆16年。这七通书信，作于杨彝庚入疆后不久，信中有“弟到此月余，局事已就绪”诸语。信函多叙家常，如“偷闲课子作山居计，度日尚可敷衍”，但贫病交加，不免颓废，自谓“精神疲惫，竟成老耄之躯。自顾生平，劳薪久积，直不能再为子孙役耳”，“以寒士之生涯，进退每多顾虑，然以老惫思之，宜于冬间差满暂退为佳”，萌生隐退官场之意。所有这些，真实地记录了杨彝庚主政新疆之前的生活境况。 杨彝庚遇刺后，金树仁被推举为新疆省主席。1933年，金树仁去职后，手握重兵的盛世才，摄取了新疆最高统治权，成为“新疆王”。盛世才统治初期，以开明面目现世，招纳内地进步文化人，先父1935年应邀前往，抵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盛世才委以新疆师范（当时新疆最高学府）校长、新疆编译委员会委员长，礼遇甚隆，不久发现盛的真实面目，便设法离开新疆。 我叔叔冯德浩1939年后被盛世才关押牢狱，1950年先父寻找其弟下落，写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新疆省府主席鲍尔汉（鲍尔汉30年代与我父亲相熟），鲍尔汉立即复函，说明冯德浩及我大舅女儿的现状。鲍尔汉（1894-1989）信纸有“新疆省人民政府用笺”字样，印章“鲍尔汉”，上汉文，下维吾尔文。 本册新疆政书为先父于1935-1936年间在新疆工作所集藏，其中涉及杨增新、朱瑞墀等新疆军政人物的往来信件。朱瑞墀致我大舅张馨（字敬丹，1898-1940，时任新疆教育厅长）函，内容尤其丰富。该信写于1917年3月，述及：新疆喀什动乱，英、俄借机干涉；北洋政府拟对德宣战，新疆与英、俄、德关系微妙；俄国发生革命（当指二月革命）、俄国沙皇逊位：新疆政界对动荡局势忧心忡忡，我大舅希望离开新疆，而督军（当指杨增新）竭力挽留。这些情节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深处亚欧大陆内地的新疆的社会生态。 以上信札于西北近代史、民国史研究提供难得一见的材料。 六、冯氏飞鸿 本册收有与清华国学院相关文书，如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后清华国学院在校生发出的讣告、清华国学院一期同学刘盼遂致冯永轩函二通，清华国学院一期同学吴其昌致昭瀛函，论学议事，皆具学术史价值。 1938年日军侵占武汉，父母迁居鄂东山区，家中什物多抛弃不顾，但文物书籍悉数保存。父亲在鄂东任省立第二高中校长，与避居罗田的国学大师、方志学家王葆心（1867-1944）先生书信往还，切磋鄂东史地及文物考辨诸问题，又及子女教育事宜（本册收王葆心致冯永轩信函七通）。父亲在艰苦的抗战期间与多人通信，讨论文物收藏、保护、展览，于文化传承念念在兹。一代篆林宗师易忠箓（1886-1969）为先父挚友，1928年出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与先父四通信函中谈及收藏信札、鉴赏书画心得，指出“昔人有以作一佳书画如产一佳儿为喻者，然则获之者其乐又当云何”，论断清代著名学者张船山（1764-1814，名问陶）“于书画用力相若，当在其诗之上”，并于1937年7月27日介绍先父加入中国国学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与钱基博、沈肇年等文史专家通信，辨识文物，求得学术“精进贯通”。大图书收藏家徐恕（行可）、段永杰等与先父书信述“旧藏清鉴”之乐。展读诸函，前辈学人风貌历历在目。 先父20世纪40年代先后任教于安徽学院（今安徽大学）、西北大学，李则纲（1891-1977）、黄文弼（1893-1966）、刘盼遂（1896-1966）、彭泽陶（1898-1989）张西堂（1901-1960）等先生有多通书信往来，与先父讨论教学、教务等话题，也依稀可见先父当年所教科目有古文字学（金文）、考古学、史部目录学、声韵学。当时，李则纲为安徽学院教务长，时贤称李则纲先生与顾颉刚、闻一多等先生齐名。黄文弼为著名考古学家、西北史地专家，从1927年至1966年前后39年间先后四次赴新疆考察，对西北史地和新疆考古研究贡献巨大，被称为新疆考古的先驱者和奠基人、“西北考古第一人”。刘盼遂是著名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与先父同考取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期，为先父至交。张西堂先生亦海内名家，时任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主任。这些信札，可资丰富各校校史，探寻民国学人生活史、学术史、教育史。 最后一组为笔者兄长、师友来信。四兄冯天瑾信札写于父亲离世周年之余，缅怀父母逝前对知识的不倦求寻，睹物思人，慨然万分。师友信札较早有姚雪垠先生来信，评论我的一篇学术论文并叙及他的《李自成》第五卷的创作与发表情况。稍后有程千帆、耿云志、陈立言等先生以及外国友人俄罗斯汉学家布罗夫、日本汉学家伊原泽周等来信，切磋论学，商决议事。唐翼明、余秋雨、郭齐勇、陈锋等教授，分别就笔者的《中国文化生成史》《封建考论》《中华元典精神》等畅谈宏论，启人良多。周易专家刘大钧教授更是翻检旧稿，抄录1987年与笔者一起赴美参会之日记，以及途中如何巧遇星云大师结下情缘诸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往事历历，仿佛如昨，倍感温馨。 值得提及的是，这批信札内容丰富，言之有物，为先父在北京、武汉、新疆和西安多地集藏，装订成册并注有眉批，所涉人物主要为军政要员和文人学者，对于研究近现代史、楚史、西北边疆史等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信札中呈现翁方纲、焦循、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洪钧等人亲书笔墨，或雄健奔放，或优雅端庄，不让一流专业书家。张大千之师李瑞清信札，笔力苍古，堪称极品。张裕钊信札之书道颇见功力，其名剌（名片）亦有意趣。康有为赞其书法“千年未有”，书道影响达于东洋，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人曾专门组团来湖北，考察、研习张裕钊书法。故这批信札兼具史料价值和美学价值，可谓为读书人收藏读书人的信札，有以藏证史之功效，也体现了先父守护传承中华文化的拳拳之心。 （本文是作者为《冯氏藏札》一书所写序言，本报略有编删，标题为本报所拟。《冯氏藏札》即将由长春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