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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口述史学随着唐德刚先生的几部著名口述史作品的传入而不知不觉红火起来，口述历史不断受到媒介和大众的关注。虽然围绕口述历史的方方面面仍然存在着各种争议，但作为一种新的史学方法，却逐渐为学者接受和认同。这当中，有关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命运的口述著作尤其引人注目，并产生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与之相比，在抗日战争口述历史方面显得要默默无闻得多。其实，据我了解，目前抗战史学界，有部分学者一直在从事口述历史的调查整理工作，并有了一定的收获。这些工作主要集中在战后遗留问题上，如劳工问题、毒气战、细菌战、慰安妇以及日军暴行诸方面。我本人曾经从事过一段有关战争中受害妇女的口述调查工作，近年来《近代史资料》一直在编发口述历史资料，结合这两方面的情况，我想就抗战史中口述历史的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和看法。 一、 抗日战争研究中口述史的价值 与其它阶段的历史一样，有文献记载的抗日战争史仍然局限于政治、军事的范围，在许多方面，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即使是作为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我们仍然感到资料的匮乏，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有的只有只言片语，有的文献资料被有意无意的破坏和销毁，一些文献资料尚未开放，这种情况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尤其突出。近年来，抗日战争口述历史的调查整理工作之所以集中在战后遗留问题方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方面资料的匮乏，单靠文献资料无法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抗战口述史料的发掘不仅填补了文献资料的空白，使一些历史迷团得以澄清，同时也拓展了传统抗战史研究的空间，抗战时期妇女史、社会史、暴行史随着口述历史资料的丰富，逐渐开展起来，而当前社会上对劳工问题、细菌战问题、毒气战问题以及慰安妇问题的了解和关注都得益于口述资料的挖掘和开发。以慰安妇研究为例，有关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几乎为空白，即使有一些零星琐碎的文献资料，也因人为设置的各种障碍而无法查阅。但是随着海南、山西、上海等地受害妇女口述资料的发掘，中国慰安妇问题被揭开了冰山一角，逐渐呈现于世人眼前，并成为抗战史研究中的一个新热点。 其次，口述历史具有唯一性和真实性。这种唯一性和真实性不是指作为历史研究材料的唯一性或真实性，而是指作为历史个体的特殊经历的唯一性真实性，这种特殊的经历是他人不曾经历的。口述历史的主体或是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者，或是直接的目击者、耳闻者，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得他们所口述的历史具有直接性和不可替代性，因此也更加真实可靠（除记忆错误和故意隐讳外）。比如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劳工，他们曾经在日军开发的各种工程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有的甚至被强掳到日本作为人肉机器，受尽种种非人的折磨，有的落下了各种病痛和残疾，九死一生的痛苦经历，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给他们的思想、认识、观念、情感都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这些深藏于他们心中的记忆，是他人无法体会，也是文献资料所不记载的。因此，如果离开历史个体的亲身经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就要大打折扣。 此外，口述历史使原本呆板的历史变得鲜活、丰富和饱满。口述史关注的往往是正史不关注的角落，所关心的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小人物的命运。而历史的多样性、丰富性以及复杂性恰恰蕴藏于这些平平常常的个体中，由这些个体经历所组成的历史画面更能获得一种同情，打动人的心灵。这种与正史迥然不同的历史眼光和学术取向使枯燥的历史鲜活起来，更容易为大众接受和认同。比如以前我们所知道的西南联合大学学生从军的历史，不过是那834个刻在冰冷的石碑上的名字，随着当事者从军口述资料的挖掘[1]，他们从军的过程，他们在军中的生活，逐渐为世人所知晓，那些刻在石碑上的名字开始变得富有生命力，西南联大的历史也随之更加丰富起来。再以日军暴行史研究为例，如果单纯局限于日军在战争中屠杀了多少中国百姓，烧了多少间房屋，强奸了多少妇女等数字统计，难免显得枯燥和死板，相反，一个战争中的受害者，他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把战争给自己带来的伤痛亲口告诉大家，是很容易让人潸然泪下，唏嘘不止的。这就是口述史的魅力。 二、 口述历史实践中的问题 虽然口述历史具有诸多优点，但实际操作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也存在种种困难。 确立选题是首先需要作的工作。在选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论是围绕一个历史事件而作的口述，还是围绕一个历史层面而作的口述，或是围绕历史个体作的口述，只要采访得当，总会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的。 当一个口述史选题确立后，大致要经历寻找线索（包括采访对象的确立）、采访当事人、整理采访资料三个阶段。 第一、发现和寻找线索。在抗日战争史中，这个问题是首先遇到的最大难题。因为相对于当代史，由于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一些亲历者已经故去，幸存者有限，而一些幸存的亲历者（如慰安妇），由于特殊的原因，不愿把自己的经历暴露给他人，这就需要采访者有“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精神，除了可以通过文献资料发现线索外，还可以发动可能的社会力量，寻找线索。对于一些不愿接受访问的受害妇女，以我个人的经验，首先的一点必须对她们抱有一种“真实的同情”，动之以情，对她们讲明接受采访的意义，打消她们的顾虑，有时间还需要打消其家人的顾虑，同时要尊重他们的个人隐私，尽可能避免任何对她们再次造成伤害的行为。一般来说，只要多做工作，是可以打消其顾虑的。有时间只要找到了一个当事人，可以通过他发现更多的线索，像滚雪球似的，逐渐打开一片新天地。 有了线索，还需要确立采访对象。确立什么样的采访对象这也是一个因人而宜的问题，这牵涉到选题、采访人的学术要求、学识等方方面面。齐红深先生在谈到他在作抗战时期殖民地教育口述史，对于采访对象的选择问题时这样说到，“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这个专题史，也可以说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比较广泛的社会现象。当然，处于殖民教育领导核心位置的人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浓缩这段历史，但他们都不是中国人，并多已不在人世。特别是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教育行政的领导者只是站在教育这个过程的起点上，广大教师和学生却是处于教育活动的过程中，并且是教育结果的体验者。我们要从一个广阔的背景上，多角度、多侧面、立体地见证日本对华教育侵略的政策、制度、实施、效果等方方面面，就要不拘一格地广泛选择访谈对象。因此，使访谈对象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2]在齐红深先生采访的1200名受访者中，除了当时的学生外，还有伪政府的文教官员、伪政府学校中的老师，在学校中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此外还有国民党员，这样可以多层面多角度地折射出日本侵华时期的殖民地教育的全貌。 第二、采访。设计采访提纲是采访前必须要做的准备工作，一个好的采访提纲是采访成功的一半。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单一的一个讲一个录的被动关系，而是一种互动关系。在采访中，采访者对受访者情绪的调动、问题的切入、提问的技巧都是采访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要设计好提纲，除了需要对大的历史背景有所了解外，还需要对受访者的个体历史有所了解，特别是要清楚自己需要从受访者的的叙述细节中想得到也可能得到的东西。在抗战口述历史研究中，尤其是从事战后遗留问题的口述工作，由于受访者——当时的劳工、慰安妇、毒气弹细菌战的受害者，是普通的百姓，文化程度不高，有的是大字不识的文盲，他们往往不会像历史学家那样有所取舍，往往讲了枝接的，漏了重要的；有时间他们谈话的兴奋点恰恰不是你要关注的话题，如果任其滔滔不绝，采访也就失去了意义。在采访抗战中日军性奴隶的受害妇女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往往不自觉中讲述人就回到了家长里短的话题，而你此时最迫切想了解的是她们被日军掳掠为性奴隶的方式、她们受害时的年龄、家庭背景、受迫害的程度、由此带来的伤害等等，如果事前没有很充分的准备，是很难把话题引到正规的采访轨道的。正如定宜庄先生所说：“反正什么时候引，怎样引，是访谈中最难，也最要工夫的。”[3] 但是，采访提纲的设计切记避免带有采访者个人感情色彩的诱导性问题，如果这样作，就背离了历史的真实性原则，因此，采访提纲必须固守只能让受访者讲出历史事实的原则。 第三、整理采访资料。在采访完成后，整理采访记录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口述历史绝对不是流水账式的文字记录。采访得来的文字记录或录音录象资料仅仅是一个毛坯，需要通过整理才能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这种整理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采访材料的归纳、编排、重组，把凌乱没有系统甚至于前后不连贯的材料整理加工成较为通顺可读的文字，才能够使口述历史的价值得到体现。在编辑《近代史资料》的过程中，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有的口述历史的选题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价值，但因为是简单的录音记录，前后矛盾不连贯的地方很多，离开了当时的谈话背景，对有些问题就很难理解、明白，因此无法刊登，十分遗憾。所以整理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二是对口述材料的鉴别考证，由于个人记忆的局限性，误记、漏记的情况时有发生，采访得来的口述资料是否真实，必须通过多种渠道加以印证。这是最体现一个口述史学者功力的地方。唐德刚先生在谈到替胡适之先生和李宗仁先生写口述历史时的经过时曾经说过，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是 唐德刚先生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的，李宗仁先生的口述有百分之八十五是 唐先生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的。 口述与文献互证是最常见的互证方法，此外还可以采取口述与口述的互证形式，即把亲历者的口述与知情者的口述结合起来加以互证。 抗战中的幸存者，年龄大都七、八十岁，对几十年前的事情有时记忆不清，人名、地名、年代、事情的经过有时间张冠李戴，有时间受访者由于特殊原因也故意隐讳，这就需要找其他的知情者或找材料加以印证。我们曾经在采访一位受害妇女时，她一再声称她的女儿是其亲生的，但问她什么时候生的，与谁生的，她又讲不清楚。后来通过多种渠道才得知女儿是抱养的，她怕孩子知道不是亲生的后不认她，所以就不敢承认是抱养的。 但是，对口述材料的印证和整理，必须忠于事实，不能够任意篡改或虚构，口述历史与纪实文学或传记文学都有着严格的区别，口述历史只能是对历史的还原，而不是创造。 有学者说，对口述材料的整理是一项让受访者尴尬的工作，其实对于采访者何尝不是一种尴尬的工作。齐红深先生曾经谈到他在对口述资料整理时的“不知所措”：多数回忆者特别是当时的小学生对“诏书”等历史文件只能背下它的读音，而根本不知道怎么写，我们却通过记录整理把这些文字正确地书写下来了，好像老人自己现在还记忆犹新完全明了其内容似的，而如果我们不正确地记录，读者又无法了解这些内容；更令我们为难的是，一些老人们在叙述往事时，对“满洲国”、“康德皇帝”、“大东亚战争”等称谓是习惯性认同的，并无否定之意，我们在记录整理时，如果不加引号或在前面加“伪”字，就无法通过关于公开出版物的行文规定，而经过这么处理之后，就把奴化教育在有些老人身上的痕迹和丰富感情在不经意间就给轻易地抹掉了。 因此我个人趋向于为了保持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不妨对其加注释的方式进行考证说明，而不要以个人主观的意愿随意加以改动，即使是错误的地方，在口述者本人没有认可改正的情况下，不妨存疑，加以注释说明。《近代史资料》总109号刊载的《奉天工业大学学生反满抗日团体的形成》口述资料，我认为是作得比较成功的一篇口述史作品。采访者历时几年，对受访者进行了多次采访，同时查阅了大量相关的文献，以注释的方式加以印证，使读者对奉天工业大学学生反满抗日团体的形成过程及其与东北“一二.三0”事件的关系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弥补了“一二.三0”事件研究中的空白。 留同存异也是整理口述材料中应该遵循的原则。对同一件事情，由于受访者的文化背景、立场和价值观的不同，回忆起来往往存在差异，这是在从事口述历史工作中经常遇到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首先可以通过文献或其他途径进行考核证实，在无法证实的情况下，不妨留同存异。 口述历史记载的应该是口述者亲历、亲见、亲闻、亲感的东西，是历史事实本身，但是由于记忆形式的特点，其局限性也是易而显见的。在编发《近代史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明显地感到有的口述史内容不是受访者亲身经历的，他所侃侃而谈的关于在其出生之前的一些人和事，仅仅是对自己所接受的书本知识和社会知识的记忆，与口述历史的意义相差甚远，因此采访者在整理采访资料时，应该对此严格加以区别。 口述历史的形成过程是采访者与受访者的互动过程，在整理口述材料的过程中，是否保留采访者的提问一直是口述史学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从近年来《近代史资料》刊载的有关口述历史的文章看，既有保留采访者提问的，也有删去了提问的，前者体现了访与谈的互动作用，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口述历史的形成过程，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后者虽然叙述上较为连贯，但却少了些口述的特色，显得更像是受访者的自述。因此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保留采访者的提问是十分必要的。 上述内容是本人在口述历史实践中的一点感悟和体会。无论理论还是方法，如果不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何况在实际的工作中，许多问题单靠书本上的理论和方法也是无法解决的，需要我们不断摸索和实践。除当代史外，抗战史是当前仅存不多的还能够做口述采访的领域之一，其意义易而显见，无需赘言。人的生命周期是有限的，随着一些历史人物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有的口述材料永远无法获取了，因此抢救所剩不多的活的材料是当前一项非常紧迫的工作之一。趁现在我们还有时间，还有机会，加快抗战口述史的工作，这是本文真正所想要表达的主旨。 [1]《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记——1944届从军学生的译员生涯》，〈〈近代史资料〉〉总10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8月。 [2] 引自本人与齐红深先生的通信。 [3] 《一个口述史学者的口述》，《口述历史》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7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