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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由金田起义肇始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历时18年，纵横全国18省，先后占领过400多个郡县，其战争规模之大，作战水平之高，都达到了我国历史上旧式农民起义战争的顶峰。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首的太平天国的英雄们，组织起了强大的革命武装，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实行了各种革命措施，沉重地打击了以清王朝为代表的满、汉地主阶级统治势力，英勇地抗击了外国侵略军，成为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民主革命的先驱，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象太平天国这样较之历史上任何一次规模更大、纲领更完备的伟大农民革命，竟然连改朝换代，即推翻清王朝、“开创新朝”(（瑞典）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神州国光社《太平天国》六，第872页。)的目标都未能实现，最终仍被清王朝所扑灭。这是为什么呢？ 本文试图透过纷繁的历史现象，探讨一下太平天国战争失败的基本原因。 一、领导集团过早地封建化和分裂，早期所形成的较坚强的领导集体未能保持始终 起义之初，太平天国形成了以洪秀全为核心的，由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所组成的比较坚强团结的领导集团。在他们的领导下，取得了金田起义的胜利，并胜利地抗击了清军对永安的围攻。但为时不久，冯云山、萧朝贵在战斗中先后牺牲，使革命领导力量遭受到巨大损失。但这时，以洪、杨为核心的革命领导集团尚能保持对革命队伍的正常领导，从而取得了“专意金陵”的重大胜利。但太平天国领袖们过早地封建化和腐化。早在广西武宣，洪秀全就登极称天王，到了永安，又封了东、南、西、北、翼五王，并随即颁布《太平礼制》，规定了较封建王朝更为烦琐的礼节和等级制度。金陵建都后，封建专制主义更恶性膨胀，他营造宫殿，深居简出，盛置妻妾，倦于政务，军政民务一概委之于杨秀清。而杨秀清虽无文化，但富权谋，在前期的领导活动中，显示出杰出的军政才能；但他自居功高，专横跋扈，不知自忌，以致发展到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的地步。对于这些内部矛盾，洪秀全又不善于妥善化解，终于采取阴谋手段将杨秀清杀害；后来在石达开起兵靖难的情况下，又将韦昌辉处死。作为一个领袖，也不可能是全才，关键的一条，要善于团结和使用人才。而洪秀全恰恰未能做到这点，他早年所形成的领导集团成员，牺牲的牺牲，被杀的被杀，这是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领袖的致命缺陷，也是太平天国战争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内讧之后，洪秀全错误地记取了内讧的教训，他自兼军师，军政、宗教大权集于一身；他宠信本族，不信外姓，在一段时间内，天京日常军政事务，实际上操在他的兄弟洪仁达、洪仁发等无能之辈手中，终于导致了石达开分裂出走。到了后期，即使起用了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年轻将领，军事稍有起色；1859年夏，熟悉中外情势，具有政治才干的洪仁玕也从香港来到天京，参与中枢政事，洪秀全封他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但洪仁玕看出，陈玉成、李秀成等五军主将“均有不服之色”；而李秀成则说“封过后未见一谋”，故也并未能形成一个象早期那样坚强而稳定的领导集团。洪秀全见加封洪仁玕王爵后众心不服，不久又加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然此例一开，王爵越封越滥，最后竟多达2700余人。洪秀全滥封诸王的初衷本是为了分散李秀成等人的兵权，谁知此例一开，“箭发难收”，非但削弱了李秀成等人的兵权，而连他自己的权力也被分散了。结果，各王互相并列，互不统属，彼此牵制，各行其事，使太平天国的政治更加腐败，朝中既无人运筹军政大计，各地将领的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恶性发展，中央的权力受到很大削弱。洪秀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曾企图通过“改政”来求得解决。所谓“改政”，就是通过一道命令，“要閤内外大小军营将相，民家亦然，凡出示以及印内俱要刻天父天兄天王字样安人，不遵者五马分尸。军称天军，民称天民，国称天国，营称天营，兵称御林兵”(《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33页。)。但滥封诸王所形成的尾大不掉之势，岂能用加一个空头“天”字就能解决！ 石达开出走以后，首义六王之中，洪秀全完全成了孤家寡人。那末到了后期，在2700多个王中间，他又信用些什么人呢，据李秀成说：“我天王是一重【用】幼西王萧有和，第二重用王长兄洪仁发、王次兄洪仁达，第三重用干王洪仁玕，第四重【用】其驸马钟姓、黄姓，第五重用英王陈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05—506页。)幼西王萧有和是洪秀全的外甥，方10岁左右的少年；洪仁发、洪仁达是个“既无才情又无计算”的庸夫，洪仁玕虽有才干，但1859年才到天京，缺乏威信，两位驸马也都是年轻娃娃；这中间除陈、李是外姓外，其他均是洪氏圈子里的人，具有“家天下”的浓厚色彩。而且，“朝中政事，并未实托一人，人人各理一事”。(《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31页。)试问：洪秀全使用这样一套“散班子”，怎能将太平天国战争引向胜利呢。 二、军事战略上一再失误，多次丧失了战胜敌人，摆脱危机的机会 通观太平天国战争的全过程，在战略上曾多次失误，尤其是前后期两次大的失误，对太平天国战争的失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太平军从金田到金陵期间所取战略基本上是正确的。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金陵并定为都城后，对分别在天京和扬州外围建立起来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未予摧毁，反而采取了置两个大营的清军于不顾，分兵北伐京津和西征两湖的战略决策。 这个决策违背了集中使用兵力的军事原则。当时，太平军的队伍虽号称百万，但真正能战之兵至多十余万人。这十余万人用之于对付江北、江南大营（当时两个大营各有一万四五千人）无疑处于优势地位，逐一将其歼灭或击败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太平天国的领导者计不出此，在留一定兵力保卫天京的情况下，又分别派遣二三万兵力进行北伐、西征。这样这支十余万人的太平军遂不得不一分为三，无论在北伐或西征的战场上，抑或是在天京周围，对当地的清军不仅不占优势，反而处于劣势了。北伐、西征都是孤军远征，与天京战场相距都在千里之外，作战地域遍及9个省，这三支部队既难实施统一指挥，更谈不上相互间实行战略协同，这无异于在全国范围内给了在总兵力上尚处于优势地位的清军以各个击破的良机。 经过三年的战争实践，由太平军的精锐所组成的北伐军，遭到了全军覆没的结局，在军事上、政治上给太平天国以沉重的打击。西征军在经过了严重挫折之后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太平军长江水营的基本丧失，给尔后的战局以严重的不利影响。在此期间，江南、江北大营，不断对天京及其周围据点发动进攻。为了组建北伐援军，不得不弃守江北战略重地扬州，接着芜湖、庐州相继失守，镇江岌岌可危，长江粮道受阻，天京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到了1856年初，太平天国领导者不得不从西征战场抽调部队回攻江北、江南大营，以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威胁。设若当初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决定首先歼灭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尔后再集中兵力稳步向外扩展，东取苏常，与上海小刀会起义相配合，攻取上海，取得出海口，发展对外贸易，改善军队装备，然后挥师西向，击败湘军是完全可能的。这时，太平天国就可以长江流域为根据地，兴师北伐，那末，整个战争形势定将完全不同，其结局也要好得多。无奈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未能作出正确战略决策，错失了把战争推向全国、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良机。 另一个关键是后期的二次西征的战略指导。1860年夏，太平军取得了二破江南大营的胜利后，又胜利地进行东征苏常战役，将清军逐出天京近郊，出现了内讧后的大好形势；然而，正在这时，曾国藩、胡林翼率湘军五路东犯，构成了对太平天国的严重威胁。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毅然决定从东战场调集人马，实行二次西征，以对付湘军的威胁。应该说，这个决心是正确的，但由于未能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以贯彻落实而陷于失败。首先，由于李秀成等于东攻苏、常后又贪攻上海，延误了二次西征发起的时间，从而使湘军得以从容进行围困安庆的战略部署，使太平军从一开始在战略上就陷于被动；其次，在兵力部署上，油于李秀成的固执己见，使洪秀全集中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于北岸的意图未能得到贯彻，其结果是陈、李两支主力分别从长江南北西趋，从而分散了兵力；再次，陈、李两支主力部队抵达武昌外围后，又都先后放弃合攻武昌的既定计划，致使从安庆外围调动敌军回救的企图又告落空；第四，李秀成部以及活动于皖南的杨辅清、李世贤部，未能进行有计划的协同作战，从而放过了围歼曾国藩祁门大营的良机；第五，在北岸，陈玉成等未能对围困安庆之敌采取大包围之势，先清外围，拔除太湖或桐城外围之敌，然后再救安庆，而是急于求成，直接进攻安庆外围之敌，从而陷入湘军预设的“围城打援”的陷阱，一次又一次地为湘军所重创，精锐损折大半。第六，李秀成所率大军于武昌外围回撤后，不救安庆而径回赣、浙，终使安庆由于弹尽粮绝而被湘军攻陷。安庆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军二次西征的最后失败，遂使太平天国西战场的防线迅速瓦解。 李秀成部撤离西战场，回军江、浙后，又决定再次进攻上海，于东线开辟了另一战场，并促使英法西方列强与清军联合保卫上海，与太平军为敌，这就使太平军进一步陷入东西两面作战、腹背受敌的更加被动的困境。安庆失陷不久，湘军多路分兵，从西、南、东三个方面，向以天京为中心的太平天国占领区发起全面进攻。此时，以洪秀全为首的天京当局，竟束手无策，未能提供任何积极的战略指导，致使各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迅速恶化。 天京行将被合围之际，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放弃天京，“让城别走”，进行战略转移，摆脱困境，重整队伍，另谋出路。这一积极建议，又遭洪秀全拒绝，从而错过了挽救天国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终于在取得二破江南大营胜利后的三年间，导致了天京失陷和太平天国战争的失败。 战略是关系战争成败的关键所在。如果说，太平天国前期战略上的失误，使太平军丧失了战场主动权和夺取更大胜利的机会；那末在后期，一连串带有战略意义的军事行动的失误，则直接加速了太平天国战争的失败。 三、政略上操之过激，吓跑了群众，导致了自我孤立 19世纪50年代，中国广大农民、手工业者以及中小地主阶级，与以满、汉地主阶级为主体的清王朝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全国革命形势业已成熟。因此，当金田起义的义旗一举，就得到各阶层群众的热烈响应与广泛支持。但在革命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制订的一些方针政策，过于激进，从而扩大了打击面，吓跑了盟友，搞乱了自己人，结果导致了自我孤立。 在对敌斗争的策略上，太平天国领袖们提出了“正”与“邪”、“人”与“妖”之类抽象笼统的概念，没有把革命的矛头集中指向清王朝以及依附于它的满、汉大地主大官僚阶级，而是提出“誓屠八旗”，“擒斩一切满洲胡人头目”(《奉天讨胡檄布四方檄》，《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110页。)等主张和口号。并“与官兵为仇，目之为妖。遇役门幕丁书役及有顶帽皂靴之人，不问即杀”。(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一册，第66页。)对满族、官吏实行无区别的一概杀戮的政策；结果，在南京、杭州等地，遭到满人的拼死抵抗，连妇女也拿起武器进行反抗，徒然地增加了军事行动的阻力，也使太平军付出了更高昂的代价。对中小官僚以及清军中的中下级官弁和士兵，也没有区别对待，争取他们从敌人营垒中分化出来，而是一概地无区别地把他们列为“妖”类。这就在对敌斗争中犯了“为林驱雀”的政治策略错误。以致在整个革命斗争过程中，清朝中下级官吏、将弁投向太平天国的为数极少。只是到了后期，李秀成在江西、浙江作战时，曾执行过一种优待俘虏的政策，有利于瓦解敌军，但这仅是局部情况，对整个太平天国局势影响不大。 在经济政策方面，太平天国制订了《天朝田亩制度》经济纲领，它既反映了太平天国领袖们急于改变贫富不均、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善良愿望，也反映出农民阶级的眼光狭隘，企图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还在天京等城市实行圣库制度，全城军民分别纳入男馆女馆，由圣库统一供给。还定有《百姓条例》，规定“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收取子粒，全归天王，每年大口给米一石，小口减半，以作养生。所生男女，亦选择归天王。店辅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佚名：《金陵被难记》，《太平天国》四，第750页。)这实际上是一种取消商品交换和私有制的自杀政策，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它既得不到群众的拥护而难以实行，也不利于解决天京的粮食、物资供应问题。因此，经过几年实践之后，不得不进行调整和更改，陆续恢复公营商业，设立买卖街，逐渐允许私营商业存在；放弃“不要钱漕”的政策，改取“照归交粮纳税”的政策，但它在政治上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一时难以消除。 在文化政策上，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出于信奉和宣扬“上帝教”的狭隘心理，所到之处，辱孔孟、毁庙宇、烧古籍、砸文物，对他们视之为异端邪说的东西，采取了极为粗暴的“消灭”方式。历史一再证明，对思想、文化、宗教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用简单粗暴的形而上学的方式方法是消灭不掉的，有时甚至适得其反，增强了反作用，收到了反效果。太平天国文化政策所遭致的结果就是这样。由于采取了此类粗暴的文化政策，违反国民心理，尤其在太平天国与知识分子之间，开掘了一条深深的鸿沟，筑起了一道高高的墙。使在孔孟儒家学说薰陶下成长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把太平军视为“假夷鬼”。这就是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全过程中未能网罗到几个具有远见卓识、胸怀韬略的知识分子的根本原因。所以，李秀成说，清军中“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忠主答辞手卷》，见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64页。)。这就使太平天国领袖们缺乏政治知识和军事韬略的状况，始终未能得以改变和弥补。 在社会政策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过激政策和措施。在金田起义之初，由于不少人家合家参军，为了适应严酷的战争环境，在起义队伍中实行“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的政策，和“圣库制度”，原是必要的。可是，到了金陵之后，将这一套制度机械地推向社会，这既无此必要，也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群众的意愿，徒然增加了太平天国的负担，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直至1854年人们仍怨声载道，以为是“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未息”。(《东王杨秀清劝告天京人民诰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14页。)由于太平天国将天京全城老百姓，都纳入各种组织，居民的生活就不得不全部包下来，加之商品流通渠道被截断，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到1855年3月，终于取消了男女分馆的制度，准许男女婚配，夫妻团聚。此外，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为了改变当时的种种恶习，也采取了一些断然措施，如禁吸鸦片等，这原是十分必要的；但对有饮酒、吸烟等一般嗜好的人都规定要斩首，就未免过于苛刻了。 太平天国在对敌斗争、经济政策、文化政策和社会政策等方面所采取的上述政策的一个共同特点，都具有超出客观实际进程和基本群众认识水平的性质。正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所说的，“如果这种超出不仅是超出现在，甚至是超出将来，那么，这种超出只能是蛮干的超出，空想的超出，而在第一次实际试用之后，就不得不过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404—405页。)太平天国的上述各种政策，均属于“蛮干的超出”和“空想的超出”之类，这些政策虽然大多在实行了一个时期之后即予以改正了，然而已给太平天国造成了严重损失，成为太平天国战争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在外交上天真鲁莽，不懂斗争策略，加速了西方列强与清廷勾结的进程 太平天国的外交，在19世纪50年代，基本上维持了中外之间的正常关系，这主要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际势力正盛，很有取得全国政权的可能，故西方列强对太平天国与清廷之间，基本上取中立观望态度。1856年天京内讧之后，一方面，太平天国的势力受到很大削弱，另一方面，这时清廷与西方列强之间正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暂时也不可能勾结起来一起对付太平天国，因此，太平天国与西方列强之间仍能保持比较正常的外交关系。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这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西方列强通过《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从清廷手中攫取到了巨大的权益，与清廷之间的矛盾缓和下来了。另一方面，西方列强急于兑现从清廷手中所攫取到的侵略权益，其中太平天国占领的南京等城市，也被列为通商口岸，这就增加了太平天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以上客观形势的变化，使西方列强与清廷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太平天国的危险性增大了。如果太平天国领袖们看清了这种形势。并采取相应的政策和策略，推迟乃至避免这种危险仍是有可能的。 但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对上述形势和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都缺乏认识。长期以来，他们认为西洋人也信奉上帝，大家都是“洋兄弟”，都没有认识到英法等西方列强把殖民利益看得比宗教更为重要。他们“似乎被迷住一般，始终坚决不信并无兄弟之谊的所谓‘外国兄弟’会怀有这种毫无理由的残暴意图”。(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406页。)故在思想上缺乏应有的警惕和提防。1860年夏，太平军第一次进攻上海，本已遭到英、法侵略军的阻击而败退，但李秀成等并未从中记取教训，反而得出“洋人只好打不好和”(《洪仁玕供词三种》，转引自沈谓滨著《洪仁玕》第136页。)的简单结论，因而并未能检讨和修正自己的外交政策。1861年底，太平天国拒绝了英方提出的太平军不进攻上海、汉口、九江等地的要求，接着李秀成率大军于1862年初再次进军上海，结果在策略上又犯了一个大错误。 当然，从主权来说，上海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太平军进攻上海，纯属中国内政。但问题的关键是，这时已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已是西方列强在华利益最多的一个都市，太平军进军上海，就不能无视这一现实，就不能不估计到列强可能作出的反映，就应该采取相应的政策和策略。 那么，这时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才是正确的政策呢？十分明显，此时太平天国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来自长江上游的曾国藩湘军，而不是盘踞上海的清军或数千英、法侵略军。正如当时苏福省儒士黄畹所说：“与我争天下者，清也，而非英法也”。“曾国藩之踞安庆，乃真心腹大患耳”。(《苏福省儒士黄畹上逢天义刘肇均禀》，《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67页。)此时太平天国的战略任务，理应集中主要力量对付正准备席卷而下的湘军，但李秀成却率领大军进攻上海，在战略方向上已属大错，即使攻下上海，也难以弥补放任湘军东下所导致的战略上陷于被动的后果。从外交斗争的策略上说，此时太平天国的最大任务既是对付湘军，外交工作理应为此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本来，1860年前，英法侵略者对中国的内战，一直保持中立态度。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虽然已经结束，英法列强的态度尚无明显的改变。1861年3月英国方面虽已提出太平军不进攻上海百里之内的无理要求，但仍一再表示“不介入”的态度。即使到1862年底黄畹也曾“密察洋人之意，无侵其疆，即可按卒不动，非真欲与我为难也”。(《苏福省儒士黄畹上逢天义刘肇均禀》，《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66页。)也就是说，仍可维持其中立态度。理由很简单，正如当时巴夏礼所表白的：“我们防卫上海不是为了清帝国的利益，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对我们说，哪个朝廷统治中国是不重要的”。(转引自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第237页。)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天国当局的外交策略，就应尽可能久地维持列强的“中立”态度，从而最大限度地孤立清方。待到太平军打败了湘军，在全国战场取得了主动权，再来攻取上海，将易如反掌，届时西方列强也不敢贸然与太平军为敌。可是，太平天国未能采取此种策略，而是于攻占浙江宁波（也是通商口岸之一）后，又进攻上海，这就促使英法侵略者迅速撕下“中立”面具，与清方公开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前来进攻的太平军。特别是李秀成又未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将其攻克，而是采取围而不攻，以待“内中自变”(《忠王李秀成给忠逢朝将刘肇均谆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02页。)的战法，结果遭致英法军洋枪队的反击。自此之后，英法侵略军就不再以保卫上海为限，公然配合清军攻陷了宁波和苏南各地。由于英法侵略军的参战，加速了苏、浙地区的沦陷，从而也就加速了太平天国的败亡。正如后来赖文光所批评的，李秀成“违君命而妄攻上海，不惟上海攻之不克，且失外国和约之义，败国亡家，生死皆由此举”。(《赖文光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58页。)这个批评虽嫌过重，但却也不无道理。 五、思想上迷信、愚昧，未能冷静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教训 洪秀全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第一人，但它从西方所寻来的，并非西方已相当发展的科学与民主，而仅仅是关于基督教的一些教义。他们结合中国的情况而创立的上帝教与中国历史上大多农民起义领袖们所曾采用过的其他宗教一样，在起义之初曾起到过号召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但是，宗教毕竟是一种“颠倒了世界观”、不可能给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提供指导革命运动到达胜利的思想武器，既不可能赖以冷静客观地分析形势，也不可能赖以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 在前期，太平军自金田起义到攻占金陵，前后只用了二年多时间，确实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由于这些胜利来得太快，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既没有冷静地分析敌情、我情，也没有把它归功于浴血奋战的将士和热情支援配合的人民群众，而是把它一股脑儿归之于天父天兄。《建天京于金陵论》中就说；“自广西至金陵，一路滔滔，势如破竹。金陵之至，如此其易，金陵之得，如此其速者，非天父天兄欲使我主建天京于金陵乎？”(《建天京于金陵论·钟湘文》，《太平天国印书》下册，第418页。)《天情道理书》中则说得更为详细；“自武汉至金陵，地经千余里之遥，关津之险要若何，城池之坚固若何，攻取似非易易，即日可胜，亦将旷日持久而后可耳。乃不过一月之久，由武昌顺流而东，历江西，过安徽，直捣金陵，毫无阻滞。及至省城，其城垣之高厚，地方之辽阔，实有倍于他省者，攻之宜较难焉。孰知十日之间，一举而成，金陵已垂手矣。若非天父权能，何能捷易若此哉？此又可见天父排定之权能也。由是观之，我们今日天父天兄作事，欲使妖魔生即生，欲使妖魔死即死，略显权能，即可扫荡妖氛，四海升平矣”。(《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印书》下册，第521页。)从以上言论中可以看到，革命战争的实践和不断取得的经验教训，不仅没有使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更加成熟起来，反而使他们更深地陷入了迷信和愚昧之中，不能正确地分析形势，过分地夸大自身的力量，过低地估计敌人的力量，对敌我力量的对比，作出错误的判断和估量，甚至说什么“今真主灭妖，十去八九”，“我天王奉天罚罪，除暴救民，迅扫群魔，妖氛几尽，而乃余烬犹存，匿迹燕省。”(《贬妖穴为罪隶论》，《太平天国印书》下册，第442页。)就是在这样盲目的敌我力量估量的情况下，太平天国领袖们于定都天京之后，作出了以2万余人直捣燕都的错误战略决策，终于导致了北伐军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从而错过了发展大好形势、夺取全国政权的良机。 宗教迷信，也妨碍太平天国领袖们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危机。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军中传播的歌谣说：“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浪沧钓徒《劫余灰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一册，第163页。)使“天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天父下凡诏书》第一部，《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97页。)宗教神话在广大群众中失去了原先的维系力。然洪秀全非但不有所觉悟，反而进一步陷入了更深的迷信之中。太平军取得二破江南大营的胜利，他一概归之于“天灵”。第二次西征之前，李秀成建议多备粮食，洪秀全责之曰：“尔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14页。)到了晚期，更是“不肯信人，万事俱是有天”。(《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32页。)1863年12月，天京行将被湘军合围，李秀成自苏州前线回到天京，上殿启奏天王，说明大势情由之后，提出“京城不能保守，曾帅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无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27页。)这时，摆在洪秀全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死守天京，与孤城共存亡；或者“让城别走”，摆脱被围的困境，跳到外线，重整队伍，另作他图。可是，洪秀全对李秀成的积极建议，非但未予采纳，反而予以严词训斥：“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28页。)洪秀全对当前所处的危机和即将到来的亡国杀身之祸，已失却了现实感。 洪秀全的宗教狂热，至死不悟。他临终前，还下了一道诏旨：“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下，第1072页。)可是，他死后月余，天京即被湘军攻破，天父天兄最终并未能挽救天京。 总之，从以上分析可知，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所处的客观条件，曾提供过取得开创新朝的可能性。然而，由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主观条件不够成熟，在上述这些关系到革命命运的关键问题上的严重失误，终于使这场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其惨痛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后人记取的。 【资料来源：《历史档案》199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