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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孙中山全集》校订重排本的责编工作，前期由张玉亮承担，后期由张玉亮与李闻辛共同完成，陈铮先生作为初版责编也审读一过并提供了宝贵意见。《孙中山全集续编》的立项签约由欧阳红负责，张玉亮参与了部分前期调研，由陈铮、欧阳红、李闻辛共同完成编辑审稿工作。 2016年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也是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问世30周年。关于中华书局初版《孙中山全集》的编辑出版情况，已有陈铮先生撰写文章加以介绍，陈先生是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的老主任，又是初版《孙中山全集》的责任编辑，由他回忆三十多年前的《孙中山全集》出版历程，自是再合适不过的。今年中华书局拟推出《孙中山全集续编》和前11卷《孙中山全集》的修订版。由于我们有幸参与了前期的调研与研讨、中期的立项签约，以及到稿后的编辑工作，故此也有责任对我们所经历的这个项目的相关情况，做一个记录。 一、《孙中山全集续编》立项始末 曾听熟知出版掌故的前辈说过，当年，中华书局有两个部门是其他出版单位所没有的，一个是近代史编辑室，另一个是对外贸易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书局的近代史出版在读者中的深远影响，而《孙中山全集》就是中华书局在近代史图书出版方面非常重要的项目之一。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套孙中山著作全集，也是三十年来唯一的一套，汇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三家科研机构为主体的大批近代史学者的科研成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孙中山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学界产生了持续、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然而也毋庸讳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全集》中的一些问题也显现出来：孙中山著述的最新发现陆续被刊布，后来也有了《孙中山集外集》等成果问世；与研究的深入开展相关，对一些文献的写作时间与发表情况，也有了更为准确的结论；而初版中的误植、误排等技术性差错，也有待进一步清理。为此，吸收《孙中山全集》面世以来的研究成果，与时俱进地展现孙中山研究的成果，为学界提供更为完备准确、可资信据的孙中山著述全集，成为学术界的需求。 《孙中山全集》成于计划经济时代，那时的出版，特别是专业学术出版，与现今所面临的情况差别很大。这个项目汇集了三家国内顶尖的孙中山研究的学术重镇，这在现在实现起来难度颇大，为此，我们也踌躇多时。而在调研中我们获知，三家中的两家，都开始独立操作孙中山全集的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尚明轩先生为首的团队，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立项支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黄彦先生为首的团队，以“孙文全集”项目获得了地方政府的支持。 这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触动。一方面，我们对于学术界的新版孙中山全集乐观其成；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最初的踌躇和“三家合作”的思维定式汗颜。 最早出版孙中山全集的中华书局，该何去何从？ 为此，我们进行了一次调研。调研对象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华书局专业读者信息库中的近代史专业人员，中华版《孙中山全集》的读者在其中占比将近一半；另一类是两个孙中山全集项目的编纂、审读组成员。当然，这两大类的调研对象有一些重叠。通过走访、问卷、远程连线等各种方式，我们的调研收获颇多，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认识。 首先，中华版《孙中山全集》是一个划时代的版本，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是一个时代孙中山研究的集中展现。这个版本拥有众多的读者。初版于1981年8月的第一卷，印量为40500册，此后各卷陆续出版，最少的也有9000册以上。此后的重印，也累计达到3000套以上。购买和使用这个版本的读者，面临新版本时会陷入两难，如果再购置全套新版，则手上版本就显得重复了。为了他们，也有必要再推出一个与经典的中华版配套的续编。 其次，编排上，中华版具有一定优势。目前已经出书的人民出版社版《孙中山全集》是类编，据了解，广东方面的项目也是类编，这样就给不是十分熟悉孙中山研究的读者设置了一个门槛——要先通过文献篇名判断其分类，才好在相应分卷中找到。孙中山作为一代革命先驱，笔下文字不仅数量大，而且体裁多，判断其分类尤费思量。中华书局版则是按照时间排序，不能精确系月的系在本年之末，不能精确系日的系在本月之末，知道大体时代，则查找起来相对方便。 再次，《孙中山全集》是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最有影响的人物著述全集，这个选题关系到整个中华书局近代史文献出版的布局结构和战略规划，不能想象，中华书局的近代文献产品群中没有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虽然限于当时条件，所收不算真正的“全”，但可以进行增补；初版中的讹误，也可以以此为契机进行修订。 在调研中，我们受到很大的震撼和鼓舞，同时也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们坚定了信心，郑重启动全集修订和增补计划。 经过前期的筹备和联系，2012年11月13日，中华书局近现代史编辑室主任欧阳红先期飞往广州，翌日，笔者陪同原近代史编辑室老主任陈铮先生同赴广州与欧阳老师汇合，与中山大学历史系相关领导、学者商谈“孙中山全集续编”项目。 到达广州的当晚，笔者向陈铮老先生请教了很多老近代史编辑室的掌故、人员、项目、作者等情况，聊到凌晨两点。陈先生不顾旅途劳顿，谈起本编室的业务如数家珍，不仅其记忆力和业务水平令人折服，其间饱含的工作热情，更让我们这些初入近代史出版领域的年轻人动容。在《翁同龢日记》的修订、《黄遵宪集》的修订之外，最让陈铮先生挂怀的，就是《孙中山全集》。 此行我们除了拜访钟卓安、汪叔子、赵灿鹏等老中青学者外，重头戏就是在永芳堂的会晤。中山大学历史系方面，参会的有桑兵、吴义雄、赵立彬等老师，以及林家有、周兴樑、邱捷、李吉奎等前辈学者。会议伊始，陈铮先生首先回顾了《孙中山全集》的出版历程，大家重温了充满传奇的美好回忆和彼此结下的深厚友谊。30年过去，当年的中青年骨干已成为桃李满天下的学界耆硕，而新一代的学者也勇挑大梁成为当今学界的中流砥柱。作者方面如此，而出版社出席的三个人，也恰好是老前辈、中坚力量和新手三代同堂。接下来，作者与编辑充分交流，确定了续编项目的分工安排，由当年参与全集的四员老将牵头，按年分段进行。桑兵老师正在主持推进重点项目“孙中山史事编年”，分身乏术，但表示将密切关注续编项目的进展，并将史事编年项目所获得的新资料进行资源共享。作为系主任，吴义雄老师也表示，虽然整个历史学科有许多断代划分和专门划分，但近代史对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对中山大学的意义都非比寻常，他会积极为这个项目提供有利条件。双方还选出了林家有先生和陈铮先生作为作者方与出版方的联络员，定期联系，以保证双方就书稿进展、编纂体例、整理尺度、搜集范围、审读意见等进行实时沟通。 从永芳堂会议到《孙中山全集续编》交稿付排，将来自各个时期、保留各种形态的孙中山集外逸文被搜集起来，进行考订、辨伪、系时编排，又经过释读、标点、校勘，到编辑安排具备条件的操作员进行录入、排版，形成校样，前前后后，经过了两年半的时间。 二、《孙中山全集续编》的编辑过程 2015年10月8日，笔者接到了《孙中山全集续编》的稿子。在拿到书稿的时候，感到既兴奋又有些许紧张。兴奋在于能有机会处理分量如此重大、与中华书局渊源如此之深的稿件，能够在编辑书稿的过程中快速地提高自己的编辑实务能力；而紧张在于深感责任重大，因为2016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孙中山全集续编》应在纪念活动前后面世，书稿体量大，时间要求紧，如何能够高效而又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成为编校工作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孙中山全集续编》的编者团队由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的林家有、李吉奎、邱捷、周兴樑四位老教授与张文苑、李兴国两位中青年学者组成，四位老教授也正是中华书局初版《孙中山全集》的编者。《孙中山全集续编》全书共约190万字，作为正编《孙中山全集》的补充，主要吸收近年来国内外出版的相关文献、档案、电文、资料集等的内容，并广泛搜集了当时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孙中山言论，以及一些私人收藏的信件和题词，种类多样，内容丰富，其中不乏首次刊布或翻译的孙氏著述，编者并对其详加考订，厘清了史学界对孙中山著述研究的一些讹误，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在拿到书稿的同时，另有一份陈铮先生撰写的外审意见。陈铮先生审阅全部书稿后，指出了几点错讹：有的文章收文时间有误，需调换前后顺序；有的文章标题有误，“电”“函”及“序”“跋”不应混淆；部分收文说明本件时间、背景等情况的正文注释，可改为题注等。此外，根据各卷编者的不同情况，陈先生还对书稿提出了几点商榷意见：其一，数字写法。因为历史原因，正编《孙中山全集》编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正文、收文题注和注释中的所有数字均用中文数码，如今《孙中山全集续编》数字写法亦应统一，是继续沿用正编《孙中山全集》的写法，将正文中阿拉伯数码处统改为中文数码，还是改为统用阿拉伯数码，比较醒目又方便阅读？其二，题词问题。题词时间不详者情况多样，是应集中于各卷卷末，还是统一集中于全书末尾？其三，同题异文。一篇选文后附多篇同题异文，是统一格式均写作“《同题异文》”，还是顺序排列写作“《附一：同题异文》”“《附二：同题异文》”？其四，注释问题。《孙中山全集续编》中许多正文收文很短，文意不易了解，编者下了很大功夫注释背景、介绍人物，虽有助于理解文意，但是有轻重倒置之感，收文几个字，注文长篇，则如同注释本全集，是否仅保留一般人物的生平简历和政治背景？其五，收文范围。《孙中山全集续编》似有偏泛杂芜之嫌，是否可以不必见文即收，删去类似只言片语的文字，不必求全？如何解决以上诸问题，陈铮先生建议我们与编者进行沟通。  初版《孙中山全集》责编、中华书局编审陈铮先生为《全集续编》撰写的外审意见手稿 根据陈铮先生的外审意见，笔者开始着手处理书稿。因全稿成于众手，质量不一，细节问题较多，一边是原稿，一边是校样，我们依照原稿底本核对校样，处理文字错讹。《孙中山全集续编》初校样部分卷次中订正错字符号改为用“［］”，而在正编《孙中山全集》中，“［］”是用于修改衍字的。我们沿用正编《孙中山全集》“凡例”的校改符号规范，订正错字，置于“〔〕”内，即正字置于六角括号内。书稿中同题异文标题繁复多样，有径作“《同题异文》”，也有写作正文标题“《致×××函》”。对此，我的处理方式是，既然是同题异文，就不必再加拟标题；已拟定标题的，应统一删去，统称“同题异文”，全书五卷统一标准，进行处理。 在处理稿件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陈铮先生在一次赴福州开会期间，收到一封署名王凌的来信，谈到其外祖父郑慨尘曾藏有一封孙中山的亲笔信，郑家亲属希望将信收录进《孙中山全集续编》中，以满足他们长期以来的愿望。郑家所藏原件，因种种原因，荡然无存，现仅存1946年福建省福清县（现福清市）印发的《福清各界为推举国民大会代表宣言》中保留的信件全文。经陈铮先生审阅后查证，此信应确有实物，写作时间应在1918年9月15日。在查正编《孙中山全集》和《孙中山全集续编》稿中均未收录此信后，此件应被选入《孙中山全集续编》中。 经过一段时间的编校工作，一般的格式、标点、改错字、定正字等文字工作已基本处理完成。在审读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有几类问题，涉及《孙中山全集续编》各卷统一及与正编《孙中山全集》衔接，需要与编者沟通协商。大致有以下几类：1.篇目残缺。个别篇目无原件出处，需请作者补齐。2.格式问题。文献标题统一格式，个别文字有删改，数字写法建议沿袭正编《孙中山全集》用法，统一改为中文数码。3.题词问题。建议统一移于《孙中山全集续编》末尾，按时间顺序编排，未标注时间者，统一置后。4.同题异文。建议酌收最优者，文字上无重要差异的不收，为避免大同小异，同一篇文献的不同版本的同题异文，选最优的收录。5.注释问题。短篇文献的注释，如文字过多，建议删减节略，常见人物的介绍建议删去，个别不常见的人物加注释，侧重其辛亥革命时期的经历及其与孙中山的关系。 于是，2015年12月18日，针对上述各项问题，责任编辑给各位编者去信说明情况，请编者修改书稿，并随信附上郑忾辰家属的来信及相关材料，请编者定夺是否收录此条文献。 2016年元旦过后，编者随修改稿附上了回信，对退改信中提出的问题一一回应。无原件出处的篇目，编者补齐了出处，并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在修改校样过程中发掘出的一些新内容。数字问题，各位编者同意编辑的意见，参照正编《孙中山全集》格式，统一用汉字数码。题词问题，编者认为统一移于全书末尾，于体例不合，建议还是有时间可考的，按不同卷次收录；无时间可考的，统一置于全书末尾。同题异文，编者处理了一些，有删改也有增新。页下注中常见人物的介绍，编者也酌情删改处理。编者回信中特意提到，如还有需要进一步修改的问题，他们授权编辑自行处理。 经过与第二卷编者李吉奎老师的沟通，前述《致郑慨尘函》被收入《孙中山全集续编•第二卷》中。这个小插曲最终以两全其美的方式告终，既为《孙中山全集续编》增加了一条新的资料，使其内容更加完备，也满足了郑慨尘家属长久以来的心愿。 其后，又经过了两个校次的编校，基本完成了对书稿的处理。最终，《孙中山全集续编》大致沿用正编《孙中山全集》的编排体例和校勘规范，继承正编《孙中山全集》的传统。《孙中山全集续编》中的数字全部改为汉字数码，与正编《孙中山全集》统一。标题改字，题字题词的标题均改为“为×××题字（词）”，函电均改为“致×××函（电）”。题词按照正编《孙中山全集》格式，左齐空两格，正文宋体，不加粗，有时间可考的，注明年月日，按时序编入正文；而时间不详者，集中于全书末尾。同题异文参照正编《孙中山全集》的格式，写作“《附一：同题异文》”“《附二：同题异文》”。《孙中山全集续编》所附同题异文，无重要差异，少收或不收；补收正编《孙中山全集》的同题异文，无原则差异，仅文字稍有不同的，基本不予补载，减少收文大同小异的繁复情况。电文格式也按正编《孙中山全集》体例，短电文抬头空两格，落款不分段，不按书信格式，长电文则按书信格式编排。 同时，《孙中山全集续编》与正编《孙中山全集》也不尽相同，在一些方面做出了改变。例如：书眉格式，正编《孙中山全集》为单数页罗列本页所有文章名，双数页为卷名；《孙中山全集续编》与之不同，双数页为卷名不变，单数页则考虑若全部罗列本页文章名，则字数过多，书眉太冗长，故仅取本页第一篇文章名进行标注。 三、《孙中山全集》的修订 在《孙中山全集续编》编辑过程中，《孙中山全集》的修订工作也相应展开。我们对初版《孙中山全集》进行了全面梳理，一方面全面吸收近年来的学术成果，对其中时间考订有误、注释文字欠妥乃至图片说明不确的情况进行订正，另一方面重新通读，除了对初版中存在的个别繁体字异体字误用问题进行处理，使之更加规范和便于数据化之外，还对释读误字、校改可商、标点断句进行了改正。 前一方面，陈铮先生将他珍藏多年的初印本《孙中山全集》贡献出来，上边标记了该书问世以来，他留心记下的各种订正笔迹，这套书极大地便利了修订工作；后一方面，我们约请的几位外审人员也做出了相应贡献。后来，人民出版社的《孙中山全集》出版，我们就文字校订处与人民出版社版进行了核对，发现此本对中华书局版的少量误字有所订正，但中华书局初版有误、人民出版社版沿而未改的讹误之处仍有不少。试举例如下： 1.释读误字例 （1）中华版第5卷第635页《祭蒋母王太夫人文》：古有丸熊昼荻……长为闺壸之仪型。 “昼”为“画”字之误，画荻为欧阳修母教子有方之典，繁体形近致误。此字人民出版社版已改正，见其第2卷第329页。遗憾的是，“壸”字中华书局版不误，而人民出版社版则误作“闺壶”。 （2）中华版第7卷第1页《中国国民党宣言》：其始以一民族成一国家，其继乃与他民族糅合搏聚以成一大民族。 “搏”字费解，当作“抟”，聚合义。盖繁体形近致误。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131页沿而未改。 2．断句讹误例 （1）中华版第1卷第182页《与宫崎寅藏等笔谈》：机事不密，则害成者易之，大戒也。 语出《易•系辞》，当标点为：机事不密则害成者，《易》之大戒也。人民出版社版第8卷第33页已改。 （2）中华书局版第1卷第110页《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有云“一知半解”，系属险事。 英文谚语为：A little knowledge is a dangerous thing.则“系属险事”四字当在引号中。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368页沿而未改。 3.擅改原字例 （1）中华书局版第1卷第11页《上李鸿章书》：故农政有官则百姓劝[勤]。 劝，勤勉、努力义。不必擅改原字。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11页即遵从原文未予擅改。 （2）同卷同篇第14页：集殊方之货宝[实]。 货宝，见于《书•盘庚》：“无总于货宝。”不必擅改原字。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14页沿中华书局版擅改之误。 更有古代文体中齐言者亦误断句者，如中华版第5卷《祭朱执信文》首句：“呜呼！执信而至是耶，一柱颓毁，万夫咨嗟。”实则当断句为：“呜呼执信，而至是耶。一柱颓毁，万夫咨嗟。”耶、嗟两字押韵。同样是由于不熟悉押韵规律，后边的“刚狂”与“秽蚁”、“孱还”与“举龉”等韵脚也粘连不清。人民版亦沿此误。这就使得修订新版《孙中山全集》更为必要。 四、结语 经过作者与编辑的共同努力，《孙中山全集续编》项目和《孙中山全集》修订在2016年孙中山诞辰150周年时都有了较大进展。相信经过修订的中华书局新版《孙中山全集》和与之配套的《孙中山全集续编》面世后，会为学界提供收录更为完备、整理更为准确的孙中山著述权威版本。我们两个年轻编辑有幸参加这项工作，收获颇丰。与“项目成果”不同的，是工匠精神。我们相信，经过作者、外审、编辑、校对等众多人员参与的中华新版《孙中山全集》及其续编，是可以行之久远的版本。作为亲历者，我们谨以虔敬之心记录下它产生的过程，作为一段出版掌故和史料，一如当年业界前辈与年轻编辑的临窗夜话。 作者：李闻辛，中华书局编辑；张玉亮，中华书局副编审 文章原载于《中国出版史研究》（总第6期） 汇集三十余年孙中山研究辑佚成果，与《孙中山全集》合璧，为学界提供一部研究孙中山的最完备权威的全集。  《孙中山全集续编》 林家有、李吉奎、邱捷、周兴樑、 张文苑、李兴国编 出版时间：2017年7月 书号：978-7-101-12182-7 定价：460.00元 编辑推荐 1、搜集孙中山著述的最新成果。 《孙中山全集》初版由中华书局于1981年—1986年出版，距今已三十余年，已累计发行三千套，被誉为孙中山著述的最经典、最权威版本。《孙中山全集续编》吸纳《孙中山全集》面世以来的研究成果，为学界提供一套搜罗完备、编排合理、校勘精当、可资信据的孙中山著述全集，预计将极大推动孙中山研究乃至整个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2、发掘未刊资料，文献价值巨大。 《孙中山全集续编》收集三十年来国内外出版的有关文献、档案、电文等，约190万字，以补《孙中山全集》之阙。其中发掘大量未刊资料，例如：《孙中山全集续编》收录徐有威教授提供的孙中山秘书曾省三家藏的九件孙中山电稿、任命书，贺渊研究员提供的藏于台北“国史馆”的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中的孙中山与美商萨恩克订立的借款合同等，均系首次刊布。 3.体例编排合理，方便读者使用。 《孙中山全集续编》仿照《孙中山全集》体例，以文献形成时间顺序编排，与人民出版社版《孙中山全集》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版《孙文全集》以文献类别编排体例不同。孙中山著述较为芜杂，难以分类，如按类别编排不便读者查找，按时间编排则一目了然便于使用。 4. 阵容强大、积淀深厚的编辑团队。 《孙中山全集续编》工作，由初版《孙中山全集》编纂者之一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承担。中山大学历史系是孙中山研究重镇，林家有、李吉奎、邱捷、周兴樑等先生，均是孙中山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一直以来关注并搜集孙中山研究的前沿成果与最新动态。 内容简介 林家有、李吉奎、邱捷、周兴樑、李兴国、张文苑等学者具体承担《孙中山全集续编》的编纂工作。《孙中山全集续编》沿用《孙中山全集》的编排体例和校勘规范，继承《孙中山全集》的优良传统，按照时间顺序，辑录三十年来国内外出版的有关文献、档案、电文等，约190万字，其中既汇集吸收了《孙中山集外集》、《孙中山集外集补编》、《国父全集》、《国父全集补编》等海内外孙中山资料集的整理成果，还收录了许多个人发表在报刊和著作中的孙中山遗文，并加以考订，厘清了史学界对孙中山著述研究的一些讹误，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 本书中1912年以前部分由邱捷、李兴国编，1913年—1919年由李吉奎、张文苑编，1920年—1923年由林家有编，1924年—1925年由周兴樑编。 林家有：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孙中山研究所所长，从事孙中山及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主要编著成果有：《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政治•教育•社会：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考察》等。 李吉奎：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著有《孙中山与日本》、《龙田学思琐言：孙中山研究丛稿新编》等，参与编纂《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等书，整理出版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林一厂《林一厂日记》等，发表晚清民国历史论文数十篇。 邱捷：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著有《近代中国民间武器》、《晚清民国初年广东的士绅与商人》等书，参与编纂《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等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 周兴樑：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著有《孙中山的伟大思想与革命实践》、《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廖仲恺和何香凝》等，参与编纂《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等书，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 专家评论 “随着学术研究的日益深入和史料发掘特别是海外史料发掘工作的开展，初版《全集》以外的孙中山著述也逐渐被发现，然而这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资料，一直以来大多以单篇辑佚文章的形式散见于各处，从未经过如《全集》般的系统整理，其学术价值的发挥也受到影响。为此，编纂《孙中山全集续编》的意义不言而喻。 “此次《续编》工作，由初版编纂者三家之一的中山大学承担，是十分合适的：历史系林家有、李吉奎等先生，是孙中山研究、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初版面世以来，一直关注孙中山研究的前沿成果与最新动态，中大这支学术队伍的年轻学者也具有较好的主客观条件。期待这支老辈专家与学界新秀组成的队伍能够取得更大成果，使《全集》不专美于前。” ——近代史研究专家、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张磊研究员 “《孙中山全集续编》就是集成和发扬《全集》优良传统的一部重要的近代文献著作，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首先，编排合理。本书一如《全集》，按照时间编排，对于全集来说，这比按照类别编排更加便于使用，同时也难度更大。因为要涉及创作时间的考订、报刊刊发延迟或提前等干扰因素的排除、同一主题不同版本间的演变的研究等，是具有相当学术含量的工作。 “其次，校勘精当。近代文献也有版本，各种不同场合下发表的版本，其字句异同往往包含着丰富的信息。本书排别众本，厘清系统，为研究异文产生的因素和其背后的文化信息提供了基础。同时，更加注重文字整理质量，使得本书更加可靠。 “再次，搜罗完备。与《全集》出版的时代不同，目前，海内外学术交流更加密切，因此，《续编》立足于从全世界范围内找材料。本书中搜集的许多文献系藏于海外，首次刊布，不少外文文献也系首次译成中文。所有这些，使得本书更具史料价值。” ——近代史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忠文研究员 目 录 全五册目录共计169页，按资料形成时间排序而成，以下为部分目录： 教友少年会纪事(一八九一年六月) 题翠亨新居联(一八九二年) 声明告白(一八九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中西药局广告(一八九三年八月一日) 声明告白(一八九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与梅屋庄吉的谈话(一八九五年一月五日) 与中川恒次郎的谈话(一八九五年三月一日) 与中川恒次郎的谈话(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 与陈少白的谈话(一八九五年十一月至一八九六年十一月) 为蚕子公司题联(一八九五年) 在英国某地的演说(一八九七年三月十一日) 与南方熊楠的谈话(一八九七年春) 致伦敦《环球报》函(一八九七年六月三十日) 广州起义的原因及经过(一八九七年上半年) 中国之司法改革(一八九七年七月) 在横滨对警察署长的谈话(一八九七年八月十七日) 与宫崎寅藏的谈话(一八九七年八月中下旬) 与内田良平的谈话(一八九八年七月) 与宫崎寅藏的谈话(一八九八年十一月) 与梁启超的谈话(一八九九年夏秋间) 致犬养毅函(一八九九年八月十五日) 与冯自由的谈话(一八九九年冬) 与宫崎寅藏的谈话(一九〇〇年春) 致副岛八十六函(一九〇〇年六月五日) 在新加坡惟基利公墅会宴中的讲话(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一日) 《支那现势地图》文字说明(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四日) 附:中国筑路现况(本图发行后手书札记) 与神户某访客的谈话(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在横滨与某人的谈话(一九〇〇年八月上旬) 致内田良平函(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七日) 与长崎某人的谈话(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七日) 致犬养毅函(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九日) 在神户笔答某日本访客(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日) 复内田良平电(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与内田良平等人的谈话(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致内田良平函(一九〇〇年十月三日) 致郑士良函(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在门司与某人的谈话(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四日) 在横滨与某人的谈话(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之间) 递交法国驻日公使阿尔芒的意见书(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致副岛八十六函(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七日) 对某西报记者的谈话(一九〇一年六月五日) 对某西报记者的谈话(一九〇一年六月中下旬) 致副岛八十六函(一九〇一年八月十八日) 为副岛八十六题字(一九〇一年八月) 与秦力山的谈话(一九〇二年二月下旬至三月) 致犬养毅函(一九〇二年十月十八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