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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历史研究的突破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新资料和新对象的发现；二是理论、方法，也就是学术视野的拓宽和革新。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相比之下，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后者，它对历史研究往往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作者在文中指出应尝试借鉴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政治史等新兴的史学理论方法及成果来拓展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术视野，由此实现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突破。本文出自《民国史研究》第1辑。作者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抗日战争史既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史学的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有着基本稳定、成群的研究队伍和讨论平台。还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对外战争的首场胜利，对中华民族以后的发展也将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无论是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抗日战争史也许比中国近代史其他任何一个领域都会受到国家、社会各界的更大关注。进一步说，抗日战争史研究没有冷寂的理由，关键是如何不断地推动和发展，拿出与其历史与现实地位相匹配的成果。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论著、资料可用汗牛充栋、成就卓著来形容。仅从“中国知网”所收录的文章来看，即便以较为宏观的“抗日战争”主题词进行统计，1979~2016年38年间，期刊文章有44888篇，平均每年1181篇，每天发表3.2篇；1993~2016年23年间，博硕论文有4156篇，平均每年181篇，每两天就产生一篇博硕论文。如果再以较为具体的主题词进行统计和补充，恐将为令人惊愕的海量数字了。所列数字，为笔者根据“中国知网”所做的统计。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些价值不高乃至毫无新意的伪劣之作，但即便予以剔除，其成就也颇为可观了。不过，列举以上数据并不是为了高唱赞歌，而是考虑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和提高。我主要是从学术视野拓宽的角度，谈一点想法。 所谓学术视野，就是学术研究的境界，它是通过一定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来实现的。历史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如何进入历史、看待历史和解释历史则取决于学术视野、取决于史观，以及取决于时代的变化和需求。史学史证明，历史研究的突破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新资料和新对象的发现；二是理论、方法，也就是学术视野的拓宽和革新。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相比之下，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后者，它对历史研究往往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即便是新资料、新对象的发现，除了偶然因素之外，也经常与新的理论方法、新的视野的启发有关，否则，价值再高的资料，也可能视而不见，甚至被看作一堆没有任何用处的垃圾。具体到抗日战争史研究而言，也同样如此。近些年这一领域取得了众人瞩目的成就，一定程度上就与新的理论方法的运用有关。一些学者曾发表过与此相关的带有方法论价值的著述，促进了抗战史的研究。譬如高士华在《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1期、2014年第1期连续发表的卷首语《坚持做“大抗战史”研究》、《拓宽视野，开掘纵深》，就具有扩大学术视野的意义，特别值得关注。 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时间、空间和内容，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高士华的前一篇卷首语提出，不仅要研究日本全面侵华以来的抗日战争，还要研究此前日本如何一步步发展到全面侵华战争的，包括1874年出兵台湾、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等；不仅要研究中国抗日战争，还要研究近代以来日本的内部变动，即日本是怎样策划、准备、发动侵华战争的；不仅要研究战时的抗日战争，还要研究后抗战时代的中日关系。这就是该文作者所倡导的“大抗战史”的主要意涵，或者进一步说，凡与抗日战争有关的，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属于抗战史研究的范畴。这一呼吁，将抗战史研究的时空和内容大大拓宽了。在此基础上，后一篇卷首语又指出，抗日战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后来国共决战的走向，还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家建设有重要影响，因此要从历史的连续性角度进行考察；中国抗战不仅是“国史”的抗战，还是东亚乃至世界历史下的抗战，因此要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探讨抗日战争；抗日战争研究还需要加强国际视野和中外交流，突破本土学者的局限。这一呼吁，进一步丰富了抗战史研究的时空内涵。应该说，以往研究中已有与此相关的议论和实践，但我认为，这两篇文章明确地提出上述“宣言”式的看法，必将大大推动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但既然是“宣言”式的文章，就不可能详细地展开讨论所有的问题。我这里想进一步提出的是，应自觉地从具体的理论与方法上继续拓展新的研究视野，或许，只有如此才能更加深层次地提高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水平。 与历史研究有关的理论方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历史学自身的理论方法，也即史观。譬如，中国史学经历了传统史学、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多元化史学的时代。另一类是与历史学相关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譬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近些年哈贝马斯、福柯、吉尔兹等学者的著作对中国学界包括史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回顾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以清末民国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两个时期最为活跃，上述所谓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多元化史学，就是其典型表征。还要说明的是，这些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多与新兴的相关学科、社会变动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因为历史学本身很难产生理论和方法，新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多是与其他学科、社会变动相互作用的结果。 可以肯定地说，几乎历史上产生的所有史学理论方法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都有其解释力，它们之间应该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而不是互斥和替代的关系。我们最为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由20世纪上半期的“革命”史学变成现今传统史学的一部分，往往因其存在一些问题或由于误解而产生一些问题受到诟病。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传统革命史观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也不能否认它在一定程度上仍有其适应性和有效性。不过，学术研究总是随着理论和方法的不断更新和运用而获得进步的，近几十年来，多元化史观以及相关学科理论方法，不仅对传统史学是一个有益的补充，更对历史研究具有革命性的推动作用。譬如，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政治史是国际史学界非常有影响的流派，其理论方法及研究成果，在传统视野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史领域不太被关注，其实很值得中国史研究包括抗日战争史研究借鉴。 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政治史既是历史学与相关学科相交叉的产物，也是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互为解释的产物。几个史学领域及其理论方法虽有区别，但也有共性，共性之一就是突破领袖、精英视角，反抗宏大主流叙事，强调从宏观历史转向地方性的微观历史，将普通民众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强调普通民众的主体性，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解释历史，美国新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说：“平民百姓可以创造历史，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受历史支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由精英强加给民众的历史书写，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归。共性之二是开拓新的研究视点，如话语、符号、象征、形象、想象、认同、身份、记忆、心态、时间、空间、仪式、生态、日常生活、惯习、节日、身体、服饰、影像、阅读等。这些其实是社会最基本的问题，但能够极大丰富历史的认识。共性之三是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如表达与现实、政府与社会、道德与理性以及博弈论、认知冲突论、个人主体性等，为深入分析历史现象包括一些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老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工具。迄今，已有不少成功的代表作，如美国学者亨特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法国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奥祖夫的《革命节日》、梅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士兵的日常生活》，以及留美华裔学者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和《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卢汉超的《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董玥的《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等。中国台湾学者黄金麟的《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以及大陆学者黄兴涛的《“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陈蕴茜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李恭忠的《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也是运用新理论方法的力作。在抗日战争史领域，也有论著利用新理论方法进行了研究，如何高潮的《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的分析》、丸田孝志的《革命的仪礼——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民俗》等，但也不能不说，我们还很少看到与上述作品类似的著作。 新的理论和方法虽然主要来自于西方，但理论和方法与具体的问题不同，与对问题的分析结论更有差异，它往往具有超越地域、超越学科和方向的应用价值。受以上新的理论方法及其研究成果的启发，我们可以尝试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提出一些新的问题。仅举几例如下： 在想象、形象方面，抗战期间的各种力量，国民党、共产党、日军、伪政权以及美国、苏联等强国之间是如何相互认识、形塑乃至想象的?国民党、共产党的领袖形象，在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力量中是怎样形成和演变的？这些认识和想象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行为，进而如何影响了领袖？除了领袖人物，普通民众如农民、工人、女性以及地主的形象又是如何变化的，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 在话语、概念方面，抗战时期的国统区、中共抗日根据地，各种话语如中华、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人民、民众、自由、民主、平等、富强、革命、解放、共和、封建、帝国主义、殖民地、阶级、汉奸等是如何演变的？话语与概念的演变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关系如何？对国共两党所辖区域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产生了哪些影响？ 在新名词方面，国统区、大后方、沦陷区、八路军、新四军、日本鬼子、两面政权、堡垒户、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边币、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等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其所反映的抗战时期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含义如何？ 在心态史方面，面对日本侵略，普通民众以及国共两党著名将领或政治精英有何反应？他们参加抗战的初衷是什么，这些初衷与两党及其政府的宣传是什么关系？有一些人沦为屈服于日寇和日伪政权的汉奸、伪军，其初始动机又是什么？在不同政权实施的策略和措施之中，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是如何反应的，这种反应反过来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在生态方面，自然生态环境与政权、策略等是一种怎样的互动关系，具体来说，就是自然生态环境对不同政权、不同区域的策略、手段和行为有何制约？反过来，不同政权、不同区域的策略、手段和行为对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又产生了哪些影响？以抗日根据地为例，中共持久战、游击战术和根据地的形成与自然生态环境是何关系？ 在日常生活方面，抗战时期不同政权、不同人群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日常生活与政治、经济、军事的关系如何？国民党、共产党、日军和伪军士兵的日常生活，尤其值得关注。士兵并不总是处于打仗状态，也有自己的日常生活，包括婚姻、疾病、衣食住行、闲暇娱乐等。 在身体史方面，抗战时期不同政权是如何渗透、发动和利用民众的身体的？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他们的身体包括物质的身体和精神的身体，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遭遇、反应、行动是怎样的？身体的变化隐含了怎样的权力关系、社会观念和历史特性，这种变化对抗战的影响如何？ 在历史记忆方面，国共两党是如何将中华民族历史、民族英雄史等经过加工运用于抗日战争的宣传和动员之中的？历史记忆与民族抗战的需求有无冲突，如何解决的？民众的传统历史记忆和党派、政府的记忆宣传是怎样一种关系？新的民族集体记忆对抗战产生了什么影响？还有，沦陷区日伪政权是如何割断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的，对民众集体记忆产生了哪些影响？ 在象征物方面，服饰、旗帜、徽章、图像、标语、纪念碑等象征物是如何被抗日战争不同政权、不同党派、不同群体作为一种力量运用的，对这一时期的民族认同和政权认同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象征物如何体现了抗战时期的政治与社会关系，如何体现了政治与社会的新旧交替？ 在阅读方面，无论是党派和政府的政策文件，还是报刊、文学作品等，都是如何形成、生产和发行的，有哪些传播渠道和网络？哪些人群（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成分等）在阅读，尤其是普通民众是如何阅读、接受或抵制的，反过来，这些阅读对党派、政府、作者、报刊等又有哪些影响？ 在抗战结束后的历史演进中，以上各个方面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党派斗争、权力控制、民族主义、国际关系等对各个方面的影响如何？ 应该说，各个方面并非完全独立，而是互有交叉。这些问题本是历史研究的应有之义，但由于受以往史观或方法的局限，多被抗战史学界忽视了。我曾在《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发表《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的构想》，产生过一定的反响。该文认为，抗日根据地社会史至少应该研究以下几个内容，即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意识、社会问题，其中有的也涉及本文所提到的问题。但本文所谈的视角和视点，更为具体，更有针对性。除此以外，我对以往学界对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综述性、回顾与瞻望性文章也做过检索和阅览，还很少发现有成果从以上视角和方面做阐述，由此大概可以证明抗战史学者相关意识的不足。 也许有人会说，以上问题都是史学碎片，这种研究将导致碎片化的结果。笔者以为，历史本来就是由碎片构成的，无碎片何来整体？但碎片研究并不必然导致碎片化，只要具备整体史意识，只要将之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只要遵循以小见大的方法，就可丰富和提高整体史的认识，再小的题目也不能说是碎片。何况，碎片与整体、微观与宏观本身就是相对概念，不可绝对化。如果说本文所涉问题为碎片，那么放宽历史的视界，抗日战争是否为中国历史的碎片，乃至人类历史长河的碎片？按此逻辑，抗日战争史还有进行研究的必要吗？所以，碎片与历史研究之间并不是反向和排斥的关系。抗日战争史就其本身而言仍可以说是一个整体，其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围绕整体史做出清晰的说明和总结。正如我们在城市串街走巷，游逛景点、商场、古建筑，但要想胸有全局，仍需要一张指引方向的微缩地图。 笔者还要强调的是，列举以上问题，并不是说以往传统视野下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研究不重要了，相反，我仍然认为，这些领域绝对是抗战史舞台的中心角色，其实即便在传统视野下，许多问题仍没有深入挖掘，相关研究更未还原历史真相，也就是说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它依然是不断实现抗日战争史研究有所突破的门径。只是相较而言，我们对传统视野的理论方法以及问题较为熟悉，而对以上所列举的问题比较陌生，之所以陌生，恰恰是因为过去太熟悉的东西遮蔽了一些原本丰富的历史面相。问题是，这些面相并非可有可无，如果不对它们进行考察，所谓抗战史的中心角色也就失去了赖以生长的舞台，悬于半空之中，从而难以理解。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史教授方纳讲：“政治史的研究者并不需要抛弃自己的研究计划，但必须吸收和囊括新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无论怎么说，历史学家总不能对近年来史学界的变化视若无睹，而一味埋头按照原来的路子进行研究和写作。”方纳所言虽然是针对美国政治史的研究而谈的，但对我们研究抗战史也富有启示。相信对前述新问题的研究，可以扩大和丰富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面相，同时也可回应国际史学潮流，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立中国学者自己的话语体系。换句话说，对于国外的先进理论方法及成果，最终目的不在于了解、学习和汲取，而是之后的摆脱、超越和创新，反过来，再影响国际史学的前途，显然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在国际学术格局之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陈垣、陈寅恪等曾提出要将中国史学的学术中心从国外拉回中国北京。历经七八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学者所取得的成就与过去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也不能不承认，在许多领域和问题上，仍未改变学术弱国的地位。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提出要努力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体现中国气派的学术，实现中国学术的大国、强国目标。但其前提之一，仍是要在学习外国先进成果的基础上，才能达到学术观点的创新。可以说，近些年来的抗战史研究，有的论著对上述新问题已有所涉猎，只是以自觉的理论和方法意识进行研究者仍属较少，因此我在这里专门提出应该是有意义的。笔者在《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发表的《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试图借中共历史来表明中国近代革命史研究的一种理念。针对以往革命史研究中的问题，我提出要改变传统的党史观念，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譬如国家与社会的理论和方法、革命史与大乡村史的连接等。本文试图借鉴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政治史等新兴的史学理论方法及成果，来拓展抗战史研究的学术视野，这一看法也可以作为“新革命史”理念的补充。 至此，笔者还想重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经典论述，“历史是持续的，过去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在历史上曾呈现为主角的，在后来的历史研究中，既可能依然是主角，也可能随着时代的变化和需要而被其他学术热潮所代替。反过来讲，在历史上曾是配角的，也可能变为历史研究的主角。回溯中外史学史之历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研究中心与边缘的变换是常有的事。正因为此，无论从事哪个领域的研究，均既无须担忧从中心滑向边缘，也无须为由边缘升入殿堂而忘忧。总之，历史存在的主次与历史研究的主次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这恰恰证明了历史研究的步伐处于变化和前进之中，历史研究不正是因此而更有无限的魅力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