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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初期开始，随着新史学运动的发展，西方医学史的书写范式发生根本性的转向，由传统的科学技术史范式转向社会文化史范式，所叙述与书写的重点从原来对伟大医生及其伟大发现的关注，转向对人的疾病与健康社会文化意义的探讨与叙述。 在社会文化史视阈下，人类个体因疾病所经受的身体疼痛与其他不适，虽从本质上说首先是一种生理现象，但由于患者所成长与生活其中的社会、文化不同，他们的疼痛与不适体验也各具不同的社会与文化特征。换言之，患者在生病时所体验的疼痛与不适，是经其所在社会与文化规定的。每个社会都会在其文化模式下定义疼痛与不适，并规定患病个体的行为与社会地位、社会对他（她）的态度以及包括治疗方案和措施在内的对待方式。著名的医疗社会史学家亨利·西格里斯特早在其1944年出版的《文明与疾病》一书中即明确指出，“宗教、哲学、教育、社会和经济状况，所有决定一个人生活态度的东西，也影响着他对疾病的处理方式。” 在对导致疾病的原因认识方面，疾病社会文化史学家深受疾病人类学观点的影响，认为“我们并不仅仅是因为不同的‘事情’或‘原因’才生病，而是以与我们各自的身体、各自不断展开的人生经历、各自在文化和历史中的位置和眼下的境况相应的方式在生病”。“无论时空如何转换，疾病以及如何治愈疾病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首要问题。然而，对疾病的理解以及相应的治疗措施却因时因地而大有不同，从根本上受到了历史文化环境的影响”。 在人类学视野中，“患病”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在本质上“是人的身心或自我——意识、身体、灵魂或与世界的关系正在经历一种他/她并不想经历的状态”，是一种由其承受者即病人所决定的一种看法与感受。尽管“诱发疾病的原因可能是环境因素，也可能是病菌、病人的生理状况甚至他人的恶意加害行为，但起界定作用的却不是这些，而是病人自身的主观感受和价值判断”。病人的心智、信念及其所在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等社会与文化环境，对其疾病及治疗过程构成某种正相关的因果关系。 在疾病的发生层面，不同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面貌。在1938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医疗史的历史》的文章中，西格里斯特指出，“当我们学习疾病的历史的时候，不难发现疾病的发生率与社会的经济状况存在很大的联系……生产模式和工作状况很大程度上要对一个人健康与否负责。”在《文明与疾病》一书中，他则如此阐述了疾病与特定阶段社会文化间的关系，即“某一时段的流行病和该时代的固有特质存在必然的联系。中世纪弥漫着集体主义，因而麻风病、瘟疫、舞蹈病总是降临在某个群体之间。而在个人主义盛行的文艺复兴时期，梅毒并非侵袭每个人的身体，与个人行为高度相关……更为常见的现象是，饥饿伤寒斑疹和麦角中毒总是和贫穷联系在一起，而痛风和水肿往往是富贵病”。 此外，疾病的社会与文化属性还表现在对疾病的具体处理层面。即因疾病引发的疼痛与不适的消除，并不仅仅是医生借助相关技术手段与药物进行的一种生物治愈过程，也不仅仅是由医生群体单独实践与完成的事情。从小范围看，每一次医疗活动至少会涉及两个群体——医生和病人，这是一种以医患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从大范围来看，每一次医疗事件通常都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仪式，不仅涉及医生和病人两个群体，还有家庭、家族、社区乃至国家政府等。概言之，即医生群体与社会二者间的复杂关联。在这一意义上，疾病与相关医疗活动受制于由此构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其所发生、实践其中的社会文化模式。 由此，疾病不只是一种生理病变，更是一种文化建构，由病人的疾病体验、病人家属和亲朋好友等相关人员共同参与和叙述、医学科学话语、社会制度、风土习俗、信仰与宗教禁忌、文化观念等共同影响的文化建构。疾病与医疗包含着社会与文化因素，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性的、文化性的。医学及其从业群体若仅关注生物意义上的疾病本身，而漠然病痛的社会与文化层面，忽视病痛承受个体的社会与文化差异，就难以真正消除病人的苦痛，引起病人心理不适甚至抵制治疗。 疾病的社会文化史书写，是一种对疾病所发生的时间、空间、环境与情境给予充分考量的历史书写。社会文化史视阈下的疾病史书写，是将疾病置于广阔的社会与文化情境之中进行考察与叙述。它不仅要叙述那些伟大医生及其伟大发现的历史，还要弄清楚这些发现是否得到了应用、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中应用到哪些人身上、被应用者有怎样的治疗体验、这种应用产生了怎样的社会与文化影响等。 社会文化史研究与书写的兴起，是20世纪西方新史学运动的核心内容。作为20世纪西方新史学重要分支的医疗社会文化史，自然具有新史学的一般性特征——对“整体的”或“总体的”历史的强调、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因此，疾病的社会文化史首先是一种整体的历史叙述与研究，它将疾病置于人类社会与文化的整体结构中进行考察，将疾病与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地理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知识因素、文化因素、宗教因素、心理因素等层面进行广泛勾连，对患者个体以及其所在群体、社区、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文明间的相互关系给予整体性思考与分析，不单叙述“肉体上的疾病”，同时还探究“作为隐喻的疾病”，从而全方位地解读与揭示疾病在生物意义之外的社会与文化的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疾病的社会文化史一开始即表现出对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与应用。其中，影响最大的学科是社会学、经济学与人类学。疾病史研究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结盟，促生了疾病社会史，其重点在于探讨疾病的社会属性；与人类学的结盟，则产生出疾病文化史。疾病被作为一种符号、文本，不断地被历史学家追问其文化意义。简而言之，疾病社会文化史研究，已成为我们理解社会结构、社会变革与集体心理变迁的一个重要有效途径。 疾病的社会文化史，不仅拓展了传统医学史的研究领域，而且改变了其“自上而下地由医生书写、书写医生、为医生书写”的医学学科属性。医学史不再仅是具有科学、制度与医学特征的历史，而是包括了社会中病人、医生及其相互间关系在内的历史；医学史成为一种“自下而上地”叙述与揭示人类社会如何认知并处理健康和疾病问题的社会史，成为一个更易为读者所理解、更有社会性影响的人文与社会知识领域。 疾病的社会文化史，不仅使疾病、病人以及一切与消除人的疼痛与不适有关的人、物、治疗实践进入医学的历史，而且还挑战了传统医学史的书写范式，对医学提出了更多的人文关怀要求。另外，疾病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对今天和未来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探究早期社会应对流行病的各种措施，可以引导社会个体、相关职业群体与政府在处理疾病与医疗问题时，做出更为客观的解释，理性从容应对；有关疾病的历史知识的不断丰富，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当代医学所遇到的一些问题，认识到文化在疾病与健康认知中的影响和塑造。 （作者：闵凡祥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