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根本问题
各位同志！刚才主持人讲了，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元宵以前都是春节，所以十分感谢，也可以说有点觉得过意不去，大家在这个时间到这里听这个讲座。不过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我向大家拜个晚年！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根本问题》。要讲这个题目，大家会首先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近代史究竟指什么？它的范围究竟包括哪些？
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说法。大致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早一点的，认为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另外一种说法，也就是这些年来被比较多的人认可的，那就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然这两种以外，在海外、在解放以前，也有些人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从明清之际开始的，把时间提得更早，但这种说法目前在我们国内没有多少影响。
那么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我们认可的是哪一种看法呢？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我有一次到日本访问，日本广岛大学有一位教授专门问了这个问题———你们对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是怎么划分的？我当时是这样回答的：这个“近代、现代”这一类词，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可以变动的概念。譬如说，我们今天的一切，在现在讲起来当然是现代史，但要是再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那它也变成古代史了，是不是？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
以往我们比较多的，是把中国近代史说成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个看法大体上是从抗日战争时期流行起来的。那时候范文澜同志写过一部《中国近代史》，写的就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张闻天同志编写了一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讲的就是五四运动以后。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看待“近代”、“现代”很容易理解，因为那时还处在抗日战争中间。但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已经又有五十多年了，我们这个“近代”、“现代”的概念应该有个变化。更为重要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一个完整的发展阶段，一个完整的过程。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它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在这个时期里，中国人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一个共同的问题。所以这个看法现在恐怕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承认。至于为什么有时候还把五四以前称为近代史，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不是理论问题，主要是个实际问题。以往搞近代史研究工作的人，熟悉的是晚清到民国初年的历史。而搞现代史的很多人是从党史专业转过来的，对五四以前的历史不是那么熟悉。随意要把它统一起来，那研究就比较困难。但是这十来年，很可喜，越来越多的人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来研究，并且取得了很多的成果。
从1840年到1949年，这中间一共是109年，假定讲一个约数，可以说是100年。这100年对中华民族来讲，是一个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100年。也就是说，是我们中国从极度的衰败、备受各种屈辱以至于濒临灭亡的边缘，到能够重新挺身站起来并开始大踏步走向现代化，是那样一个重大的转折。那么，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在100年中间能够发生可以说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样的变化，可以说是几代中国人前赴后继、顽强斗争的结果，它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换来的。如果用更宽阔的眼光来看，它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面，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可以说是承上启下的一个地位。在它以前的中国是古代的中国，而在它以后的中国，就是一个开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它处在那么一个孤独的中间。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里有这么一段话。他说：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一个是要努力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前者是为后者扫除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我想，这段话把这一段历史所处的地位讲得很清楚。我们把二十世纪一分为二的话，上半个世纪，就是从1901年到1949年，我们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一个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而从1949年到2000年这后半个世纪，我们所要解决的就是努力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问题。前面的五十年，正是为后面的五十年扫除障碍。江泽民同志用的是“创造必要的前提”，所谓必要，就是不可缺少的前提。
那么今天讲的三个问题，也就是这段历史里面的根本性的问题。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一个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说是贯穿着整个近代历史中一个非常突出的响亮的口号。要注意到，这个“复兴”跟一般的“发展”有所不同。作为“复兴”，指它曾经有过一个光辉灿烂的过去，我们要重新振兴，这叫“复兴”。假定说过去我们处在一个一直非常落后的状态底下，今天我们只能叫“发展”，不能叫“复兴”。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国家，它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远一点的，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就是我们讲的“汉唐盛世”。当时中国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那就不用说了。我们就讲近一点，拿十八世纪来说，也就是中国的“康雍乾”时代。当时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是站在世界前列的。清史研究方面的权威学者戴逸教授很早就在一次报告中讲过，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当时我们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那时世界上一共是九亿人，九亿人里面中国人有三亿，而整个欧洲只有两亿八千万。讲农业，中国也占着这个世界的三分之一。至于工业，当然那时候的工业很多还是属于手工业，也占这个世界的三分之一。从这些可以看出，许多方面中国是站在前列的。康熙大帝和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法国的路易十四，处于差不多的年代，中国在很多方面并不逊色于世界的其它地方。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尽管如此，从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暴露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整个社会内部缺少能够使得社会迅速发展的一种内在机制。所以，到十九世纪，中国就落后了。而到1840年，就是十九世纪开始以后四十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就开始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我想作几句解释。为什么鸦片战争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呢？这话我们可以分两边来说。我们称它为半殖民地国家，那么另外一点，它还是一个半独立国家。假定说它完全丧失了独立，那它就是殖民地了，就不是什么半殖民地了。所谓半封建国家，那么它的另外一面呢，又是一个半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资本主义的一面，它也就谈不上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有一个过程。特别是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它的时间还更晚一点。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一个标志性的结果，就是中国开始丧失了完全独立的地位，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我们近代史划分从这里开始，是有道理的。中国社会面对的主要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的这么一个斗争。
到这里，我们也需要说明一点，尽管中国社会已发生那样一个变化，但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是立刻就能清醒地看到这一点的。甚至可以这样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还是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自己已经处于那么一个灾难深重的危险的局面。大家看起来很奇怪，鸦片战争签订了那样屈辱的《南京条约》，中国人民怎么还没能够很好地觉醒呢？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当时在中国可以说是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之一，能够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那些知识分子中的重要人物———魏源。他写了一部很有名的书，叫《海国图志》，介绍世界各国的情况。他在《海国图志》的序言里讲到这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了很大的耻辱。但他怎么看待它呢？他并不认为中国从此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他说，尽管是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再回想一下当年在“康雍乾”盛世的时候，那时，叛乱的准噶尔不光控制着新疆，控制着中亚的很大一部分，还控制着西藏、青海、外蒙古、内蒙古的大部分，面积几乎可以跟大清帝国平分秋色。魏源讲，你看准噶尔当年曾经这样猖狂，但最后这个叛乱不是也被削平了吗？他提出了三个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叫“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把外国船坚炮利的这套办法学过来了，我们就能够制住他，我们大清帝国就不难恢复到过去的“一怒而四海秋，一喜而四海春”了。魏源当时是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他的认识也只是到这个地步。
在这个以后，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恐怕很多同志都看过香港拍的《火烧圆明园》。你看皇上、太后都到承德去避难，英法联军一把火把我们的圆明园全部烧掉，逼迫我们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那对于中国人来讲，更是一次奇耻大辱。但是很奇怪，那时候并没有觉得接下来中国已经处于十分危亡的边缘。相反，因为在英法联军之役结束以后，他们就支持清政府平定了太平天国。当时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的士大夫，他们感觉，这已经得到了足够的甚至于超过他们预期的补偿———你看这次外国人不但没有侵略我们的土地，相反还帮助我们解决了国内的问题。再加上那时曾国藩、李鸿章他们推行的洋务运动，搞了一些工业，训练了一些新军，这些在当时确实也起过一些作用，在人们心里造成了一种虚幻的安全感，感觉到中国有办法了。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人认为中国那是衰弱，相反，我们今天海外有些人写的中国历史把它称为“同治中兴”，就是同治皇帝时代中兴了。可是现在我们回头看，觉得很奇怪，这个时候怎么会叫中兴呢？而那时很多人就这么认识。
再往后，又发生中法战争，中国又失败了。但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次战争中国人打得并不差。镇南关，就是现在中越边界的友谊关，中国军队一直打到谅山。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本身并不差，就是李鸿章卖国，最后签订了那么屈辱的条约———他们还没有清醒过来。
甚至到1894年，也就是甲午中日战争前夜。当时，郑观应写了一本书叫《盛世危言》，这本书影响非常大。毛泽东同志早年就曾抱着《盛世危言》看，并且是借了人家的书来看。那时，郑观应主张改革，可以说是思想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在当时来讲，应该要说几句危言耸听的话让大家惊醒。但是他还不敢说当时中国已经到了一个衰势，所以他还要讲，是在盛世发几句危言。假定他不愿这样讲，他的压力就太大了。
可见，一直到甲午战争前夜，一般人对中国面对的严重的民族危机认识还是很不足的。而这也不足为怪，因为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农业文明。而这个农业经济，是春夏秋冬，是周而复始。所以，人们觉得世上的一切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不过就在那里循环不已。正是这样一个大环境，让人们的思维、考虑问题的方式根深蒂固。再加上中国多少年来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建立了这个统一的国家，更造成了人们的一种所谓的“天朝大国”的心理，觉得一切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恩格斯说过，传统是一种非常大的惰力。你要改变这种状况，如果没有什么非常强烈的刺激，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当周围的客观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时，当时的人们对这些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但是甲午战争就不一样了。甲午战争这次被打败，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把自己的领土台湾省割给了日本。最初还把辽东半岛———应该说那是清朝的发祥地，也割给日本，赔款二万万两白银。以后因为要收回辽东半岛，又加了三千万两白银。另外，还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开设制造工厂。这件事情对中国的影响很大。曾经经历了这次事变的吴玉章同志，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讲，他那时候在四川很偏僻的容县，听到甲午战争失败的消息传来后，“我跟我的二哥就痛哭不止啊。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他说，以前我们只是败给西方的大国，而现在是败给一个东方的小国，而且又败得那么惨，签订的条约那么苛刻。这真是多么大的耻辱！在这种状况底下，我们看到，严复写给朋友的信，说：“大抵东方的变局不出数年之中”。他说自己曾经“中夜起而大哭”，半夜里一起来便放声大哭，“嗟乎！谁其知之！”有谁知道我的这种心情呢。所以甲午战争这一下，可以说是把中国人从睡梦中叫醒了。
大家知道，我们非常熟悉的“振兴中华”这个口号，就是1894年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提出来的。“救亡”这个口号，是严复在1895年的一篇文章《救亡决论》里边提出来的。这两个口号从他们提出来以后，可以说是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挽救中国几乎成了我们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主旋律了。那个时候，一些报纸就这样讲：我们在洋务运动时候讲自强、求富，现在别再讲那些门面话了，倒不如直截了当地讲救亡。
但事情并没有到这里为止。又过了两年多，德国强占胶州，然后英国强占威海卫，还有包括香港的新界。1898年签订的租界期是99年。说是99年，永远不想还你，哪有99年后还你的事？再下来，又过了两年多，发生了义和团事件，随后是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事。这件事情不能小看，恐怕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强国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等，联合起来向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动武装进攻，这是没有历史先例的。那次进攻占领了北京，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整整一年之久。把首都划分成几个区，由各国分别占领，让中国的老百姓挂他们的国旗。然后他们在附近到处烧杀抢掠，这样做了整整一年！北京被外国人占领了整整一年！新中国的第一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在解放前出版的回忆录里说到，他那时在杭州，当他听到首都陷落，皇上和皇太后逃难到西安时候，“我好像觉得天都一下子塌下来一样，我立刻放声大哭。”所以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他说，当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制裁中国的时候，我就立刻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武装进攻。这七国除了加拿大以外，再加上俄国和奥地利，那就是这个八国联军。所以他说，我们要懂得一点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可见，这对当时中国人刺激之深。
刚才我讲到，中国曾经有过那样灿烂的过去，而到那时，又沦落到面临被瓜分的悲惨境地，这两者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所以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严复喊出“救亡”口号，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喊出了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心声。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越来越成为中国最大的威胁。从二十一条到九·一八事变，再到以后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一直到卢沟桥事变，一步紧逼着一步发生。
而在近代来讲，整个民族的共同命运，就是要把本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更加紧密地凝结成一体。因为日本侵略中国以后，不管你是汉族的、满族的，是蒙古族的、是鄂温克族的等，同样都沦为亡国奴。正如那首《松花江上》唱的“分什么你的我的，敌人打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国家民族没有前途，就没有什么个人前途可言。这就是共同的命运。所以到1935年的时候，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首歌不论在工厂、在农村，在城市、在乡村，在国内、在海外，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到处传唱。大家感到民族的危亡，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所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讨论国歌时，马叙伦先生第一个提出，是不是在正式国歌确定之前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当时大家都站起来鼓掌。因为没有任何一首歌曲像这首歌那样，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心里。也有人提出来，是不是歌词需要改一下，因为情况变化了，不能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后来，周总理在会上讲：我看还是不要改的好，只有唱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能把我们这种感情
唱出来。所以这首歌是真正代表了中国人的心声，一直到今天。
历经了八年的抗战，中华民族第一次战胜了侵略自己的外国敌人。而战后，国民党要打内战，美国又要来控制中国。又经过了三年的解放战争，终于成立了新中国。所以在新中国正式成立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听到这个话，真是热泪盈眶啊！得来真不容易啊。中国人受了100多年的屈辱欺压，甚至几乎要灭亡，现在终于站起来，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大变革。
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并不是说新中国成立了就完成了。同志们大概都研究过党的十六大报告。十六大报告里有一个在标题上没有列出来，但是贯穿始终的突出主题，这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导言里，就先提出来：历史和时代给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庄严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上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外，这个报告结尾的地方，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最后结语一共十四个小段，都很短。十四个小段有五处提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这个报告从导言“中国共产党的庄严使命”开始，一直到“展望我们的未来”，始终贯穿着这么一个重要的主题。这就是说，我们要展望，也要回顾我们的以往。我们二十年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五十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再往前，我想我们的重点就是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这个主题正是我们中国100多年来以及今后我们多少年真正为之奋斗的目标。
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中国近代的革命和改革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近代的革命和改革。
我们怎么能够把祖国从刚才所说的那个危难之中拯救出来呢？怎么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怎么能够使得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革命和改革的问题。现在有那么一种说法：我们不是要搞现代化吗？但是在我们近代历史上贯穿中间的好像突出的是一个革命啊，就是近代的民族民主革命啊，那是不是我们走入了误区了呢？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过去那么多先烈抛头颅洒热血，那些牺牲是不是多余的呢？是不是不需要经过革命，我们只要像洋务运动那样的清末新政一样，搞点工厂，搞点什么，我们中国现在就能够实现现代化呢？我想当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道理上来说，恐怕整个人类社会一直处在一个不停顿的变革中。新的事物不断来代替旧的事物，这是谁都阻挡不住的，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种变革确实存在着两种形式：一种就是在原有的社会秩序底下进行一些渐进的改革；另外一种，就是在短时间之内改变整个原有的社会秩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推进各项改革。前者我们一般叫改革，有时又叫它改良，后者就是革命。当然从广义上讲，小平同志说改革也是一种革命，那是从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角度来讲的。
这两种方式哪一种好一点呢？或者说应该着重用哪一种方式呢？我想，它不是简单的利用原有某一种原理、理论就可以解决的，不是那样的。一切都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条件来决定。一般地说，改革是人类社会前进的一个经常方式。而革命呢，是一种补充的方式。当然，在改革过程里边，也有的时候有些革命的实行是改变原来社会秩序里面的某一个部分来推动历史前进，它跟根本改变是不同的。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看：一般而言，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以后，通常都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相对稳定的渐进发展过程。如果客观条件不成熟，它不会立刻发生这种革命性的，改变原有社会秩序的革命。只有当整个社会秩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积累到一定程度，原有的社会秩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情况甚至成为它的障碍，这种时候才会发生革命。而当革命成功，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以后，又会逐渐开始比较温和的渐进式改革。
人类的历史大致就是如此。所以我在演讲提纲里面写了那么一段，就是说拿中国的情况来讲，在近代中国，当国家的命运还没有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时候，在统治者拒绝一切根本的社会变革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如果事情真能用和平的办法解决，如果这条路还有一点希望能够走得通，那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的自我牺牲来奋起革命？中国人只是在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悬于一发的不得已情况下，才会万众一心地起来拼命。千百万人奋不顾身地投身革命，这绝不是任何人想这样做就能这样做的，而是由深刻的社会原因所造成的。中国近代的革命就是在我们的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已经处于被灭亡的边缘的时候，大家希望政府能够起来领导人民抵抗外来的侵略，在内部进行根本的改革，而且为之付出了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但最后都落空了的情况下，才迫使人们最后下决心，拿起武器来进行革命。
大家都知道，孙中山先生在1894年成立兴中会的前夜，还赶到天津去见李鸿章，他提出的主张，还是一个很温和的改革的主张，但是李鸿章连见都不见他。所以他自己讲，本来认为李鸿章也许是一个比较识时务的大吏，他能够接受他的意见，那当然比流血牺牲要好，但到这个时候，他所抱的希望完全破灭，最后他就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辛亥革命期间，那么多人抛头颅、洒热血来投身到革命，为什么？如果说国家政府还有一点希望，他们会那么做吗？
大家可能都熟悉，我们在解放前读中学的时候，都读到过那个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里面的林觉民，他就是在这次起义中间牺牲的。在此之前，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妻子陈意映，跟她诀别。他说：“现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还是世界上的一个人，等到你读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成为阴间的一个鬼。”他还说：“我写这封信，一面写，我的眼泪就跟着笔墨一起流下来，我几次写不下去了，我想不写了，但是我又担心，生怕我不写这个信，你会觉得我为什么不顾你就去死了呢？所以我忍着眼泪，开始把这个告诉你，自从我们认识、结婚以后，总是希望天下有情人竟成眷属，但现在这个状况，叫做天地腥云、满地狼犬，称心如意几家能够？我非常爱你，我愿意跟你一生，陪着你度过我们的一生。但是我们生在今天的中国，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外国侵略可以死，贪官污吏的虐待也可以死，今天的中国啊，何时何地都可以死。我是真愿意跟你两个相守，守到一生，但就现在我们的国家来讲，不当死，不愿死，而且不当死不愿离，也不当离的人，数都数不清。我们能够忍心看到这个状况吗？正是我挚爱你的这一个念头，使我下决心去再次为了这个而去死。”大家可以看一看，当时投身革命的那些人，他们为什么那么做？他并不是出于什么一时的冲动，更不是什么出于一种偏激的极端的情绪，不是的，是真正经过深思熟虑才下了决心的。所以孙中山说过这么一句话：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走下去。
这是讲那一代的人。再拿毛泽东同志来讲。
大家都知道，当时毛泽东同志是在编《湘江评论》。在五四以后的《湘江评论》的发刊词里，他那个时候主张的是“呼声革命”，这“呼声革命”就是无血革命，就是没有流血的革命。否则的话，就是以暴易暴。他反对那种“炸弹革命”，反对那种流血革命。他的民众大联合，是要联合起来向政府发出共同的呼声，要它进行改革。所以民众的大联合等等本身还是带有很温和的色彩的。那么为什么他最后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呢？他给蔡和森的一封信里面这样讲，他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用，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所以，他说革命是山穷水尽别的路都走不通以后采取的办法。
现在有的人说你看大革命国共合作，为什么以后要搞土地革命啊？你们为什么要搞那些呢？这样讲的人他就忘掉了一个最根本的事实，国共合作是怎么破裂的？当时国民党下狠心大屠杀，据中共六大的报告是杀了31万人。在1964年的六七月间，毛主席有两次接见外宾的时候，说了那么两段话。一段话说，那个时候———大革命初期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小学也没有学过军事，我怎么知道打仗呢？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还有一段话说，他要打我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蒋介石要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现在很多人尤其是不熟悉不了解那一段历史的人，大概去跟他说：“那时合作下去多好啊，为什么要走上那么一条武装斗争的造成十年内战的道路呢？是不是消耗了我们的国力，妨碍了我们的现代化呢？”人家是已经拿了武器杀上来了，杀了你三十多万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流了太多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就是要重新恢复和建立起一个旧的社会秩序。此时，你是熟视待毙呢，还是拿起武器来反抗？我想，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
战后，共产党尽了很大的努力希望能够得到和平。大家都知道《周恩来选集》谈了国共谈判后的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我们是真心实意希望能够和平，我们实际上做了非常大的让步。比如南方的很多根据地我们都放弃撤掉，比如行政院要对立法院负责这一套并不是我们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某种程度上都还是接近于旧民主主义的，但要是真能实现的话，这比过去蒋介石的独裁政治来，是前进了一步。另外我们还保证要求地方的自治等等。我们真心实意希望能够和平，但蒋介石他认为可以用三个月到六个月消灭共产党。他用那种大军压境的方式对共产党进行追剿，那你说我们能不反抗吗？所以，1949年中央特地出了一本叫《战争的责任是属于谁的？》的小册子在报上刊登，用以说清这个问题，说清怎么会发生这个战争？这个责任在谁？
可见革命确实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手段。革命当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革命在短时间之内对阻碍社会前进的旧事物所起的扫荡作用是平时多少年也无法相比，而且要彻底得多的，这为以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把眼光放得更宽一点，看看世界的历史，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大家都熟悉美国的独立，法国的大革命，这不都是流血的革命吗？但是正因为通过这样的流血的革命以及在革命过程中对旧的社会秩序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扫荡，也可以说以不妥协的姿态来进行了扫荡，才会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大家看那个《乱世佳人》，在这场战争里边，亚特兰大是一片火海，死了多少人啊。但是正因为经过南北战争，把南方的奴隶制彻底扫除，使得美国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并且把当时先进的生产方式推进到全国，那对美国的前进起了什么作用？！有没有人看了以后说：“你看，这还有人道？死了那么多人啊，那房子烧成一片火海。”没有人那么责备，因为人们知道这场战争给美国带来了什么，要是没有那一次一次的战争，就没有后来的成果。所以对有的事情，不要总是好像停在一个当时的机制里面的某一个现象上加以过分的渲染，而应该放眼，从更广阔的历史发展里边来看待它。
拿世界范围来讲，譬如说，在德国，在意大利，都经过了几次国际之间的战争，而日本的明治维新也经过了跟德川幕府的战争。但整体来说，它们没有根本改变旧制度。所以在这些地方，尤其在历史转折关头，没有像美国、法国那样经过对旧秩序的比较彻底的扫荡，因此那些旧事物就残留得较多，而它对以后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就较大。为什么恰恰是德国、日本、意大利后来会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跟法西斯？我想都跟这个原因有关。所以，革命在一个短时间之内，会造成损失，甚至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但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时，也只有革命才能扫荡旧的秩序，建立起一个新秩序。我想这个道理是明显的。当然，这里也可以说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道理：革命不是任何人凭主观想要搞个革命，千百万人就会跟着一起来拼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它是客观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它是那么一个过程，没有那个条件，你要弄，任何人也弄不起来，但是当革命取得胜利，对旧的社会秩序进行摧毁性的扫荡，把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后，我们又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里面进行的一步一步的改革。这就好像我们要摧毁一个旧的建筑，那很容易。我们在新闻里常常看到各地要拆除某些旧房子甚至水泵，用什么定向爆破一炸，几十米的建筑哗一下子就塌了，它可以在短期内完成。但是把那个铲除以后，你要在这个地方重新建起一个新的更加威武的高楼大厦的时候，它可不是短期内能完成得了的。那你就不能用炸旧楼的办法，你只能是一块砖一块砖通过自己一点一点的迅速前进那样来建设，没有别的路可以走。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在新中国已经成立并且展开大规模建设以后，再搬用以往革命时期的那些想法和做法（譬如说“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完全错误的。这种错误的出现，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大家知道，革命的时候人们总是非常强烈地要追求一种完美的理想社会的实现。这种情绪，说实在话，有时是到了一种狂热的程度。当革命胜利以后，人们又往往容易形成习惯。因为前面的胜利就是那么大刀阔斧来的，以为我们用同样的方法，也能够很快取得同样的成果。但是这就忽略了，或者说根本没有认识到这样的想法是不符合已经改变的客观实际。新的客观实际不能采用过去那样的方法，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毛泽东同志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文章里讲得很好。他说我们在春夏之间、秋冬之间，需要换衣服，但人们常常在这个时候没有注意没有换衣服，那就容易得病。这个比喻很好。从革命的时期转到我们建设的时期，那就像春夏之间，秋冬之间，周围的客观情况已经变化了，你自己的主观，我们的一切做法都要适应，但这个时候，如果没有适应而还是采用原来的办法，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当然我这样讲，反过来又要说到，我们不能拿过去的办法用到今天，但是我们也不能拿今天的做法搬到过去，就认为过去的革命是不需要的，甚至还认为它是对建设主要起了破坏作用。好像不发生革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倒还会更早到来，这同样也不是实事求是，也不符合客观实际。
所以，再回到我们在一开始所讲的话。就是十六大报告里边讲的，中华民族是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前者是为后者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路就是要一步一步走，那是那个阶段的历史任务，现在是现在的历史任务，不能把过去的事情拿到今天来做，同样也不能把今天的事情、今天的做法，拿到过去，认为过去也能够那样来做。这是讲的第二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
第三个问题，是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
在近代中国，谁能够领导人民，将他们从危难中间拯救出来，来结束这个黑暗的旧的社会制度，使得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那么谁就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戴。
我看在近代历史里面就是如此。我听许多老同志说，抗日战争时候到敌后的话，老百姓对日本人的仇恨和遍地的枪支，都在那里。只要你能够领导人民抗日，只要你能够登高一呼，大家一下就能够起来。就是说谁能够代表人民的愿望、人民的要求，人民就拥护谁，就跟着谁走。相反，你不能代表人民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不能代表他的利益，你就会被人家抛弃。有没有这样一个力量是十分重要的。刚才我们说中国是处在那么严重的民族危机中间，在中国社会内部蕴藏着革命的潜在的巨大力量。但要是没有正确的引路人，尽管客观条件也许很成熟，但没有正确的指导，或者说抓不住机遇，丧失机遇，或许社会主义就会失败。所以小平同志不止一次讲过那句话，讲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的话：要不是他，我们中国人民也许还要很长时间在黑暗中奋斗，要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很不容易。所以正确地引导我们中华民族胜利前进、符合人民解放的要求的这种政治力量，那就是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为了替国家寻找这个出路，中国人进行过很多次的多种多样的尝试，都失败了。
刚才我说到洋务运动就证明光搬用一点西方的某些工业技术，没有从根本上来改变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制度，这样的改革不能带来根本的变化。所以甲午战争以及使得人们抱有很大希望的洋务运动，最后被证明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戊戌变法，维新运动这种想依靠皇上的力量，自上而下进行改良的方式也没有能够取得成功。
义和团运动可以说是一个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产生的一个不成熟的运动，它是一个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但是它在这种不成熟的社会条件底下只能产生这么一个作用，不可能、不能够也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最后就出现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功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就是说推翻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事。过去人们从小就相信“天地君亲师”啊，拜的牌位就是这个。往常宣讲的“三纲五常”，皇上的话那就是金口玉言啊。那个时候有句话，就是《红楼梦》里王熙凤的一句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句话我反过来读，也可以读出另外一个意思来，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你就要准备一身剐，一片一片落，凌迟处死。在一般的读书人里面，不要说这个，要说起离经叛道……这个念头都不敢起啊。辛亥革命所起的一个作用，确实使得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一个解放。就是说，连皇帝这样被看成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我们如今都能够把他拉下马，那么还有什么陈旧的东西不能丢掉呢？这就是很自然的可以引出的一个结论。同时，封建的统治经过几千年的经营，它好像是形成了一个很严密的对事物控制的网络，这个网络的中心结节点就是靠皇帝。这是最高的统治者，现在辛亥革命一下把这个头给砍掉了，那整个旧的统治秩序就都乱套了，所以，这就为以后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辛亥革命要讲功绩，还有很多呢。你说民国是块招牌，这也不错，有这块招牌跟没这块招牌不一样。过去，刚才讲了是“天地君亲师”啊，老百姓叫子民。民国的《临时约法》里边孙中山说，有一句是我决定写上的，“中华民国之权利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不管实际上是不是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但从道理上讲，他感觉到我应该是国家的主人啊。所以，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相隔只七年多就发生了五四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十五大”的时候把辛亥革命称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我想这个评价是公允的。但是辛亥革命毕竟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没有改变人民悲惨的境遇，它只是在我们二十世纪的前进中间跨了一个大步，它并没有走完这一段历史交给它应该担负的任务。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在中国国土上摧毁旧势力，建立新社会，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和现代化，需要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它要有一个能够正确把握航向的革命政党，作为引路人。这就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要能够正确地分析国情，要能提出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辛亥革命的时候，中心口号是“反满”，就是反对清朝政府。这个口号，有的人是采取否定态度，完全否定。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你要抵抗外来的侵略也好，要实现国内的根本的社会改革也好，首先必先推倒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朝封建专制统治。这就是说，它是当时中国历史前进必须抓住的一个中心环节，而这个“反满”口号客观上、事实上，孙中山也一直解释，并不是我们碰到满洲人都要反对，我们反对的仅仅是那些压迫我们的那些统治者。
中国是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我这里说开一句，它在世界历史上面，确实是有它独特的地方。我们需要比较一下，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大的帝国，譬如说亚历山大，那个马其顿帝国，譬如说罗马帝国，譬如说奥斯曼帝国，甚而至于大不列颠，英国那个作为日不落的帝国，它那个时候因为加拿大、缅甸、印度、南非、澳大利亚都是它的领土，“日不落”的，但是这些国家最后都崩溃了。说到中国，我们这个五十六个民族能够成为一个国家，而且历久不散，最后形成一个中华民族。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中国这么一个多民族的形成，不是靠短期的武力征服达到的，它是在几千年长时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中间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一个整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刚才说的那些靠短期武力征服别国统一的，不久它就分开了。
大家看辛亥革命，把反满的口号叫得那么响，但是在辛亥革命起来以后，在中国并没有出现什么汉族的人对满族的人来一个什么种族清洗，没有。要是在世界各国民族矛盾很多很激烈的地方，出现像中国辛亥革命提出的“反满”的口号，是很容易出现种族清洗的。几亿汉族人，对几百万满族人，来个种族清洗，那出现的场景在很多的国家来看，都是很容易发生的，但中国并没有，除了极少数几个地方，像江陵、像杭州等地有少量的情况以外。
那么，话讲回来了，就是我们要前进，辛亥革命提出“反满”的口号，尽管它抓住了当时的一个中心环节，但它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没有提出反对封建势力的口号。而中国近代来讲，最主要的对手是这两个。那么，只要你是赞成反对清朝政府，只要你是赞成推倒君主制度实现民国，都可以做朋友，甚至于你都可以一起让他来做官。这样子一来，实际上就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个主要对手给重新认识过去了，因为你纲领里面就没有那些，好像把清朝推倒了，大家感到革命就成功了，那还要做什么？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这些口号，都是要到共产党成立以后才提出来的。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革命要成功，它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特别是要发动并且依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而辛亥革命缺少的也是这个。当时革命派主要是学生，学生联络一些新军，大部分省的独立主要依靠新军发动。军队能行动是因为那些学生在里面做了很多工作，如果军队行动不起来，有些地方还依靠会党呢，当然它跟共产党成立以后不一样，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沿袭下来的，带有一些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但是在共产党成立以前，它也有它积极的方面。所以这些人作为一股巨大的冲击力量，能够一下子把当地的政府推倒，但是再前进一步，他又觉得自己的力量太单薄了，依靠这一点力量，怎么来领导、管理整个社会？依靠那么一点力量，虽然一些省里面能够成功，但是从全国范围来说，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盘根错节，非常强大的力量，没有把最大多数的人发动起来，你就会觉得力量非常单薄，甚至孤立无援，这样就容易走向妥协。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需要有一个党，这个党应该由一大批有共同理想和有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所组成。辛亥革命时领导革命的中国同盟会，虽然有个纲领，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三民主义真正在更多的人里边，接受的是民族主义，特别是“反满”，民生主义就更少了。这个党并没有严格的纪律，你宣誓入党了，基本上就算是党员了。它没有一套组织，所以这样子的话，辛亥革命一起来，章太炎就讲了一句话，说：“革命军兴，革命党焦。”就是革命军一起来，革命党就不存在了，大家就自己要做官的做官，做什么的就做什么，这个党就不能在那里再起个号召跟组织的作用。
刚才讲的这三点归结起来，就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要有一个能够指出正确方向的党，这个党能够发动和依靠最广大的人民，首先是工人农民，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力量，而且又有一批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成为它的核心。没有这个，中国的问题解决不了，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一个党。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在说到它成立的时候就讲到：它是怎么会成立的呢？就是连辛亥革命这样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状况一天天坏下去，环境迫使人无法活下去，怀疑就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正是在这种情况底下，大家要找一条新的路。
那么正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在辛亥革命以后这个十年，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了。这个党一开始它就有这两个特点。一个是有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以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它的长远的目标就是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到第二年，就在党的二大上面提出，我们现在首先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军阀，提出反帝反封建的目标。这说明一开始就有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而且用这个理论来指导研究我们中国的国情，提出一个正确的纲领。
第二呢，它是集结起一批有献身精神的先进分子，深入到工人农民之间去做群众工作。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先生，他也可以说是这样的先进分子。事实上，他是共产党最初发起组织者之一。曾经我跟他很熟，在五十年代时候，我问过他。我就问他最初革命起来时候的情况。他讲，那个时候，他跟茅盾，就是沈雁冰，我们就是工厂里面一放工，就爬到那个台上，去给他们演讲。“结果工人们没有人来听我们，后来才慢慢找到办法，去办工人夜校，教他们文化，然后逐渐开展宣传工作。”
所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最早做的就是两件事情：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了几个杂志，包括开始的《新青年》、后期的《新青年》、《共产党》、《向导》这些杂志。另外一个就是搞工人运动。那时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国共产党深入到工人农民里边。我们老一代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刘少奇同志，他们最初不是先搞农民运动，他们都首先在城市里边接受了先进的思想，到工人中间去做工作，以后再到农村，所以他们领导起来的中国革命的主力虽然是农民，但它不是一种旧式的农民战争，而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代表着工人阶级利益的力量来领导的。所以这么两个特点，一个是有正确的理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是直接到劳苦群众中间去做工作。这样的党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在历史上，我们找不到这样的党，而这样的党一经产生以后，中国的面貌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的农业大国，怎么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那是极不容易的。这个没有什么现成的答案，新的问题是一个又一个提出来，只能在实践中间摸索前进。我想，要了解中国近代史的话，“探索”这两个字恐怕是一个关键性的词，离开“探索”这两个字，很多问题都无法解决。中国是一个在东方的、有着几亿人口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古老的大国，在这样一个大国里边，怎么进行革命，怎么进行建设，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都没有现成的答案。西方的办法、苏联的办法都不能搬来用，完全靠我们去创造。在闯的过程里边，中国又是处在一个民族危机非常深重、好像是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许多问题，周围的变化非常快，许多问题都要你立刻作出决定、下决心，不允许你从从容容慢慢地来进行调查以后，进行各种试验然后再来前进。这是那么一个状况，如果打一个比喻的话，好像一条船，假定说你要驶向一个是根本没有航标的，甚至于没有人走过的一个汪洋大海里边去，你都不知道什么地方底下有暗礁，什么地方有浅滩，什么地方有泉湖，你全不知道。而周围的环境就是狂风暴雨，要你马上把住这个舵来前进，在这个时候，一下子在哪里触了个礁，受了损伤，或者灌了点水，这都不稀奇，只要你船不沉就好。船在这中间最后能够找到一条正确的航道，能够驶向自己的目的地，更是了不得。所以，我们觉得，无论在革命时期也好，建设时期也好，中间的很多挫折，恐怕都应该说是要跟整个探索的过程联系起来了解。
这个情况，中国历史上是有过。中国在革命时期有过。我们现在建设时期，不在我今天谈的范围里面。像革命时期，曾经有过三次左倾错误，这个恐怕学党史的人都知道是一个常识了。但是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提出一点问题，就是这三次左倾，为什么一次左倾纠正以后，接下来的又是一次左倾，第一次，第二次纠正了，第三次又是左倾，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什么原因？当然这里有主要负责人的原因，也有共产国际的原因，但是确实当那个左倾指导的时候，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甚至党员中间大多数人是支持的，什么原因啊？这三次左倾，彼此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这些都是可以探索的。
我们可以分析这三次左倾一次次怎么发展起来的。第一次左倾跟以后两次不同的特点，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间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以后发生的。那个失败，我刚才已经讲到，国民党进行了大屠杀，杀掉了31万人，里边共产党人被杀的是二万六千人，所以在那个情况底下，当时就出现了所谓第一次的叫左倾盲动主义。左倾盲动主义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全国各地都不顾条件，不顾当地的主客观条件，都要起来暴动，谁不暴动，不能起来暴动，那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动摇，于是就号召，认为我们党的任务就是最后要在全国实现总暴动。
大家知道，在“4·12”和“7·15”以后，中国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受到了非常大的摧残。很多工会、农会给解散，工人农民运动当时也都低沉下去，国民党那个时候统治，尤其是北伐战争以后，它得到了一个暂时的稳定。以前我们有些同志不大愿意讲这个，但这是事实，从1928年国民党军队进入北京、天津以后，一直到1929年的3月蒋桂战争，蒋介石跟李宗仁、白崇禧他们的战争为止，有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国内的内战，共产党那时的反抗，我不去说它，因为那时的规模还不大。内战停下来了，全国的交通恢复了，几条大铁路啊。因为从1915年以后军阀割据、军阀混战的状况底下，铁路经常中断，那时候都恢复了，所以在这9个月里边，民族工商业都增加了恢复了。国民党呢，很多人对它抱了希望，因为它还打着孙中山的旗号，或三民主义的旗号。这么一个状况底下，你要搞，不顾条件，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你怎么能搞全国的总暴动呢？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个原因，一个就是说，当时是因为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的大屠杀底下，不少同志牺牲了，所以人们有一种要报仇要复仇的心理。另外呢，因为那个时候也有一批人动摇，所以很多坚持下来革命的人，对于那种背叛的行为是充满了一种憎恨，他觉得，在这种情况底下谁不敢起来坚决地行动，就认为这是可耻的动摇和背叛，就是这么一种心理状态。
第二个原因，因为那个时候离大革命的时候近，全国出现过那么一场轰轰烈烈的场面，北伐军胜利北进，各地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很多人一直沉浸在这么一种兴奋状态中，忽然碰到了严重的挫折，他很不能适应，都觉得这个局面不会长久，需要我们坚持奋斗，一个新的局面很快又可以打开。所以，第一次盲动，就是在这么一个状况底下发生的。你看那个瞿秋白同志啊，他写了一篇叫《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他提出一个环境问题，革命是低落吗？他这样回答，革命潮流的低落与消沉在现实的中国必须有三个条件：一、反革命的统治能相当解决中国社会关系中的严重问题，有土地问题、劳资问题等；二、反革命的统治能够迅速地稳定；三、革命的群众溃散而消沉。如今现实上，中国绝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他就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是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革命的高涨而且是无间断的性质，各地农民暴动的继续爆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的日益激烈，显然又汇合而成为总暴动的趋势。
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当时的盲动主义很可笑，这个情况底下，敌我力量这么悬殊，你怎么这么拼命啊？但我们读读瞿秋白同志那段话，他们当时也不是简单的盲目的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也经过他们的深思熟虑，他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事实啊。国民党的统治，中国的社会矛盾有没有解决啊，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啊？它的统治能不能稳定啊？离他讲那话的时候，只隔了三、四个月，战争就爆发了，它统治并不稳定，人民是不是就是革命的意志都消沉了？没有啊。所以，他从这里得出的结论，认为革命当然是不断高涨。但事实上，问题都要看两面。一面，这些问题是没有解决，因此中国革命还会继续，而且一步一步地发展；但是另外一面，当前的情况底下，确实力量对比太悬殊了，所以眼前还不是什么总暴动，根本不能举行什么总暴动，还只能是从争取群众，而且特别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间去争取群众，一步一步再走向全国革命的高潮。这个盲动造成很多损失，后来停止了，实际上是隔了半年才停止。
那么第二次高潮，这个左倾的错误呢，跟第一次相隔了两年。它跟第一次的左倾一个很明显的不同是什么呢？第一次，刚才我说了，是在革命造成失败的情况下，带有拼命性质的一种蛮干。这个第二次左倾呢，是在革命走向逐步的复兴，而国民党的统治内部又出现新的危机，那么一个情况底下，对革命的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因此采取了一种冒险主义的行动。那么这个左倾的错误，在1928年的六大上面得到纠正，但六大当时的决议也好，中央后来的决议也好，都讲它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因为它确定中国现在还是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在是处在两个高潮中间的低潮的时候，现在的总方针是争取群众，而且在这个两年里边，六大后两年里边，各方面的工作显然是有成效的：
一个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边，那原来几乎被打散了的组织，一个一个地重新恢复起来，并且要求大家下去做群众工作，深入到群众中间去；另外一个，就是红军跟根据地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那个时候全国已经有了十三个军嘛，1930年年初红军有十三个军六万二千七百多人，有大概3万支枪，建立起了大小十五个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跟武装。而国民党里边正好到了1930年的时候爆发了规模空前的战争，就是以蒋介石为一方，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他们为另一方的这么一个中原大战，双方出动的兵力是160万人，打在了平汉铁路、京浦铁路、陇海铁路这三条铁路线上，打了四个月，国民党根本顾不上对付共产党，内部的危机也是很严重。再加上那个时候，共产国际呢，又是一次次来信，一共来了四次来信。那个时候共产国际的指示，常常就是把苏联自己的利益跟它的一些做法强加给各国的党。苏联正好是反对布哈林，所以反右倾啊，要求各国都要反右倾。它在来信里边说中国现在又到了一个总危机的时候。他说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呢，现在已经克服了，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是对形势估计就越来越乐观了吗？所以当时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就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就要到来了。本来不是说是两个高潮之间的一个低潮吗？但是六大时并没有讲这个低潮有多长时间啊，多少时间又可以恢复高潮，没有回答。当时共产党人心里都有一种很急切的愿望，希望能够快一点，渡过这一个低潮。这个李立三呢，他的冒险主义呀，他到这个时候倒不是要号召全国总暴动了。他有几个重点，他的计划大体上是这样，就是先是搞南京兵暴，一部分军队暴动，然后上海总罢工，再以后是武汉罢工，以后就在武汉首先取得一省的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他是那么一套打算。而红军呢，跟第一次盲动主义时不一样，他还是比较注意到这个力量，要求他们会合起来，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的，当然二方面军那时不叫二方面军，而是二六军团，来围攻武汉，那时候口号叫“饮马长江”。一方面军嘛，大家也都知道，先叫他们打南昌，第二要攻长沙。但是这一套东西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或行不通的。那时候项英到了武汉以后，去一看，共产党员有多少？只有150个人，当地的工会会员只有200多人，你说这个地方怎么搞罢工，搞暴动？所以这个呢，就是在一个胜利发展的形势之下，刚刚有那么一点复兴，又冲昏头脑，对情况作出过于乐观的估计。
当然，李立三路线后来的破产失败，还有那么一个原因，就是他得罪了共产国际。那个时候，在世界范围里，1929年以后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当时称为总危机，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所以苏联最好是各地的革命运动能够牵制住帝国主义的力量，因为帝国主义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都要向外扩张，牵制住它们的力量，就能使得自己很好地恢复、发展起来。它是那么一个想法。而这个李立三呢，讲要争取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呢，又是世界革命胜利的起点，苏联也应该准备战争，蒙古也应该出兵来支持中国，这个不是就得罪了？他还讲共产国际你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当然这也得罪了他们。后来给他上纲到什么“半托洛茨基主义”，就是跟托洛茨基的那个不断革命论联系起来了。这是第二次。
那么，第三次呢，是怎么来的呢？是紧跟着来的。这个紧跟着来的就是那一批从共产国际派回来的王明、博古，包括最初的张闻天、王稼祥他们。当然，后来张闻天、王稼祥他们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回来以后，跟第二次又有不同，他们打的旗号叫国际路线，即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旗号，而那个时候共产国际在中国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中国党在党章里就规定：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听从它的命令。所以他们回来以后提出的国际路线，事实上也就是进攻路线。另外，那个时候因为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已经越来越低落，而红军和根据地越来越发展，所以他们就产生了一个变化，就是把越来越多的眼光注意到红军和根据地去。那么你说中共中央的眼光越来越看重红军和根据地，这本来应该是好事啊，为什么后来反而成了坏事了呢？因为原来他们一直以城市为中心的时候，认为红军和根据地只是起些配合的作用，并没有把它看得很重，因此也没有太多的干涉。而第三次左倾路线情况就不同了，它把重点就放在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在他们没有插手之前，红军和根据地自己能够做主的余地还大一些，所以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而这一帮人进去以后，他们自己都到了中央苏区，就是一方面军那里，而派那个夏曦，从莫斯科回来的，到二六军团去，派张国焘到鄂豫皖四方面军去，都是要直接控制这些地区，而且一切要听他们的指挥。
这样一来，情况就跟以前大不一样了，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损失就是在他们来了以后。他们的一个高峰，就是1934年1月的六届五中全会。这个六届五中全会，你看它的政治决议案是这样写的：目前的形势啊，是中国的领土内存在着两个绝对相反的政权，两个绝对相反的世界，正在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他说，在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决战面前，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正式尖锐地提了出来，所以他们认为现在是红军和根据地跟国民党的军队之间反围剿战争，已经到了一个谁战胜谁的决战的时期。所以在军事上就提出来什么要训练、要形成百万钢铁的红军啊，要大量地扩大红军。这个御敌于国门之外，就是跟人家打阵地战嘛；而在土地问题上，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在统一战线上，又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所以当福建政变的时候，他们也拒绝。这样子一整套的东西，而且他们是打着国际路线的旗号，统治了四年之久，造成的损失就使得几乎整个的根据地都失败，逼着走向长征。
这个过程，一次又一次。中国党的三次左倾一次一次发展下来也不奇怪，否则历史是怎么重复，为什么演变，它也有个内在的规律可以寻找。这三次左倾，表现各有不同，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们有相同的地方，归结起来是这么几点：一点呢，就是主观主义，主观脱离客观，就是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只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希望革命尽快地走向高潮。或者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出发，博古在七大的发言里面检讨自己，他说我一碰到事情，不是先想到实际情况，怎么去分析这个问题，而是马上去想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是怎么写的，怎么讲的，外国苏联或者说是西班牙怎么做的，就是对导致中国革命胜利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估计不足，总是希望能够很快就取得胜利，最后反而造成更大的损失。第二个呢，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新的问题，但是尽管是新的问题，处在第一线工作的人碰了钉子以后，往往就提出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些意见总是很长时间没有被听取和接纳，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群众路线、党内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问题。就是第一次左倾的时候，项英啊、王若飞啊他们就提出不是革命高潮其实是低潮，第二次立三路线的时候，像何孟雄啊他们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要红军进攻南昌时他们就不打了，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打。到第三次，反对的人就更多了，但哪个批评罗明路线啊，哪个认为是右倾保守思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啊，所以这样的错误不能及时纠正。
这三条确实都跟共产国际有关，共产国际要负有很多责任，所以中国的事情要有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在那里指挥，那怎么行啊？派到中国的代表也并不都是什么一流的人才，更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所以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所以把这些教训归结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后来毛主席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么一条独特的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道路，这得来多么不易！刚才我讲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主观主义，就是不实事求是。第二个是没有党内民主，不走群众路线。第三个是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就是中国不能独立自主。所以我们《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就讲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独立自主，我看这几点确实是得来不易的。有了这些，我们中国革命才取得胜利的。
文章出处：《解放日报》2004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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