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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和同光新政是影响晚清政局的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太平天国是爆发于19世纪50年代的农民起义，同光新政则发韧于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硝烟之中，是统治者在新形势下的自我调整。两者的性质和目的迥异，似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其实不然，太平天国为同光新政的发端提供了契机，而同光新政则超出了中国历史上传统社会任何一次的内部改革。新政的实行使中国社会脱离了原有的轨道，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促使了清王朝的最终灭亡；太平天国的失败说明了以传统的平分土地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已落后于时代的需要，而新政对土地问题的忽视也使它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本文不揣浅陋，试图揭示中国近代史上这两个关键性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通过对其内在联系的考察，揭示历史发展的复杂多变及其规律。 一 同光新政发生在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后。从历史上看，每当统治者经历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后，为了挽救统治危机，都会在政策上进行一些调整。秦末农民大起义后，从农民起义中起家的刘邦建立汉朝后，对农民起义仍心有余悸，于是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文帝、景帝则推行无为而治，形成了西汉历史上的“文景之治”。经历隋末农民战争后，唐太宗对农民的力量更有清醒的认识，时时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戒。针对农民的土地要求，唐太宗实行租庸调制，不仅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而且赋税也较低，于是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以布衣起家的明太祖朱元障则用严刑峻法打击贪官污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每当农民起义之后，统治者之所以对其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变动，既是维护其统治的需要，也是形势的发展使然。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清政府也不得不改弦更辙。但是，与以往历次农民战争不同的是，太平天国发生在中国被轰出中世纪之后，这就使清政府政策的调整与传统的做法截然不同而带有明显的近代化色彩。 工业革命后，由于新技术、新机器的不断发明创造，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为寻求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海外扩张，英国更是充当了侵略中国的急先锋。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凭借其船坚炮利的优势轰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对于当时的世界形势，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很好概括，“资本主义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的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的这段话表明：第一，鸦片战争后，中国已开始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第二，在落后国家遭到侵略时，抛弃传统的生产方式，实现工业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也是获得独立和富强的唯一途径。这正是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太平天国以后清政府中务实的开明派的共识。 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统治者对西方的船坚炮利有了切身的体会。在与列强共同绞杀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目睹西洋炸弹“落地开花”，李鸿章不禁赞叹其为“神技”(《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页20。)。在到上海前，虽然曾国藩反复告诫他，“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夷治洋务皆置后图”(《曾文正公书札》卷18，页16。)，但实际上，李鸿章的营中每天都有洋人来往。上海又是当时中西交往的汇聚地，“其地为各国官商荟萃之场，其人皆有炫奇斗巧之智，一名一艺，奔凑争先，熟楉熟良，见闻较捷”(《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6，页13。)。这就为李鸿章直接接触西方文明提供了机会。上海遂成为他瞭望世界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李鸿章看到了中西之间的巨大差异，从而认识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4，页17。)。当胡林翼驰马安庆江边，看到外国轮船”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时，“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薛福成：《庸庵笔记》第17页。)曾国藩在会见英国人后，“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忧虑”(《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69页。)。留守北京的奕訢在和约签成后，看到列强纷纷南驶，并未“利我土地人民”，思想上发生了巨变，认识到中国现在所面对的“夷”与历史上的“夷”截然不同，提出了“和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编，第358页。)的主张。1861年1月24日，咸丰帝采纳了奕訢的建议，发布上谕：“至佛夷既肯售卖，并肯派匠役教习制造，著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一分册），第206页。)这是清有史以来正式提出学习西方技术并付诸实施的第一个上谕，标志着同光新政的正式开始。 二 由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生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因此，同光新政与传统的休养生息政策截然不同，它以建立军事工业为嚆矢，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 由于中外长期隔绝，外国的先进技术又首先以船坚炮利的形式表现出来，加上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军事生涯，当他们把眼光投向西方时，首先看到的是中外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距，于是以建立军事工业作为求强的重点。从1861年开始，“自强”一词在奏折、谕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经常出现，当时的有识之士已认识到在变化了的形势面前，必须制定相应的对策，才能应付已经发生了的变局。当然，从近期看，清政府建立军事工业也是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1860年奕訢在奏折中虽然认为“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俄国“肘腋之患”，英国“肢体之患”，主张“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洋务运动》（一），第6页。)，但同时深感列强聚集于中国将是中国的最大祸害，认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练兵若与制器结合，则“器利兵精”(《筹办夷务始未》（咸丰朝）第8册，第2700页。)。1862年6月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船等具为下手功夫”(《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李鸿章则“深以中国军器远逊于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页46。)。李鸿章不仅对英法等列强深为警觉，对正在发奋为雄的日本也有相当的忧虑，“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属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附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61页。)。 近代军用工业的建立从“制器之器”入手，江南制造总局的建立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865年8月1日，李鸣章报告了创办此局的目的与意义，“臣查此项铁厂所有系制器之器，无论何种机器，逐渐依法仿制，即用以制造何种之物，生生不穷，事事可通”(《海防档》机器局，第3页。)。继江南制造总局之后，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等大型军事工业相继建立。这些军用工业的创办，开始了中国军事工业的近代化。 军用企业的创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清军的装备。但是列强不仅有其洋枪洋炮的优势，还凭借其“轮船之速”占领了中国的沿海内江。1874年的琉球问题又暴露了日本的侵华野心。经历了“海防”、“塞防”之争后，70年代中期，清政府着于创办海军，到80年代中期，北洋、南洋、福建三大水师相继建成。中国近代海军初具规模。 但是近代工业各个部门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近代机器工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能源供应、交通运输及通讯设施。清政府虽然引用了机器工业，但能源供应却与之脱节，“沪局各船虽系自造，而大宗料物无非购自外洋”(《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6，页16。)。这种状况若不改变，很难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为解决军事工业的燃料问题，李鸿章在1872年的《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提出三点：一、“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页49。)，即开采煤矿已刻不容缓。二、对比土法和西法开采煤质的不同，提出必须用西法采煤矿。三、开采煤矿与轮船运输为表里。同时，随着军事工业的创办，清政府已无力支付这些费用。军事工业所处的困境使李鸿章等人逐渐认识到“必先富而后能强”的道理，认识到中外悬殊的原因在于，“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页25。)。而且，李鸿章等人也认识到，以武力侵入中国的列强，其目的是为了掠夺中国的原材料，打开中国的市场，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因此必须与洋人争利。70年代初，新政的重点由“求强”转向“求富”。从“兵战”到“商战”是新政的一个飞跃。 轮船招商局是清政府建立的第一个民用企业。它是在外国的轮船运业已侵入中国内江沿海航运业的情况下创立的。由于旧的沙宁船无法和外国的轮船竞争，因此，清政府于1872年建立了轮船招商局。80年代初，招商局有船30条，成为中国海面最大的船队，顶住了外国轮船公司的跌价竞争。接着，又建立了开平矿务局。1881年煤矿开始产煤，1884年7月以后，日产量曾长期维持在900吨以上。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外洋。在外国机制品大量涌入的刺激下，李鸿章感到洋布“既已家喻户晓，无从禁制”，于是在1876年接受黎兆棠的建议，着手在上海创办织布局，其间几经周折，1890年开始投产，到1892年，生产了400万匹棉布，100万磅棉纱。1893年10月，织布局不慎被焚后，李鸿章以“敌洋产”、“保利权”相号召，重建织布局。并以“洋商贩运轧花、纺织、织布及棉子榨油机器进口自行仿造，实有碍华民生计”为由，要求总理衙门“饬令关道税务局查明禁止” 近代煤矿的开采必须有与之相应的铁路运输。为此李鸿章反复强调修建铁路的重要，“四五十年间，各国所以日臻富强而莫与敌者，以其有轮船以通海道，复有铁路以便陆行也。……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如居中古以后而摒弃舟车，其动辄后于人也必矣”(《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8。)。并详细分析了铁路修建与煤矿开采的关系，“煤铁诸矿去远者，以火车运送，斯成本轻而销路畅，销路畅而煤铁益兴”(《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1880年李鸿章批准修建了一条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自办铁路。 近代民用企业涉及到运输、煤矿、纺织、通讯等行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大型民用企业的建立打破了小农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拉开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序幕。 近代企业的建立带动了对近代人才的需求，但是，由于长期实行科举制，中国近代的人才储备一片空白。科举制无法培养近代企业所需要的科技人才。为培养外语和翻译人才，1862年奕訢奏请在北京设立同文馆。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在1874年的《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进一步指出，能否解决人才问题是关系到新政能否成功的关键，明确提出“于洋务开用人之途，使人人皆能通晓”，否则，“将来即有海防万全之策。数十年后主持乏人，亦必名存实亡，渐归颓废”。于是创办学堂便成为培养近代科技人才的突破口。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都建立了科学技术专科学校。1867年建立了福州船政学堂。这所学堂的法文班由法国人教习，专攻轮船制造和设计，并学习一套包括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在内的数学课程以及包括物理学和机械学在内的自然科学课程。在开办学堂的同时，为“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通晓”(《洋务运动》（二），第153页。)，清政府还同意向海外派遣留学生。除向欧洲派遣外，还派幼童赴美国学习。新学堂的建立和留学生的派遣，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他们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对中国的近代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 太平天国的失败说明，以传统的平分土地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已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历史进入新时期以后，近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解决土地问题已不是传统的平分土地的方式所能凑效的，而是需要发展农业资本主义，使地主变成农业资本家，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从当时的日本看，日本明治维新后，确立了土地私有权，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经营，从而为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毫无疑问，日本近代化的成功，除了其它原因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农业资本主义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资金、市场和原料。太平天国后期，虽然洪仁玕在1859年提出《资政新篇》，但它只是洪仁玕自己的思想产物，很难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产生共识，因此，在太平天国缺少实行的土壤。而清政府之所以能镇压太平天国，正因为它还有应变能力。同光新政就是清政府适应世界潮流的一次努力。但由于清政府只看到自己在军事、经济上的落后，积极引进机器工业，着重技术上的改造，而没有提及改变封建土地关系，这就使机器工业处在小农经济的包围中，缺乏坚实的土壤而难以获得深入的发展。新政对于农业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论者一般认为同光新政没有取得预期功效是中体西用的框架而没有看到新政措施本身的严重局限。应该说中体西用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它较好地解决了西方文化的输入问题。但是清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农业大国，土地是一切变革的基础，忽视了改变封建土地关系的重要性。这就使新政很难取得成功，达到其所标榜的“求强”、“求富”的目的。 四 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统治者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过来，承认中国军事和经济上的落后，不得不在政策上进行一些调整。但是历史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近代工业的创办，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生的派遣，表面上强化了清廷的统治，实际上却是封建统治的一种异己力量。机器工业的引进也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中扎下了根，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始基，而且对求富的强调和重视，也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重道轻艺”，“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促使社会风气逐渐由闭关走向开放。而学堂的建立和留学生的派遣则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科技人才。经过同光新政，中国社会出现了质的变化。 太平天国起义开始了清政府权力重心的下移，而同光新政的实行则更加强了地方督抚的权力。依靠镇压太平天国而登上政治舞台的李鸿章，不仅长期担任直隶总督的要职，而且又是新政的主要倡导者和实施者，成为晚清的一名重臣。义和团运动后，袁世凯由于小站练兵而扶摇直上。这样，清廷虽名义上对督抚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实际上已很难随心所欲。地方督抚权力的不断上升，逐渐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清廷最后灭亡正是在袁世凯的逼迫下，而不得不发布退位诏书的。 19世纪60年代，清廷面临着改革还是守旧的选择。要维护统治，就必须进行改革，而改革就难免会出现一种异己力量，清王朝很难逃脱这样的命运。如果说清政府实行新政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其统治，那末结果则恰恰相反，它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如果说太平天国没有达到的目的，则通过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间接地达到。从这个意义上说，同光新政是太平天国遗嘱的执行人。不过，这种执行已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而是更高层次的社会变革。这种现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历史的发展中，“每个行动都有着某种预期的目的，但实际上这些行动所产生的结果，却根本不是所期待的。有时这种结果起初似乎是和预期的相符合的，但到了最后仍旧不是所期待的东西”。(《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38页。)历史就是这样螺璇式地上升，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 【资料来源：《学海》1994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