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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由于清朝封建统治的腐朽和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加强，中国社会的备种矛盾日益尖锐。1851年1月，洪秀全领导拜上帝会群众，在金田起义，在他的组织、领导和发动下，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揭竿而起，汇集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迅速从广西发展到长江流域，并建立了与清政府对立的太平天国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法令。洪秀全在领导太平天国，反对封建主义压迫、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被毛泽东称誉为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著名代表者之一。(《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58页。)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中外瞩目的农民革命，在经历了艰苦复杂的斗争以后，随着1864年天京的陷落而归于失败。 对于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史学界多有探讨，说法不尽完全相同，归纳起来约有以下几点：中外反动势力的相互勾结、共同镇压而失败；由于农民阶级本身的狭隘、自私、落后、保守性决定了太平天国的必然崩溃；天国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作指导，没有一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动员群众参加斗争的纲领、制度和政策；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等。这些原因并非没有道理，但只能说是太平天国失败的诸因素之一，它们只是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论证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有的还只是它的外因。《矛盾论》告诉我们：“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矛盾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27页。)其实，在众多的失败原因中，天王洪秀全的失误，在内因中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些失误主要有：一、在领导集团争夺权力的天京事变中，密诏韦昌辉杀死东王杨秀清，给天国事业造成难以弥补的严重损失，迫使太平天国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二、为巩固洪氏集团的统治而逼走翼王石达开，从而造成天国力量的又一次大分裂。三、天京事变后，洪秀全用人唯亲，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使太平天国内部上下离心，人心涣散，陷于无法挽救的严重混乱之中。四、洪秀全在军事指挥上专权独断，连连失误，严重丧失了太平军的有生力量，直接造成太平天国的灭亡。这些失误对天国事业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虽有天国广大军民浴血奋战，也无法挽救这些失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终于导致天国的败亡。 1856年夏天，正当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到全盛的时候，发生了天京事变。原来，定都天京后，洪秀全的封建帝王思想迅速膨胀，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胜利发展，他由一个农民运动的伟大领袖逐渐向封建帝王转变。当时，摆在天国领袖面前的任务本应是发展大好形势、彻底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洪秀全等天国领导人却在按封建帝王的格式铺排一切。特别是天王洪秀全，他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逐渐走上封建化的轨道。在政治上，他深居简出，倦理政务。永安封王后，军国大政，交杨秀清执掌。在生活上，到南京后，动用大批人力物力，修建了豪华的天王宫，“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凿精巧，金壁辉煌”，“五彩缤纷，侈丽无匹”。(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六，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三），第164页。)自己则“僻处深宫，从不出户”。以致“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利于声色货利”(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六，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164页。)即使当年金田首义的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有事面奏，也须请旨指定日期，方可朝见。据张德坚记载：太平军首领上奏，须先禀报石达开和韦昌辉，再送呈杨秀清，经他盖印后才可转奏洪秀全。如无杨秀清盖印，“虽昌辉自奏亦不能径达”(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见《太平天国》（三），第48页。)韦昌辉当时在天国位居第三，尚且如此，别人就更可以想见了。有时，杨秀清有事“具奏请朝觐”，洪秀全则每批：“勤理天事，便是朝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六，见《太平天国》（三），第172页。)洪秀全对政事的勤谨程度，不言自明。由于洪秀全深居简出，“人罕识其面”，以致驻在南京城外的清朝钦差大臣向荣，在给皇帝的报告中，竞闹出“洪秀全实无其人”的误会。(《向荣奏稿》卷四，《复奏洪秀全、杨秀清形貌片》，见《太平天国》（七），第175页。)在天京，他进一步破坏了自己颁布的“别男行女行”的军纪，“盛置妾媵”，仅“月宫”就有88人，这与他儿子洪福瑱所说的数字完全一致，甚至给九岁的儿子也赐有妻子四人。(《洪福瑱自述》，见《太平天国》（二），第855。)有的说他有妻妾108人，“宫内只许女子居住，闻宫内共有女子千名”。(富礼赐：《天京游记》，见《太平天国》（六），第950页。)他把自己关在与世隔绝的天王宫，写些充满封建主义色彩的打油诗、顺口溜之类的东西，宣扬什么“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封建伦理道德。(《太平天国》（二），第515页。)他写的500首“天父诗”，绝大部分都是到天京后为后妃们制订的行为准则和清规戒律，很少再有平等和民主的气息。(《太平天国》（二），第431499页。)他不准臣下见后宫之面，更不准谈及后宫的任何情况，违犯的“杀头不赦”。这些清规戒律，还得要天朝天国万年永世子子孙孙所有臣民一概遵守，企图建立洪姓万世的一统江山。洪秀全的这些作法，不但使他完全脱离了与之共同奋战的天国群众，而且对他的部下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严重腐蚀了革命队伍，成为天京事变发生的祸根之一。 杨秀清是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他在从金田起义到天京事变发生前的这一时期，为太平天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显示了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洪秀全虽是天国的最高领袖，而杨秀清是天国军政大权的实际掌握者。定都天京后，由于权势和地位的不断提高，杨秀清逐渐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居功自傲，专权跋扈，“威风张扬，不知自忌”，(《李秀成自述》，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附录，中华书局1979年第1版。)生活腐化，大讲排场，竞发展到要与洪秀全争夺最高领导权力的地步。1856年8月，杨秀清伪托天父下凡，传洪秀全到东王府，假借天父旨意，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并世袭罔替。事已至此，洪秀全这才看到杨秀清独揽大权所酿成的严重后果，他一面假意答应封杨为“万岁”，一面在天王府积极布防，同时密诏在江西瑞州作战的韦昌辉，在湖北前线的石达开火速回京“勤王”。韦昌辉接到密诏，率亲军3000人星夜赶回天京，9月1日深夜，冲入东王府，杀死杨秀清和他的全家。接着又用阴谋手段，杀死东王部下官兵20000多人。10月，石达开自湖北赶回天京，责备韦昌辉杀人过多，韦又要杀石，石达开连夜缒城逃走，韦昌辉杀了他的全家。石达开逃到安庆，起兵靖难，要求天王严惩韦昌辉滥杀无辜的暴行，11月2日，(《韦昌辉伏诛时日考》，见《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在洪秀全的主持下，合朝同心，杀死韦昌辉及其死党200多人，两月的变乱，方告结束。这就是著名的“天京事变”。(知非子：《金陵杂记·续记》，见《太平天国》（四），第640页；又见布列治门：《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逸经》1936年第17期麦高文：《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江详纪》，《逸经》1937年33期：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东、北贼递杀大略》，见《太平天国》（四），第702页。)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争夺天国领导权力的内讧。事变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杨秀清逼封“万岁”，韦昌辉借洪、杨矛盾而滥杀无辜，企图乘机夺权，他们各有自己的责任。而作为天国最高领袖的洪秀全，对这一事变更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首先，正是由于洪秀全到天京后自己僻处深宫，倦理政务，丧失积极的进取精神，将军国大政，任凭杨秀清裁处，形成自己大权旁落，方造成杨秀清权力高度集中的结果；正是杨秀清的权力高度集中，才使他争权夺利的野心更加膨胀了。而洪秀全到天京后的特权腐化生活，又成为促使杨秀清进一步争夺最高领导权的一种诱发因素。其次，在太平天国创业阶段，发动群众，做艰苦创教工作的是南王冯云山。组织起义，领导军民进行实际战斗的是东王杨秀清。洪秀全自己直接参加实际斗争的机会并不很多，而胜利的迅速到来，反而使他觉得这是天父上帝的恩赐，是天命的安排。随着天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使他的封建帝王思想也日益膨胀。杨秀清逼封“万岁”，正好是对他封建帝王思想的挑战，这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他表面应允，以安其心，又暗发密诏，进行布置，用突然袭击的决绝手段对付草莽结盟的首义同伴，其动作的迅速和果断，反映出对杨秀清与他争权的极度愤懑，表明二者之间已没有丝毫调和的余地。杨秀清死后洪秀全对他的追封和怀念，那也只能是收拢人心，争取别人同情的一种手段。第三，在天京事变中，洪秀全利用杨秀清与韦昌辉的矛盾，密诏韦昌辉诛杀杨秀清，以解除杨秀清对自己最高统治权力的危胁，现在虽然没有直接文字资料加以证明，但从客观形势分析，洪秀全也有极其重要的责任。如果没有他的密诏命令，韦昌辉绝不会从前线赶回天京。更兼天京防守严密，没有密令不可能带兵进入；没有密诏，他也不可能以3000人对付一、两万，并取得胜利；如果没有洪秀全的同意，发生这样严重的事件，并不断扩大，他必然有制止的表示。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出面制止和马上追查韦的擅杀罪行；石达开回京，在韦的威胁下逃出天京，韦昌辉杀了他的全家，洪秀全不但不予制止，还发出圣诏，对石达开进行通缉，并以“官丞相，金六百两”的赏格“购其首级”。(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四），第702页。)这都正好证明了洪秀全对韦昌辉的纵恿和支持。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清廷的公私文书中，有不少洪叫韦杀杨的间接资料，也很有助于人们了解洪秀全密诏韦昌辉诛杀杨秀清的情况。 天京事变给太平天国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内讧互斗，使两万多久经革命战争锻炼的革命骨干、两广老战士无辜牺牲，基本力量丧失，革命元气大伤。事变恰恰在天国革命形势发展到全盛的时候发生，它断送了军事上的大好形势，使天国丧失了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给敌人造成了疯狂反扑的机会，迫使天国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天京事变的内讧破坏了革命队伍的团结，动摇了人们的革命信仰，人们对象征革命权威的“上帝”和拜上帝会的教义不能不发生了动摇。天京事变后，太平军中流传的歌谣说：“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回转故乡仍旧做长工”。这就使“天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话被戳破，厂大群众失去了精神上的维系力量，人心涣散。同时，天京事变在洪秀全的政治思想上，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他把事变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异姓掌权，从此吸取消极教训，专任同姓，不信外臣，宗派主义日益严重。石达开辅政，天国形势刚有转机，洪秀全却赶紧封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进行挟制，逼走石达开，使天国力量又一次出现严重分裂。陈玉成、李秀成率太平军浴血苦战，稳定了形势，洪秀全却把自己的兄弟、侄儿、外甥、女婿等封赏到最重要的领导岗位，洪仁玕刚到天京一个月，就封为玕王，精忠军师，叫他总理国政，引起许多将领的不满，才不得不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但对他们又很不放心。后来干脆滥封诸王，以分化权力，使他们互不统属，互相牵制，从1862年初开始，两年间竞封了2700余王。大权实际上为洪仁发、洪仁达把持。洪仁发的8个儿子都封为王，其中6人还不满10岁，从而形成洪氏集团裙带王爵网。在洪氏集团的把持下，天国陷于“谗妄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人心冷淡，各有散意”的不利状况。真正为天国忠心实干的将领们，“观之不忿，力少从戎，人心不服，战守各不争雄。”太平天国的政治更加腐化了。 综上所述，天京事变对太平天国影响深远，它成为太平天国由强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事变发生的原因不但直接与洪秀全有关，而且，在事变过程中，他密诏韦昌辉带兵回京，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杀死杨秀清。当韦昌辉乘机扩大事态、进行滥杀时，他没有以天王的身份旗帜鲜明、针锋相对的加以反对和制止。甚至不分是非，助纣为虐，反而派兵悬赏缉拿反对滥杀的石达开。后来，在石达开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下，才处死韦昌辉，这证明洪秀全还是有制止变乱的力量的。天京事变后，他又吸取消极教训，宗派主义日益严重，专任同姓，疑忌外臣，组织洪氏集团，排斥异己，逼走最受天国军民拥戴的翼王石达开，造成天国力量的又一次大分裂，并进而导致天国政治的腐败。因此，天京事变的惨重损失及其对太平天国的深远影响，作为天国最高领导人的洪秀全，首先负有最重要的责任，这应该是他领导天国失误中最严重的失误，他的这一失误对天国的败亡有着直接的影响。 【资料来源：《唐都学刊》1993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