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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体系、条约体系与殖民体系都是国际关系的主要模式之一。朝贡体系是西方学者对清以前存在于东亚地区的、以中原皇朝为核心的等级制政治秩序的一种理论概括。费正清将朝贡体系放在中西冲突的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建立了以“冲击一回应”理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并使之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皇朝统治时期中外关系的主流分析范式。 清政府自雍正元年（1723年）禁教、禁海以来，中国的大门便对西方关闭了一个多世纪。闭关锁国的中国，既无法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力和技术，更无法融入世界的近代化潮流，因而逐渐衰落。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战争打开中国门户，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并将自己的法则和制度强行引入中国，中国因此被纳入所谓条约体系。 不平等条约为西方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方式引入中国提供了政治和法律基础，包括治外法权、通商口岸、外国租界和租借地、协议关税、沿海与内河航行权和最惠国待遇。 费正清晚年在谈到民国时期国际化程度时指出：“外国商品、观念和习惯进入中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全面、深刻。” 他分析了英、美、俄（苏）、日这四个大国对中华民国38年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英美主要通过非官方的私人渠道帮助政府实施改革；苏俄则通过援助国共两党来支持暴力的社会革命；而日本1931至1945年间对中国侵略，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大国正是通过条约体系来对中国构建现代多民族国家施加影响。 英国与辛亥革命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由传统皇朝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历程。但在中国学者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中，往往忽略西方列强和不平等条约体系对新生的中华民国的影响。 他们只关注于革命派、立宪派、汉族旧官僚在建立民国过程中的作用，而无视条约体系和西方列强在南北和谈、清帝退位等重大事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利用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海关档案和英国国家档案馆（T.N.A.）档案，发现英国在促进南北和谈、建立中华民国政府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在其新作《与过去决裂：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开端》—书中指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奉命斡旋南北关系，他多次敦促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英国政府也向清廷施压，寻求权力的和平过渡。英国为什么要这样做？方德万认为英国主要是从其在华政治和经济利益考虑。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的财政已经破产。在英国政府的运作下，由汇丰银行出面，以英国控制的中国海关关税为担保，随即在伦敦金融市场发行债券，以维护清王朝的稳定。这些外债计有沪宁铁路、津浦铁路、广九铁路、沪杭甬铁路等借款，总额达1570万英镑。而辛亥革命爆发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中国爆发内战的几率极高。 英国无法承受南北内战所带来的政治混乱和其在华经济利益严重受损。中国的内战对于英国来讲，或许造成伦敦金融债券市场的崩盘。更严重的是南北政府的对立会导致英国失去对中国海关税收的控制。在此背景下，朱尔典同袁世凯频繁磋商：英国答应支持袁世凯建立政府，而袁世凯则希望英国提供进一步的财政援助。方德万因此在书中提出了“债券市场赢得了辛亥革命”的论断，颇值得中国学者思考。 不平等条约体系与五族共和多民族国家的建立 从孙中山开始，南京临时政府就受到不平等条约体系的约束。1911年11月，孙中山发表通告各国书，宣布愿“与各友邦共结厚谊”，承认武昌起义前各国同清政府订立的条约、清政府所欠的外债以及保全各国在华租界、保护在华外国侨民的财产安全等。 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发表的“对外宣言”中明确宣布，中华民国愿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阐述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表明了获得列强承认的愿望。孙中山甚至一度将“列国承认临时政府”作为让位于袁世凯的条件。中华民国建立后面临的国际环境对民国政府十分不利，英、俄、日等国在承认北京政府问题上所提出的严苛条件以及在西藏、外蒙古和满洲问题上向袁世凯施加的外交压力，几乎使新政权处于崩溃的边缘。 尽管美国和德国相继承认民国政府，打破了列强间的一致，但中国政府在外蒙古和西藏问题上向俄、英的妥协，导致中国边疆不断出现少数民族的分离、暴乱和界务危机，并始终困扰着中国政府。 这就是说，中华民国政府以继续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列强在华特权和侵略战争所掠得的赔款作为代价，试图换取西方列强所构建的国际条约体系对中华民国继承清朝疆域版图的承认。 当然，不平等条约体系对于中国的负面影响，我们不能一概而论。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试图独占中国，美国构建的华盛顿体系就是以约束日本侵略中国为目的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奥地利等战败国在中国丧失了治外法权、特许权和租借权，他们在庚子赔款中所享有的份额也被取消。 新建立的苏维埃政府放弃了俄国在中国的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权利。但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的所有特权导致了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并为北京皖系政府的垮台增添了砝码。华盛顿会议和华盛顿体系对于中国构建多民族国民国家，对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无疑具有重要影响。 不平等条约体系与国民政府对外政策的转向 以1925年五卅运动为契机，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在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下，北伐战争于次年开始。国民革命是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产生的，由于日本在中国采取了币原外相制定的对华不干涉政策，英国成为受到打击的主要对象。 随着北伐军攻下杭州、南京和上海，国民革命推进到最富裕的长江三角洲流域，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亦愈加明显。南京事件的发生使西方列强干预国民革命的可能性倍增，同时也加剧了国民政府的分裂。 日本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最大赢家。在南京事件发生以后，尽管日本官民在南京遭受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但日本拒绝参与英美军舰炮击南京城的联合军事行动。同时，日本努力说服英美不要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他们坚持认为南京事件是武汉政府内的过激派策动的，其目的是要“使蒋陷入困境，促使蒋下台”。 币原向英、美保证蒋介石会采取行动来维护“自己的颜面”。日本的支持使蒋介石一度对日本抱有高度信任感，为此，他于1927年11月5日在东京拜会日本新任首相田中义一，希望日本对于国民革命军的继续北伐给予支持。但田中义一明确告诉蒋介石“应该专心致志于南方一带的统一”，“日本的希望只在于满洲的治安得到维持”。 1928年发生的济南惨案彻底击碎了蒋介石对日本的幻想。二次北伐期间，由于国民革命军仍然存在危害欧美侨民生命和财产的行为，欧美列强不仅在济南惨案事件的态度上倾向日本，最终还同日本取得协调：张作霖军队撤回关外，阎锡山率所部进驻京津地区，而将蒋介石和冯玉祥的军队拒之门外。由此可见，二次北伐阎锡山接收京津的格局是列强协调的结果，并非为蒋介石个人的安排。 由于南京事件的影响，国民政府一直无法同英美建立密切的外交关系。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并实施反苏反共政策后，英国开始同南京政府实行和解政策。蒋介石发动的清党运动扫除了笼罩在上海英商心中的阴霾。上海英商公会指出：“友谊只能存在于那些目标相似的人之间。现在共产党已经被从国民党中驱逐出去……这为持续了许多年的中英友好关系留下了发展空间。” 英国驻华大使蓝普森专程来到上海，他向英国商人保证：“英国和中国都在为相互间的关系寻求一个新的基础。我们同意，一旦条件允许，现存的条约制度应该进行彻底的检查，以便使之适应于中国现今的时代特征。”南京国民政府最终与英国达成了妥协，英国在上海的利益得以维持和发展。 英国亦放弃了在中国的一些租界和租借地，其中包括威海卫的海军基地，免除了庚子赔款中她应享有的份额。 1928年以后，列强陆续同意国民政府恢复关税自主，这一举措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曾经打算收回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从而一度引起中外工商界的恐慌。因为他们担心来自中国政府的干预会削弱上海的安全性和免干扰力。 英美商人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害怕国民政府会采取限制措施，使商人和企业主在借贷方面的金融便利受到危害，担忧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因此受到影响；忧虑上海制造业和工业的发展速度也会放慢。不过，国民政府后来暂时放弃收回上海租界，而采取同英美政府以及租界管理当局密切合作的政策，制定包括公司法、商标法在内的一系列法律和法规来保障工商界的合法权益，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雅尔塔密约与战后中国版图的确定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约签订，标志着不平等条约体系在中国的终结。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斗志的激励。由于中国落后的科技与经济，低下的国际地位，还不可能完全取消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影响和后遗症。 但国民政府并不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是盟国给予的恩惠，而认为是完成了国民革命的一项主要目标。美国政府当时力促英、苏同意中国参与主导国际事务。1943年3月27日，罗斯福向英国外相艾登重申了美国政府的观点：即“中国必须包括在四大强国之中”。 同年10月，美、英、苏在莫斯科举行外长会议。由于美国的坚持，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获得授权，代表中国政府在四国宣言上签字，遂“将中国提高与英、美、苏同处于领导世界政治地位”，为战后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奠定了基础。 此时的中国虽然是四强之一，但国际地位事实上很低。雅尔塔密约则体现出中国国家利益再次被出卖的窘境。在美国政府的坚持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最终同意雅尔塔协定中有关外蒙古、旅顺、大连和中东铁路的安排。《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于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标志着中国已经接受了雅尔塔密约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分割，这是美英对中国利益的出卖。 也就是说，抗战胜利以后，尽管不平等条约已被废除，但中国依然面临严重的边疆和民族危机。通过雅尔塔密约宣布独立的外蒙古实际上已经被苏联完全控制。在新疆，由苏联幕后控制的三区革命动摇了国民政府抗战后期在新疆建立的稳固统治。 美国在香港和西藏问题上，也采取了模糊政策。对于中英在接收香港问题上争执，美国最终支持英国，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战后收复香港的战略；国民政府战后收复西藏主权的战略也被迫搁置。 但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遵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收回了被日本侵占的中国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和南海诸岛，重新确立了中华民国的版图。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和同盟国赋予中国的权利，更是中国依据战后国际秩序所享有的权利。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原文载《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