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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远征军大渡河失败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人们在探讨过程中，各执己见，往往将天时、地理、与彝民关系、军事策略等作单方面分析，说服力不强。本文就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作些综合分析。 （一） 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根本原因，拟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石达开出走天京，远征不归的前因；二是他在大渡河畔种种遭际的后果。 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化，农民领袖思想的蜕变，必然产生内讧和分裂，石达开不幸卷入这一漩涡，埋下了他日后悲剧的祸根。 太平天国革命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由弱转强，迅速达到革命的顶点。然而，农民阶级一旦取得政权，思想上的劣根性便渐渐暴露了。以往，太平天国领袖们连年征战，无遐制订“天朝”的伦理纲常。定都天京后，他们不思进取，固守半壁江山，在永安封王的基础上，沿袭了封建专制政权的职官、等级、礼仪制度。以天王洪秀全为首的各王、爵，把革命中夺来的权力，演变成自己的封建特权。 洪秀全从此深居简出，于“天朝门”外挂了十余丈长的黄绸，上书：“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云中。”［（1）］并大兴土木，营造天王府，选妃择嫔。众王竞相效尤，其他象“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凡辱骂官长者，斩首不留”；甚至“凡各尊官自外入，卑小官必须起身奉茶，不得怠慢”［（2）］。连礼仪、服装在各王、各级官吏中均等级森严。这些，一方面产生了太平天国领袖与部众的矛盾；另一方面，加剧了领袖之间争夺皇权的斗争。最终酿成了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天京事变”。 马克思在论封建社会的农民时指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3）］这个主宰就是皇帝。洪秀全在宣称地上的“咸妖”气数已尽，应由天父“皇上帝”取而代之的同时，将自己也变成了皇帝。但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跳不出以不平等思想打天下，而以帝王思想坐天下的框框。革命胜利后，权势欲一膨胀，必然要进行权力再分配，已占皇位的要设法保位，传之万世；居皇帝之下的，则想龙袍加身。“天京事变”中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之间的冲突，反映了农民阶级分散、闭塞、自私、狭隘等弱点，并迁延到事变后首义最后两王：洪秀全与石达开的矛盾展开。 在“天京事变”中，石达开全家惨遭韦昌辉杀害，内讧平息后，他忍辱负重，回京辅政，“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4）］。但洪秀全却消极吸取事变教训，忌恨石达开的威望，他处处设防，担忧石达开重蹈杨秀清覆辙。“天京事变”前，杨秀清不仅独掌兵权，指挥作战全由自己作主，而且常以自己的名义发布文书，管治臣民，出现了历史上拥兵自重的铁腕人物，以相权、兵权侵犯君权的结局。事变后，石达开声名大振，集相权、兵权于一身，当然成了洪秀全的眼中钉。同时，洪秀全认为事变之因，在于重用异姓王。于是，他封两个王兄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福王，从上层逐步夺去石达开权力，处处挟持他；又广封同族同宗的兄弟和亲属，从下面瓦解石达开的权力。湘军头目李续宾得到情报：“金陵各伪王忌石逆之能结交人心，石逆每论事，则党类环绕而听，各伪王论事，无肯听者，故忌之，有阴图戕害之意。”［（5）］ 石达开面对徒有提理朝政之名，实则权柄不归，被架空的局面，内心非常矛盾。摆在他面前有三条路：第一条路，消极忍耐，直至遭到杀身之祸。这对于志向高远的石达开是不能容忍的，他已目睹自相残杀的惨局，不愿太平天国再次内讧，功败垂成。第二条路，发动宫廷政变，自立为王。然而，石达开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农民领袖，他的头脑中印满了儒家的伦理观念，在太平天国上层关系上，他既谦恭、礼让，屈居诸王之末；更严格遵循“君为臣纲”、“忠孝节义”这些传统的封建道德观。自接受了洪秀全中西合璧的一神教天命观后，始终将天王奉为君主，决不敢犯上作乱。第三条路，离开洪秀全，远征不归。这比较符合石达开当时的处境和心理活动。他为了往后不受洪秀全牵制，打开新局面，在继续打太平天国旗号，尊天王为领袖的前提下，决心远离天京，沿途贴了布告：“……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自谓此愚忠，定蒙圣鉴明。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惟是用奋勉，出师再表真……”［（6）］带走了太平天国的精锐20万之众。 石达开的远征，不但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加速了它的失败，而且开始了他在流寇主义驱使下，走向大渡河覆灭的起点。 石达开从1857年6月离开天京，先后辗转于江西、浙江、福建、湖南之间，1859年7月又回师广西，进入云南、贵州，在西南多民族地区艰苦征战四年，完全脱离了太平天国主战场。这期间，石达开与清军作战数百次，都是且败且走，疲于奔命，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考察其原因，又是犯了旧式农民起义的流寇主义错误。 首先，组织松散、军心涣散，缺乏统一领导。石达开出走后，与天京失去了联系，为清军创造了各个击破的有利条件。他带走的部队虽然通过“天京事变”，逐步认清了“皇上帝”的真面目，但石达开依然打着天王的旗帜，使自己难以建立绝对的权威。当行军作战中粮草供应顺利时，部下尚能听其指挥；反之，则思恋天京、思恋家乡、伺机逃跑，投敌、自相残杀事件不断。据光绪十五年《平桂纪略》卷三中说：“达到据庆远，所掳粮米不足以供食……其贼目朱姓者以达开势败，率众东窜。”［（7）］朱衣点等67将带走精兵十万，万里回朝，更使石达开的军力从此一蹶不振。 其次，不重视根据地和地方政权建设。石达开远征军无论在进军江西、转战闽浙，还是围攻宝庆，回师广西，辗转入川途中，每攻下一城一地，既不进行反清的政治宣传，狠狠打击地主阶级，也不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而是东奔西窜，连个休整的后方基地都没有。结果，那些地方的官僚地主在石达开离开后，势力迅速恢复，反攻倒算比以前更加凶猛。 再次，不耐烦和群众一起作艰苦的斗争，只想跑到大城市去。他在远征过程中强攻坚城，打进去即享乐一番。当攻下江西南安府时，错误地决定了由湘入川，夺取成都，建立川西平原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四川是清王朝的战略要地之一，有重兵把守，更兼有湘军策应。石达开不依靠革命势力强盛的东南一带，却孤军远征四川，无疑是以卵击石。曾国藩对石达开的流寇主义必然失败有过预见，说他“既钝于浙、钝于闽，入湘后又钝于永祁，钝于宝庆，裹助之人愿从者渐少。且无老巢以为粮台，粮米须掳，子药须搬，行且自疲于山谷之间。”［（8）］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太平天国政权的蜕化变质，导致了内讧和石达开被逼远征。石达开劳师袭远，在政治上不顾大局，军事上实行流寇主义，必须要走向失败。而他突入四川后的个人决策失误，清军布防严密，天时地理，与彝民关系等偶然因素，加速了他的失败。因此，要探讨石达开大渡河覆灭的根本原因，首先要揭示太平天国政权封建化。 （二） 1862年7月，石达开远征军沿湘黔边境北进，首入四川。斯时因清军已重兵把守四川各地，石达开屡攻各城不克，遂又折入云贵，准备待机再次入川。1863年5月，石达开“毕其功于一役”，又突入四川，渡过金沙江，北进到宁远（今西昌）境内，随后确定了抢渡大渡河，经雅安抵成都的路线。 石达开执意入川，并选择大渡河为进军路线，是自取灭亡的愚蠢之举。 第一，石达开战略决策一再失误。远征军在近七年的流动作战中几度分化，从天京出来的部队所剩无几，沿途招募的新兵战斗力较弱。全军对远征四川缺乏信心，特别在第一次入川不利的情况下，部众更加意志消沉。同时，清军在四川境内与远征军较量后，加强了布防，只等石达开自投罗网。这时，石达开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民心，一意孤行，在战略上走错一步棋，以致全盘皆输。石达开贸然进入不熟悉地形的大渡河畔，在战术上又犯了致命的错误。部队开进途中，石达开“目睹部伍鱼贯以进，辄畏惧”，觉得这是深入绝地，曾打算回师宁远，再徐图成都，旋因部下力争：“兵家乘虚为上”，“便捷莫如小道”。于是，石达开“决意冒险深入”［（9）］。于5月14日到了前阻大渡河，左界松林河，东南、背后均是高山的紫打地（今安顺场），从此陷入了难以回旋的死地。照理，自幼熟读兵书，又有多年战斗经验的石达开，不可能不懂“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向导者，不能得地利”［（10）］的常识。可惜他在关键时刻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误入歧途。这里既反映了远征军在上下离心的情况下，已不耐烦重复行军，又表明石达开已陷入冒险主义的泥淖不可自拔。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发生较为重大作用的那些智慧上、道义的特征，即才能、知识、坚决或犹豫，勇敢与胆怯等等，不能不对事变进程和结局发生显著的影响。”［（11）］ 第二，清军调兵遣将，严加防守大渡河天险。石达开入川后，占绝对优势的清军以逸待劳。四川总督骆秉章是太平军的劲敌。他于1861年5月统领湘军入川，先后剿灭了几股农民武装，造成了石达开孤立无援的态势。石达开一入险境，骆秉章深知“石逆凶狡多谋，一处疏漏，即不足以制其死命。”［（12）］遂与布政使刘蓉沿大渡河严密布防：署雅州府（治今雅安）知府蔡步钟就近募勇，配合总兵唐友耕部扼守大渡河北岸。又以厚利发买土司，命松林地（今石棉西北）土司王应元率彝兵扼守松林河；邛部（今越西东北）土司岭承恩率彝兵砍南面山上的大树，断远征军的归路。调胡中和部驻扎化林坪（今泸定南），以为声援；谢国泰部守猛虎岗，控制通打箭炉（今康定）之路。清军兵强马壮，又熟悉地形，加上彝兵的帮助和广大的后方，经过如此层层设防，对于人困马乏，士气低落，不熟悉地形，孤军深入大渡河的石达开远征军来说，几如陷井。 第三，大渡河的水文、气候、地理环境，成了石达开远征军的天然阻障。大渡河宽47－200米，深为7－10米，流速每秒3－4米，河水在高山峡谷间穿行，落差大，流速快，5、6月份又是山洪暴发的季节。石达开刚到大渡河畔时，河水流速还正常，可以乘筏渡过去。但是土司王应元已搞了坚壁清野，藏好了船只和粮食。远征军只得砍树造筏，搜索粮草。等三天后准备渡河时，不料上游山洪暴发，河水陡涨，清军唐友耕部正巧赶到对岸。石达开组织了几次抢渡，全部失败，且伤亡惨重，紫打地气候多变，地形险恶，远征军都是外地人，无法适应当地的温差，以致发疟疾的人骤增；更兼远征军困守营盘山至紫打地方圆不及一平方公里的夹谷之中，粮道完全断绝，只能坐以待毙。 第四，石达开仓促进军，没有与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处于孤立无援的绝境。石达开到达的大渡河畔，是彝族地区，必然要涉及远征军与彝民的关系。据当地新征集的《俞氏宗谱》记载，远征军抵宁远郊外大菁山时，“士民悲哀，斯时合境惊惶，置论昊天，东逃西窜，有居乡入城者，有住城往山者，世界慌慌，风声无定。”［（13）］如果光从这条史料看，似乎远征军纪律很坏，引起了彝族的民愤。但我们应对《俞氏宗谱》作具体分析。西昌凉山地区文化极其落后、彝、藏、汉各族人民几乎都目不识丁，而宗谱一般是大地主才会有的，执笔者必然站在反动立场来污蔑太平军。事实上远征军是守纪律的，1935年红军长征到那儿，毛泽东等会见曾亲眼目睹石达开失败的老人时，他们十分怀念翼王部队，说远征军对人民甚和气，军队有纪律。那么，石达开为何争取不到彝民的支持呢？这是远征军受客观条件限制使然：其一，在时间上，清军沉着应战，赶在石达开之前收买了土司；远征军则日夜兼程，一心一意早日飞渡大渡河，无遐顾及争取彝民。其二，彝族地区当时尚处于奴隶制生产方式下，与外界几乎隔绝，不了解远征军的意图，且该地区长期的民族隔阂，使彝民对远征军敬而远之。其三，当地土司是清政府改土归流后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代理人，他们和地方官僚狼狈为奸，以控制头人的“质彝制”（指头人必须服从土司，不然，将其子作人质关押）去统治彝民，对那些称为“娃子”的奴隶，操有生杀予夺大权。多年来，彝民的命运是由土司主宰的，既然土司已为清军收买，那么在土司管辖下的彝兵也只得助桀为虐了。如此，冒险入死地的石达开，自然不可能制定并实施可行的民族政策，以得到彝民的支持了。 第五，关键时刻，石达开“舍命以全三军”，失去了最后的突围机会。石达开组织多次抢渡失败后，部队的给养全部断了，“粮尽食及草根，草尽食及战马，兼之疟疾流行，死亡枕籍”［（14）］，甚至“饥甚，觅食无所得，有相杀噬人肉者，达开莫能禁”［（15）］。为此，石达开被迫写信给王应元，愿以千两百金，两匹良马为酬，希望他罢兵让路；又向岭承恩提出同样的请示，均遭拒绝。相反，他们攻之愈急。又经几场血战，远征军突围至老鸦漩。这时部队虽从四万人降至八、九千人，若破釜沉舟，拼死向东南清军防守最薄弱的大树堡突围，还是有生的希望的。可是石达开见部下伤亡惨重，却失去了拼搏的精神，遂写信给骆秉章：“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达闻阁下信义昭著，如能依书附奏清主，宏施大度，胞与为怀，宥我将士，赦免杀戳，则达愿一人而自刨，全三军而投安。”对敌人寄予不切实际的幻想。又叹道：“阅历十余年，已觉备尝艰苦……每思遁迹山林，遂我素志，达思天命如此，人将奈何。”［（15）］结果，骆秉章趁机指示参将杨应刚于洗马姑竖“投诚免死”大旗，诱捕了石达开和他五岁的儿子，以及三个宰辅，不久被杀害于成都。同时，清军、彝兵以火箭为号，残杀了放下武器的远征军余部。 石达开为何会产生这个幼想的呢？这反映了他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中忍受了多方面的矛盾。如前所述，石达开出身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在国破民穷的苦难岁月，他作为一个有识之士，激流勇进，投身于太平天国革命。在革命顺利时他会狂热，而处于低潮时却会悲观，他的阶级立场有再度转化的可能，从石达开致骆秉章信中，可以看出他陷入迷茫中的矛盾心理。尤其在面临生死搏斗之际，他的个性冲突更复杂，一会儿激励将士“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就缚，誓于死中求生。”愤笔题诗：“大军乏食乞谁籴，纵死 江定不降。”［（17）］一会儿又投书敌人，思归山林，直至自缚清营，不能驾驭自己的命运。 个性冲突的结局之所以如此，还在于农民领袖的思想，不能不受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制约。石达开自幼受儒学熏陶，孔孟那套“以仁义之心待人”、“士为知己者死”、人人皆有“恻隐之心”的伦理纲常形成了他的人生观、道德观。虽然他为“皇上帝”取代“清妖”浴血奋战过，但封建伦理始终支配着他的人生哲学，连清军也称他为人宽容，“于初起诸伪王中最为爱人”［（18）］。甚至被俘的敌将、豪绅，都希望解到翼王处受审。因此，当石达开看到部下血洒疆场，突围十分困难时，他就将“仁爱之心”、“恻隐之心”寄托到了凶残的敌人身上，导致全军覆没。 从石达开在大渡河畔的活动，我们看到远征军虽然与清军多次激战，最后还是没战斗到一人一枪，成了封建伦理的牺牲品，石达开对这场悲剧要负主要责任。然而，追溯石达开大渡河失败的根本原因，乃是太平天国封建化而造成的内讧。如同历次农民起义一样，内讧集中地反映了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即农民起义只能起到局部松动封建统治的作用，不可能推翻整个封建制度，也不可能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 注释： （1）（2）《太平天国》第3册，第164、230页。 （3）《马恩选集》第1卷，第693页。 （4）《李秀成自述》，载《太平天国》第2册，第792页。 （5）转引自《太平天国史新论》第98页。 （6）《翼王石达开出走告示》，载《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93页。 （7）转引自《社会科学探索》第1988年第1期。 （8）《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8。 （9）（15）《翼王石达开é＠①⑨江被困死难纪实》，载《新中华复刊》第3卷，第9期。 （10）《孙子兵法》下卷，《地篇》。 （11）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第18页。 （12）《骆文忠公奏稿》卷6，《太平天国》第4册，第782页。 （13）转引自《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14）《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紫打地蒙难纪实碑文》。 （16）《石达开致骆秉章书》，载《太平天国》第3册。第778页。 （17）《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载《中国近百年资料初编》上册，节178页。 （18）《湘军记》卷13。 （资料来源：《天府新论》1994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