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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日前举办的“近代史研究的再思考”的学术沙龙上，张海鹏等人对于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问题，提出了颇有意义的见解。如朱东安从近20年来近代史学界有人对于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的评价先后发生巨大反差的现象，提出史学研究要不要坚持科学性等问题。他认为：历史学是人类历史在历史学家头脑中的反映，只是他们对人类历史的主观认识与表述，并不就是历史的本身，其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历史的客观性，完全取决于历史学家的水平与能力，因此评价一部史学著作或史学论之文学术价值的客观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其所含科学性的成分，真正优秀的史学论著应是主观与客观的高度统一[1]。我比较同意朱东安提出的问题和所持的观点。历史是一门科学，研究问题所下的结论必须有理有据，这就是观点与材料的统一，探索社会发展规律也要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另外评价历史也有个公平公正问题，如历史上的革命战争（或说是造反），总会带来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究竟谁应负责，双方当事者都可能指责对方，对此后人如何评判、如何分析鉴别有关论据，就有个公正立场问题。对有的当事人还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否则易为有些耍两面派的人所欺骗，而评判者也要避免感情用事，要用理性去审视，使个人的主观认识尽量符合真实的客观。又有学者称：太平天国的热烈赞颂者与批判者已形成势均力敌的两大流派。本文不准备附和这两大流派中的任何一派，而试图对它给以一个客观公平真实的历史定位。下面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 一 对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并领导太平军反清起义如何评价，近年来出现越来越大的分歧。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把洪秀全与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称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向西方求真理的一派人物，是先进的中国人。对此有人不表同意，理由是洪秀全学到的不是近代中国需要的西方资本主义真理，而是西方千百年的历史陈迹基督教，所以他没有、也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前头，指引历史潮流前进，算不上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亦有人为之辩解，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已经超越以往的起义农民，开始睁眼看世界，迈开了向西方探求真理的脚步，是带有先进的意向的。 要说洪秀全向西方求真理，他没有到过西方，也没有说过要求什么真理，只是在1836年应试时在广州龙藏街得到梁发编写的《劝世良言》。他最初拿到这部书时不大重视，回到家中稍做浏览便放下了。1843年最后一次考试失败后，据说对此书做了详细探讨，看来他的收获有两点。 第一，使洪秀全树立了上帝是惟一真神的思想。梁发在《劝世良言》中说“神爷火华曰：除我外未有别个神也”，还说写此书的意旨在于“劝人不要拜各种神佛之像，独要敬拜原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为神”，即“除了这至尊独一真活神天上帝称父子圣凤者外，其余人类所立之神佛菩萨，皆不是神，亦不该奉拜”[2]。洪秀全据此还加以发挥说：“皇上帝天上凡间大共之父也，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由其造成。仰观夫天，一切日用星辰雷雨风云，莫非皇上帝之灵妙；俯察夫地，一切山原川泽飞潜动植无非皇上帝之功能。”[3]看来这个万能的皇上帝，可以说是从西方学习得来的。至于洪秀全最初为什么接受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并推重为惟一真神，原因是他认为这个洋上帝有赐给作为君王的权力，并以此对抗中国传统的天命思想。清朝皇帝称为“天子”，他也是上帝的儿子。他还把上帝由惟一真神扩大为上帝家族，耶稣是上帝的长子，洪秀全为次子，后又增加三子冯云山、四子杨秀清、帝婿萧朝贵，成为一个上帝大家庭。这就把反清起义的领导班子神化了。 第二，洪秀全在太平军起义初期推行平均平等政策，可能学习到西方原始基督教的朴素平等和带有平均色彩的公产制思想。如《劝世良言》除宣称上帝是惟一真神外，还说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世界之上，则以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一般，并无各国之别。”原始基督教主张一切财产公有。《新约·使徒行传》说：“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旧约·民数记》第26章云：“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照人名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各人。”这种主张财产公有的平均平等思想，据说是最早的基督教的公社原则，恩格斯对此曾有所论述。太平军起义之初，利用拜上帝教组织群众团营，首先碰到粮食供应问题。据《天情道理书》载称：“金田起义之始，天父欲试我们弟妹心肠，默使粮食暂时短少。东王西王诰谕众弟妹概行食粥，以示节省。”为了在物质上适应战争，洪秀全等决定实施圣库制度。团营信徒“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4](P870)。当时在军中实行食物供给制上至天王，下至士兵，一律不支常俸，礼拜钱和粮米油盐都有定制，只在吃肉上有区别。这种制度的施行外国刊物也认为是“共同生活的实现”[5]。这种公库制度据说由洪秀全根据《圣经》命名为圣库，这说明他认为这种制度亦是他向西方学习带来的影响。 从以上两点看来，说洪秀全学到的不是近代中国需要的西方资本主义真理，而是西方千百年的历史陈迹基督教，似乎是有事实根据的。不过对基督教义的理解，也不是没有分歧。我认为洪秀全的宗教思想和神学理论与德国农民战争中闵采尔的观点相近，而与《劝世良言》阐述的基督教义不同。梁发宣扬信奉上帝，“死后有天堂永福可享”，但劝人生前“遇了艰难”要“忍耐顺受”，“安贫乐业”。这就使不满现实的洪秀全难以接受，并曾针锋相对地说：“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应于今时”[4](P864)。另外他还解释“天国”的含义说“天上有天国，地下有天国，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国，勿误认单指天上天国”，而“地下天国”就是“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创开天国”[6](P77)。他这里虽然用的是宗教语言，但死后的天堂变成人间天国，对参加起义群众的号召力就不一样了。 太平军起义初期所要建立的人间天国，主要体现在各方面的平等平均思想。如在《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这些《太平诏书》和后来颁发的《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的责难，就是主张人与人在政治上应该平等；宣布起义时实行“同食同穿”、“一律平等”的“公库”、“圣库”制度，就是经济上的平等；声称“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就是提倡男女和各国家民族之间应该平等。这可以说是太平军起义时最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正如列宁所说的：“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农奴反对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7](P217)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发生在近代中国，但却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故对内仍然是一场反封建的农民战争，对外与侵华的帝国主义打交道就比较复杂了。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开始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交往，总的原则是以平等的地位办外交，即要维护国家的主权，这可能是从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学来的东西。下面举一些事例。 1853年4月，英使文翰率领第一个官方代表团访问天京时，杨秀清照会说：“准尔英酋带尔人民自由出入，……或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4](P909)同时要求各国“凛遵天命”[8](P302)，严格遵守太平天国的法律和制度。杨秀清下令：“凡有邻封事宜量略，不论水陆前来，准止边关传奏，侯旨宣夺。”[8](P296)“凡欲来天国通商者，准到镇江焦山下，听守镇江大员办理。”[8](P302)同时在通商中“害人之物为禁”[8](P302)，特别是要严格禁止鸦片买卖。由于英方“不承认鸦片进口是非法的和不道德的”，为此杨秀清重申：“凡食洋烟、水旱等烟……皆我主天王遵天父圣旨斩邪不赦也。”[8](P303)太平天国始终坚持严禁鸦片的政策，维护了中国人民的国家利益和主权，不承认清朝卖国政府与英方订约的不平等地位。 太平天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854年5月间，美国公使麦莲到天京访问后，回来报告说，“太平天国欲与外国通商”[9](P824)，但又认为：“毫无疑问，（他们）不会承认清朝政府与英、法、美等国签订的条约。”[10](P10)太平天国推行平等的外交政策，这能否说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学来的呢？承认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地位，大概可以算是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交往的一条基本原则吧！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能坚持这条原则，能否说是从西方学来的一点“真理”呢？ 二 上面讨论了洪秀全有无向西方求得真理和算不算是先进中国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关系到对他个人的历史定位。这些年来，学术界对洪秀全个人的评价，差距可以说越来越大。南京有位学者说，我们不要将洪秀全神化，但也不应该将他鬼化，他还是个人吧！是人就会有优缺点，有成就和错误，做事就有是非得失，由于人的思想是复杂多变的，也会产生各种矛盾。我1981年发表文章，就论证了洪秀全思想及太平天国政权的两重性[11]。我所理解的矛盾两重性，即认为在封建社会中农民与地主是对立的统一体，反映在思想和主张上，就是革命性与封建性、平等平均和封建特权复杂交错地结合在一起。关于洪秀全的身份地位，毛泽东说，地主阶级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但他是个有文化的农民，从小就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熟读儒家经书，16岁就开始赴广州应试，如科举之路成功，就可以成为地主阶级政权中的一员，如失败就打回原来被统治的农民地位。洪秀全在三番四次的应试期间，思想上可以说处在矛盾的十字路口。 洪秀全在1829、1836、1837、1843年共4次参加科举考试，虽然每次都失败，但其中亦有思想变化的过程。他第一次应考失败还是个少年，大概不会有多少反应。过了7年的1836年，他应考失败却得到一套《劝世良言》，但带回家看过目录就算了。可是1837年应考失败，逆反心理突然爆发，借说病中有过一场异梦，自己将会成为“天王”，但给他赐封的那个老人的身份似还未明确，对科考也没有完全死心。再过6年，1843年他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考试失败，终于与一度热中的仕途彻底决裂。洪秀全在应科考的10多年间，基本上还是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这既是为自己的功名利禄，同时也想为国民做点好事。现在此路不通，又见朝廷腐败、民间疾苦，从应试失败中产生了逆反心理，进一步就想取而代之。 据洪仁玕回忆，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考试失败后回到设在李敬芳家的教馆中，他的表兄李某见有《劝世良言》拿去阅读，还书时“即谓此书内容奇极，大异于寻常中国经典，秀全乃潜心读之遂大觉大悟”[4](P846)。洪秀全正式接受基督教的上帝惟一真神，大概从这里开始。他说：“看见其书说有一位造天造地造万物大主宰之上帝，人人皆当敬畏他，崇拜他。至于世间所立一切邪魔都该杀。”[12](P641)据此他开始创立拜上帝教的活动，并引导洪仁玕和冯云山入教。至1844年，他要信奉真神皇上帝，就把家中的神像牌位毁掉，又与冯云山打掉村塾中供奉的孔子牌位，被村中父老视为“大逆不道”，于是只好和冯云山离乡去广西传教，后来广西就成为太平军起义的策源地。 洪秀全引进西方基督教的皇上帝，虽然可以制造出赐他为“天王大道君王全”的神话，成为他后来当上太平天国“天王”的“合法”根据，但是他也知道，神力只能用来宣传提高统治者的威信，而真正打天下还得靠人力。他是有点历史知识的，刘邦、朱元璋在改朝换代中的胜利才是值得效法的榜样。因此他在发动起义时期，1850年春曾写下《时势诗》，表现出他当时复杂的思想：“近代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洪秀全这首诗，可以说是他当时思想的自我表述，同时亦显示出他的思想带有矛盾的两重性。他说上帝毕竟应该推崇，因为要靠上帝才能使他成为天启的英雄，但要净扫烟氛，收残黑雾，还得要由人做，表明起义反清要依靠大量教徒群众。但是，无论是上帝的神力，还是教中弟妹的人力，只是作为他的靠山和垫脚石，从而造就他这个承传汉皇、明祖的专制皇帝。尊神、重民只是手段，为己才是目的，不过这种思想的形成也有矛盾，我们可以从他几次考试到发动起义期间写的述志诗中看出这种心路进程。 1837年洪秀全第3次考试失败，回来患病昏迷，自称在梦幻中有一老人在天庭接见他，赠以宝剑，命其斩妖。“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这里他初步提出正邪对立，灭清就是斩妖，但为什么要斩邪留正？目的落实在“解民悬”，即要解除人民的痛苦，这是当时所强调的。到1843年，洪秀全又写了一首诗：“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最后一次考试失败，他已下定反清的决心，但与上次处于梦幻状态不同：在梦幻中可以斩邪留正，随心所欲；而现实中真正要起义，则还要埋头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到时风云齐聚会，就可以定乾坤了。1843年考试回来后，受《劝世良言》的启发，创立拜上帝教，并和李敬芳铸成两口宝剑，上刻“斩妖剑”，洪秀全又赋咏剑诗一首：“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以前在梦幻中斩邪是虚的，现在真正铸成斩妖剑，四海为家定山河，这是从虚到实，标志着反清活动的开始，随后就到广西发动起义。当时还未标明自己当皇帝，到1850年起义准备较为成熟时，他就想到以汉皇、明祖自居了。 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亦有称王称帝的，这些大都不成气候，而开创汉、明王朝的刘邦、朱元璋并不急于做帝王。可是洪秀全却急不及待，在起义后不久的1851年3月23日，在东乡这个小地方就登基，正式即天王位，自称“朕乃太平天子”，要“天下钱粮归我食，天下百姓归我管”，鼓吹“生杀由天子，诸官莫能违”的君主专制思想。这就把起义时号召人们的平等平均许诺完全抛诸脑后，特别当时对“何得君王私自专”的谴责和质问，现在却自称是个至高无上的专权皇帝，那不是极大的讽刺吗？ 东乡登位后才几个月，急速走向封建化的又一大事就是永安封王。1851年12月17日洪秀全下达了封王诏旨，正式封授东、西、南、北、翼五王，四王俱受东王杨秀清节制[8](P35)。其时，还正式刻颁《太平礼制》，规定从诸王直到两司马的森严等级，各级头领及其家属、宗族、姻亲等都有不同的称谓与礼节，而且官爵封号可以累代世袭。其中规定的极其严格烦琐的封建等级礼制和禁律，比历代正规的封建王朝还有过之。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太平礼制》据说是按照“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原则议订出来的，订立各种礼制正是孔子儒家的传统，而洪秀全发动反清起义，却把反孔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他制造帝妖对立的神话，还形象地宣传上帝鞭挞孔丘。把孔丘和清妖联系在一起，而他自己却又推行儒家的封建礼制，这种复杂的情况说明他思想上的混乱和矛盾。 洪秀全最初热衷科举考试，原是求个人的功名富贵，并无反清反孔之意；后因屡试失败，产生逆反心理，要反清取而代之。其实他把孔丘推在清妖一边在战略上是一大失策，因为孔子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已流传了二千多年，可谓深入人心，而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崇奉的洋上帝，却与中国民间的传统文化习俗相背离。如前面提到他在村中开始传播拜上帝教，并打掉村塾中的孔丘牌位，就被本村父老认为是“大逆不道”而难以容身，只好远走广西紫荆山区进行活动。那是偏远山区，封建经济文化非常落后，文盲充斥，对反不反孔不会有多少印象，但后来到一些城镇就不同，稍有知识的人对反孔都难以理解，更不要说作为知识分子群的儒生了。因此曾国藩就抓住这个把柄，在所谓讨粤匪檄文中对太平军反孔及毁坏各种神祗偶像的活动，用煽动的语言大加攻击。下面列举檄文中的片段： 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酥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岂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此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曾氏檄文中这些煽动人心的词句，引起了群众对太平军极大的反感。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只承认这个洋上帝是惟一真神，而中国的儒、释、道及各种神祗偶像，都是在“妖”之列。宗教信仰只能靠宣传，就算是破除迷信，亦不能靠暴力。正如陈恭禄引用这篇檄文后说：太平军“其破坏名教，焚毁庙宇，一如檄文所言，自当时民众观之，实为罪大恶极之行动。平心论之，洪秀全之宗教思想，极为幼稚，其屡试不售，怨恨已极，乃其焚学宫毁木主原因之一。尤有进者，个人信奉宗教，无论其热忱达于何点，皆当尊重他人之信仰，公共建筑物为民力所成，美术影响人生至深，均当保护，乃竟不顾一切而焚毁之，其愚殆不可及”[13](P156)。洪秀全帝妖对立的暴力行动，不单是儒生，连一般群众也被赶到对立面去，曾国藩对这种现象加以利用和宣传，对太平天国反清起义确是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 洪秀全信奉基督教的上帝，是否会得到西方教会的认同和支持呢？事实亦非如此。太平军起义初期要建立平均平等的地上天国，就备受西方传教士的攻击，如说：“洪秀全的教义是完全不像我们那样会从天父那里得来的，也和耶酥所说的话极不相同。”[14]也有说洪秀全“冒称直接与神晤对”是“一种伪的启示”，“足令一般毫无成见者怀疑其信仰是否真有诚意”[15](P896)。还有直截了当说：“他们实在是反耶酥福音书”，“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死了”[16](P950)。 如上所述，洪秀全尊奉的洋上帝，在国内受到儒家卫道士的攻击，在国外亦受到正宗天主教、基督教教徒的仇视，可以说是内外不讨好。在国内即使信洋教的人，见外来传教士骂拜上帝教为神学“异端”，因而也不会成为信众。总之，洪秀全的宗教政策不合国情，而反孔的后遗症，又使受传统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心生抗拒。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考试失败，曾发狠地说：“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服，让自己来开科取士吧！”[17](P23)他是说到做到，从此不再应考而起义反清，到南京后确也让自己来开科取士，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据说参与考试的多是“医卜星相，稍知字义，及乡俗浅学，市井猥才，江湖落魄，生计无资者”[18](P139)，而较有知识才干的经世派知识分子，却多投向清朝方面。这种情况是否还是由于反孔的后遗症，值得研究。 洪秀全领导反清既想取而代之，也就有个争正统的问题。他引进洋上帝，把自己神化为上帝的第二个儿子，自称天王，而把清帝称为妖，制造帝妖对立的神话，但是由于将孔丘归到妖的一方，这一错失招致国人的反对。其实我认为本来可以不这样干。因为洪秀全初时亦懂得，只讲洋教中的上帝，恐怕中国老百姓难以接受。他知道中国古书中也有上帝的记载，故在《原道觉世训》中说：“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民一体皆敬拜皇上帝也。”本来这里可以趁机转化为中国的皇上帝，再以儒家华夷之辩与清廷争正统，把孔子拉在自己一边。这样一来，要讲奉天讨胡，“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就显得名正言顺了。洪秀全计不出此，始终打着洋上帝的旗号，自居于外夷之绪，而把儒家正统让给曾国藩，原以为居于神化的地位，可能倒转过来被人给以鬼化，不是有人撰文说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是邪教吗？ 其实对洪秀全的定位，不管说他是装神还是弄鬼，他还是个人，在我看来，他作为一朝的领袖，确实表现出有点志大才疏。所以说志大，他在考试失败直至起义前做的几首诗，什么“手据乾坤杀伐权”、“手持三尺定山河”等豪言壮语，好像已经成为世界的主宰，但当时他有什么实力根据呢？只能说是立大志吧！“古来事业由人做”，那么他做得如何呢？他创立拜上帝教后和冯云山一度赴广西，不久又回到家乡，在1845～1846年间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为反清宣传做理论准备，并作为太平军起义的指导思想。他这方面的贡献当然很重要，也是他所以被推为“天王”的原因。但是拜上帝教的宣传、组织工作，初期由冯云山开拓，起义后经过永安封王，又由杨秀清掌握军政大权，并与萧朝贵借天父、天兄名义控制宗教权力，洪秀全被驾空，直到天京事变前他是无所作为的。天京事变后，洪秀全收回管治权力，但未见他发挥出管治才能，只是强化洪氏家天下的统治，任用昏庸贪赃的长次兄洪仁发、洪仁达，朝政日趋腐败。他到晚年更是昏愦糊涂，天京将近失陷时，却是宗教迷信日深，万事“俱信天灵”，“不肯信人”，竟认为“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俱曾妖者乎？”[19]综其一生经历，他不是神，也不是鬼，是个志大才疏、有理想而无实践能力的人。 三 上文两部分先讨论洪秀全学习西方的得失及其起到的历史作用，再进一步对其一生活动的评价给以历史定位。这部分则是讨论对整个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如何给以公正的历史评价问题。 对太平天国的历史评价，说法很多，下面略举几种。其一，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极大地扰动了封建社会的旧秩序，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它向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显示了中国人民强大的革命力量，起到了阻止中国殖民地化的作用。一切反动势力都不能阻止由太平天国启导出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代代继承下去[20](P270)。其二，至于太平天国，虽然还有人为之唱革命赞歌，不少史家则认为它不过是旧式农民战争的重演，《资政新编》既未成为思想主流，更未付诸实施，以此为判断这场战争的主要依据，无疑过于勉强，何况在《军次实录》、《英杰归真》等著作中他自己的思想也有重大变化[21](P59)。其三，对太平天国的批评，冯友兰先生说：“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太平天国的历史将倒到黑暗时期。”他还说：“否定太平天国必然为曾国藩翻案，为曾国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国，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22](P34)其四，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23]。上面各种意见可以说是各位作者对太平天国史的主观认识与表述，我们要看其所含科学性的成分，是否符合或接近客观的真实性。 第一种意见说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但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起到了阻止中国殖民地化的作用。这个论断要具体分析，因为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朝封建政权暂时得以转危为安，后来出现所谓“同治中兴”，也算得到暂时稳定。从另一方面看，中央政府军权旁落，后来袁世凯以此“逼宫”，可以说是打乱了封建统治的旧秩序，但这只能说对促进封建社会的崩溃间接带来一定影响，不能以此高估太平军起义的作用。对中国殖民地化问题，太平天国政权在外交政策上是有所抵制的，但失败后由于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殖民地化反而加快了。要说阻止只能以对后起革命者的影响来理解，如孙中山就反对不平等条约，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第二种意见算是比较客观，但说太平天国不过是旧式农民战争的重演，亦不能一句话讲死。本文前面谈过，洪秀全向西方求真理，虽然多是历史陈迹基督教，但亦不是完全没有学到近代资本主义的东西，如对资本主义列强坚持平等外交，不承认清朝卖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即使以“现代化范式”来衡量，太平天国的外交外贸政策还是应该肯定的。 第三种意见我认为有点似是而非。说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政治，这话没有错，但说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中国历史将退到黑暗时期，那就不对了。按照我的理解，“黑暗时期”的历史定位是中世纪神权政治和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社会，清王朝以至历朝的封建皇帝都自称是奉天承运的天子，这种君权神授的论调不也是推行神权政治吗？在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正经历着黑暗时期，太平天国如代替清王朝，最坏情况也只是延续黑暗时期而已，何得谓之“倒退”？ 第四种意见，看来作者有点情绪化。洪秀全造反带来这么大的破坏和祸害，又死那么多人，真是罪大恶极。不过话也说回来，搞破坏都是太平军，曾国藩的湘军没有分吗？有位学者虽然否认太平天国是革命，但还是说：“据现有资料看，当时的破坏不是单方面造成的。”[24](P103)这话还说得比较公平。这样一来，说否定太平天国必然为曾国藩翻案，为曾国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国，看来也不是必然的逻辑吧！ 对太平天国的历史定位，不要搞两极分化，扬之可以上天，仰之可以入地，未免是研究者的感情用事。定位是革命还是造反，其实是一回事，只是站在不同立场说话罢了，我们大可不必参与这种“正名”的争议。至于如何为太平天国做历史定位，我同意以朱东安提出的“利益原则”或“利益分析法”追索其背后的客观必然性。 太平军起义为的是反对和推翻清王朝，这是起义群众和领袖们的共同愿望，也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但深入分析，亦有差别。太平军这次起义，原是为反对清王朝的黑暗统治，要解救劳动人民的倒悬之苦，利益应该是一致的，但洪秀全等领导班子却想借用起义的力量，对清室取而代之。从东乡登位、永安封王到定都天京，标志着从农民起义到帝王建制的渐进过程，太平天国成为平均平等与封建特权的奇妙结合，但这个结合不是不可以分开定位的。如天国的败亡，当然应该由洪、杨领导班子负责，而广大起义群众成为受害者，因此，不论将洪秀全神化还是鬼化，对太平军起义取得的成果，不能否认这是由农民主体所能起到的历史作用。 对清朝这一方，清皇室与曾国藩等也不是铁板一块。清皇室从来不相信汉人掌兵权，用湘军对付太平军可以说出于无奈。后来曾国藩、李鸿章等联合外来侵略势力，共同扼杀太平天国，但对于清皇室来说，却是有得有失。从当时来说，当然得大于失，因为保住了政权；从长远来说，却是军权旁落，对中央集权留下隐患，后来袁世凯就是利用手中的军权，迫使清帝退位。 太平天国的失败，曾国藩等地方实力派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首先是湘军趁战乱发了大财。在湘军收复“天京”后约30年，谭嗣同曾到金陵（即南京），述其闻见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诸如故。终以为彼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25](P326)又说：“奈何湘军乃戮民为义耶？虽洪、杨所至，颇纵杀，然于既据之城邑，亦未尝尽戮之也，而一经湘军之所谓克服，借搜缉捕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原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也。”[26](P62)以上材料表明，官军一破南京城，“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所有“克服”的城邑，“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这样一来，湘军确是发了超级的“胜利”财，不过并非和平索取，而是通过“见人即杀”、“见屋即烧”，“乘势淫掳焚掠”得来。相对于“发匪”，称之为“湘匪”，大概也不为过吧！可是曾国藩自称为王者仁义之师，又写了《爱民歌》说尽好话，但其言行不一，在为他做历史定位时，是否有点“两面派”之嫌呢？ 至于外国侵略者，在太平天国与清方争持时，当然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如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订立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后来由于太平天国要求平等的外交地位，不承认清廷订立的卖国条约，便又转过来协助清廷抵御太平军。这样一打一拉，到太平天国失败，晚清统治者更是采取“宁赠友邦，不给家奴”的对外投降政策，更加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形成。 因此，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整体评价和历史定位，要在反帝反封建的大前提下，看能取得哪些成就和出现哪些失误。由于和以前单纯反封建的旧式农民战争不同，当时已出现外国侵略势力，而太平天国却学到了近代平等的外交政策，为这场旧式农民战争增添了新的内涵。可是领导班子却迅速封建化，成为太平天国败亡的重要原因。这样一来，曾国藩保的也是封建政权，大家彼此彼此，何以肯定一方就必然否定另一方呢？但是亦有不同的地方，洪秀全、杨秀清等最初起义和群众利益是一致的，随着封建化就是背叛人民的利益，这是起义队伍内部的分化，仍是农民革命局限性的表现。至于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这是从外部掠夺人民的利益，应该受到谴责。我认为，太平天国及其对方的重要人物，都打着为民的招牌，称对方为“妖”为“匪”，其实干的都是争权夺利的工作。不过太平天国与清朝政权比较也不是全无区别，如对外来侵略势力，前面说过，洪、杨等人还主张要实行平等的外交、通商政策，虽然不容易做到，但比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似应略胜一筹。在不平等条约下开放租界和通商口岸，是否有利于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与现在我们的改革开放有何不同，似可以另行讨论。但是，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实行对外开放，又说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与在列强侵略下被迫开放，确是有着不同性质的区别。 【参考文献】 [1]李细珠.近代史研究的思考[N].光明日报，2004-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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