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与传统文化
爱国主义与传统文化在中国，是超越地区、民族、制度、甚至超越国界，在全世界华人圈中最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两大课题。可以说在众多的文化问题中，以这两个问题最有普遍意义和深入人心。
如果把这两个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而又作一番学究式的考察的话，会发现这里有个差距，那就是爱国主义虽然是历经千百年陶冶的对祖国最深厚的感情，但是作为民族主义的旗帜，却是现代观念。这不仅是由于民族从近代形成(在这以前是种族)，而民族主义这一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动员全民反击法西斯侵略最有力的召唤，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如此紧密而不可分离，并很快走向世界，取得辉煌胜利，至今才有五十年的历史；而作为传统文化的中华文化至今已有五千年，对这五十年和五千年的时间差，又怎样作出统一的理解?这就要通过一定的历史意识来考察，因为历史意识提供的知识背景和思维方法，使我们知道爱国主义虽然是现代人概括的观念，但贯穿其中的爱国精神却源远流长，这本身又是传统文化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正确地认识古人对国家的理解和爱国情怀是认识传统文化的重要问题，也为当代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历史的借鉴。
国家问题在一切政治学说中是一个搞得最混乱的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就明确表达过这样的思想。爱国主义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民众性的伦理评价。它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要求。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与太平盛世，和平建设时期，对爱国的评判往往有不同的准则，战争时阶级的、民族的含义又有多种论断。《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无祖国，这表明在推翻民族压迫运动中中和民族解放运动结束后，报效祖国的概念不是一回事。每当社会面临新旧变迁之际，革故鼎新，兴利除弊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唯一途径，爱国主义与社会变革的一致性，成为爱国主义在这特定时期的表现形式。但是它的复杂性是在于，由于变革时期多重利益的冲突和联盟，多重价值评判的相依和相悖，爱国主义往往能得到最大范围的认同，也可能成为最深刻的分歧。
这种情况在近代史上不乏其例，最先敏感传统文化的积弊，力求正视现实，学习西方，引进资本主义文明的先进分子，往往遭受媚外忘祖的攻击。当时有人记载说:“窃闻吾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刚诸先生，成于天下不讲西学之日，受怨谤，忍尤垢，毅然慨然以倡此义，至今天下之讲西学者，则靡不宗诸先生。”(《戊戌变法》四，492页)郭嵩涛(筠仙)就这样背着一辈子的黑锅，郁郁而终。那些因循守旧的卫道士却以爱国保种自居，大学士倭仁就这样指责学习西方科技是用夏变夷，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洋务运动》二，30页)他的愚昧冥顽在近代史上是出了名的，但他的为官又恰恰比较清廉，其人品和历史作用不是一回事。更为复杂的还有另一种情况，在五十年代末周总理对蒋介石的评价与四十年代后期就不相同，他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397页)在这以前几乎是众口一词说他是卖国贼，又有谁敢说他坚持民族立场呢?所以爱国主义是很复杂的，是不是爱国,不是看口头标榜，也不是一成不变，它常常因历史条件的不同而变化，可以被各种势力所利用。因此，首先要正确理解古人爱国的内涵，才能科学地扬弃，创造性地运用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充实现代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历史上的爱国表现有多种内容，从整体上考察不外乎三种情况:其一、是对父母之邦的依恋和对故土的热爱；其二、忠君。由于君国一体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忠君也是忠于国家的表现，当国家利益与君主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服从君主，放弃国家利益，那就是愚忠，不可取，但忠君确实是古人的爱国观念，这是不能苛求的；其三、为发展中华文化所作的认同和反思，也是爱国行为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包含少数民族入侵中原，虽然是侵略者，但最后又认同中原文化被中原文化所同化，不以侵略者的意志为转移地壮大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正是不断地吸收周边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滋养，才得以源远流长。不过人们只习惯地看到他们是侵略者，而没有看到他们也是被同化者，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和汉族人民共同组建了民族的大家庭。当然，这不是否定汉族抗击侵略的民族英雄，这是在不同范畴进行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一组悖论，对这种悖论不能用简单的办法，以甲否定乙，或以乙否定甲，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有一致性也有相背反的情况，这要看爱国的具体内容和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具有的合理性，不能一概而论。至于以揭露、抨击、谴责社会黑暗的形式而进行的文化思考和忧国忧民，那就具有更加复杂的内涵了。
上述三种情况的社会效应是不一样的。最具有人民性和普适性的是第一种，作为父母之邦，这是不可取代的。正如人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有养母、继母、教母，但生母只有一个，这是不可选择，不可更替的，因为是唯一的，所以又是神圣的、至上的，这就是热爱祖国的情感。其中最壮烈而又最令人痛惜的是忠君报国，最典型的例子是岳飞。毛泽民对岳飞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岳飞就是杀了头才出了名的。”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如果不是冤狱，岳飞只是千百个民族英雄中的一个，最出名的可能不是他而是别人。但是，他的千古冤狱和壮怀激烈，却博得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景仰。中国人对悲剧英雄的爱戴更甚于战功赫赫的名将，论功绩汉代的霍去病六次远征匈奴，解除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打开通西域的道路，官至大司马和冠军侯，这是岳飞所不能比拟的，但在人民心目中霍去病的声名并不在岳飞以上。人们为末路英雄一掬同情之泪，却造就了岳飞成为民族英雄中最卓越的偶像。所以岳飞的迁腐，对君主的的愚忠，成就了他的声名。对统治者来说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但在民间往往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是中国人的善良和同情弱者的民族心理的反映。也是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不同步的一例。在上述三种情况中最深沉而又最容易被人曲解的，是出于忧患意识，为振兴中华文化而进行的文化思考，包含某些知识分子在国家多事之秋忧国忧民，甚或某些愤世嫉俗的表现，也往往流露出对祖国至爱情深的心怀。有的爱国者在当代可能不被人理解，到后代才被人发现，在历史上也屡见不爽。
有一句经常被人们引用的古话，非常典型地表述了古人对国家的观念，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的始创者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他的原意又恰恰与今人理解的对国家兴亡的责任大相径庭。他在《日知录》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在这里国家与天下不是同一个概念，以天下与国家相比，天下是一个崇高的信念，而国家却比较淡化，亡国是改朝换代，这是君主和当官们谋划的事，而仁义败坏，道德沦丧，才是百姓义不容辞的责任。关于这点，章太炎在《革命之道德》一文中也有解释说:“匹夫有责之说，今人以为常谈，不悟其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而非政治经济之云云。”以道德凌驾在政治经济之上，认为保持道德比保持国家政权更重要，这是以伦理为本位的国家观，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乃是文明观，这是对祖国文化的信念。所以古人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这不是武力的征服，而是指文化的治理和征服。虽然这是华夏中心主义，但却表现了古人对祖国文化的自信和优越感，也是封建时代爱国精神的体现。
顾炎武这段话所表现的国家观念并不强烈，古人就是这样，春秋时代，人们朝秦暮楚，不以为叛国；苏秦做了六国宰相，被视为能人；外籍人在中国受封被任为高官的也不乏其例。古人重视的是文化不是国籍，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只要接受礼义之教，就不是蛮夷之邦，这是天下一家的思想基础。自古以来华夏之辨，是辨在有没有认同中原文化，不在于肤色的差别，连十六世纪的利玛窦都认识到这点，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习儒教、穿儒服，受到明王朝优渥有加的礼遇。所以炎黄文化是个大文化观念，不是一个族别问题。
爱祖国、忠君和发展中华文化作为传统爱国精神的三项内容，已随着历史的发展发生变化。忠君早已被淘汰，爱祖国和爱中华文化本是二位一体，祖国是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是自然生态；接受祖国文化薰陶，形成一定的民族文化心理是社会生态。祖国不单是故土的疆域，也不仅是同种人聚集的地区，还是一种文化，包括生活方式、审美习惯和人情风貌，这是人们永远舍弃不了的情缘，纵使浪迹海外成为外国公民，与祖国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会葆有一颗中国心。这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劲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优良传统。
处在当今的时代怎样弘扬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作者以为，首先要强化爱祖国的观念，适当淡化制度意识，这是最切合实际的选择。虽然制度是有关国家的学说，国家因有对外保卫的职能，不能淡化，但是制度是可以变化，也是可以调整的，这不仅是传统也是国情。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思想，那就是一国两制，这是淡化制度的结果，如果强化制度，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尖锐对立和你死我活，那香港又怎样回归?一国两制又怎样实施?邓小平还说过，姓资姓社先不要讨论，这也是淡化了主义，否则又怎样引进外资?如何对待三资企业?
在实践上我们早已这样做了，但在理论上还不敢这样探讨，这可能是理论滞后，也可能是理论上的懦夫。在这方面特别应该提到的是邓小平在1987年讲的一句话，他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25页)这是一个大智大勇的论断，半个世纪以来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在讲社会主义,邓小平是真正坦诚地、科学地说明社会主义的第一人。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信奉的苏式社会主义有许多水分，是半个乌托邦，但也不是肥皂泡，依靠这种模式我们成功地建设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使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也由于这个模式在许多方面的不切实际，使经济建设蒙受巨大的挫折，导至十年文革的灾难，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如今终于重新调整，选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迎来国民经济建设的新高涨，这充分说明制度是可以变化的。
历史上更是如此，中国只有一个，但从古到今的制度几多变化，有奴隶制、封建制、半殖民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即以社会主义而言还有各种模式，今后还会有发展变化，所以没有不变的制度，尤其在变革时期，不能僵化，当然这是权宜的，为谋求祖国的繁荣才是永恒的，有没有这点很不一样，回想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步发展，往往都伴发爱国与卖国的议论，80年代末关于海南洋浦出租土地的争议，现在又有保税区的问题，在民众中并不是都很清楚的，事实上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并不在于具体的措施，但是往往有人停留在五、六十年代苏联模式的社会制度，指责这不是社会主义那不是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的讲话有很大的理论勇气，是真正拨正了航向。现在有必要强化爱祖国的观念，淡化制度，谨防有人用爱国主义的旗号攻击改革开放的国策。要知道在历史上，就有民族沙文主义者打着爱国主义的招牌，聚集力量的事例，希特勒就是以热爱日耳曼帝国为号召走向法西斯道路的。对爱国主义这样复杂的背景和内容，保持清醒的意识和科学地理解，才能谈到选择什么，弘扬什么。
关于这方面，在建国初期有过很成功的经验，那时在青少年中进行五爱教育，首先就是爱祖国，这对陶冶青少年的品性，提高民族素质起了很大的作用，遗憾的是先是阶级斗争主导一切，接着市场化经济冲击一切，这些都相应地冲淡了爱祖国的主题，这是很大的偏失，这种偏失的直接贻害是肇成对祖国历史的淡漠。1994年10月10日《北京青年报》报道《专家警示:新一代正在忘却历史》说，有记者在北京一所中学初三班进行调查，发现全班50名同学，只有一人知道孔子的名字，无一人知道中国为何称5000年文明。1993年第3期《青年研究》刊载《中学生追星现象调查研究》一文足以引人深思。文章说，南京师大教育系对南京两所中学进行民意测验，要学生列出最崇拜的人物，统计结果前十名的人物按次序是:家人、周恩来、刘德华、毛泽东、张学友、郭富城、林志颖、雷锋、黎鸣、周润发，其中除了家人和已故的现代人物周、毛和雷锋以外，都是港台明星，真正的历史人物一个也没有。无独有偶，在我们撰写《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中发现，廿十年代也有一份测试可参照，1913.7.1上海《时报》载文说，江苏第一师范学校招生，考卷中有一题是列出自己所崇拜的人物，应试的三百多人都是中小学生，统计结果前十名是孔子、孟子、孙中山、颜渊、诸葛亮、范仲淹、岳飞、黎元洪和华盛顿。从从这份名单上可以看到历代圣贤，民族英雄，革命元勋和有节操、有智谋的文人名士都受到青年的崇拜，孙中山更是位列第三，仅在孔孟之后，而数千年来被奉为万岁爷的皇帝却名落孙山。值得注意的是，在外国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中除了华盛顿名列十人榜以外，受到景仰的还有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培根、卢梭、安重根、马丁路德等。小小的一张试卷，反映了二十年代的时代风云和价值取向。九十年代对青年的测试又说明了什么?作为民族精神体现的著名历史人物，在二十年代是青年的偶象，到九十年代竟然没有一人受到崇拜。二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同样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我们不会忘记正是二十年代的热血青年发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改造旧中国，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奋发有为的气概和智慧，又何尝不是受到伟大民族精神的哺育?当代我国正经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面对这千古未有的丰功伟业，我们的青年怎么了?对先贤和英烈是这样的漠视和无知。从1913到1993整整八十年，肇成这样大的反差，真是八十年河东，八十年河西，更有甚者，有的年青人一出国就千方百计加入外国国籍，选择国籍是人权问题，毋需反对，何况有的还有各种具体情况，即使加入外国籍的，也因为拥有一颗中国心，不乏有报效祖国的热情。但是不妨比较一下，在中国的外国公民加入中国籍的可谓凤毛麟角，我们有的年青人却不惜自秽、自辱，为得到外国籍不择手段。所以在世风败坏，道德滑坡中最可悲的就是对祖国观念的淡漠，无可否认地这是民族精神在衰退的朕兆，这也正是顾炎武呼唤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然，时下文化节到处可见，弘扬传统文化成为时髦，那只是商品，是广告，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真正的文化效应是应该立足于改善和提高国民素质，塑造一代新人，这正是我们缺乏而又最重要的方面，不能不引以为训。
民族精神是以人为主体，以文化为传承的，它要通过民族的共同记忆来认定，历史就是民族的记忆。基辛格在《重建的世界》中说:“一个国家的成就只有通过共同的历史意识来鉴定。这是各个国家仅有的经验，也是它们唯一能从自身学习到的经验。历史就是国家的回忆。”所以爱国主义本身也是历史情感的表现。重视祖国的历史，崇敬民族的先杰，是民族的自信，这方面只要看一看建国只有二百多年的美国，是怎样珍贵先行者的遗迹，就可知道不论是小农社会还是工业社会，只要有民族的生聚就有共同的回忆，历史是不可替代的使万众凝聚的同心圆，众志成城的火种。在民族危难之秋，同舟共济的历史情感会燃起救亡图存的火炬，在建设现代化中，长历史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又会成为民族振兴的契机。周总理说得好:“历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象记忆对于个人一样，一个人丧失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转引自《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2页)
所以在弘扬爱国主义的传统中，要格外重视爱祖国的教育，这是一切爱国主义思想和行为的基础，也是最大范围地团结全世界华人的最有号召力和凝聚力的召唤。它不分制度、不分主义、不分信仰、不分族别，只为一个崇高的目标，振兴中华。这样一个神圣的、至上的信念，将富集中华民族对祖国的历史情感，迎来祖国的繁荣和统一。
文章出处：《学术月刊》199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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