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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战争——改朝换代的动力、封建政治制度的自我调节机制 农民起义部队的构成是相当复杂的，并不是由单一的农民组成的。从主要成员看，它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从基层看，是贫苦农民，他们求生存，要活命，反对剥削与压迫，因而参加起义。他们是农民起义的主体力量，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从上层领导人看，他们和基层成员不一样。农民起义一开始，他们就抱有做皇帝、做高官的政治欲望。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杨秀清都是如此。广大戍卒中途遇雨，滞留大泽乡，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到达目的地渔阳，按律当斩。陈胜是戍卒，但担任“屯长”，是个小军官。早年他曾对穷朋友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遇雨后，他与吴广合谋，策动戍卒起义。鱼腹藏书——“陈胜王”、篝火狐鸣——“大楚兴、陈胜王”，都显示了陈胜、吴广发动戍卒起义的政治目的。太平天国起义，李秀成也说，当年他家无田无地，“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难”，拜上帝后，有吃有穿，无灾无难，因而参加了太平军，拜了上帝。他又说：“欲立国者”，皆洪秀全、杨秀清等“六人深知”。 在农民的血泊中，起义领导人如愿登上皇帝的宝座，实现了封建专制王朝的改朝换代。新王朝采取若干有利社会发展的措施，社会出现了新气象，农民生活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因此改朝换代也有它的历史进步性。 我们还可以跨出朝代更替，从整个封建专制政治制度来考察农民战争胜利的历史作用。 董仲舒发挥了“天人合一”思想，认定人间的社会关系都是天定的秩序。“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皇帝专制政制是不变的。但他又发挥了“天人感应”思想，说“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秉承天命做了皇帝，如果他失德，做错事，天下动荡，天又会降灾害、怪异以警告他，要他改正；警告无效，则降“殃咎”以惩罚他。“殃咎”当然包括“汤武革命”、刘邦发动的农民战争一类事件在内。农民战争反抗失德的皇帝，从而推翻旧皇帝推戴新皇帝、建立新皇朝，也就符合天意了。董仲舒又提出“三统”说，认为“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改朝换代以后，一切照旧也不是天志，必须有所革新，包括迁都、改变朝代名称，改换正朔等。这些都是在维护专制政制范围内的革新。推而广之，轻徭薄赋以恢复农业生产；宽刑礼下以安抚人心，都是允许的。这样的理念为皇帝专制政治制度的延续增加了一点活力。 人物已非，政策调正，但制度依旧，这是皇帝专制制度内的自我调节。轻徭薄赋，广大农民的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宽刑礼下，士人的工作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因此，这种皇帝专制制度的自我调节得到社会的认同。 如果造反失败了，农民战争被专制皇帝镇压下去了、按照“天人感应”的理论，这也是“天志”。“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成为传统史论的准则。刘邦、李世民、朱元璋等成了专制皇帝；黄巢、张献忠、洪秀全等都成了“流寇”。 “天人感应”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存在，董仲舒不过是加以系统的发挥。 农民战争是改朝换代的主要动力，也是中国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内的自我调节，有利于辉煌的古代文明的形与发展，这也导致了中国皇帝专制政治制度的长期延续。 二、太平天国起义爆发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它是一次失败了的农民战争，但带有时代的特点 到鸦片战争前后，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已经十分腐败、中国社会又走到改朝换代的十字路口。这可以当时人的著作为证。 一是龚自珍揭露当时是一个“衰世”，“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支月日，奚暇问年岁”，他呼吁清王朝自动进行改革。 二是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指出当时“真有民不聊生之势”。 三是龙启瑞的文章说：“粵西近日情事，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 但是，清王朝统治集团拒绝任何改革，听任腐败下去。它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社会要发展，首先要推翻这个障碍。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适应了推翻清腐朽王朝，打破社会发展的阻碍，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太平天国的正义性质是非常明显的。 在19世纪40—5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发动农民起义，即使起义成功、推翻清封建王朝，也只能起改朝換代的作用。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最终走向失败、改朝换代的历史作用并没有完成。它与历史上的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张献忠起义、李自成起义一样，是一次失败的农民战争。 但是与历史上失败的农民战争相比，太平天国又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吸取了西方文化。 鸦片战争以后，一个重要的文化特点和社会需要是吸取西方先进文化，改造中国，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至于学习西方文化的哪些内容，怎么学法，需要一个探索过程。“师夷长技”是一种看法。在1 9世纪40年代洪秀全走了另一条路子——肯定基督教关于上帝的思想。这条路子的形成，就洪秀全说，也是思考的结果，不是即兴的产物。 洪秀全读了《劝世良言》，联想到中国古籍诗、书、易、孟子等书中提到的有关“上帝”、“皇矣上帝”的内容，他肯定上帝的存在与权威。他相信皇上帝是至高无上的造天造地造万物的大主宰，人人皆敬畏他、崇拜他。从这一个观点出发，他认为在远古，中国与西方都崇拜上帝。在中国，从秦始皇开始．最高统治者都自称“皇帝”，则是盗用上帝、皇上帝的称号、是“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中国人也因此而饱受痛苦、苦难。在西方，却一直崇拜上帝，因此，西方人幸福。中国的人间“皇帝”，这个“奉天承运”的庞然大物、被洪秀全撕去“画皮”。虽然，这只是“名号”问题，洪秀全并没有否定专制政制。洪秀全自己称“天王”，不称“皇帝”，实际上仍然实行皇帝专制政制，但毕竟撕开了皇帝尊严的一个缺口，开拓了人民群众的思想。 这是从西方文化中得到启示，联系中国传统文化得到的一点有益结论。 以上是早期的历史。到后期，不能不提到洪仁玕。洪仁玕写的包括《资政新篇》在内的一系列著作，基本内容是学习西方“富强之邦”，“革故鼎新”，建立“礼义富足”的国家。 洪仁玕介绍了世界各国概况。他说：“英吉利于今称最强之邦，由法善也”；“花旗邦”富足强盛，“邦长由选举产生”，以“多人举者为贤能也，以多议是者为公也”。洪仁玕着重介绍了俄罗斯：“其地最广，二倍于中邦”，过去屡为英、佛、日尔曼等国所迫，后来由弱变强，一是彼得大帝学习了佛兰西等国的“邦法”、二是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火船技艺”，这是值得效法的一个典型。他还列举了一些国家因不知“变通”，以致“邦势不振”的例子。显然，他建议洪秀全学习彼得大帝。 洪仁玕具体地列举了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学习西方的内容，其中包括：鼓励私人办银行、开矿藏、制造近代车船及其他各种工艺，“准富人请人雇工，不得买奴”，对兴办银行的“富民”，“准每两取息三厘”；对兴宝藏的“总领”，允许取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二作为利润；鼓励自由贸易，包括对外贸易，“与番人争雄”；改革文风，提倡“文以纪实”；兴办报馆发行报纸；对外国平等往来，独立自主。洪仁玕特别强调“立法”，依法办事，他说：“国家以法制为先，法制以遵行为要”。 “国家以法制为先”，比“金口玉言”、“文字狱”先进；“文以纪实”比“八股文”先进；学习西方“富强之邦”，比“不可用夷变夏”先进；自由贸易、“与番人并雄”比闭关自守先进；鼓励工商业比“重农抑商”先进。这些“革故鼎新”的内容在当时都是针对时弊，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 或云：当时主要社会问题是地主占有土地，对农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资政新篇》没有提及农民的土地问题，是最大的脱离实际。这种论点值得推敲。在当时，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是皇帝专制政制，不仅仅是农民受地主剥削问题。只有推翻皇帝专制政制，以法治国才能解决农民的士地问题；只有保护私有财产，保护自由经营和贸易、发展工商业才能为农业发展创造条件。在专制政制下，即使实行耕者有其田，地租从地主手中解放出来，也转移不到农民手中，只能转移到专制皇帝手中。前引曾国藩的《备陈民间疾苦疏》中所讲民间疾苦，很大一部分讲的是自耕农的痛苦。 《天朝田亩制度》是绝对平均主义的产物，它对发动农民起来造反，有鼓动作用。从《天朝田亩制度》到“照旧交粮纳税”是从空想回到维持现状；从“照旧交粮纳税”到洪仁玕提出的“革故鼎新”应该视为从维持现状发展到改革开放。这种改革有逐步推行的可能，并不是空想。当时没有实行，是因为战争没有取得全面胜利，主要精力忙于战斗，并不能说，这个纲领是不能实行的空想。 从世界范围看，当时除少数国家进入近代社会，绝大多数国家仍停留在前近代社会。在众多的前近代社会国家中，像洪仁玕这样提出吸取西方先进文化，“革故鼎新”带有近代启蒙性质的思想和政治改革方案是极少见的。他提出《资政新篇》等一系列著作，远早于日本的西周、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 《资政新篇》流传到清朝统治区后，理所当然地得到有识之士的赞赏。曾国藩的贴心幕僚赵烈文获得这部著作后，把它推荐给曾国藩。他对曾国藩说：“其中所言，颇有见识”，“其长处颇能变通用之”，“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志云：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有志之士，尚无忽诸”。过了五个月后，赵烈文又上书曾国藩说，“夫夷人非异人也，术非异术也，反其所为而用之，其效必可也”，“用夷之道，还施于彼，其事亦易，非甚难为也”。 19世纪40年代初，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5O年代末洪仁玕将上述思想系统化，并具体化为一个政治纲领，60年代初开始的洋务运动的内容实际上没有超过《资政新篇》。 据罗老统计，《资政新篇》“法法类”中共提出28个方案，洪秀全在25个方案上，有的批“是”字，有的批“此策是也”，只有两个批推翻清王朝以后实行不算迟。因此罗老的结论是：“洪秀全是要实行《资政新篇》的方案的。” 太平天国如同黄巢起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一样，是失败的农民战争，但是它是带有时代特色的失败的农民战争，它留给后人更多的历史启示。 三、太平天国与晚清政局 太平天国是一次失败的农民起义。但它对晚清政局的影响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太平天国对尔后历史发展所产生的精神条件，亦即革命精神对晚清的影响，议论较多。突出的例子是研究太平天国对孙中山思想影响。普遍认为，它是推动孙中山发动民主革命的精神因素之一。我想这一点是客观存在，难以否定。 但是，更广阔一点研究一下晚清政局，人们不难发现：太平天国战争沉重打击满洲皇族，地方政府汉族官员权力扩张。 1860年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打垮，此后清政府完全失去对付太平军的力量，不得不完全依靠曾国藩的湘军及稍后组成的李鸿章的淮军，以对付太平军。湘淮军将领由于军功陆续取得督、抚、布政等重要职务，地方军政大权遂由中央政府转入湘淮军将领手中。太平天国失败后，中央权力继续削弱，地方督抚权力继续扩张，学者称之为“督抚专政”。据贾熟村教授统计：“且不算李鸿章之庞大淮军系统，仅曾国藩集团、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提督者即有数十人之多；官至道员总兵以上者又有一百数十人。保至武职三品以上者竟然多至数万人”。 战后，地方督抚继续拥有编练军队的权力，这已经成为惯例，而且受到慈禧太后的鼓励。曾国藩在攻占天京以后曾经遣散湘军、但在他担任直隶总督入京陛见时，慈禧却三次要他“练兵”。刘铭传任台湾巡抚，所部淮军随之去台；张树声任广东巡抚，所部淮军亦去粤。淮军主力则长期驻防在直隶辽东一带。光绪十一年设海军衙门，虽以醇亲王为督办，李鸿章为会办，然上谕又云：“责成李鸿章专司其事。” 布政使、按察使原来直属中央指挥。战争期间，督抚便宜行事，控制了地方财政与司法大权，把这两名高级官员看成自己的属员。这种隶属关系在战争结束以后沿袭下来，而且变本加厉，督抚有兵权又有财权，有行政权又有司法权。 督抚权力扩张，使他们有可能进行一系列近代化的变革，李鸿章成了中国近代化的主要推动者。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导致绅商势力强大。绅商势力与地方督抚又有结合的趋势，这正是晚清新政时期1905年前后立宪运动发展的社会基础。 1908年光绪、慈禧先后逝世，宣统继位。载沣以摄政王身份垄断一切军政大权，立宪党人认为清廷不可救药，逐渐与革命党人互通声气。武昌起义以后，立宪党人汤化龙与革命党人合作，稳定了起义以后武昌的政治局面，各省光复基本上是革命派与立宪派及地方官员合作的结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9名总长中， 同盟会员只有3名，其他多为立宪派或旧官僚。 在清军进攻汉阳前，袁世凯投入的兵力有第四镇全部，第二镇和第六镇各一个混成旅，兵力总共有三万多人，在人数、武器和训练上都超过革命军。汉阳一战，革命军共伤亡3 3OO多人，黄兴悲愤万分，建议放弃武昌。如果没有南北议和，革命派和立宪派、袁世凯联合起来，武昌起义结果如何很难预料。 可见太平天国一役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影响到中华民国的建立。 四、农民战争与宗教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往往利用天命、神意和宗教信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战斗。陈胜、吴广鱼腹藏书，篝火狐鸣，刘邦神化斩蛇，称赤帝子，张角等利用太平道称黄巾军发动起义，韩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以及白莲教等等。 太平天国起义宣传唯一真神上帝，由是将“拜上”作为动员、组织起义的工具。 这些对天、神、佛、上帝的信仰是不是就是邪教?值得研究。“邪教”，总要有一个“正教”与它们相对应。以拜上帝为例。它是从耶稣教演变过来的，如以耶稣教为正教的话，拜上帝可以说是邪教，因为它的基本教义又与耶稣教不一样。很早就有学者称拜上帝是邪教。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有一处就说拜上帝是“邪教”。他的含意很明显的是指“附会采用西洋的耶教”，就是说对比耶稣教，它是邪教。这种观点，我个人认为也是言之成理的。 至于拜上帝是不是政治性邪教。这就涉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不是一次正义性的战争?是不是适应扫除中国社会发展障碍，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回答如果是否定的话，断定拜上帝教是邪教，拜上帝会是邪教组织则是顺理成章的事。 前面，我就三个题目发表的意见，正是为了回答这第四个题目。 清王朝已经十分腐朽，又拒绝作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成了中国社会前进的阻力；只有推翻这个腐朽政权，扫清社会发展的障碍，才能推动社会前进。太平天国是一次正义的战争。这样，被太平天国用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拜上帝教”、“拜上帝会”不能被视为政治性邪教、政治性邪教组织。 至于太平天国在各方面的种种失误，那是在正义事业中出现的，也正是出现种种失误，才最终导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 对这许多失误，历史学家应该予以分析总结。有许多失误并不是太平天国所独有的，它带有普遍性，当然在程度上有差别。 哪一次改朝换代的战争不是死伤无数、社会生产萎缩、文化破坏而领导人却占有财富与女色? 秦统一战争中杀死多少人?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张献忠起义死亡多少?南京被破坏始于太平天国吗?不是，始于隋文帝灭陈。朱元璋上台以后，除汤和一人善终外，所有当年共患难、出生入死的“穷朋友”，都被他杀光了。清军入关、顺康雍乾鼎盛时期，杀死多少人? “剃发令”害死了多少人?扬州、江阴、嘉定屠城死了多少人?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明清“文字狱”造成多大伤害?编“四库全书”，烧毀了多少犯禁书籍?有人统计焚烧24次，毀书538种，13 862部，“上谕”还说“东南诸省，书未禁绝”。好色腐败是历代帝王的通病，“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加起来超过八十，还有三千宫女。 对这些暴行进行分析批判，是历史学家应该做的工作，但不能以这些非人道的事否定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的正义性质、否定开国封建帝王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同样也不能以这些非人道的事否定中途失败了的农民战争及其领袖的正义性质和历史作用，从而给为农民战争服务的民间宗教及其组织加上政治性邪教和政治性邪教组织的帽子；给农民战争领导人加上“政治性邪教教主”的称号。因为这些不符合历史实际。 顺便说一点史实的考证。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提出一个问题：从太平天国自身的资料包括印书、文书档案、亲笔供词看，我没有发现“拜上帝会”字样，凡是可能出现“拜上帝会”的地方，都写成“拜上”或“拜上帝”。被清军俘虏的太平军人员的“录供”及时人根据太平军成员口述的笔记出现过“拜上帝会”一词。因此，我认为并不是洪秀全、冯云山建立起拜上帝会，而是其他人用拜上帝会称呼在一起举行拜上帝仪式的人。后来有一位学者概括为：拜上帝会是“他称”，不是“自称”，“拜上帝教”一词也是同样的情况。 1998年武汉出版社出版了王庆成教授编著的《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这本书汇集了他历游欧美搜集太平天国资料的丰硕成果。在“造反考文书”一节中也没有发现“拜上帝会”、“拜上帝教”、“上帝教”等字样。 罗老在《太平天国史》中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写道：“太平天国的宗教组织，称为拜上帝会。本书记载，在把它作为一个组织看时，称为拜上帝会，在把它作为一个宗教看时，称为上帝教。”在“太平天国的宗教组织，称为拜上帝会”下面，特别加了一条注释：“据韩山文：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原第六章拜上帝会译名后所注中文原名。案简又文把此书名简译为太平天国起义记。”但是，简又文的汉译并不准确。韩山文的原文是： They formed congregations among themselves, gathering together for religions worship, and became soon extensively known under the name of The Congregation of Worshippers of God. 这一段英文比较准确的译法应该是： 他们自己成群地会合起来，在一起举行宗教礼拜。很快，他们以“拜上帝会”的名称而远近驰名。 这段原文仍然认为拜上帝会是“他称”，不是“自称”。 “拜上帝会”、“拜上帝教”是“他称”，不是“自称”一说，似乎仍然可以存在。这一点请大家批评指正。 （本文由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