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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沈乙庵七十寿序》中那句著名的话：“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降之学新”，撮清学之要。明末亭林、梨洲、船山在国变之际沉恸并思考的君国、经世，经乾嘉以降士人们一百余年细琐功夫的淀积，值晚清，又被重新、大量提及。晚清学林对于国初之学的接续，“晚明三先生”在一个崇“新”的时潮中被援引，皆与时局中的另一种“国变”相关，亦与此“国变”中具体的制度及社会变动相关。 经世与变法 思想缘时势逶迤，因此，在晚清中国“世变之亟”的当口，相较于黄梨洲、王船山，与经世相关更密的顾亭林是被引申较多的一位。晚清的顾炎武评述中，举曾国藩、梁启超二人为例。曾国藩说：“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褎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亦讲其“博大精微，体用兼赅”。而梁启超在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言清学之祖，必推亭林。诸先生之学统，不数十稔而俱绝，惟亭林岿然独存也。”他在后来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亭林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我以为现代青年，很应该用点功夫，多参阅些资料，以看出他的全人格”。 一“宗”一“祖”，概论了亭林在清学中的至高位置，而这个概括，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叙说者的语境。曾国藩之后，至梁启超的世代，是一个举国言变法、进而由变法走向了革命的世代。如何扶危救困、救亡图存是这一世代士林中人的集体焦虑。于是，讲实学、讲经世的顾炎武自然位列其首。 自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之后的数十种晚清《经世文编》中，能看到大量的对亭林先生的引用。这些嘉道以来的士子，言及亭林，多援引其封建郡县论、考试、铨选、吏治、赋税、钱粮、盐课、钞法、兵政、地利、舆图、河防、水利等论说。其中，尤以《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被引述最多。略举两例。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所收，嘉道间士人张杓写的《日知录跋》，称亭林先生“挟经世之才，怀匡时之志，慨然以世道人心为己任”。《日知录》：“自经史而外，凡国家政治，大而典礼财赋，小而馆舍邮亭，无不援据典籍，疏通其源流，而考论其得失，至于风俗之败坏，世教之陵迟，则陈古讽今，尤三太息。盖先生目击明季之政，故不觉言之深痛如此。”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中所收，谢应芝（1795-1862）《书郡国利病书后》：“亭林山人博极群书，各因天下土俗所宜，采录大备，而莫善于西北水利。东南既无旷土，而西北尚多闲田，西北水利兴则屯戍行、粮赋减、漕运罢、河工省，一切杂税皆可弛，民克安其业，享其利，虽谓井田之良法复行于今可也。”仅列此两例，亭林身后，士人多数是在这样的“经世致用”语境中阅读和引申前贤的。而在嘉道、咸同年间，西学尚未大量引入，士林谈经世，尚无新的思想资源，因此，他们的谈论基本也不脱这个君国体制的框架。也就是陈天华所说的：“彼时学科不全，而当时风气，喜谈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三先生之学说，于山川险塞、制度利弊以及行军理财，均反复研讨，以求深至。” 至光宣，士人谈亭林，亦未脱古为今用、“参酌吾国旧有之制度”；但由于西方政体、制体论说大量引进，有些援引走得更远，衍为一种中西杂糅的形态。尤以亭林“寓封建于郡县”的讨论对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影响为典型。诸如，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关于“公黜陟”、“免回避”、“许自陈”、“复乡职”等篇内论说的，便是竭力将寓封建于郡县混合进新的地方自治方案中。康有为则更直陈地方自治“即古者之封建也”。而在黄遵宪、袁昶、戴鸿慈、端方等人有关自治与立宪的论说中，都能很清楚看到顾炎武的影响，甚而直接以泰西之地方议院比附“大儒顾炎武谓行封建之意于郡县之内”，“则外侮不能乘虚而入”。1906年《政艺通报》上《顾亭林日知录之地方自治说》一文：“今采录其议论政事各条之关于地方自治者，排比而释之，或参以己见，意在发明而止。近日寰宇竞侈言立宪，而立宪之根本，在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又不能纯取欧美之制移之吾国，遂可谓之推行而尽善也。参酌吾国旧有之制度，古先之成说，而能致谨于历史、地理、风俗、民性之间，然后可措之有利而无弊，则此篇之为，未可以其陈迹而尽弃之也。”古先之成说，是推行制度革新有效、有益的思想资源。经世之学到了晚清，洐化为“古为今用”，甚至“古已有之”、“西学中源”说。而邓实在《明末四先生学说》文中说：“亭林先生当晚季，目睹不学之患，故首以读书哭告天下，力矫明儒之空疏无用，而以经世实用为宗，遂以开有清一代实事求是之学。”亭林等人关于治道的种种论说，便因此与晚清中国的经世时风、改良政潮成功接榫。 “君国之变”、“种族之辨” 除“经世之学”，“君国之变”与“种族革命”是晚明三先生在晚清被复调、高调提起的另外两重缘由。 比如，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便是晚清梁启超、麦孟华诸君之于亭林的重新“发明”。1897年，梁启超《万木草堂小学学记》：“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世此义不明，即好学之士亦每以独善其身为主义，而世变益莫之振救，不知栋折榱崩，其谁能免？即不念大局，独不思自保耶？”麦孟华《民义自序》：“顾炎武曰：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是固保种族、存国教之先务欤！其亦海内魁桀之所宜有事者欤！”另一康门弟子刘桢麟1897年6月在《知新报》发表《论中国守旧党不如日本》：“中国今日之不振，士人实当坐其咎。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种族之华能，无非类之，惧君父之患，宁非臣子之辱，如其以存中国为心，则虽倡言守旧，吾不以责之也，如不以存中国为心，则虽日言变法，日事西学，适足为外人先路之导耳，奚论守旧！”亭林“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之说，原有保国、保天下的分别，亦因分别，对不同人群有不同的责任判分；而晚清维新党人直接将这两层涵义合二为一，将“保国、保种、保教”糅为一体。 这种因“君国之变”演化而来的维新思想，在日益激进化的时风中便直接发展成了“种族革命”。其后的士林言说，顾、黄、王的经世学问，更多地被加入了“激动种姓”之义。邓实《国学无用辨》文：“明之季，国既亡矣，而北有夏峰、习斋，西有二曲，东南有亭林、梨洲、船山，皆思本所学以救故国，著书立说，哭告天下，而天下之人不应，漠然若毋动其中，其言不用，而神州遂至陆沉。夫使数君子之学，得以见施于时，则亭林乡治之说行，而神州早成地方自治之制；梨州（洲）原君原臣之说昌，则专制之局早破；船山爱类辨族之说著，则民族独立之国久已建于东方矣。是故数君子之学说而用，则其中国非如今日之中国可知也……惜其学不用，乃以成此晚近衰亡之局，而反以无用诬古人，古之人不更悲乎？”所以后来黄濬总结：“明末梨洲、船山诸儒，痛心胡祸，稍申君与国之辨。清网一密，诸说阒然。清末能知世界大势怵心亡国者，郭筠仙之外，唯曾劼刚。劼刚议论中，已大胆以国家为一单位，不复斤斤于‘圣清’‘我皇上’之习说。”汪国垣则直接说：“清季种族革命论，其远源实自黄太冲、顾亭林、王而农发之。”梁启超后来也曾概括过：“最近三十年间，把第一个一百年的思想全部复活。头一件，他们消极的和满洲人不合作的态度，到这时候变为积极的，卒至推翻清朝，建设民国。第二件，他们的学问种类和做学问方法，因为欧洲文化输入，重新发生光彩，越发向上进。”和满洲的不合作，“种族自卫，无滋蛮貉”，至清末，易化为推翻清王朝的种族革命之说，这同样也是时势之于思想的塑造，或者称之为“再阐释”。 科举、印刷相关 以上所述，皆为思想流转的历史语境；这个语境，也关联到实际的载体。在晚清中国，亭林以及顾著出版，有更为具体的制度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事实上，亭林身后，他的思想和著作从未湮灭，在清代中国持续传布，除了家刻、坊刻，像《四库全书》《皇清经解》这样大部的出版工程中，也都收有顾著。只是，到了晚清，这个不绝如缕的荧荧烛火变得更像是一股时潮。人们更热衷于阅读和谈论顾炎武，不仅与作为语境的危局、国变有关，还与晚清中国所 经历的大的制度变革以及印刷革命相关。 秦燕春在《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一书中简单列举过清末出版的顾炎武著作，比如，点石斋的石印本《日知录集释》，扫叶山房的刻本《圣安纪事》，味静斋的《顾亭林先生诗笺》，校经山房的《圣安纪事》，图书集成局的铅印本《天下郡国利病书》。其中，《天下郡国利病书》在道咸以降，特别是光绪年间，出版较为集中。晚清上海发生的印刷革命为之提供了条件。1880年代开始，西方传入的石印技术取代传统的雕版印刷，开启了近代中国的印刷资本主义时代。石印业相对于雕版印刷，有许多优势。雕版书字不能太小，而字大，书就贵，照相石印可以把字缩得很小，书价就便宜，读书人买得起。石印制版容易：“大抵刻版粗笨，成书不易，而刻工嘉者殊鲜。坊间刻本字迹类多模糊，且一书之版多至叠床架屋。读者、藏版者往往苦之。然有（石）版则可随时刷印，不计多寡，非其利欤？活版则排印甚速，字迹清明，价值又廉，流传甚广。”而且，更重要的，石印非常高效，“印速甚快”、“制作甚奇”，比如文明书局，机器全部开足运营，每日能印书20余万页。 印刷革命使得从前那些不便流传、少量流传的书籍开始大量出现在市场。早期，石印业的主要业务就是课艺书，印刷诸如《康熙字典》《策学备纂》等士子应试书籍，由于印刷便捷，并且能印刷袖珍本，携带方便，一时需求量大增，而石印书局也因此获利甚丰，并愈发引起聚合效应，光绪年间，上海的石印书局超过八十家。 课艺书之外，戊戌以降的科举改革又使得各类西政时务、经济史论类的图书成为石印书坊的营业重心。其中，顾炎武著作在晚清上海新式印刷业中成为利薮，亦与废八股、改策论的制度变革有莫大关系。 1898年8月《申报》上有题为《论改试策论后士人家塾诵习课程》的论说：“今之势固急经济而缓词章也”，所以，除传统必读之书，古近名人论经济的文章亦不可不读；而《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之类有关中国与世界的时务书，更应“次第阅识”，在家塾中或令初学者取报章分别句读，“以清纹理”。经济文章应当成为圣贤文章之外的必读书目。《申报》时务书广告中有言：“自科场改制之诏下，坊肆所出近人策论几于充栋汗牛。”《日知录》《明夷待访录》《通鉴》等史论书籍也因为改试策论而畅销起来。1901年《申报》上《劝诫学生文》：“今之所谓学者，时文而己，诗赋而已，小楷而已，训诂而已。问有能以历代政术为学者乎？无有也。问有能以本朝掌故以为学者乎？无有也。问有能以天下郡国利病为学者乎？亦无有也。”是以人才不兴、国势不振。作者于是呼吁广设学堂，习有用之学。《得气之先》一文，论及八股取士时代，国家崇尚时艺，士子沉埋八股，无复有宏通淹雅之才者，“方今朝廷锐意求新，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首重经世有用之学”。 与朝廷改科举政令衔接会通的，1880年代开始，各地书院、学堂的课题已经日益明显地向时务策论倾斜。涉及亭林及其经世学问的试题便不少。比如，1881年宁波辩志文会课题，舆地类：“读顾亭林郡县论书后”；1889年辩志文会课题，舆地类：“读读史方舆纪要书后，读天下郡国利病书书后。间经济六科：一曰内政，以考求方舆险要、郡国利病、民情风俗者隶之，凡有志应此科者，平日宜若何肄习，斯成有用之才，盍各抒所见”。1889年上海求志书院课题，掌故类：“问黄氏明夷待访录与顾氏日知录论治孰优”；1891年求志书院课题，掌故类：“拟顾亭林郡县论”；1901年求志书院夏季课题，掌故类：“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书后”，秋季课题，掌故兼时务类：“孙夏峰、顾亭林、黄梨洲、李二曲四先生论赞”。1900年湖北黄岡文童调覆题：“论国初四君子，论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胡石庄”；汉阳凤山书院策题：“顾亭林谓治乱之关在人心风俗，而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不可阙，试即教化纲纪详言之”。1901年，江西学政吴士鉴在署甄别经训书院肄业生，出题：“拟顾亭林郡县论”。1901年江西萍乡县令顾家相课试书院，以经策命题，时务兼西政类：“顾亭林黄梨洲皆主变法论”。1901山东巡抚袁世凯试办济南大学堂，学堂章程中开列书目即有《日知录集释》和《天下郡国利病书》。 提倡实学的朝廷政令，以及废八股、改试策论的制度改革，其影响非常直接地投射到了林立于上海的各新式石印书坊。“亭林先生旷代通儒”的出版广告遍布1880年代以降的各类书刊杂志。1882年文玉山房发售顾亭林所著《菰中随笔》，“足补日知录之阙，版久浸毁，今复重梓，虽编帙无多而碎金片羽弥可宝贵”。1885年扫叶山房出版《亭林先生续遗书十种》，“当世博雅之士、讲求经世有用之学者，当必以先睹为快也”。次年扫叶山房又印成《顾亭林遗书二十种》，“足为后学之津梁，旦夕观玩，其嘉惠士林实非浅鲜”。1886年，点石斋石印《日知录集释》，称日知录集释久已行世，因木刻不爽目又难携带，而此书翻刻日多、伪谬日甚，是以重新石印编订，“谈经世之学者，此书实枕中鸿宝也”。点石斋的这部书一直到1900年代早期，还在持续翻印出版，足见受欢迎。1888年，慎记书庄将《日知录》与《策学纂要》合编，石印出版，这显然也与改试策论密切相关。1894年扫叶山房石印《顾亭林遗书汇辑》，1900年著易堂书局出版《日知录校正》。1899年，图书集成局所出“新印大字本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以上等洁白连泗纸印成，钉装六十本，外加锯木大箱，每部售洋十二元，直以“方今诏求变政，各省设立学堂，每以策论命题”，“海内有志之士欲讲求经济学问者，则此二书不可不备”为广告语。1901年，慎记书庄石印《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亦称国家力求实学，出版此书，既为留心经济者，亦为朝廷明诏的经济特科：“昆山顾氏所著，久已海内风行，士林望重，诚以天下之舆图关乎史学，不考古今何以识山川之要，不综源委何以知形势之全。方今海钥宏开，华洋错杂，重洋远隔，都邑边防，昧焉不察，不且贻舍本逐末之诮乎？本庄觅得善本原书，爰倩文人抄录，付诸石印，前印之书早经售罄，复印者现在所存无多，留心时事者宜速购为妙。”1903年，点石斋以“投时利器”为题，持续在《申报》上为其所出《日知录》《通鉴辑览》等书刊登广告，称其为“切于时用者”。点石斋所出《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详节加校勘记》，广告中称“非为射利起见，冀广流传”，嘉惠书林，并为各省学堂应用时务所参考。1904年上海棋盘街文瑞楼《新印大字本读史方舆纪要郡国利病书》《新编皇朝藩属舆地丛书》：舆地之学，一为慎重边疆，另外也为“乡会试策题、学院观风，每多边事命题”、“各省府厅州县学堂以及上年考试优贡，无不以边事舆地命题”，裨益政治实为旗帜，因其为科举参考书而大能赢利，则是更重要的原因。 胡思敬《国闻备乘》中记：“自科场废八股改试策论，又废科举改学堂，《日知录》《明夷待访录》《读通鉴论》三书盛行于世。”章士钊说顾氏《日知录》的重获盛行，即与科考策论有极大关系：“顾氏《日知录》者固国闻中之良书也。数年前石印，书贾发行之数，不下十万，其所以然者，乃以其言蕴藉，而且殚洽于试场之吞剥，与国中治国闻者之级数，毫无比较之关系。”而章太炎的《訄书》，章士钊认为其价值与顾氏之书不相上下，然而由于文义艰深，更重要的是与时务策论关系不大，因此不获流行。陆费逵也回忆，因为科举改革，要考史鉴策论，“于是《廿四史》《九通》《纲鉴》以及各种论说，又复盛行一时。”商务印书馆新印《历代通鉴辑览》和船山《读通鉴论（附宋论）》，也在广告中称“二书于考试学堂需用皆急，特坊间并无佳本，士林憾之”。 顾炎武著作所收获的营业胜利，是国政、启蒙与生意多方交汇而成的结果。晚清士林的顾著阅读，既有曾国藩、章太炎这样的大儒，为经国大业、学术传承、道德接续；亦有汲汲为功名计、为稻粮谋的芸芸读书人。季明之遗老，在变动的历史语境中，被反复、不同鹄的、不同层次地援引，思想也因此在流衍中获得了更多的意义。但亭林所讲“治道”，并无法跨越君主制的界线。而时移事易，此时谈论经世，已着意于政体变更，并终而演变为国体彻底改变。在此后的中国思想界，讨论与纠葛的问题，则许多已脱开了亭林、梨洲所思所虑的君国框架。如何把彼时先贤的经义贯通入此时的经世，变而化之谓为通，这既是晚清士林的命题，也是政乱战乱丛集的民国永永无穷的命题。此正应潘耒所说：“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也。”（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